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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冯雪峰坎坷的一生 -- hy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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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冯雪峰坎坷的一生

作者:季 音

 

  冯雪峰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曾经是左翼文坛上一颗闪闪发光的新星,是人们公认的我国“鲁迅学”权威。可是,他的后半生却历尽坎坷,饱受苦难。他的遭遇,深深地打上了过去那个时代的烙印。

  

  长征路上的著名作家

  

  冯雪峰出生在浙江义乌南乡一个叫神坛村的山村,家里世代务农,他在九岁时才放下牛鞭,走进了学堂,是这个贫困农民家庭唯一的读书人。冯雪峰由于天资聪颖,外加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优良。小学毕业后,他背着家人偷偷跑到金华,投考金华中学,以第一名被录取。不久,他又以第二名的好成绩,考上了当地的浙江第七师范。读师范是有官费补助的,这就大大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就在这个学校里,冯雪峰投入了反对学校当局专横压制的罢课风潮,最后被学校开除。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受到的打击。

  在这次事件后,他跑到杭州,考进了著名的浙江第一师范,这是一所富有革命精神、思想活跃的名校,他在这里接受了老一辈文学家叶圣陶、朱自清、陈望道等师长的教诲,也在同学中结识了柔石、潘谟华、魏金枝、汪静之等一些志同道合的好伙伴,这些革命热情高涨的年轻人,在开拓新文学的道路上很快就结合起来。受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冯雪峰,开始热衷于创作新诗,不久,他和好友应修人、潘谟华和汪静之等人,以“湖畔诗社”的名义,出版了新诗集《湖畔》。诗集以清新的文风,在社会上受到热烈欢迎,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都给以很高评价,从此,冯雪峰等人被誉为“湖畔诗人”。

  冯雪峰一生中很重要的一步,是1925年他来到了革命空气浓厚的北京。他一边打工,做家庭教师,一边到北大旁听,平生第一次听到了鲁迅的讲课。他以惊人的毅力自修日语,没有多久,他就开始以日文翻释诗歌、散文、小说和进步的文艺理论。他逐步成为一个翻释家。

  1927年,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白色恐怖弥漫全国,革命队伍里不少怯弱者有的悲观动摇,有的落荒而走,甚至投降变节。就在这真正考验人的严峻时刻,冯雪峰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漫漫的革命征程。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久他在上海经柔石介绍结识了鲁迅先生,并奉党组织之命,与鲁迅先生商谈,并最后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实现了进步作家的大团结,冯雪峰担任“左联”党团书记。

  1933年,冯雪峰奉调到中央苏区瑞金,不久就参加了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辛万苦,据说长征队伍里,他是唯一的著名作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4月上旬,党把冯雪峰从山西调回到陕北瓦窑堡,决定以特派员的身份把冯派到上海去工作。临行,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分别找他谈话,详细交待了任务。

  4月上旬,冯雪峰到上海后,很快就展开了工作,他第一件办的就是建立与中央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这是周恩来临行时嘱咐他要办的大事,因为自从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电台被特务砸烂,党中央与上海失去了联系。不久,冯雪峰通过鲁迅、宋庆龄等人的关系,很快把秘密电台建立起来,从此,恢复了党中央与上海的联系。

  这年8月,遭到破坏后的上海地下党,急需有统一的领导,上级决定成立中共上海办事处,由冯雪峰担任副主任(潘汉年为主任),开展了重建地下党和其它各方面的工作。据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王尧山同志回忆,冯雪峰来到上海后,受到了上海地下党同志的热烈欢迎,他对冯雪峰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雪峰同志对当时工作的指导,基本上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特别应提到的是,对上海地下党的整理,贯彻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方针,为上海地下党初步的整理,及以后巩固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期间,冯雪峰与鲁迅先生亲密合作,在文坛上披荆斩棘,进行了不少开拓性努力,写出多篇有影响的重要文章。直到1936年10月19日,一代伟人鲁迅先生去世,冯雪峰代表党中央主持了隆重的治丧仪式。他们两人之间有历史意义的合作,至此划上了句号。这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章。

  

  集中营一支燃烧的火炬

  

