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战西夏——伐元昊的人们 -- 万里卷

宋孝宗时追谥“武穆”，宋理宗时又谥“忠武”。

楼主说的这几个武穆，岳飞和刘琦的“武”应该是“折冲御侮曰武”，李光弼的“武”大概是“克定祸乱曰武”，高怀德的“武”更可能是“威彊叡德曰武”。

古人最爱扯犊子，同样的字夸也行骂也对，反正都能解释通，难怪左宗棠听说曾国藩被谥为“文正”，就发牢骚说：“他龟儿子都是文正，莫非老子要做武邪吗！”

期待续文

好文。

自信者，向不惧怕留下强横的对手，只有懦夫才会时刻惦记着把“可怕”的竞争者消灭在襁褓之中。

公元1644年，著名的甲申年，紫禁城的皇帝宝座上如同走马灯般坐过三个人：朱由检、李自成以及爱新觉罗.福临，而从最后那个小孩子的角度来说，这一年应该叫做顺治元年。就在该年的冬天，清朝和硕英亲王靖远大将军阿济格，率领降将吴三桂、尚可喜等满汉部队，追击着节节败退的大顺军，由山西浩浩荡荡杀入了陕西。

戎马倥偬之余，阿济格专门派人向侄子福临（其实是向弟弟多尔衮）送去一份报告，说自己特意派兵奔袭了陕北一个遍布丘陵沟壑的边远山村，满汉军队将当地居民杀了个干干净净，并将所有建筑包括坟墓都烧成一片灰烬。

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之所以值得满清如此兴师动众，原因也很简单——那里据说正是农民军领袖大顺皇帝李自成的家乡，亲王请小皇帝放心，敌人的龙脉已经遭到彻底破坏，再也无法恢复了。根据事后的一些资料披露，屠杀过后，整个村子最后只有两人侥幸存活。

这个被认为是李自成龙兴之地的村庄，位于今天陕西衡山县殿寺镇境内的一个小山沟（明朝时属米脂县管辖），至今仍地理偏僻交通不便。它有一个相当古怪的名字——李继迁寨，之所以如此叫法，据说因为除了李自成以外，这里还诞生过另外一个名人：李继迁。

而这个李继迁，正是西夏皇帝李元昊的祖父，也是西夏国最重要的奠基者。

李元昊这家人，其实原本并不姓李，他们也不是李姓中最常见的汉人，而是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党项人。

“我家是北魏皇帝的后代！”在建立了西夏国以后，李元昊如此向天下宣称，他甚至把这种说法写到了给宋朝天子的国书里：“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

北魏，是中国南北朝时候鲜卑人建立的王朝，当时包括整个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域都在其统治之下，后来的隋帝国和唐帝国也可以看做它的延续。鉴于北魏的皇帝们都姓拓拔（后来又改汉姓为‘元’），因此按照李元昊的说法，他的祖先自然也该姓拓拔。

其实，党项人的来历一直扑朔迷离，尽管李元昊声称自己是拓拔鲜卑的后裔，但更多人则认为这种说法不过是西夏君主为自身统治寻找的合法依据，而党项人与鲜卑人根本是两回事，他们其实是中国西部的古老游牧民族——羌人的一支。

无论起源究竟如何，说起党项这个民族，隋唐时期的中国人也许并不陌生，因为其名字经常出现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史书里。当时党项人住在今天中国四川的甘孜州、阿坝州到青海省东南部一带，隋人称其“牧养牦牛羊，猎以供食，不知稼墙”，由此看来，他们是牧民而非农民，生活习惯大概和今天同样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藏族人或蒙古人相差不多。

但党项人悠闲的游牧生活后来却突然被战争打断，因为从今天中国的青藏高原崛起了一个强大帝国，这就是藏人祖先建立的吐蕃，即使不可一世的大唐也拿它毫无办法。随着吐蕃人的强力东进，本来在青海起着缓冲作用的吐谷浑国灭亡，抵挡不住的党项人被迫不断南迁，一直退到唐军控制的庆州（今天的甘肃庆阳）。

