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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文 字 狱 -- 谭伯牛
文字狱，何代无之[1]？即如明太祖，甫一开国，便因文辞细故砍掉不少头颅[2]。清代制度多法明代，文字狱的操作手法，如定罪易、量刑重、株连广，等等特色，自然也继承下来。然清代文字狱以康、雍、乾三朝为最，而三朝文字狱各有特点，又不可一概而论。
康熙朝文字狱，如最著名的庄廷桫《明史》案[3]和戴名世《南山集》案[4]，俱因流露“排满复明”之意而得罪。二案之定罪量刑，虽有悖于後世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主张，然其撰述明、清之际史事，公然不书清帝年号，谓三藩未平、明祀未绝之时，顺治不得称“正统”，云云；此种论调，在极力强调“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的玄烨看来，无疑是对其执政合法性进行恶毒攻击，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以“开明”、“宽仁”著称的他也要痛下杀手了。
雍正朝有两件大案，其表现形式虽为文字狱，醉翁之意实不在酒。一为年羹尧案，一为曾静案。前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乃芟削功臣之借口；後者则是借题发挥，以消泯汉族对满洲的成见。
胤肚在诸皇子中脱颖而出，继承大统，年羹尧、隆科多实为功臣之首；然二人必死，又为不可避免之事。王锺翰论曰：
“盖年、隆皆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共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5]；
不论是夺嫡还是夺天下，事成後，帝王藏弓屠狗，继续革命（革人之命），是必然之理。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主动放下屠刀，稍存人性，洵为难得一见的佳话。帝王屠狗，其法因人而异，然吹毛求疵至于匪夷所思的程度，则未有如胤肚者。年羹尧在奏摺中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不过次序颠倒，如山清水秀写作水秀山清、柳暗花明写作花明柳暗之类，胤肚乃借机发难，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矣”，“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6]。八个月後，遂有议政大臣、刑部等衙门同奏年羹尧“反逆不道”，“请皇上将年羹尧立正典刑”之事，得旨：“年羹尧令自裁”。厕身“年党”者，亦多被谴责诛戮，其中，钱名世一案之处理最为有趣。当年羹尧犹是胤肚跟前红人之时，名世尝作诗赞颂，胤肚谓其“文词谄媚”，“为名教所不容”，但是，却未将他拉去砍头，而只是革去职衔，发回原籍。胤肚亲书一匾，上写“名教罪人”四个大字，令名世悬于己宅，以为谴责；同时，命在京官员出身举人、进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纪其劣迹，以儆顽邪”[7]。诸臣诗文写毕，经胤肚评定甲乙，再交付名世，令其“刊刻进呈”，“凡直省学校所在，各颁一部”，“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腼颜而生，更胜于正法而死”。这种惩罚，可称“谑而虐”，此在有清二百馀年专制历史中固为仅见，然在上世纪文革时期，类此之事则数数见矣，孰谓吾乡某公专研明史哉？前後对照，知其于清史亦尝用功揣摩也。
曾静，湖南人，遇得一个偶然机会，读到浙江人吕留良的遗书，了解了一些明清易代之际的史事，不由深慨乎亡国奴族之痛，遂萌武装颠覆之心。当时民间传闻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岳飞後裔，世代与金为仇；曾静乃致书钟琪，历数胤肚杀父、屠弟及辱戮功臣诸罪，劝他举事造反。然时异势变，岳钟琪不是吴三桂[8]，曾静不啻自投网罗。按律，曾静当以“谋反”罪予以凌迟；但是，胤肚对他的处理，再度出人意表。他不仅不杀曾静，反而将他请到北京，就双方关心的各类问题交换意见，并相互辩论，最终取得共识，曾静“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9]。胤肚更将谈话记录（审讯笔录）及相关谕旨、奏摺汇编成一部奇书――《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胤肚此举，实为极具自信之举，因为，书中最重要的主题，即为乾隆以後清廷最为忌讳的华夷、满汉之辩[10]。
但是，弘历对他老爸的处置不以为然。登基後，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收回、销毁《大义觉迷录》，并将前经赦免之曾静诸人处死。弘历此举可谓不孝不信。胤肚当时不杀曾静，并有“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之谕；孰知尸骨未寒，弘历便悍然违背遗命，将其父“辩友”凌迟处死。此谓不孝。《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其书开诚布公，就满汉、华夷、关内关外等种族、文化和地域的敏感问题进行辩正；先不论其说理立言是否足以服天下人之心，单是这种不人为设立言论思想禁区的做法，便值得称赞。弘历收回并销禁其书，在己，固有做贼心虚的怯懦，在人，则有言而无信的观感。此谓不信。清廷统治，最好标榜“敬天法祖”四个字，而实际操作，不尽如此，弘历对曾静案之“拨正反乱”，即为显例。然对弘历此举，除了不孝不信的批评，我们还可进行一次专制君主的心理学研究。