  我是在国民党的上饶集中营囚牢里,认识冯雪峰的。

  那是1941年1月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特务在闽浙赣等地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1年1月25日,军统特务对浙江金华的进步文化界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一夜间就非法逮捕了国际新闻社金华办事处、《浙江潮》、《浙江妇女》杂志等单位的七个同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次大逮捕震动了金华的文化界与新闻界。一位好心人给正在浙江义乌老家的冯雪峰写了封信,通报了金华大逮捕的消息,要他多加小心云云。不料这封信落到了军统特务手中,就在2月26日的黄昏,冯雪峰被逮捕了。

  冯雪峰押到集中营比我们晚。记得那是4月间的一个上午,集中营大门口又拥进一伙人,中间押着两个囚犯,一个皮肤白净,神态镇定(后来才知道他是浙江民族日报社社长王闻识)。另一个中年人头发很长,病容满面,但两眼炯炯有神。是谁又落入了虎口?我们正在猜疑,同牢的难友郭静唐很快就认出,那后一个看来身体很弱的中年人就是冯雪峰。因为在30年代,他们曾经共同在上海从事过进步的出版事业。

  冯雪峰被捕后,最初被关押在专门囚禁政治犯的秘密监狱――茅家岭监狱。这个监狱在上饶集中营里被称为“地狱里的地狱”,是一处最残酷最暗无天日的囚房。冯雪峰入狱不久,就传染上了监狱里最流行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回归热”,连日的高烧把他折磨得半死。残忍的牢头怕他死在监狱里,不等他康复,就把他押送到集中营。

  由于回归热流行,集中营里也不断有人死去,人心惶惶。幸好,这时由难友郭静唐出钱,到外面买来了特效药606药剂,把传染病控制住了。冯雪峰来到集中营以后,经过这种特效药的治疗,病基本上痊愈。

  冯雪峰病后本来身体很弱,外加生活的极端艰苦,没有多久,他又患上了肋膜炎,整日疼痛难忍。即使如此,残忍的特务队长依然驱使他和我们一起从事种种苦役。集中营里有种种折磨罪犯的花招,命令全体囚犯围着大广场无休止的跑步,就是其中之一。冯雪峰也常常被强令加入。我常常看到他用手按着发炎的两肋挣扎着跑,没跑几圈就栽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由于缺医少药,他的肋膜炎日趋严重,疮口红肿流脓,再无力从事苦役。于是,他只好整天靠坐在草铺上,一个人孤寂地打发时光。有时,我看到他在一页小纸片上写些什么,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写诗。当年的“湖畔诗人”,在残酷的地狱里又拿起笔来,控诉旧世界的罪恶,发出战斗的呼号。

  上饶集中营对面远处有座灵山,遥望郁郁葱葱,挺拔俊秀,雨天时迷迷蒙蒙,似披上一层神秘的轻纱。这里在土地革命时期,是方志敏所领导的工农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冯雪峰经常远眺着这座灵山,陷入沉思。不久他写了一首《灵山歌》,诗是这样开篇的:

  我们望得见灵山,

  一座不屈的山!

  它显得多么伟美――

  崎岖,峥嵘,

  一连串的高峰直矗到天际。

  有时它蒙罩在梦一般的云里,

  它自己也显得和云一般的奇伟……

  这地方的人又指给我,就在这灵山,

  伟大的战斗者,重聚了大军

  坚持大义的血旗――

  披靡着东南整个的地区,……

  从这山,我懂得了历史悲剧的不可免,

  从这山,我懂得了我们为什么奔赴那

  悲剧而毫无惧色,而永不退屈!……

  诗言志。这首《灵山歌》,是冯雪峰抒发内心真情的歌。面对着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面对着国民党特务的残酷迫害,他决心以方志敏烈士为榜样,为革命“奔赴那悲剧而毫无惧色。”

家园 【人物】冯雪峰坎坷的一生(续)

冯雪峰还有一首诗,题为《火》,其中有这样一段:

  火!哦,如果是火!

  你投掷在黑夜!

  你燃烧在黑夜!

  我心中有一团火,

  我要投出到黑夜去!