安史之乱后，迅速衰落的唐朝丧失了西域的全部领土，京畿长安直接暴露在草原民族的刀口之下，帝国不得不把寻找替死鬼，于是已经在庆州居住了上百年的党项人又奉命迁移到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到夏州（今陕西横山）以东一带，做为中原与吐蕃、回鹘等强大敌人的缓冲。党项人从此在陕北定居下来，其生活方式也逐渐由纯游牧向半牧半农转化。

据说党项人按姓氏分为八大部落，其中最强大的一个自称是北魏王族的后代，他们就以这个王族原来的姓氏“拓拔”来命名自己的部落，李元昊的祖先们，就出自拓拔部落首领的家族。至于党项拓拔部和鲜卑拓跋部是否有关系，一直说法很多，这里不做讨论。

那么，拓拔家的子孙怎么又改姓李了呢？其实早在西夏国建立的三百年前，唐太宗皇帝便将“李”这个代表皇家的姓氏赐予了党项首领拓拔赤辞，当时这位酋长在吐蕃人的压迫之下，只得率领部族投奔了唐朝。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家族从此改了姓，因为在中国史书中他们此后仍旧以拓拔氏的面目出现。

到了唐朝末年，拓拔部落的首领同时也是党项人的首领，一个名叫拓拔思恭的男人，在镇压著名的黄巢造反的战争中立有军功，唐帝国于是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同时授予夏国公的爵位，并再次将皇家姓氏赐予他以示恩宠。夏国公拓拔家这以后便改姓为李，这就是后来西夏国名及李氏王族的来历。

党项首领李氏从此成为唐朝的藩镇之一，在天高皇帝远的情况下割据西北。等到太祖赵匡胤建立本朝，当时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表示臣服，被皇帝加封为太尉，而李彝殷则主动将名字改为“李彝兴”以避太祖父亲赵弘殷之讳。此后李彝兴又积极参加了与北汉的战争，让宋朝皇帝相当满意。

“你们大帅的腰围有多粗呢？”某次，李彝兴派人向皇帝进献了三百匹马之后，宋太祖向使者这样问道。原来，皇帝满意之下打算赐一条玉带给这位节度使，为表重视，赵匡胤甚至决定亲自当监工，但又不知道赏赐对象的具体尺寸，于是便招来使者询问。

“要说我家彝帅的腰围，那可大了去了！”党项使者回答，可能李彝兴确实是个大胖子，但也许是使者想给主人的腰带上多赚几块玉片，便顺口报了个花帐。

“这么胖？你家大帅真是个有福之人啊！”太祖皇帝叹道，随即下令按照使者提供的尺寸制作了玉带，并将它隆重地赏赐给李彝兴。后来这位节度使逝世的时候，赵匡胤专门宣布“废朝三日”，也就是朝廷三天不上班以表哀悼，并追封李彝兴为帝国最高级别的荣誉官职——太师，同时将其爵位提升为夏王。

皇帝之所以对李彝兴如此优待的原因，并不仅仅看在对方进献礼物的份上，更大程度上是由于本朝的统治刚刚建立，朝廷并不能有效地控制整个帝国，许多手握重兵的将军们让当今天子不得不表示出足够的尊敬，而陕北李家正是这样一位手中有兵的地方实力派。

本朝之前的中晚唐和五代是一个有兵就是王的时期，如果给这一时期选一个关键词，那无疑就是代表着藩镇割据势力的节度使。任何有军权的武将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皇帝，即使本朝太祖赵匡胤本人，也是以后周帝国皇家禁卫军统帅的身份，在一个波谲云诡的清晨，突然被手下的武将们披上黄袍并宣布为天子，这就是著名的“黄袍加身”故事的来历。

难怪南宋学者范浚在其《五代论》中指出，当时“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飞扬跋扈的节度使们，成为这一时期抹不去的代名词。