如前所述，在思想言论的控制方面，玄烨之风格可以“宽仁”二字概括；胤肚稍嫌“操切”，但非全不讲理者；弘历则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讲道理，不讲诚信，谥之为“恐怖主义”，亦不过分。然则，祖孙三代何以每下愈况如此？难道是个性迥异所致？曰：非也，时势使然也。康熙之世，版图尚不稳固，帝王心力所注，除了军事上的胜利，还须尽量笼络人心，因此，对文字思想上的“出轨”，不遑吹求。雍正之世，征伐稍定，则以整顿吏治为执政之关键问题，其被人诟病之“特务政治”（以设立军机处和密摺制度为表现形式），所针对者不过是官僚系统，并未过度扰民；至于屠戮功臣及宗室，那更是所谓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无庸後世论史者为之寄托情感。而他处理文字狱的手法，如曾静案，固然不能排除个性上争强好辩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他对执政合法性的隐忧。一方面，儒家学说为满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资源，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另一方面，儒家学说中的一些内容又可以动摇其合法性，如华夷之辨、正统之争。胤肚认为，光靠禁绝异议、杀戮士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争端，因此，才会不顾身份悬殊，与曾静进行“平等辩论”。然欲在君主专制的框架内解决此一思想争端，仅凭论战，收效绝不乐观，他若能切实恢复传统政治中的宰相制度，或有可能做到本末兼治；有关宰相制度的讨论，详後，此不赘言。弘历无疑察觉到其父以辩服人之术收效不大，故改弦更张，一变而为严禁辩论。他能够这么做，得力于时代背景，亦即前述之“盛世”。乾隆治下，虽有所谓“十全武功”，然较诸康、雍时代之军事，实为易了；文官系统，经康、雍二帝整顿刷新，渐至帖服；民众生计，在“永不加赋”、“耗羡归公”之後，亦趋安康。正是在“盛世”的背景下，弘历方有可能肆无忌惮的“摧折士气”而不致害怕引起除士人以外的反弹；此即钱穆之所以控诉清廷“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也。乱世无所谓文字狱，昏君也缺少兴办文字狱的“学养”，只有在“盛明天子”治下的“盛世”，才会有文字狱的繁荣。乾隆一朝是“盛世”，弘历亦自诩为“盛明天子”，然则，乾隆朝文字狱蔚为盛况，在二千年帝制史中独占鳌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对乾隆朝文字狱的评价，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仍以龚自珍举例。他并非认识不到文字狱的负面影响，否则不会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但是，他对乾隆朝的文字狱，似又不甚介意，否则不会说“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今人研究清代文字狱，有与之同调者，如喻大华就认为文字狱之认定不易宽泛：一、公开以文字鼓吹推翻清政权者而获罪者不宜认定为文字狱；二、虽不鼓吹颠覆政权，但故意触犯忌讳者，亦非文字狱；三、表面上是文字触讳，实为行为触讳者，不应定为文字狱；四、个别“大狱”，应逐事逐人具体分析，不应一刀切[11]。窃谓所列四条，第一、三、四条不为无见，惟第二条大可商榷。吾国历史之政治忌讳，盖皆来源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春秋之义”[12]。“讳”字有二解，一曰“隐”，一曰“避”。隐讳者，“隐其恶”也，与书写历史的“直笔”相悖；避讳者，“避其名而逊其辞，以示尊敬也”，则是史册中惯见的“曲笔”。[13]尊、亲、贤三者，都不是神，都是人；是人，就会犯错，就会作恶；三者所犯过恶，在国史中如何表达，在追悼会上如何措辞，颇费思量。直笔无讳，难能可贵，毋庸赘言；曲笔之不得已，则人情所难免；惟以“隐其恶”为“讳”，以缺笔不书为“春秋大义”，则是乡愿、德贼一派的作风，毫不可取。“避其名而逊其辞”，虽是换了说法，但事实自可考见，是非亦可重估。隐讳缺笔，则事实已泯然不见，是非公道何从判定？然则，吾人研读历史，欲从中获取鉴戒，最欢迎也最敬佩的是秉笔直书的作者，其次，不得已的曲笔，我们也能体谅，而对那些隐恶不书乃至造伪粉饰的“秽史”，则深恶痛绝。因此，喻氏标举之“虽不鼓吹颠覆政权，但故意触犯忌讳者”，俱应算作因直笔、曲笔得罪的文字狱，而不应另安罪名――喻氏之言曰：“至少是思想罪”――以为帝王开脱。譬如，曾静图谋武装颠覆，推翻现政权，触犯刑律（“谋反”），实为刑事犯罪，自不应列入文字狱；而收藏明末史料、撰述明代史事[14]，或对满汉区别稍作怨言，一为学术兴趣，一为制度批评，并无颠覆政权的企图，却也因此革职获谴乃至身死破家，这自然是文字狱，而毋庸以是否触犯忌讳为定罪标准。