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南山集》Hygeris的 六经之老生常谈0 -- 高秀岩

六经之老生常谈

前言

一百多年前，六经是中国每个读书人必读的内容，如今却很少人去碰它们了。一提到读经，

头脑中就浮现出这样一副图画：一个白胡子老者，手持一本泛黄了的线装书，拖着长腔，“

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将这副情景放在今天，的确是一件滑稽的事。如今房价

上涨，长安米贵，哪有闲暇去寻什么孔颜乐处呢！前段时间，媒体为着儿童是否应该读经吵

了个不亦乐乎，报纸主编捂着钱包眉开眼笑。其实，就算把十三经注疏背个烂熟，做到了“

为往圣继绝学”，也做不到“为万世开太平”；另一方面，读两句孔夫子的语录，也不至于

就“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这层意思，谁不明白？只不过有人挖坑，大家灌水罢了，

就像BBS一样。千万别当真，看完哈哈一乐，该干啥干啥。

六经乃至诸子百家著作，从这些旧纸堆去寻求经世致用的方略，虽不是缘木求鱼，至少也是

事倍功半。做这些，还不如花点时间去看看什么《穷爸爸富爸爸》、《21天学会XXX》呢。

把这些杂念抛开，真正做到平心静气的时候，翻翻这些经典，或能有所得。听说绍兴东湖有

个秦桥，桥上有副对联，上联是“闻木樨香否”，下联是“知游鱼乐乎”[1]。没去过绍兴

，不知道这副对联还有没有了。

本文是钱穆先生《国学概论》第一章的读书笔记，稍做扩充，聊以充作历史版的版庆征文。

到此有人要问了：六经与历史版有什么关系？答曰：关系很密切。在古文经学家看来，“六

经皆史”，这一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尚书》《春秋》本身就是历史典籍，《礼》《乐》

与古代典章制度有关，即使是《诗》与《易》，也部分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另外，六经作为

最重要的儒家典籍，早已融入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血脉，进而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

影响着政治制度和历史进程。因此，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谈及治学之门径时就说：“由

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2]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节谈谈“经”字本义，什么是“经”；第二节关于《六经》在秦火

之后的流传及派别，截至唐?孔颖达《五经正义》；第三节讲述《六经》与孔子的渊源；最

后一部分从春秋时贵族教育的视角来看《六经》在当时之地位。本文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大家

熟知的材料，收集于此，希望能为一些初级网友提供参考。作为一个“民科”，读书太少，

资料采集多有不当之处，写的时候也常感觉自己的浅薄，于是多次搁笔，只是在版主的催促

下，勉强完成。愿各位达人不吝斧正，以免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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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联“知游鱼乐乎”，典出《庄子?秋水》，大家都比较熟悉。上联“闻木樨香否”出

自宋?晓莹《罗湖野录》：“黄鲁直从晦堂和尚游时，暑退凉生，秋香满院。晦堂曰：‘吾

无隐：闻木樨香乎？’公曰：‘闻。’晦堂曰：‘香乎？’尔公欣然领解。”大道就如木樨

香一样，漂香满院，无处不在。只是世人为功名利禄所诱，不能自知罢了。

[2] 范希增，《<书目答问>补正》p25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六经之老生常谈

一、什么是经

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1]，是战国以后的事。那么在这里，经是什么意思呢

？历来众说纷纭。在周予同先生的《中国经学史讲义》中提到了四种说法[2]：

第一，“五常说”。东汉班固编的《白虎通?论五经象五常》中把“经”训为“常”。陈立

《疏证》进一步阐述：“经者，取其可常也。可常则为经矣。”常，就是从天地开辟宇宙洪

荒以来永远不变的道理，有时指自然，如荀子所说的“天行有常”；有时指社会，如纲常、

伦常等。这里是后者。在汉儒看来，五常仁义礼智信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普适意

义，也就是梁实秋们所说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班固说，正因为人类社会中有五常，所以

才会有五经，五经和五常之间可以建立一一映射：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

信。把“经”解释为“常”还好，至于五经和五常的对应，恐怕其中牵强附会的成分更多一

些。牵强附会似乎也是汉儒的一个通病，比如刘歆的诸子出于王官之说。

第二，“专名说”。这是清代今文学家的说法。在他们看来只有孔子的著作，微言大义，才

可以称为经，孔子之前没有经，之后的著述都不能叫经。经就是圣人著作的专称；圣人弟子

门人直接注释“经”的称为“传”或“记”；弟子门人辗转相传或间接发挥的东西称为“说

”。这种说法始于龚自珍，皮锡瑞《经学历史》、廖平《知圣篇》、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都有更系统的解释。从“素王”到“教主”，今文学家对孔子的推崇无所不用其极。然而