凭借着拥立之功和征战之劳，这些曾与赵匡胤同事并在后世传说中与皇帝有着结义兄弟情谊的节度使们，在本朝开国之初继续得到极其优厚的待遇，仍然手握重兵并担任着皇家禁卫军统帅等要职。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终于有一天，帝国宰相赵普对太祖皇帝担忧地说：“长此以往，我大宋难免不成为第二个大唐！”是呀，曾经无比璀璨辉煌的大唐，不正是毁在拥兵自重的藩镇武将们手中吗？

“没关系！”太祖似乎并不担心这个问题：“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了，肯定不会背叛我的。”

“我并不认为他们会背叛您，可是如果有一天部下把黄袍披在他们身上，自己能把持得住吗？”见皇帝还在因自己与武将们在往日里结成的战斗情谊而犹豫不决，宰相决定来一个釜底抽薪。

据说赵匡胤当时便如冷水浇头，于是便诞生了下面的故事。

“如果没有你们，哪有我的今天啊！”某天，皇帝像往常一样请节度使们饮酒，正喝得半醉的时候，赵匡胤突然出人意料地开始吐槽，“可我虽然当上了天子，却再也体会不到到当年做节度使时的快乐了，我每个晚上都愁得睡不着觉啊！”

武将们的酒意顿时吓醒了一半，莫非皇帝在猜疑我？摸不着头脑的他们纷纷磕头：“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生出二心，陛下您为啥说这样的话呢？”

“人嘛，谁不向往荣华富贵呢，一旦有人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此前虽然不想造反，可还能保持得住吗？”听了皇帝一番话，将军们顿时醉意全无，代之以满头冷汗和浑身颤抖：莫非皇帝要对俺下手了？这可怎么办？

“我们真是太笨了，哪能想到这些！”将军们纷纷哀号起来，“请陛下发发慈悲，给我们指条明路吧！”

“人生短暂，时光飞逝如电。与其有什么过多想法，真不如多攒钱多购房，在歌舞升平中享受到老，这样既利于自己也利于子孙。”皇帝于是敦敦开导起来：“咱们君臣之间再也没有相互猜疑，这样多好啊！”

“高！实在太高了！”将军们感动得涕泪横流，“陛下您为我们考虑得这么周到，就如同俺的再生父母啊！”到此，这场各怀鬼胎的情景剧终于演完了。

第二天，将军们就纷纷请病假，都表示自己身体越来越不好，希望皇帝能照顾一下病人，就不要再让他们承担如此繁重的军务了。对这些请求，天子统统批准，并下令为他们加封品级虽高但却没有实权的散官头衔，同时给予丰厚赏赐。

这个“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虽然流传很广，但奇怪的是，据说在本朝官方修订的《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等史料中都并无任何记载，只是在个别大臣留下的私人笔记，如丁谓的《丁晋公谈录》以及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中，方有所涉及。

直到此事发生数十年后，本朝史学大家司马光才在自己的笔记《涑水纪闻》里，对这个故事做了相当详细的叙述，后来元朝所修《宋史》中关于“杯酒释兵权”的记载，基本都来自这本笔记，而且几乎是原文照抄。

不管怎么说，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真正的文官时代，以往专横到甚至废立皇帝的武将们，被帝国决策层逐渐边缘化，成了纯粹的专业人员，甚至被通过科举考试而上位的职业文官们默认为潜在的坏蛋和可能的谋反者，而皇帝本人对这种歧视则采取了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

解决了内部问题，本朝继续解决五代时期残留下来的几个地方割据势力。公元974年，曹玮的父亲曹彬率军灭亡今天江苏的南唐王国；公元978年，位于今天浙江、福建的吴越国王主动献出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的疆域，向本朝纳土归降；公元979年，一直苟延残喘的北汉王国灭亡……

随着宋军的步步紧逼，一直盘踞陕北的定难军节度使李家感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到了本朝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时任节度使李继捧终于主动宣布，将自己掌控的夏、绥、银、宥、静五州献给朝廷，并亲自进京朝觐天子。很快，本朝便派官员陆续接收了这些州郡。