至于因诗文字句触犯忌讳，如“一把心肠论浊清”（胡中藻）、“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徐述夔）、“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沈德潜）之类，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其必为文字狱无疑。近人论史，鉴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研究造成简单粗暴的二元化批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利于获得对历史的清醒认识，或以“同情之理解”为辞，为古代皇帝及帝制时代有关史事进行翻案，有的案翻得好，有的则因“同情”太过，造成“过度诠释”，不知不觉，反而成了帝王代言人，为尊者隐，为尊者辩，为尊者饰。即自帝王而言，他何尝不知道文字狱是一个缺德的恶法，他何尝没有不为已甚的念头？如戴名世《南山案》，玄烨以牵连太广，“览奏恻然”，谕令除名世外，议死者皆改流放，于是，“得旨而全活者，三百馀人”。又如屈大均《大都宫词》案，廷议收藏屈氏诗文者俱拟斩决，弘历不允，谓“不过毁其书而止，并无苛求”，屈氏族人“毋庸查办”。然则，後人何必曲为之辩，说什么其人罪有应得，并非受了文字狱的迫害？
此外，乾隆朝文字诸狱中还有一些案例，则既非统治者借刀杀人（如雍正年羹尧、乾隆胡中藻案），亦非文禁严密，因寻章摘句得罪。此类案例，借用周树人的术语，乃因“隔膜”而得罪。他说：
“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鲁迅《且介亭杂文?隔膜》）；
他并举“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为例。冯起炎，山西临汾县生员，闻弘历将谒泰陵（胤肚墓，在河北易县），便身怀著作，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他的著作，实为不学无术、信口开河之作，固无足论，惟末附一段“自传”文字，煞是有趣，略谓：
“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冯生要跟皇帝讲平等礼，故告诉弘历，臣“字是南州”，希望皇帝不要直呼其名，而宜“字之”。他还认皇帝做“老友”，请他顺手帮个忙，解决自己的终生大事――将两个表妹（张三姨家小女，杜五姨家小凤）娶进家门。不仅此也，他还很有襟怀，表示，即算皇帝帮不上忙，他也不会怪他（“必以此等事相强乎？”），也就那么一说而已（“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冯生冲突御驾、以意解经、请天子做大媒，正是前揭周树人语所谓“卤莽”、“迂儒”和“不识忌讳”。他也因此稀里糊涂堕入文字狱（“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遂被“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15]。其人可悯，其遇可悲，然其事不无可议。冯起炎之所以这么做，自有其逻辑：帝制时代有两个词，一曰“君父”，一曰“臣子”，这是将君臣关系比喻为父子关系。冯起炎既自认为臣，则不妨事君如父，作儿子的请父亲做主搞定一桩婚事，恰又符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这就是他的逻辑。然为君者是否真以臣僚黎庶为子，则未必然。于是，周树人才会用“隔膜”二字定义此类文字狱。
由此可知，文字狱之构成，略有三端：一则因君主欲加诸罪，何患无词，乃挑剔文辞细故，借刀杀人；一则士人遣词造句，有意无意触犯忌讳，因而得罪；一则因上下“隔膜”，情形睽格，造成惨案。然谓此即能摧折士气以至于无，从而造就乾隆以降“万马齐喑”的“衰世”，则犹嫌说服力不够。略以乾、嘉学术之兴盛为例说明。乾、嘉之际，为近代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学者们通过整理、复原古籍的方式对中国文化的承继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人讲求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直到今天还发生影响。有探究其故者，常谓此因专制政权禁锢思想、大兴文字狱，导致学者对现状噤声，竞相埋首于故纸堆，阴差阳错，这才出现一个学术上的“盛世”。文字狱倘有如此功效，则战国、宋、明等代，并未出现大规模文字狱，何以也能造就学术昌盛、迈前启後的局面？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文字狱之频次、力度远超乾隆之世，何以学术界反而出现凋敝荒芜的现象？难道，後世之人，不仅其心不古，连智商也降低，学不会乾、嘉时代的“学术避祸法”？对文字狱和学术的这种关系，余英时提出“内在理路”说，认为自明末清初以来，学者越来越重视“道问学”，而不再一味关注“尊德性”，因此才有乾、嘉之际的学术“盛世”。思想禁锢、政治打压固然是外因，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也很重要[16]。窃谓此论极有道理。清代文字狱之成因，固有前述三个原因，清代学术之兴盛，自应有其内在的逻辑，而非全部因应政治上的变化而出现。