，他们对孔子的推崇无非是托古改制、借题发挥而已。个人感觉今文学家往往有很多idea，

见解很独到，能给人以启发，但学术态度不够严谨，结论多不可信。

第三，“通名说”。清代古文学家主张，一切线装书都称为“经”。按章太炎先生的说法[3

]，古书是写在竹板上的。有的字少，只用一块竹板，这块竹板就叫做“方”；有的字多，

要写很多块竹板，就把这些板子打上眼，用青丝绳穿起来，这穿起来的一组竹板叫做“策”

。《中庸》“文武之政，步在方策”说的就是这个。策有点象后世的线装书，这样的由多个

竹板组成的“策”就是“经”。他还说，经、传、论的不同，只是竹简长短的不同，书籍制

度的不同。经，汉尺二尺四寸或一尺二寸；论，八寸；传，六寸。

第四，“文言说”。清代骈文家汪中认为，“经”是经纬组织之意。六经中的文章，多是奇

偶相生，音韵和谐，就像治丝的经纬一样，所以得以称经。换言之，六经之文章大抵是广义

的骈文，而骈文则源于《易》经中的“文言”。刘师培也是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文学以骈文

为正宗，凡是骈文的书册，都可称之为经，“以与鄙辞（散文）示异”。

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对“经”的阐释可以算第五种意见[4]。和第二种意见类似，他

也认为“经”是与“传”“说”相对而言的；不同点在于，他认为“经”是某一类著作的通

称，而不是孔子著作的专称。汉以前，除经书之外，还有对该书的“记”、“传”、“故训

”等。这些解释性的著作多是独立成书的，而不是象后代章句，把注疏与文字写在一起。那

么“记”、“传”中，前后几段文字之间看上去并无关联，因此是不能单独读的，必须结合

原文来读。原文就像织布机上的经线那样，把这些看上去并不连贯的文字组织在一起。这就

是为什么把原著称为“经”的道理。在传记文字出现之前，本来是没有“经”的称呼的。就

像没有古文经家之前，也没有今文经学一样。先秦时期，“经”也不是儒家著作的专称。如

《墨子》，墨家之辨有说，故墨辨称经；如《管子》，其《牧民》《形势》诸篇总领全局，

因此也称为经；《韩非子》的《外储说》诸篇，称前面的文字为经，后面的文字为传。

这些说法，除了第二种，其他都有些道理。“经”训为“常”，可能有些人觉得不习惯，但

古时候“经”确实有“常”的意思，比如二十八星宿中的恒星也称为经星，而运行于二十八

宿的黄道圈的金木水火土等行星则称为纬星。那么这几种说法哪一种更合理呢？这需要从“

经”的原义上去考索，区分哪一条义项是本义，哪些是后起义。

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5]，“经”之初字为“?y”。“?y”是一个象形字，即织布机上的

纵纱。织布机上的横纱叫纬线。那么，经本意应该是与纬对言的，训为“常”当是后起义。

上面几种说法中，钱穆先生的说法看上去更合理一些。

进一步，我觉得钱穆先生说的那些“传”“记”等就是后世说的“纬书”。说到纬，很多人

会和谶相混淆。其实最初纬与谶完全是不相干的[6]。谶是预言，如“亡秦者胡”之类的；

而纬呢，就是对经义的阐发。如汉伏生的《尚书大传》董仲舒的《春秋阴阳》，从文体上看

，就是纬书。只不过因为知道该书的作者，所以不被视为纬书；而先秦的类似文字，由于著

作者已不可考，后人便把著作权统统归了孔子，这些书也就成了纬书。汉以后，同样有些人

写了不少类似文字，受当时学风的影响，渐渐添加了很多阴阳术数之类，演化为神秘主义，

从而谶纬合流，再也分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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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始于《庄子?天

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自以为久矣，孰（即熟）知其故矣’”。《庄子?天下》上也将六者相提并论：“《诗》

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

分。”《天下》篇虽不一定是庄子本人所作，但却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可以说是春秋战

国时期学术思想的总结。可见最迟到战国末年，就已经有“六经”的说法了。

关于“六经”顺序，可是非常有讲究的。从先秦诸子到今文学家，“六经”排列顺序是《诗

》、《书》、《礼》、《乐》、《易》、《春秋》；古文学家则不同，其顺序为：《易》、

《书》、《诗》、《礼》、《乐》、《春秋》。这一顺序，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决不会乱写