平白得了一大片土地的太宗自然相当高兴，授予李继捧彰德军节度使的官职——本朝解除武将兵权之后，节度使尽管已只是个荣誉头衔，但地位却比以前更高了，成为武将官位的极致。朝廷对这位降臣的待遇极其优厚，赏给大量财物，赐予国姓赵氏，并更名保忠，从此李继捧便改名赵保忠，他后来甚至被封为宰相级别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了与曹玮父亲曹彬一样的“使相”。

尽管首领李继捧归顺了朝廷，但并非所有的党项人都认为他的做法正确，李继捧的堂弟李继迁就是反对最激烈的一位。这个年青人当时还不到二十岁，其出生地据说就是那座后来诞生了李自成的李继迁寨，相传他生下来便长着牙齿，从小以勇敢无畏桀骜不驯的名声而著称于党项各部落。

得知兄长归降朝廷的消息后，正留守银州（今山西米脂）的李继迁立即率领不甘心内附的几十个族人，以替自己奶娘出丧为借口，来到郊外后突然逃奔到距离距夏州（今陕西横山）东北三百里的一个大沼泽，竖起了武装反宋的旗帜。此后，这支党项小部队逐渐发展壮大，他们再次突袭并占据了银州，屡次击败前来讨伐的宋军，不少朝廷军官都在战争中送了命。

公元986年，本朝对辽国发动了著名的雍熙北伐，但曹玮父亲曹彬率领的北伐军主力被契丹人杀得大败，另一支偏师也损失惨重，副将杨业即后世杨家将故事中著名的杨老令公被俘后绝食而死。为了在对手后方开辟第二战场，辽国皇帝宣布将义成公主嫁给陕北的李继迁，并册封他为夏国王，此举意味着党项地方政权已经取得了辽这个超级大国的正式承认。

一年之后，本朝夏州知州安守忠率领三万大军讨伐李继迁，结果再次被杀得大败，党项人一直追击到夏州城门之下，方才意犹未尽地班师返回。

“究竟派谁去当将军，才能对付得了凶悍的李继迁呢？”一系列的败绩让朝廷丢尽了脸面，某一天与臣子们上朝时，愁眉不展的太宗皇帝自言自语地问大家。

“我向您推荐一个胜任的人，他就是犬子曹玮。”重臣曹彬如此向皇帝答复。曹玮的年纪正好比他未来的对手李继迁小十岁，他从小便一致在父亲军中效力，当曹彬担任武宁军以及天平军节度使时，所任命的牙内都虞候都是曹玮——这是当年割据时代遗留下的一个官名，为藩镇统帅的亲随武将，牙内都虞候大致相当于节度使的卫队长。

后来曹玮又到中央政府担任过供奉、祗候一类的闲职，尽管只有十八九岁年纪，但据说他办事沉着冷静又很讲方法，并且特别喜欢读书，对《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都相当精通，尤其更是《左传》方面的专家。父亲曹彬对这个儿子的能力一直相当欣赏，这次见皇帝遇到难题，便趁机推荐了他。

面试之后，天子对这位少年老成的将门之后相当满意，立即下令任命曹玮做渭州的知州。据说天子本来还想给曹玮加上某个“司使”（宋朝代表武将级别的阶官名称，员额共有数十名之多，并没有实际权力）的名誉官职，以便在当地更好地开展工作，但在曹玮父亲曹彬的坚决推辞下，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仍让他以供奉和祗候的头衔出任知州。

就这样，我们的少年将军从灯红酒绿的开封府来到了烽火连天的西北前线，他很快面临着一个难题：那些在战场上整日摸爬滚打的老兵油子们，对自己这个初来乍到的毛头小伙并不买账。

这可怎么办？

比高天流云写得好，他的《假如这是宋史》里面几乎把所有我已知的忠臣良将都骂了：

曹玮我以前不知道；范仲淹他似乎没骂

所以我跟到宋仁宗以后就实在看不下去了：跟一个整天吐槽的人叫什么劲呀

李元昊、赵元昊、嵬名曩霄，都是一个人

据说有两个宋朝的不第士子（原名不详）到他的地盘上求官，在酒店里大书，张元、吴昊到此一游之类的，惹得元昊大怒，这二位却直接了当的说，姓尚不讳，何况名字。元昊到是蛮有气量，重用了这两个人，张元最后官至国相