然则，自乾隆至道光，约近百年，形成一个士气低迷却学风大盛的“怪现状”，存不存在一个“内在理路”？若有，那这个“理路”又是什么？窃谓，此一“内在理路”，便是宰相制度的废弃。兹请述其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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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秦代坑儒凡四百馀人，似可视为文字狱之滥觞。汉代，司马迁外孙杨恽，因在私人信件中发牢骚被腰斩（《汉书》卷六十六）；宋代，苏轼“以诗托讽”，被逮治，後酿成“乌台诗案”；秦桧以文字狱打击政敌，牵连数十人（《宋史?高宗本纪》）；明代，高启代人撰《上梁文》，太祖见之，“因发怒”，腰斩之（《明史》卷二八五）。这都是历代文字狱中较为著名的案例。概言之，宋代以後，文字狱较前为频繁，盖文字狱亦随“文明”之不断发达，而水涨船高。
[2] 明初文字狱，残暴之馀，尤令人啼笑皆非。如“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按即明太祖）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擞??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又如：“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俱见赵翼《廿二史??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条（世界书局民国二十八年本，中国书店影印，1987年）。然陈学霖撰《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认为，此类案件，明初文献并无记载，嘉靖以后，才出现于野史稗乘，万历末《国朝谟烈辑遗》据此，踵事增华，绘声绘色，至赵翼《??记》则已集大成，俨然定谳。据其考证，徐一夔寿终八秩，并未死于太祖刀下；来复以胡惟庸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
[3]
[4]
[5]
[6] 《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三年三月辛酉。
[7] 《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四年三月壬戌。
[8] 吕留良尝与吴三桂通信。
[9]
[10] 此序即雍正七年九月十二日上谕。其中要论，如：“《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如：“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终以“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为结论。胤肚此谕甚辩，虽有偷换概念的嫌疑――以地域概念，偷换文化概念（华-夷）和种族概念（满-汉），但是，他强调君天下者以德，并就民心向背立言，以“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种民本理论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准，终属难能可贵。
[11] 喻大华《清代文字狱新论》。
[12]
[13] 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九“讳义例”条，略谓：“旧说：隐、讳也，乃隐其恶耳。若隐其恶，何名为直笔乎？??讳、避之也，避其名而逊其辞，以示尊敬也。今言他人之遇屯否罪戾死丧耻辱，则正言之；至于所尊所敬，则婉顺言之。此盖是人情常理，《春秋》讳避之道亦尔。凡恶事必须书者，则避辞言之。赵子曰：‘凡君之过恶，以讳为示讥，见其避讳亦足以知其不当为也’；《公羊》曰：‘外，大恶书，小恶不书；内，大恶不书，小恶书’；殊非也。立教之体事无巨细皆论其可否，何得论其小大乎？”总之，强调避其名而不隐其实。
[14] 如段昌绪收藏《吴三桂檄文》，彭家屏收藏明末野史《豫变纪略》等书，俱得罪。全祖望作《皇雅篇》，本意为歌颂“（清）世祖得天下之正”，“前古无有伦比”，却因涉及明季史事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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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所介绍的喻大华的观点来看，我想他是想界定一下“文字狱”的范围，就是只有纯因文字而贾祸的，才叫文字狱。其所列一、二、三者，似乎意思是故意用文字挑衅的，应该算政治犯，而非文字狱。他的狭义定义里，文字狱必是冤狱，即作者本无意挑战朝廷的。
你的意思，似乎是，文字在正常范围内，但是不为统治者所容的，即是文字狱。我觉得这个定义很“道义”，但却很难实施，因为怎么就算“正常范围”，很难规范。嵇康非汤武周孔，今人看来正常，古人却觉得骇异（当然嵇康不是文字狱，是更古怪的孝狱），储安平批评“党天下”，在今天看来再正确也没有了，在时人看来恐怕却是非不入狱不足平民愤的。