。古文学家认为“六经”都是古代典籍，因此以“六经”时代产生的早晚排序：伏羲画八卦

，所以《易》为第一；《书》最早为《尧典》，排在第二；《诗》最早为《商颂》，排第三

；《礼》《乐》为周公所作，排第四、第五；《春秋》作者是孔子，排在最后。今文学家认

为“六经”微言大义，没有一定学力是无法理解的，因此排列顺序是由浅到深，《春秋》排

在最后。（以上两段引自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p18-20，上海文艺）

本文沿用了今文学家的说法。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赞同“微言大义”之说，恰恰相反，

我更相信“六经皆史”。只是古籍产生年代多不可考，古文学家的次序未必可信，于是退而

求其次罢了。

[2]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p15-17，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3] 章太炎，《国学略说》p37-38，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4] 钱穆，《国学概论》p26-27，商务印书馆1997

[5] 郭沫若，《金文从考?金文余释?释?l》，转引自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p15

[6] 钱穆，《国学概论》p26-27，商务印书馆

[7]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纬》，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p122

六经之老生常谈

二、六经之流传与派别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颁布焚书令，私藏、研读诗书及百家著作者，将受到黥面

、劳役、砍头甚至族诛的刑罚[1]。虽然直到二十二年之后的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

才明令废除“挟书者族”之律，然而考之于史，焚书令真正得以执行，不过三五年的时间。

焚书之后三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就死了，再后一年，陈胜吴广起义爆发。此后烽火

连天，狼烟遍地，平叛尚且忙不过来，禁书之令怕是没精力去执行了。《史记?儒林列传》

上说，汉高祖围鲁之时，鲁地儒生仍在讲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

然而，秦法执行之彻底、有效是后人无法想象的。到了汉文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此时除去

伏生所藏《尚书》之外，只是一些断简残篇而已[2]。现在所能看到的古代典籍，多是靠了

古代经学大师的默记，才得以流传下来。到了汉代，这些内容被默写下来，并一一成为定本

。由于经文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这些经文被成为“今文经”。伏生所藏《尚书》本来

是用先秦文字写成的，经晁错整理之后，用隶书写定，这部《尚书》也就成“今文”了。

汉武帝时[3]，出了一件经学史上的大事。鲁恭王觉得自己的房子不够大，把一部分孔府旧

宅划归己有，准备拆了建别墅。拆除时，发现屋壁有夹层，其中藏了很多书，有《尚书》、

《礼记》、《论语》、《孝经》等。鲁恭王亲自跑过来看，据说听到空中传来琴瑟钟磬之声

，这可把他吓坏了，以为是孔子显灵。于是停止了破坏孔子旧宅的行动，把房产和书籍交还

了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孔安国则把这些书转交给汉武帝，希望能立于学官发扬光大。然而这

时巫蛊正闹得厉害，此事就耽误了。孔壁中书，都是用战国文字写的，于是这些经文就被称

为“古文经”。

西汉时，学者的文化水平还不高，能读懂这些“古文经”的人很少，流行的都是“今文经”

。今文经大都是经师默写出来的，未必和原文完全一致，或许掺入了自己的理解，甚至改换

其中部分语句以符合当时的语言和文化习惯。由于不同经师诵写的内容有差异，心得和体会

也有不同，于是就形成了“今文经”的很多学派。再后来，一个学派内部，由于对经义的理

解不同，也逐渐分化，形成一些更小的派别。这些经生们为了自己的派别能立于学官，经常

在皇帝面前辩论，党同伐异，吃醋争风。

西汉成帝时，刘歆和父亲刘向受命整理皇室藏书，为每一本书写一部概要性的介绍。这项工

作是非常繁重的，刘向未及完成就死去了。刘歆继续整理，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编写出一

部中国最早的目录书《七略》。这是一部意义重大的不朽杰作，刘歆也因之被称为目录学的

鼻祖。在整理文献时，刘歆发现了《左传》、《周官》、《尚书》等古文经，大约就是孔安

国献上的孔壁藏书吧。刘歆拿这些书校对“今文经”，发现其中多有错讹之处，于是上书皇

帝，要求为“古文经”立博士。刚刚还在吵的今文经学家们，这时意见出奇的一致，坚决反

对刘歆的提议。刘歆非常气愤，写了一封公开信，向今文博士们叫板，这封信就是著名的《

移书让太常博士》。

在刘歆的坚持下，到了平帝时，《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终于得以立

于学官。王莽改制之后，任命刘歆为国师。刘歆得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古文经学传播渐广，

