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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藏路迢迢】之《男人们的康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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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藏路迢迢】之《男人们的康定》（上）

在世界东方的汉藏交接处，

两族杂居之地的康定，

是空行部众经常相聚的地方。

——《墨尔多神山志》

泸定过后是著名的康定，那个“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的康定。这曲子其实来自于康定的一首民歌，当地人称之为“溜溜调”，1944年，音乐家沙梅把这首歌曲收录出版在他的《沙梅歌曲集》中，命名为《跑马溜溜的山上》。后来，作曲家江定仙又将《跑马溜溜的山上》改为《康定情歌》，由当时著名歌手喻宜萱演唱，随即在全国迅速走红。

顺便说一下，这个沙梅原名郑志，他是冼星海那个时代的作曲家，也是《打回东北去》和《嘉陵江船夫曲》的作者；江定仙给许多著名电影配过乐，比如《早春二月》等；喻宜萱则是中国祖师级的女高音，后来也是李双江等人的老师。

与“泸定”类似，顾名思义，“康定”这个地名寓意的是“康区安定”。“康区”是藏族古代地理区划的名称，“康”藏语意为“边”，康区就是古代藏族生活区域的边缘地带，其范围大致包括现在的西藏昌都地区除波密县之外的地方，青海玉树州，云南迪庆州，四川甘孜州除色达县和泸定县之外的区域，以及四川凉山州的木里县。

康区在中国古代的书籍中曾被称为“喀木”，直到清末仍如此称呼。而现在已经众所周知的“康巴人”，其实是个含义重复的词语，“康巴”在藏语中指的就已经是“康区的人”了，后面再加上“人”无疑画蛇添足，但后来因为约定俗成，“康巴人”的名称也就一直这样叫下去了。

今天四川甘孜州的首府康定县是四川康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这是一个沿着河岸而建的长条形的小小城市，其城区面积只有三平方公里，但麻雀虽小却五脏具全，不仅基础设施遥遥领先于四川康区其他地方，而且在文化上也不拘一格包容兼蓄。

比如说这里汇聚了世界上众多宗教：有汉传佛教的寺院、藏传佛教的喇嘛庙、天主的天主堂、新教的基督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道教的道观、当地本土信仰的川主庙、关帝庙、将军庙等等，不一而足。尤其神奇的是，各种宗教在康定并行不悖，基本没有冲突。

有学者对此分析道，因为康定是民族交汇地区和贸易枢纽，人们为了做生意，就必须敞开胸怀，接纳各种文化。就是说，康定的包容是由于其康区商业中心的特殊地位，而商业也正是康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石。

康定的商业是在古代粮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乾隆年间平定西藏后，朝廷为了更好地控制藏区，于是花大力气搞了国防基础设施工程——自康定至日喀则漫长数千公里的川藏路上，中间设立了理塘、巴塘、昌都、那曲的嘉黎、拉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等粮台，以进行军粮转运，这些粮台后来就发展成市场，而粮台的商人一开始多是随军驿卒、营屯士兵以及随军小官吏等，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就在当地落籍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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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康定鸟瞰）

在历史上，康定一直被叫做“打箭炉”，它在民国时期成为西康省名义上的省会，所谓的“名义”是指尽管它是法律规定的省会，但由于交通不便、条件艰苦，史载“当时全国要乘肩舆才能到达的省会，只有康定”，西康省政府的官员们都不愿意来这里上班，因此实际上，省主席刘文辉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离成都更近的条件更好的雅安办公。

尽管如此，清末民国时期康定小城的经济却绝对繁荣，商旅马帮络绎不绝，后世描写这里的小说、诗歌数不胜数，康定也被学者们看作是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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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西康省政府）

茶叶是打箭炉输往西藏最重要的商品之一，这里的茶叶被称为“边茶”，多来自雅安。关于边茶的制作和物流，邢肃芝在《雪域求法记》里回忆道：

“大多数的康藏茶商因为气候和语言的关系，只到康定而不来稚安。大茶商每年到康定买一次茶，每次采购上千上万驮的茶叶。每驮约五十斤，用生牛皮打包，接缝的地方用猪血徐抹，防止被雨水淋湿。外包牛皮晒干后，就用耗牛和骡马运往各地。每一个大茶商每次来康定时都带有大批牲畜和夫役，每个夫役身上背着步枪或毛瑟枪，腰间还挎着一把腰刀，用来防盗。康藏地方，人稀地广，政府的势力有限，商人只好想法自己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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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的康定茶商，他正在往茶包上写发货地址。）

其实，四川茶马古道的源头即雅安到康定这一段，在当年与马没有多大关系，那时在这段路上运茶的交通工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骡子，另一种竟然是人类本身。