我想我们平时谈论，说起文字狱，可能是广义的文字狱，只要罪名是文字都算。不过谭兄既然发此大愿，著此雄文，则应当谨慎从事，若取广义，则喻所归纳之一、三类当同为文字狱，若取狭义，则二当不为文字狱。谭兄或是借此以浇胸中块垒，然易误导读者，故不得不察也。
另，康熙原话似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或许谭兄所引，另有出处，则请恕我寡陋。
又，谭兄直呼诸帝作家其名，似易使不甚熟悉历史的读者混淆困惑，不知何故？
不过总的来说，是大好文也。文字见识俱好。期待后篇。
比如雍正二年中秋节雍正给他的朱谕里面提到“千里共婵娟”一句，他的覆奏偏要写成“万里共婵娟”，这个实在是于礼不合，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您说得对，“文字在正常范围内，但是不为统治者所容的，即是文字狱”；我确实这么想的。之所以这么想，倒不是故意忽略历史语境。唐代以来，君主专制的国家，其对法律的重视程度，较诸今日，实不遑多让。虽然立法原则及执法情况不一定符合今日通行观念，但不妨碍我们用当时的法律去测度一些事情。文字狱，是一个後来词，我们看大清律，几乎找不到纯以文字判罪的条例（上书、禁书数条，究与文字狱判断标准有别），惟一可将文字狱概括进去的，似乎只有“十恶”的第一条：“谋反”，例文：“谓谋危社稷”，用今天的话，可说颠覆政权罪。但是，这一条最严重的指控，却并未规定适用范围及犯罪特征。那么，文字“在正常范围内”，还是不在“正常范围内”，就说不太清楚了。《大清律》有一款“断罪无正条”，例文谓“律例无可引用”者，由刑部会同三法司“公同议定”，“比照某律某例，加一等、减一等科断”，最终奏请皇帝定夺。实际上，拙文所举文字狱，大部分都是用这种办法量刑的（比照谋反云云）。由此可见，文字狱，即使在清代，实无法律上的明文规定。清世宗不杀曾静，以此；高宗杀曾静，亦以此。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我才会用“文字在正常范围内，但是不为统治者所容的，即是文字狱”这条标准来界定。用後世标准要求历史人物，固然失之苛刻；但用当时的法律要求他们，还算可观吧。：）
您说的“孝狱”，倒不古怪，十恶不赦中有一条就是不孝。只是嵇康时代的法律是否如此规定，待查。
最後，您说的不严谨，正中其病，容我仔细斟酌，务求“论断整严”。
帝王直呼其名，是我的“平等观”作怪。届时会出个人名索引之类的东西，与大事年表一起，放在书首，庶几便于读者。
谢谢您的意见。
是司马迁外孙
康熙朝文字狱，如最著名的庄廷桫《明史》案[3]和戴名世《南山集》案[4]，俱因流露“排满复明”之意而得罪。二案之定罪量刑，虽有悖于後世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主张，然其撰述明、清之际史事，公然不书清帝年号，谓三藩未平、明祀未绝之时，顺治不得称“正统”，云云；此种论调，在极力强调“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的玄烨看来，无疑是对其执政合法性进行恶毒攻击，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以“开明”、“宽仁”著称的他也要痛下杀手了。
我记得庄案发时，康熙尚未亲政，大权在鳌拜手里，这案子是鳌拜办的啊。
过去有句名言叫做“利用小说□□，这是一大创造”。其实，利用小说可以干任何事。如利用小说寻开心，利用小说为古人翻案，利用小说推销自己的私见。只是这些目的是否能够达到，则难说的很。只有在读者众多的情况下，作者的这类用心才有可能大行其道 。譬如说金庸先生要利用小说□□，其影响则不可限量。我是个金庸迷，武打书非金不读。对于金庸先生的小说，我是最为佩服的，可以说是百读不厌，其长篇作品烂熟于胸，亦非夸张之辞。对其利用小说□□，亦毫无反感。金庸先生就曾用小说大走围棋，大饱口福，大大地戏说历史，这都不仅不让人反感，而且能使人对他化历史入故事的本事更加五体投地。但联想到世人容易犯类似以《三国演义》当三国历史的毛病，不禁时常也对金庸作品捏一把汗。果不其然，近读陈去病《五石脂》，就发现《鹿鼎记》中很有猫腻。《五石脂》中有相当篇幅说到清初庄氏《明史》案，直指海宁查继佐为此案之罪魁祸首。以我对金庸作品的熟悉程度，立即就想到《鹿鼎记》中好象将查氏作为正面人物写的。一查之下，果然如此。
《鹿鼎记》的楔子一章，就说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在小船上密谈，说到当年轰动全国的庄氏《明史》案，其中牵涉到查继佐伊璜先生。说其虽然亦涉及此案，但终因得广东提督吴六奇之力而免罪云云。此后庄史案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整部书。
金庸先生的历史功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少他不会对牵涉到他家乡祖上的事不清楚。如果在金庸先生与陈去病之间选择，我肯定会倾向仰慕久远的金庸，而不会认陈去病的账。但后者言下凿凿，笔墨用极，又不容人不信。我以为此查继佐或是金庸祖先之一，出于为先人讳的缘故，金庸特为之曲笔也未可知。