  让它在那里燃烧,

  而让它越燃越炽烈!

  冯雪峰在诗里说得很明白,他要求自己在黑暗无比的集中营里,成为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狱中战友们的斗争道路。

  事实正是这样。他毕竟是一个久经考验、富有斗争经验的老战士。他在狱中巧妙地隐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用了个“冯福春”的假名,声称自己只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小编辑,与共产党根本不沾边,是被错抓进来的。任凭特务分子的百般审讯,追问,他都这样回答。特务们对他半信半疑,却始终摸不到他的底细。冯雪峰尽管常在病中,却始终关怀着狱中地下党领导的对敌斗争,通过可靠渠道,对同志们提出各种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地下党的领导人也知道冯雪峰是个老党员,遇到重大问题,也悄悄向他去请教。

  有一回,集中营特务开展了一个诱逼“囚犯”们自首的活动,强令每个人签名在报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凡自首者可以从宽发落,在生活上得到优待。有些人发生了动摇。冯雪峰得悉这个消息后,立即通过地下支部,指出必须坚决粉碎这个阴谋。后来在几个老同志巧妙周旋下,特务这个鬼花招终于未能实现,只有很少数几个人上了当。

  集中营对敌斗争的主力,是被俘的新四军干部。1942年5月与6月,以他们为主,发动了两次集体暴动,即著名的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两次都基本上获得成功,一批同志跳出了魔窟。雪峰对这两次暴动,都积极支持。

  冯雪峰同时也主张,有些难友由于情况不同,可以采取分散越狱的办法。他直接帮助计惜英等与他关在一起的三同志越狱成功。新四军著名画家赖少其与邵宇,决定伺机逃跑,他们去征求雪峰的意见。雪峰全力支持,并拿出了身上仅有的钱,供他们作路费。他还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个可靠朋友的地址,要赖少其越狱后可到这些地方藏身。

  雪峰由于体弱多病,越狱对他来说当然是困难的,他只能采取其它办法出狱。1942年冬,由于敌特始终不了解冯雪峰的真实身份,又加上他长期疾病缠身,特务对这个老病号感到头痛。这年11月,由郭静唐、宦乡两人出面交涉,以保外就医的形式,帮助冯雪峰走出了囚禁两年多的上饶集中营。

  冯雪峰出狱后,疗养了一个短时间,待健康稍有恢复,即于次年5月到了桂林,找到了党组织,6月间即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召来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了上饶集中营的情况。这样,雪峰又接上了党组织关系,从此,又在党的领导下,活跃在国统区的文化战线上。

  

  “左”的逆流里的受难者

  

  1953年春,我调到北京工作。四月间的一天,我们几个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出来的幸存者,一起来到苏州胡同宿舍看望冯雪峰。我们都为能在新中国的阳光下重聚感到无比高兴。雪峰兴致勃勃,看来比过去健康得多。他说他参加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典,还以华东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被选为全国文联第一届常委。不久前,他组建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还兼任了《文艺报》主编等领导职务。看来,工作十分繁忙,心情也很愉悦。我们相约,日后能再次欢聚。

  不料一年后,政治风云突变,冯雪峰开始走向逆境。最早遭到责难的是《红楼梦》研究事件。两个小人物蓝翎、李希凡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文艺报》转载并由冯雪峰写了个《编者按》。没想到这一下激怒了中央上层,毛泽东亲自批文,指责《文艺报》官老爷作风,压制新生力量。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气势汹汹地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矛头直指冯雪峰。

  迫于万重压力,冯雪峰只好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在《文艺报》上公开发表。随即,他被撤销了《文艺报》主编职务。