元昊自立，改姓嵬名、名曩霄，称号是“兀卒”（党项语的汉文音译，元昊自己要求宋朝译成“吾祖”，被拒）

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麟残甲满天飞。出自张元

主席欣赏之，化用到自己诗词里，遂有“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之句（念奴娇－昆仑）

韩国把”汉城“的中文译名变为”首尔“，于是天朝就从了。

为啥不从，只是中文译名变，韩文本是不变的。

汉城好不好两说，首尔 实在是糟透了

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救白马曹操解重围

操又指曰：“麾盖之下，绣袍金甲，持刀立马者，乃颜良也。”关公举目一望，谓操曰：“吾观颜良，如插标卖首尔！”

三国志，崔琰传: 琰从训取表草视之，与训书曰：“省表，事佳尔！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有白琰此书傲世怨谤者，太祖怒曰：“谚言'生女尔'，'尔'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於是罚琰为徒隶，.......遂赐琰死。

插标卖首尔！已经是网上嘲弄棒子的名言了

即使在这个小众论坛里应该也属于小众话题吧。

粗略翻了翻，这个论坛似乎更偏向政治，到处都是关于屁股和脑袋的争论，有关历史的有质量贴子都相当老了，可能那些作者也没兴趣在这里发了。

尽量继续，但不能保证，新年快乐！

“要是这样高的话，上面守城的就看不见城下的动静了。”在一次巡查城防工事的时候，曹玮知州发现城头的遮箭板高度似乎过大了，以至于遮挡了守城士兵的视线，于是他就把负责这事的军官叫了过来，要求降低遮箭板的高度。

“打有狗那年起，遮箭板一直都这么高，”谁知道这个军官却不咸不淡地回了句，“这是老规矩了，没法改！”然后就眼皮一翻，戳在那里发呆。

“老规矩难道就不能变了吗？！”曹玮这下可火了，看到那军官仍然待答不理，马上下了一道让所有人都无比震惊的命令：“把这家伙拖出去砍了！”

“啊？！”左右全吓了一大跳，因为那个军官资格太老了，老得几乎成了精，前线各种事情几乎无一不知无一不晓，似乎离开他就玩不转了。于是，人们纷纷向知州求情，说这人是个老将，熟悉前线战事，况且罪又这么小，您就睁一眼闭一眼饶他一次吧。

但没想到曹玮对这些求情统统不听，最后还是砍了该军官的脑袋。此事立竿见影，军中那些老油条们这下都知道了年青知州的厉害，不管心里对他有什么不满，但对于军令再也不敢讨价还价了，同事血淋淋的脑袋还挂在外面呢。

其实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老兵油子们的不满也许不是全无道理，因为尽管被后人评价为不世出的名将，但曹玮在理论上却并非这些军人们的正式上司，所担任的“知州”一职也不属于武将序列。就是说，他并非名正言顺的军头。

按照本朝人事制度，“知州”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官，在形式上，它甚至连正规地方官都不是，而是属于特派员之类的临时性任命。另外，曹玮来前线之前在朝廷所担任的供奉和祗候，也统统都是文职头衔。

一个毛头小子，还是个文官，他凭啥管我们？这又要从本朝独特的军事制度说起了。

“这帮老盯着我座位的王八蛋，长久以往那还得了！”杯酒释兵权事件之后，太祖皇帝决心再也不能让唐末五代那种“有兵就是草头王”的局面发生了，而防止这种情况出现的最简单方法，无疑就是让那些可能成为谋反者的武将们不再掌握兵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从本朝太祖开始，朝廷不断通过各种制度，将与军队有关的权力分解为三大各自独立的部分，后来有研究者对此总结归纳如下：