查继佐于此书开篇即出现，而且其惟在楔子里于人物口中出来，便再也没有下文了。从这个现象分析，此人原本可有可无，算一败笔式描写。是不是金庸就是要利用了这一败笔，将一段少为人知的海宁查氏的“不光彩”历史，在广大读者中正面地树立了起来呢？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因为在楔子之末，金庸特意来了一段夫子自道，提到其祖先查慎行等亦有罹清代文字狱之奇祸，却只字未提查继佐与查慎行家有什么关系。查慎行为海宁人，与查继佐同里同姓同时代，是否因此二查有亲属关系，金庸欲曲为之平反，乃有此出手。经查若干人名辞典，均未提及二查有亲属关系。但为不制造新的冤假错案计，我特意又去查了有关书籍。《清史稿》无此事，而近人印鸾章的《清鉴》有专门记载。其曰，此案诛死者七十余人，名列参校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庄）廷桫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看来，此事的真实性当无问题。就庄史案而言，其发其终的实际经过，《五石脂》所述与金庸所叙出入不大。金庸特意在书中指出，陆、范二人可能对没有杀头的结局莫名其妙。
后得中华书局《查继佐年谱》，查先生正是此案最早向当局告发人之一。在查继佐门人沈起所撰《查东山先生年谱》中，对此事叙之甚详，且无所讳言。其曰：清顺治十八年，庄史案将发时，“陆子丽京（圻，字景宣，钱塘人）告先生曰：‘南浔有庄桫者（字子相，湖州人，贡生）作《明史纪略》，参阅姓氏首列东山（菜九摘按，即查继佐），次范子文白（骧），次及某，共十八人。（日记作廿一人）作序者李霜回（令皙）也。’先生殊骇，所谓大警者定以此矣。拟牒当事，从刀笔家称此书不工。先生曰：‘吾三人不工，此书是仇庄，非善。’因投牒督学，手着四六体，中一联：‘倘或犯于所忌，间有非所宜言。’并入范、陆名于牒，范、陆不知也。率此一联，生三家三百余口。”年谱注引查继佐《得案日记》曰：“骧居海宁，治远莫致。其弟文清合词简举，问之杭严熊光裕，不得报。是月之五日，余自作牒四六体，投督学胡尚衡，亦不得报。余手启胡：‘语陟鼎革而衡文，不知之乎？他日门户之忧，当与共之，勿谓此日不言，故警。’始以原牒行湖府学，学官为赵君宋，温州人，颇有深望。时桫已卒，父老七十余岁矣，自言此书无不敬，可上闻。即奈何渔猎君宋毒之，详于府道。庄不得已，行千金寿知府陈某………”此事载于青史，无可销迹。然而因此事难明，故提及者寡。
金庸在楔子中自称，当年海宁查氏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其中有查嗣??、查嗣韩二人。这二人在《查继佐年谱》中被指认为查继佐之从侄。查嗣韩为查慎行之堂弟，而查嗣??正是查慎行之二弟，则查继佐与查慎行家亦非全无干系。这里金庸先生亦有搞错的，即他将原为查慎行堂弟的查嗣庭，误认作查慎行之亲弟。此为查慎行外曾孙所着，金庸先生不会没见过此书。
至此终于真相大白，查继佐纵非金庸的直接祖先，至少也是族祖，所谓五百年前是一家。按血缘亲疏分，两查的关系可算不亲，也就是说，查继佐之作为不干金庸先生甚事。然而两查均为浙江海宁人，难免要让人发生联想。金庸先生或基于自己的名声日益壮大，并且常常在作品中大树特树反清复明的正面人物。那么祖上的先人有这档子事，难免尴尬。金庸先生凭一己之功力已修炼成了武侠小说的泰山北斗，但还要谋求根红苗正，企图一手遮天。这就是《鹿鼎记》中猫腻气味的根据，也是金庸先生利用小说□□□□。因其声名显赫，文笔精妙，作品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便使得无数读者一下子就将此查当作一个正面人物全盘接受下来。于是，原本不甚模糊的历史又开始模糊了起来。
光宗耀祖原是人之常情，为掩盖祖上丑史，不知是否也是人之常情。
我们已领教过太多的假历史。以前我们只知道，历史是政治的婢女。在中国素有为政治目的篡改历史的传统，近期又常有娱乐片主角为适合自己的口味更改历史，如今又发现了一条为掩盖祖上劣迹不惜伪造历史的证据。难怪我们的历史显得混乱不堪，金庸先生又教我们学了个乖。
注 本文所据资料来源：《五石脂》陈去病着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而菜九碰巧为该书的责任编辑，所以看得较细。《清鉴》印鸾章着上海书店1985年版。《查继佐年谱》(查东山先生年谱)沉起着 《查慎行年谱》陈敬璋着中华书局1992年版。
录以备考（此与姚文元氏反右时之成名作同名。因其甚简略，姑用之。查继佐为虎作伥事，其人并不忌讳，然难以明了。故将有关文献撮略如下。文中幼圆体字为笔者注明用。）
查继佐作《罪惟录》，亦为明史之一种。
据《查东山先生年谱》注引查氏《得案日记》曰：杨子思圣犹龙奉分局修明史，属为集草，赞成全达。旧汇诸家之言，知《史概》尚未刻，草四十本，为湖浔朱相国国桢遗笔。国桢才弱，而考核最详，称信史。此草已质于同里贡生庄桫家，桫有纪略之志，使人缮誊两月，竟而还其质。又质于沉苍X，苍X宝之，原本不可得也。问之庄氏，忌不与校。余素不一至南浔，偶桫弟廷钺束脯余门，曰：家史意独为之，不欲分人，且先生不须此。余遂有明史之役，改曰罪惟录。
菜九摘按，查氏本人亦有心于明史，其告发庄氏之举，是否先有同道相薄之意，后生借刀杀人之心，则难言。
有关吴六奇
徐??《小腆记年附考》卷十七
清世祖顺治七年（一六五0）春正月。戊辰（十四日），我大清兵复取韶州，明总兵吴六奇降。[考曰：海宁查孝廉伊璜识吴六奇于未遇，后从王师征粤，官至提督，厚报伊璜。王士祯《文集》、钮?L《觚剩》、蒲松龄《聊斋志异》、蒋士铨《忠雅堂文集》皆记其事，谓六奇以乞丐遇征粤之师，途中被执，献策从戎，积功至节钺。??按：诸君皆据传闻言之，其实六奇在明时为五虎乱潮之一，踞大埔、饶平、程乡，永历帝授为南澳总兵。顺治七年，平南王尚可喜等自南雄下韶州，六奇与碣石镇苏利迎降。《台湾外纪》、《行在阳秋》言之历历，安得谓乞丐迎降乎！《贰臣传》谓六奇丰顺人，少时乞食各郡，习山川险夷，至是以总兵降，请乡导大军，招徕旁邑自效，盖乞丐乃少时事，查、吴相遇，实在明世。旋附义旅，为桂王驰驱，后人讳之，而托言骤贵于兴朝，非实录也。附辨于此。]《查继佐年谱》引。