  其实,这完全是一个冤案。指责冯雪峰轻视新生力量是毫无根据的。相反,冯雪峰十分重视扶植年轻作家的成长,他以极大的热情帮助青年作家杜鹏程完成《保卫延安》的写作,就是个例子。为了帮助他写好这部小说,冯雪峰一次次把作者邀到家里,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几乎逐段逐段地提出修改意见。作品完成后,雪峰又写了长篇评介文章,向社会推荐这本由年轻作家写成的第一部小说。杜鹏程对人说,冯雪峰对他的帮助,他永远不能忘记。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楼梦》事件刚过去,1957年,反右派斗争又起,揪出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之后不久,就把矛头指向冯雪峰,8月27日的《人民日报》,以头版通栏地位刊出了一则爆炸性新闻:《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自此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小批斗会一个接一个,污水从四面八方向他泼来,他甚至被指责为破坏了党与鲁迅的关系,一个熟悉情况的人竟然斥责他:“不但吃鲁迅,还欺骗了鲁迅,损害了鲁迅,是一个大骗子。”

  面对强加给他的种种莫须有罪名,冯雪峰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有口难辩。

  1958年4月,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务。

  跟随党几十年历尽坎坷的冯雪峰,从此坠入迷惘中。当时他55岁,身体也还健康,可是却无事可做。怎么办?他对人说:“人活着总不能不做工作啊!”他想利用靠边站的这段时间,完成一部写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乌代之死》。无疑,他是写长征最合适的作家。过去他在家乡义乌养病时已经写了几十万字,可惜在他被捕后丢失。现在有了时间,他决心把这件未完成的大事做完。他把这个意图报告了组织上,得到的回答是:“你没有资格写长征!”雪峰长叹一声,只好又把笔搁下。

  在这种情况下,雪峰真是苦恼到了极点,他写了两首旧体诗,排遣自己忧郁的心情。一首诗为《塞童》:

  天赐塞翁千里驹塞童驰骋乐如痴

  只因不学疏御术立即颠身变缺肢

  从此永除壮士籍徒然怅望将军旗

  男儿不得沙场死祸福玄谈只自欺

  另一首题为《未深思》:

  嫦娥性急未深思咽下仙丹即起飞

  只道月宫绝浊俗不知上界尚凄清

  对空曼舞难寻伴遣夜幽谈又与谁

  最是还乡也不得上天有术下无梯

  读了这两首凄怆、深沉的诗,令人叹息。雪峰几十年来经历了长征、坐牢等无数艰难险阻,不料到了晚年,突然祸从天降,被“自己人”打翻在地,“从此永除壮士籍,徒然怅望将军旗。”在1961年摘去右派帽子之后,他曾经几次给党组织打报告,要求重新入党,都遭到拒绝。

  既然不准写反映长征的小说,又没有多少重要工作,依然壮志满怀的冯雪峰,决定写一部太平天国的长篇。他为此几乎花了15年时间,断断续续搜集了大量史料,拟出了写作提纲,并且亲自跑到广西,去作实地考察,体验生活。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未能完成这部他日思夜想的长篇巨作。也许,这是他晚年一个很大的遗憾。

  “文化大革命”降临,雪峰又陷入新的苦难。他被关进“牛棚”,以后又发配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尽管他那时已是66岁高龄,造反派仍然驱使这个体弱多病的老人从事各种沉重的体力劳动。到了后期,他被调回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于他对鲁迅先生相知甚深,就让他在家里做些校订《鲁迅日记》一类的工作,但不准到单位上班。

  到了1976年,眼看天边已露出一丝曙光,令人遗憾的是,在“四人帮”即将覆没的前夕,他未能目睹祖国走出灾难,在l976年1月31日,抱憾离开人世。雪峰没有留下遗嘱,留下的只是在弥留之际,痛哭流涕地一再表示希望能让他回到党的队伍。

  耐人寻味的是,冯雪峰去世后,先后开了两次追悼会。第一次是1976年7月16日。他的一些亲朋挚友一再呼吁要为这位文艺界的先驱举行悼念仪式。后经姚文元批示,追悼会只能低规格,严格限制人数,而且不准致悼词。尽管如此,那天仍然来了300余人,茅盾、叶圣陶、胡愈之、楚图南、宦乡等著名人士都来了,人们只能流着泪,默默地鞠躬志哀。

  1979年,冯雪峰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同年11月17日,再次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宋庆龄、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胡耀邦还亲临追悼会。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致悼词,对冯雪峰的一生做出了高度评价。

  两次追悼会,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令人感慨万端。毕竟,历史最终是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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