“第一部分为调兵权，归枢密院掌管，大凡有事需要进行军事调动时，枢密院经皇帝核准后，可以发兵符调兵；第二部分为管兵权，归三衙即本朝掌管禁军的三个机构（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掌管，军队的日常管理、训练等，由这三个军队系统的衙门负责；第三部分为统兵权，由皇帝临时指派朝臣，统兵实施军事行动，军事行动结束后，首长交出部队，调回到其他单位，部队则返回各自营区。

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本朝军事体系的核心理念根本不在于开疆拓土，甚至也不在于保家卫国，而完全在于应对帝国内部可能发生的危机，其中当然包括平定王小波、宋江、方腊那样真正的民间谋反，但更大程度上，这个体系的设计原则其实是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导致尾大不掉。

“这种设计，完全符合相互制约与平衡的精神，使任何一个军队将领如果想要拥兵自重的话，变得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他需要克服的障碍实在太多了。”研究者对此评价道，“从此，除了南宋初年之外，赵家天子完全可以不必担心黄袍加身式的兵变了。”

“来当我的枢密使吧！”当年，皇帝对曹玮的父亲曹彬将军说道。这个枢密使是枢密院的首脑，前面讲过，枢密院负责整个帝国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行使着今天中央军委的大部分职能，权力远远超过名义上的国防部即兵部。因此，俗称“执政”的枢密使其实就是本朝中央政府主管国家军事的最高官员，其级别高到了帝国官僚体系的天花板，甚至可以与政府首脑宰相并列，二者对掌文武二柄，合称“宰执”。

“要我做枢密使吗？”面对这一令人心动的巨大诱惑，曹彬却显得有些犹豫。尽管枢密使一职可以说位极人臣，但按照本朝“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除了“靖康”之后那段极为混乱的特殊时期，该职按惯都是由文官担任，武将最多也只能做到枢密副使。最后，在皇帝的要求下，曹将军还是担任了这个官职，从而与后世更加有名的狄青一起成为北宋时期仅有的两名武将枢密使。

其实相比后来的狄青，在开国初期就担任了枢密使的曹彬是相当幸运的，也许是当年本朝的人事制度正处在草创期因而文官们的考虑和准备都不充分，也许是他平素与人为善少有政敌，更也许是他得到了本朝历代皇帝的充分信任，总之他担任枢密使时并没有遭到朝野上下的过多非议，不必像后来的狄青那样几乎被文官的口水淹死。

而曹彬的儿子曹玮担任的官职“知州”，也同样是这种古怪体系的产物。实际职权相当于州长的“知州”是本朝才开始有的官称——与中央设立主管军事的枢密使相似，太祖皇帝为了削弱各地武将和豪族的权力，避免再出现藩镇割据，便直接派遣朝中文官担任地方各州实际长官，这就是所谓的“知州”。

“知州”的全称叫做“权知某军州事”，意思是“暂时管理某州军政事务”，简称“知州”，相当于以政府特派员的身份代行州长职权，而理论上的正式州长即刺史反而成了一个纯粹的荣誉头衔，被朝廷授予某州刺史官职的人只得到了相关行政级别上的待遇，并不会真正去该州赴任。

因此，所谓“知州”其实是一种临时性的差遣官职，而这种“差遣”制度还与抑制官员们可能的野心有关，制度覆盖的范围也不仅仅是知州一级，而是囊括了整个官僚体系。有学者如此形像地描述本朝这种奇特的人事系统：

“为了防止各级官员们培养起离心离德的力量，赵匡胤在干部制度上实行了官、职、差遣三相分立的制度。这是一套真正奇异而又复杂无比的干部制度。简单说，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当于县里科级干部的主簿官儿，一般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本部门的官员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门的事务。于是——

“官，只是用来确定品秩即官位高低、俸禄即收入多少、章服即官员礼仪服饰和序迁即晋升的阶级等，因此，叫做“寄禄官”，或阶官。

“职，则是一种加官，如大学士，学士等等，代表了一种对荣誉或才能的肯定，勉强可以类比为今天的职衔或衔位，并不意味着担任相应的馆阁职位，因此，叫做“贴职。”