史载，从康定往西藏方向，汉族人需要的粮食杂货金属用具和烟酒，以及藏族人日用的茶烟布匹绸缎针线杂物，许多都是通过骡队由雅安那边运进来的，这样的骡队俗称“驮脚”，而经营这种骡队的人则被称为“赶脚”。

运输的人则被称为“背子”，顾名思义他们是靠背驮来干这行，“背子”们以汉源（今雅安市汉源县）人为主，据记载汉源人除了家庭特别富裕的外，无论男孩还是女孩，从八九岁起就要练习背货物，身体强壮者能比一匹骡子背的还多，他们都是在农闲时候做这个，一干就持续一辈子，背运的货物以茶叶为主，其次是生肉等食品。

为方便骡子运输和背夫背运，边茶往往被压制成块状，每块约一斤，每二十块边茶装成一条，用篾条编织的框密封起来，称为茶包子。这些茶包子到了康定后又被二次包装，每条茶包子会被从正中拦腰割开，对叠起来包装在一起，然后用牛皮裹住，缝制成牛皮口袋，随着牛皮包越来越干燥，茶包也随之收紧，从而更适合长途运输。改装后的茶包子，才由马驮进西藏，通常情况下，一匹马驮两个牛皮茶包子。

据说这些背子们的背部每天与茶包子压在一起，久而久之皮肤感染糜烂，每到运输的终点，他们被迫用茶叶搓掉背部溃烂的肌肉，惨叫声不绝于耳……

康定的一个特色是著名的锅庄。任乃强先生记述说：

“昔明正土司盛时，炉城俨如国都，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辐辏，骡马络绎，珍宝荟萃。凡其大臣所居，即为驮商集息之所，称为锅庄，共48家。最大有８家，称八大锅庄。有瓦斯碉者，锅庄之巨擘也。碉在二水汇流之处，建筑之丽，积蓄之富，并推炉城第一。” 随着明正土司的垮台，锅庄也逐渐失去了当初的综合功能，变成了单纯的旅馆和客栈。

各地的客商都有其固定投宿的锅庄，他们闲暇之余也在锅庄里面和当地人一起歌舞，从而形成了锅庄舞。邢肃芝这样回忆三十年代末的锅庄和锅庄舞：

“我在锅庄住中住了二日，觉得每个锅庄都各有地区特色，例如康北德格一带的客商，大都是投宿白家锅庄，而康定附近木牙乡来的客商，大都是寄居罗家锅庄。其他如南路理塘、巴墉等地，都有自己的锅庄，康藏人民也像汉人一样有很浓厚的乡情观念。住在锅庄的人，客居无聊时，也有一种娱乐方式，叫作跳锅庄，就是召集一班善于歌舞的男女围成一圈，男女一唱一和，载歌载舞，常常闹得通宵达旦。主人则用藏酒及干牛肉、葡萄干、杏脯等物招待，或直截了当给康洋作为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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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锅庄舞）

可惜茶马古道的繁花早已凋零，现在的康定给初来的人留下的印象往往只是一个狭长逼仄的汉地小城，在穿过城市的公路上走马观花，很难发现什么特色，满街都是汉族人或汉族人打扮的人们，只有那些用汉藏两种语言标明某某寺或某某山的指路牌，才能提醒你还身在藏区，也许安下心来去旁边的跑马山或木格措体会一下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可是过路的旅人通常却没有那么多时间，人们还要赶往更西边的藏区。

当年由康定进藏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出炉”或“出关”。根据学者的有关研究，由于藏汉两个民族语言差异巨大，生活习惯殊异，汉族人到了藏区，言语不通，情愫无法表达，生活不习惯，宛如置身异域，因此内地来人称藏区为关外，为草地，从康定出南门或北门到藏区，有只身离乡之感，称为出关。

而出东门则如还乡，有亲切之感。所以称康定以东为内地，称出东门为进关。相沿日久，遂成习惯，干是关外或草地遂成了康定以西藏区的代名词，而从康定南门或北门出城称为出关，这种称呼不用解释，尽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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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在关内外来回奔波劳碌的康藏马帮）

也许是距离四川本土实在太近，蜀国诸葛丞相的故事在康定流传甚广，但可能因游牧民族崇尚勇武的传统习俗所致，这位往日里只是羽扇纶巾的智慧化身，到了这边却平添了许多彪悍狡诈的色彩。

其中的一个传说是，话说孔明远征云南，七擒孟获后率军来到了当时还是羌人占据的雅安，孔明见这片区域是四方往来的交通咽喉，位置非常重要，于是便想占为己有派军戍守，可当地人勇悍非常，蜀军很难征服。孔明于是就设下一计，和当地首领交好并馈赠甚多，首领感谢之余不知何以为报，孔明便说，你把一箭之地割给我，自己就足矣。