《查东山先生年谱》
庚午（崇祯三年，一六三0），先生三十岁。
先生与十二翁就试武林，遇乞儿陆晋、于畏五等。晋，新安人。抗声长歌，目空左右，群乞唯唯听命。先生异之，问曰："若乞，亦识字乎？"晋笑曰："不识字，还成得个乞子？"先生惊，下阶与揖，曰："子其得道者欤？曷舍乞俯共朝夕？"晋曰："夫谁不衣食人也。吾取之，不如其与之；吾劳取之，不如其逸与之；吾奢取之，不如其约与之。且取之而使人忌，取之而使人怨，至取之而使人夺，取之而使人不容，抵于法，何如与之而人乐，与之而人不见损，与之而人咸自以为积福也！"
先生固请，晋曰："公等解我意，暂为知己辍业。"遂邀归寓，为之栉沐，为之衣冠，同社诸子皆亲如昆弟。
案，此事蒲留仙、钮玉樵皆指为吴顺恪事。蒲谓清明遇之野寺中。钮谓雪中留饭，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长明寺，携侣游湖上，忽遇前丐于放鹤亭侧。王阮亭、蒋心余承袭其讹。
先生自云："葛如（六奇字）方布衣野走，世传余有一饭之得罪，怀之而思报。其实无是也。"是则公在时已传其事，故公为之辨。或谓："时将军已贵，公为之讳，是固未可知。"
诸家臆断纷纷，皆因陆晋事而附会之，不及见外纪及年谱故耳。
有关查继佐与查慎行之关系
丙辰（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先生七十六岁。
先生自去秋及春，辰刻下楼，必先语蒋夫人，然后令侍女扶持。独于十三日不告夫人，不令扶持，径急趋下梯。（陈）起与昌、升方早粥于楼下，急近前手扶。先生神色自若曰："无容为也。"午后，稍觉痰喘。夫人乃治榻楼下，自此不复登楼，即楼旁为卧室。十四日，以痰喘故，拥衾危坐。夫人诞期将近，远迩姻族以次踵至。先生语夫人曰："吾心境清闲，汝可接见诸堂客。"于是呼起入卧室，与昌、升同坐床榻间 ，三人可拥于前，或扶于后。族侄嗣韩、嗣??以次供饮饵之事。
九段摘按，查嗣??，即查慎行之弟。则查慎行亦为查继佐之族侄。金庸以查嗣庭为查慎行弟，误。嗣庭当为慎行堂弟。
有关庄史事，经查继佐亲定之《东山外纪》亦有论曰：
庄子相尝赀购得朱平涵先生《史概》逸本二十卷。《史概》行世者半，半以忌讳不行，秘本也。子相延三数知己，穷日夜之力，纂次磨对，苦浩繁无所制。且负至性，生无所嗜好，必手求此书。久之因劳失明，就医数百里外，犹闭目引史学充左右，令人口诵不休也。先生曰："史笔须有余情浮史外百尺。非然，徒瘁也。"使人致意："吾当代草，可以愈病。"子相令其弟钺侍教敬修堂，然尚未忍割书视也。
菜九按，据此，则查继佐未尝不预其事。然其首供之官，为脱己祸，明矣。
庚子（顺治十七年，一六六0）先生六十岁。
寒食后，先生挈家侨寓毗陵。秋杪，复归敬修堂。时浔之史案未发，先生知天，自粤还，晤语所知，有大警者至变。或伸楮?尥螅?作为诗文，方在满志，忽心动，投笔起，置密室，功字画且未足，不能待，置之，急操笔曰："常警，仄者之象。"惊问故，先生曰："吾犹人负虚声奔走满世，凡座对知姓氏，无不鞠躬另上颜色，此等逾分，造物最忌。况此日恰又丧行有征。"至明年，文星果入贯索。冬月，庄史事狱发于浔中。
戊戌（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先生五十八岁。
（查继佐此时在广东）暨入潮，先生族弟令东莞，先就之潮镇，吴葛如（六奇。《钦定贰臣传》："吴六奇，广东丰阳人。顺治十一年招援，授潮州抚兵，晋左都督、少师、兼太子太保，谥顺恪。"《及门录》："葛如能诗，自比武侯，故以为字。广东海阳人。"）随遣役迎先生于军。吴与督抚李皆非旧识，而倾倒一如故交。吴令二子启晋，启丰负笈从游。
《偶然录》：公应吴督之招，在两广署时，陆晋亦贵为潮州提督。盖晋逸去后，即从军效力，积功谋任至此。知公至粤，遣使赍帛书为请，公赴之，晋郊迎百里外，其崇奉之礼不异于吴。夫吴、陆微时，皆托迹下流，公独能知其异，推之，识皋亭公于困厄中，其神鉴岂皮相之士所能及乎！
康熙元年壬寅（一六六二），先生六十二岁。
时旧乌程令吴之荣与庄氏为仇，讦奏伪史于朝，词连先生。
陆莘行缵任《老父云游始末》：有吴之荣者，取货于庄，不获。又查（继佐）有女优，吴欲观之，不与，亦憾甚。遂抱书击登闻鼓以进。
《得案日记》：有吴之荣者，旧旗书，为乌程令，贿败，拟大辟。又绍兴王石公者，以诸生工造款，继事败，亦坐辟。会恩赦两得脱。石公授指于吴，使典货湖乡绅庄老勉上百金，受之而衔庄，毒为摘《纪略》中四事，----------是冬，钱唐令慕公（天颜）奉督台赵公命以手版晨至敬修堂求见。
以上《东山外纪》
另据陈去病《五石脂》载，
顾亭林书吴、潘事略，自言方庄生作书时，尝属客延其至家。因薄其人不学，竟去。遂不列名，获免于难。予求之《亭林年谱》，独佚其事。兹阅《南浔志》，得上元王元??《送顾宁人之苕上》诗一首，始知其在遁迹孝陵时也。诗云："良史才名未可删，天心命尔试诸艰。休云六代凌颜谢，直取三长驾马班。灿灿春华荣槁木，煌煌夏鼎烛神奸。书成自指苕溪水，一片丹诚告蒋山。"是亭林初意，固乐赞助其成也。不合而去，非天意耶！同时以不列名而获免者，尚有四人。一为陆?U，字湘远，曾任《明史纪略》总裁，后以丧检，为廷桫父君维所薄，竟刊其名。一为齐治，字康成。子相以脯修招之，其约已具二十四金矣。后批云："果能转精勤敏，则应加六金。"遣仆送至，齐览而讶之，遂坚不赴。一为潘尔夔，字六龙，慷慨有风致，能文工书。庄氏慕之，列其名简端。会与君维有财帛交，以致诟，复削之，得不罹祸。一为费尔庄，字夔一。先与庄左、黄廷钺结征书社，甚相得，将列名参订矣。会宴集，夔一使酒喧席，终夕号呶，君维以其狂，竟罢议。