“差遣，只有差遣，才是官员们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代表了真正的实际权力与责任，因此，叫做“职事官”。

“如中书令是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但是拥有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

“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用今天的官制比喻就是：教育部部长只是一个头衔，并不能实际过问教育部的事务，必须由商业部的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然后再代理教育部部长。这时，只有在这时，他才能算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了。”

于是，后人完全有理由认为：“太祖赵匡胤设计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才能够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致使所有的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是一片茫然。加上任职时间上，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则为四年的限制，造成“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现象和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而已。

“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主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故意。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

大宋“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一直延续到本朝结束，期间还实行了极为变态的更戍法（又称出戍法），这是太祖皇帝起按照赵普宰相的建议而推出的军事制度，具体是朝廷正规军分驻京师与外郡，内外定期轮换，故称“更戍”。为了便于控制，更戍部队的指挥官都由朝廷临时任命，这都是为了防范武将谋反，因为兵不知将、将不识兵嘛，怎么能反得起来？

就这样，军官们被朝廷默认为潜在的谋反者而郁郁寡欢，而士兵们则更加悲惨——他们很可能承受了难以启齿的人身侮辱，因为按照本朝制度，兵士和犯人照例要在皮肤上纹身也就是剌字，据说初衷是为了防止犯人逃逸或士兵开小差，因为士兵们中的很多人其实是被抓差来的。

具体刺字的地方可能会略有不同，犯人们的字都是剌在脸上或烙在额头，而兵士幸运一些的话，字会剌在手背上，如果倒霉，则会和犯人一样刺在脸上。剌字的同时还要涂上特殊的墨水，导致痕迹深入皮肉怎么也洗不去，并且时间越久越明显。士兵皮肤上所剌的这种字被称为黥文，正是自己出身行伍的标志。

“贼配军，你既害病，如何来得？”这是《水浒》中殿帅高俅太尉呵斥王进的话，也是“贼配军”这个词在小说中的首次亮相，此后该词汇便在《水浒》里频繁出现，让人躲都躲不开。所谓的“贼配军”，原来指的正是被判处流刑发配到远方军营去服役的犯人们，从这个角度看，被判决“刺配某某州”的武松、宋江、林冲等人的“贼配军”之称呼，也算名符其实。

但是，被高俅骂做“贼配军”的那个男人王进，其身份却并非流放的犯人，恰恰相反，他是正经八百的现役军官，担任着帝国正规军也就是所谓八十万禁军的总教官。由于本朝军营中相当一部分成员都是各地发配来服役的犯人，因此从广义来讲，刺配既是一种刑事处罚，也是一种征兵渠道，因此高俅口中所谓的“贼配军”，其实就是当时民间对所有军人的蔑称。

不仅如此，本朝百姓还用另一个专门的蔑称来招呼军人——“赤老”。这个词汇的由来已不可考，但流传却是极广，一个叫江休复的文人在他的笔记《江邻几杂志》里写道：“都下鄙俗，目军人为赤老，莫原其意，缘尺籍得此名耶。”

到了后来，即使再高级的武将也无法免此羞辱，比如根据相关记载，甚至在担任了枢密使这样的朝廷顶级高官后，出身行伍的狄青将军仍被人私下骂为“赤老”，这位赤老枢密使也由此在民间得到了另外一个诨名——“赤枢”，足见当时军人的社会地位之低，

知州曹玮所率领的，正是这样一支被“以文制武”政策压抑得几乎失去了全部自尊心的军队，那些内心充满了躁动和不安的赤老们，整天没精打采吊儿郎当，打屁聊天混吃等死。因此，曹玮到任以后并没有积极率领人马主动出击寻求与党项人主力决战，反而致力于整顿纪律加强防御，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马基雅维利说过：“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得多。”曹玮当时很可能也是这条理念的信徒。军法在其防区得到了严格而彻底的执行，在宋朝官兵看来，自己的顶头上司曹玮无疑是一个严厉到可怕的年青人，与其父一团和气的美好形像完全天差地别，就连中国史书也隐晦地评价道“玮为将不如其父宽”。