一箭之地算什么嘛，首领于是便答应了，但没想到孔明的臂膀不知道是什么超级材料做的，这一箭射出去竟然比巡航导弹还生猛，一下子飞到了几百里外的康定跑马山，就这样，康定从此归属了汉族。

后来，当地人才发觉自己上当了，纷纷抱怨说孔明这厮也忒不地道，原来这家伙早早就派人把箭偷偷插到了那儿！

这个故事还有继续，传说占据这片区域后，孔明派出将军郭达（旧时泸定桥西侧建有据说是纪念郭达的‘郭达庙’）率兵到这边建立兵工厂制造弓箭，康定每日铸造箭头的炉火冲天，于是便有了“打箭炉”的名字，其简称就是“炉城”。

另外一种说法是，当初为孔明跑到康定插箭的那个家伙其实就是郭达，后来他听说秘密泄露，就跳入铸箭炉里自焚而亡，从而死无对证，后人敬佩他是舍生为主的勇士，就以炉为地名，并把当年他插箭的那座山命名为“郭达山”。

但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认为，打箭炉三字，其实应该是藏语“打折多”的译音，第一个字“打”即打曲，就是康定河上游的雅拉河，第二个字“折”为折曲也就是发源于折多山的折多河，而第三个字“多“在藏语里是“汇合”的意思，因此“打折多”合起来就是“打曲和多曲两河交汇之地”。任先生对此考证说，在明初就有这个译称了，而到了乾隆时期，开始有人捏造诸葛亮派将军郭达在这里造箭的说法并在世间流传很广，这个故事实在是荒谬之极的。

与汉族半人半神的孔明对应，康定藏族则流传着罗布桑波的故事，据说他是第一位成为商人的藏族人，足迹踏遍全藏区，最后相中了打箭炉。随后，他便率领着庞大的商队来到这里交易，从此往返于藏汉区之间，把茶叶运到藏地，把马匹送到汉区。传说罗布桑波还是黄教祖师宗喀巴大师的商队总管，宗喀巴修建黄教祖寺甘丹寺时，他捐献了大量钱财，从而名垂千古。

罗布桑波死后被尊为商人之神，藏区许多城镇的商业中心和农牧区季节性的集市贸易场地，传说都是他亲自开辟并立有他的神庙或塑像，康定也不例外。每次大型的贸易活动或庙会之前，照例要祭祀罗布桑波，藏族商人们诚惶诚恐地顶礼膜拜，祈求他保佑财源茂盛。

神人孔明和罗布桑波都云山雾罩，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让人难以决定该相信他们几分，真正在康定深深印下自己个人痕迹的历史名人，要数两个顶着奇特绰号的男人，他们一武一文，分别是“岳公爷”和“赵屠户”。

清朝名将岳钟琪，就是当地人口口相传中的“岳公爷”。

岳钟琪字东美，生于四川成都，相传是岳飞的二十一代孙，他原在名将年羹尧麾下，飞扬跋扈的年大将军垮台后他继任统帅，曾先后打败入侵西藏的准噶尔军和反叛朝廷的青海罗布藏丹津蒙古军队，但后来由于在新疆与准噶尔人作战不利，差点被雍正皇帝处死。

再往后到了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赋闲在家的岳钟琪又被皇帝起用，并且在清军与嘉绒藏族之间的第一次金川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他已经六十二岁了。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六十四岁的岳钟琪参加了讨伐叛乱的西藏郡王珠尔墨特的军事行动，两年之后他又率军攻灭了不服朝廷的杂谷（今阿坝州理县、黑水、茂县一带）藏族土司。可以说岳钟琪戎马一生，差不多参与了康熙、雍正时期以及乾隆前期所有与藏区有关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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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钟琪画像）

而原名为打箭炉的康定，正是岳钟琪纵横藏区功业的开始。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朝派往西藏驱逐准噶尔人入侵的数千远征军中伏全部覆灭，皇帝大怒，随即组织大军南北分进，浩浩荡荡杀了过去。其中当时三十四岁的副将岳钟琪奉命由南路开进打箭炉，随后奔赴现在的理塘，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了当地抗命不逊的三个头人，并向西一直抵达现在的西藏昌都。

第二年，南路清军改由定西将军噶尔弼统辖，岳钟琪又一次担任前锋，他由昌都火速西进，上演了一场千里奔袭的好戏。在当地藏族武装的配合下，岳钟琪在沿途击溃了准噶尔散兵的骚扰抵抗，于1720年9月29日率先进入拉萨，比其他将领足足早了二十多天。