亭林又言，当鞫讯时，或有改词以求脱者。以予考之，殆即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三人乎。伊璜名继佐，海宁举人。文白名骧，贡生。丽京名圻，仁和人。咸负文望，列名参订中。庚子书成颁布，三人以不相闻，于顺治十八年辛丑十二月，具呈学道胡尚衡，辨明其诬。尚衡遂饬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查报，赵即据实申覆，且指摘数十则榜示学门。庄因入京，竭大力始消弭之。未几，吴之荣事起，而祸遂不可解矣。之荣出首时，即谓庄胤成（即君维）、朱佑明、查伊璜等共造此书。至公庭质对，亦坚执伊璜等主笔。查以递过检明呈为词，吴复质其何不首督抚而独首学道。明系借此得赃名实两遂之计。查遂无词。囚禁者逾时，既乃密求于粤中总兵吴六奇，事始得解。先是满官督抚上本，俱依之荣口供，谓查系同谋造送。及吴为查营解，至定案时，遂一反其词。谓查三人，虽不比之荣之发觉，亦系首事之人，依律颁赏。故之荣荫袭拜他哈哈番，并给朱庄财产十分之一。查、范、陆亦得颁给器用什物。据《费恭庵日记》，谓曾亲见查等在慈感寺前领取朱、庄家具，约十余舟云。
陈去病曰：始预其谋，终首其事，诚利矣！人则何辜？庄狱之成，岂在之荣？反复启衅，实惟三子。奚况骄奢淫佚，开干嘉浮靡之风，查之肉其足食乎！
（陆丽京）自脱罪后，心有所歉，因被缁远游，不知所至。女名莘行，七岁即能诗，着有《云游始末》以纪其事。
九段按，至此，明史案一事查伊潢先生的作为明矣。尚复何言。
任何政权都不可能容忍公然鼓吹武装推翻现政权的言论。即使在今天的所谓“民主典范”的美国也是不行的。曾静公然谋反，失败被捕，当然不能说是文字狱。事实上历来也没有把这个案子当作文字狱来看待。就不知谭兄为何要将其当作文字狱的典范？乾隆收缴《大义觉迷录》，可也没有将他的老子掘墓鞭尸。至于处死曾静，可以说清廷出尔反尔，违反了美国刑法中的“同一案件不审两次”的规则，可是跟文字狱还是扯不上关系的。（顺便说一句，所谓“同一案件不审两次”在美国也是一句空话。洛杉矶白人警察无理殴打黑人被判无罪，结果引起黑人暴动。事件平息后虽然不能再用同样的罪名再次开庭，为了安抚黑人，却用“侵犯人权”这样的罪名再次开审，将四名为首的白人警察判刑。呵呵，这和乾隆处理曾静案如出一辙。人治哪里都有啊。：）
《明史》案之类以书中奉南明为正朔，反清复明思想严重，自然犯了清廷大忌，哪有不追究之理？这改朝换代，对于正统自然看得极重，盖事关政权的合法性。便是美国，独立之初对保王党也是倍加迫害，弄得保王党人纷纷逃难到加拿大。只不过没有在文字上做文章，实质都是一样的。
年羹尧本不以文字取祸，文字上的不当无非是落井下石，罗织罪名的手段。谭兄文章中已经剖析的明白，和文字狱还是扯不上关系的。
至于“清风不识字”之类，不过是皇帝吹毛求疵大发人主的威风。这种凭人主的一时好恶杀人之事，历朝都有，本就是专制制度下的一大特色，只不过在明清两代以前这种威风不太发到士大夫身上，明清以降却是一视同仁，无论是草民还是士大夫，一旦犯忌自有板子廷杖，发配砍头伺候。
明清以降，皇权大为加重。事实上造成社会权力结构的扁平化。所谓“摧折士气”无非是士大夫们地位下降，犯了罪竟然和平民处在同一地位罢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倒不如说是一种被动的平等。皇帝之下，就无所谓“四世三公”之门，倒是“富不出三代”深入人心。
中国传统社会的弊病并不在于文字狱。而在绝对专制。由于知识为占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士”所垄断。拥有对知识的特权，自然就会觉得高人一等。可是明清的皇帝们偏偏对知识不买账。倒不是他们自己要搞平等，而是士大夫阶层对于日益膨胀的皇权是个威胁。自然是要以各种方式“摧折士气”。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有另一种方式，例如普及教育来消除士大夫的威胁呢？普及教育固然会打破士大夫对知识的垄断。但是民智一旦开启，也就是绝对专制的末日。历代皇帝不乏聪明绝顶之士，未尝不知道开启民智的好处。然而对比民智开启后自己一家一姓的兴亡，自然无法作出违反自己利益的选择。
我觉得，曾静一案在很多文献里还是被当作文字狱来处理的。
再者，仁兄拿美国独立时的内争与明史一案比较，难免风马牛不相及。
“由于知识为占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士”所垄断。”此语亦不妥，不知这里的士是指士大夫还是知识分子？恐怕指知识分子总体，那么士大夫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况且，他们如何对知识实施垄断呢？我看呢，试图垄断知识的人不是读书人，而是统治阶层。
另外，仁兄将明清二朝放在一起说似乎也不合理。明朝的御史和言官们享有很大的言论自由，岂是满清士大夫可比？
公然鼓吹武装推翻现政权的言论，你也许会上FBI的监视名单，但是只要不付诸行动，没人能动你。德克萨斯有一帮人现在仍然鼓吹成立德克萨斯共和国，也还是好好的。
另外“一案不审两次”不是美国刑法，而是宪法规定的。而且并不适用于反对罗德尼金一案中警官被判，因为“Double Jeopardy”的一个重要例外就是对不同司法管辖权（jurisdiction）下的重审不适用-两名警官在县法院被判无罪，却在联邦法院被判违反民权（是civil rights，不是human r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