“慑服”这个词，便是古人对这种情景的描述，而翻译成现代汉语的话，“慑服”的意思，就是“因恐惧而顺从”。至于曹玮如何实现从特派文官到赤老军头的华丽转身，那都是后面的故事了。

最起码，这个青年的整军举措被证明颇有成效，对于他在这一阶段的成果，史书赞誉说，曹玮在军务方面具备相当高超的处理能力，管理军队极其严格，能迅速拿出主意来判定赏罚，对违反军令的下级从不饶恕。不仅如此，史官还认为，这位小将军即使在这时就已经很有大将风范了，因为他非常注重收集情报，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他掌握之中，达到了古人所说的料敌知机在于方寸的境界。

仿佛是为了配合曹玮以便给予他整顿机会似的，这段时间里党项人并没有来渭州骚扰。至于为什么曹将军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工作，是因为赵保忠——也就是从前的李继捧——和李继迁，这两个前后任的党项首领正闹得不可开交。

原来，当初只派出没有大战经验的小青年曹玮上前线，并没有让太宗皇帝安心，他仍然在为西北的不利战局而天天发愁。

“派李继捧出马怎么样？”赵普宰相出了个主意，“毕竟身为前首领，他才是最了解党项反贼的人嘛！”

与曹玮的父亲曹彬类似，赵普，这位号称凭“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帝国首席官僚也是个让后人难以简单评价是非的人物，固然他是帝国各项基本制度的主要设计者，但并不能证明此人一直神机妙算，比如他这次出的，事后证明就是个馊不可闻的糟糕主意。

“嗯，说得有道理！”但太宗当时却不认为这个主意有多么馊，他沉思后终于颔首，“那就派李继捧去吧！”于是，皇帝立即召见党项前首领，当场赐他以国姓“赵”并改名赵保忠，授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一大串官职，以及金器千两、银器万两等大量赏赐。朝廷随即宣布，让赵保忠领兵前往西北前线对抗他的堂弟，在他出发的时候，太宗又亲自在长春殿设宴招待，并再次给予大量赏赐。

“真是前倨后恭啊！”赵保忠偷偷嘀咕道。在此之前，由于官军屡次讨伐党项人失利，不少人便迁怒于李继迁的这位堂兄，于是有人向皇帝弹劾说党项反贼之所以消息灵通屡战屡胜，都是因为李继捧私下向对方泄露了朝廷虚实的缘故。倒霉的李继捧于是被贬官，他不得不买个尾巴偷偷夹起来，直到这回为了对付李继迁，皇帝才对他再次笑脸相迎。但是，至于这对堂兄弟是否真地暗通关节，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自己受到皇帝猜疑这件事，也许比战争本身更让赵保忠感到不安，因此他此后在西北前线担任宋军主将时的三心二意也就可以理解了。

“李继迁已经表示悔改了，”几个月之后，太宗突然向大臣们宣布，“朕对此很欣慰啊，你们几个商量下，看授予他什么官职好！”这自然是赵保忠从中斡旋的结果。

果然，很快李继迁就向朝廷表示投诚，他获封洛苑使和银州刺史，这两个官职都是虚衔。对朝廷来说，党项人领袖被纳入体制内这件事，其形式意义远大于形式价值，因为李继迁仅仅是在口头上服软，既没有让出地盘更没有解散军队，仍保持着事实上的独立地位。

这样的和平无疑极其脆弱。果然没过了两年，西北前线烽烟再起，党项人在李继迁的率领下，又一次向官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赵保忠抵挡不住频频告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厉兵秣马整顿完毕的曹玮无疑早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就在这时候，一个巨大的打击突然降临在他身上：

父亲曹彬去世了！

曹玮悲痛之余，按照古已有之的礼仪规矩，马上向皇帝提出了离职申请——理论上还属于文官体系的他必须回家守孝，而且一待就要起码三年。

战火都已经烧到眉毛了，指挥官还要回去服丧，这可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