隋唐以前，中原人对西藏所知甚少，而唐军最强大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突破过今天青海、四川及新疆与西藏的交界，真正征服西藏的应该是后来的蒙古人，因此除却那些并不肩负军事使命的官员使者之外，岳钟琪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以胜利者身份进入拉萨的汉族将军。

由于岳钟琪曾被朝廷封为三等威信公，故藏族民间称这位战功赫赫的将军为“岳公爷”，他甚至被人们起了一个藏语名字——“迦朵阿巴”，藏族传说这位迦朵阿巴是个极牛的家伙，他只带了三十八个士兵就击溃了进攻藏区的准噶尔蒙古大军，后来这些勇士们的后代在当地留了下来，从而形成了著名的“霍尔三十九族”。

其实，霍尔三十九族是清代对游牧于今西藏那曲地区西部与昌都地区西北部一带各部落的统呼，归驻藏大臣直辖而不属达赖喇嘛，辛亥革命以后，三十九族地区被西藏地方政府占领，部落被西藏当局征收繁重赋税，各方面荼毒甚广，因此当地人一直对拉萨政权恨之入骨，后来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在霍尔三十九族地区就受到了热烈欢迎。

天葬无疑是内地人眼中最神秘的藏区风俗之一，传说中它也与“岳公爷”有关。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位英国派驻康定的外交官在其所著《藏人言藏——孔贝康藏闻见录》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天葬起源的故事：

康藏民间传说，岳公爷发现藏区有许多龙脉，如果死者埋在那里，其后代很可能出统治天下的皇帝，他便谎言劝导人们说，如果将去世的人埋在地里，对其本身和家人都没有任何用处，而如果将尸体喂给老鹰却可以积善业造福田，当地人相信了他，天葬于是就这样流行起来。

当然，这显然是一个荒诞的传说，因为天葬的历史比岳钟琪时代早得多，而也许受汉族葬俗影响，康定当地天葬并不普遍，火葬和土葬一直更加流行，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据笔者所知川藏路上最近的一个天葬台也在康定过后的折多山附近。

不管怎么说，最终在康巴人的心目中，岳公爷成为了一个无所不能的武圣人般的人物，比如根据民国藏学家任乃强先生的考察，“康人于康藏军事，但知有‘岳公爷’，任何战功皆归之。”

与“岳公爷”英明神武的形象相反，另一个男人却曾经让当地人恨得咬牙切齿，同时又怕得心惊胆战，他就是“赵屠户”——晚清“改土归流”政策的倡导者和最积极的执行者，曾任川滇边务大臣和驻藏大臣的赵尔丰。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3年），年近六旬的赵尔丰正混迹于一大批等待退休的官员中，他当时担任着永宁道（在今天四川东南部与滇黔交界的泸州一带）的道员，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干部。就在这一年，本来与西藏八杆子打不着的赵尔丰突然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这就是著名的《平康三策》。

所谓《平康三策》，是赵尔丰对处理西藏问题的三条纲领性建议，头一策是整顿川滇之际一向放任自流的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并派官治理；第二策是将康区单独建为行省并实行改土归流，即仿造内地设置州县，以有限任期的朝廷官员代替世袭土司来治理，以保障西南边陲的安定；第三策是第二策的继续和延伸，将川、康、藏联合起来成立总督辖区，仿造东三省设立西三省总督统一管理，以杜绝英国人对西藏的觊觎，并消除达赖喇嘛依附外国的念想。

但奏章上报后如泥牛入海，尽管赵尔丰的顶头上司四川总督锡良对《平康三策》相当欣赏，但很明显正忙于庚子善后的老佛爷并没有功夫理会赵的建议。

事情到1905年，终于发生了转机。就在那一年，身为皇亲国戚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川藏南路的巴塘被当地人所杀，同时被杀的还有随行的两名法国传教士，导致洋人抗议酿成外交事件，才经历庚子国变没几年的朝廷又怒又怕，终于想起了两年前曾上书言平藏之策的赵大人。在四川总督锡良的大力推荐下，朝廷调赵尔丰为建昌道（在今天四川雅安一带）道员，负责军务督办兼办后勤，同时下令招兵买马，由赵率领赴巴塘平乱。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5月，年已六旬的赵尔丰到达康定，他认为出兵打仗粮草先行，但汉族军人吃不惯糌粑，康区又不产稻米，因此决定把康定打造成粮草转运基地，史载打箭炉同知衙门此后每天都在为转运军粮而忙碌，所以康定老百姓都称其为军粮府。

一个月后，赵尔丰在康定储足了三个月军粮，遂率自己招募和训练的五营新军出关，朝着动乱中的巴塘进发，从此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七年的铁血生涯。七年之中，山河表里归于王化，土司人头滚滚落地，而他却在大业将成之际功亏一篑，引得后人留下无数叹息。这都是后面要说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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