《周官》也得以立于学官。

光武中兴，恢复旧制，置十四博士，这些博士都是今文学家。从此终汉一代，古文经学再未

设立博士。虽然今文学派得到政府的扶持，古文经学在民间开始发扬光大。经学之争也由西

汉今文内部派系之争一转为今古文之争。许慎，就是《说文解字》的作者，撰写了一部《五

经异义》，对今文经提出批评。古文学家注重文字训诂，往往言之有据；今文学家讲阴阳灾

异，多附会牵强。在这场今古文的论战中，古文学派逐渐确立了优势。

起来终结有汉一代经学论证的人是北海人郑玄。郑玄，是当时学问最渊博的人，传说甚至他

的婢女都能背诵《诗》。他不拘于门户之见，博通今古文，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为汉学的

集大成者。郑玄遍注五经，以古文为宗主，对其中含混模糊的地方，则采用今文加以解释；

如果遇到今古文不同之处，则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抉择。郑注一出，很快风行起来，今文经

学各派就逐渐衰微甚至消亡了。

郑玄之学风行了几十年之后，三国时期，魏国出了一个叫王肃的人，专门和他唱对台戏。王

肃也是通习今古文的人，他很喜欢贾逵、马融之学，却对郑玄很看不上眼。遇到今文与古文

有歧义的地方，只要郑玄认为今文优于古文，王肃就说古文好；若郑玄认为古文更合理，王

肃就为今文唱赞歌。王肃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外公，他的老爹就是《三国演义》里被诸葛亮骂

死阵前的王朗。得益于裙带关系，王肃之学在西晋非常盛行。经学之争从此又转入郑王之争

。

清代以后，学者对王肃的批判要多一些。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王肃治学态度不严谨，有造假

的嫌疑，如《孔子家语》；二是王肃的政治品格不高，为魏臣而党于司马氏，因此断定王肃

之所以标新立异，贬斥郑学，就是为司马氏篡权制造舆论。这一说法，似乎“诛心”的成分

大了一些。

南北朝时，南朝重礼学，采用郑玄的《三礼》；又受玄学影响，讲经兼采众说；还受到佛学

的影响，搞比“注”更详细的“义疏”，称为“南学”。北朝则比较保守，坚持东汉旧说，

称为“北学”。也可以说，北朝为“郑学”系统，属汉学；南朝为“王学”系统，属于魏晋

学。笼统地说，两者都是汉学古文派的支流。

到了唐太宗时，孔颖达奉命编纂《五经正义》，融合众说，写成定本。隋唐时期，政治、官

制、土地等制度源于北朝，文化则源于南朝。除《诗》用郑笺、《礼》宗小戴（以上为郑学

）外，《易》为王弼注、《书》为孔安国传、《春秋》为杜预注，都是魏晋新说。从此，关

于经文经义的争吵渐渐平息下来，文化也像政治一样，获得了高度的统一。

宋以后，理学兴起，学术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关于宋学一点都不懂，就不乱说了。接下来

分别就五经（乐经汉时已经亡佚）的流传和主要人物派别做个简单的介绍。

2.1 诗

西汉时，传习《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三家诗为今文，毛诗为古文。

文帝时，为鲁诗和韩诗设立博士，景帝时增立齐诗。平帝时，在刘歆的请求下，毛诗也立于

学官。光武中兴，博士定员为十四人，《诗》有鲁、齐、韩三家，毛诗被废黜。

申公，鲁国人，早年求学于齐人浮丘伯，而浮丘伯则是荀子的学生，申公所治诗称为《鲁诗

》。辕固生，齐国人，不详其师授传承，大约也是荀卿一派，辕固生所传诗称为《齐诗》。

韩婴，燕国人，所传诗称为《韩诗》。从体裁上看，《鲁诗》以训诂为主，无传，而《齐诗

》、《韩诗》都有传。从内容主旨上看，《齐诗》与《鲁诗》较接近，而《韩诗》则有较大

不同。《韩诗》有内外传数万字，讲述诗人作诗的目的和时代背景。三家诗，齐地多传《齐

诗》，燕赵之地多传《韩诗》。《汉书?艺文志》上说，三家意见有分歧的时候，比较而言

，鲁诗的说法更合理些。

毛公，赵国人，自称其诗传自子夏，毛公所传称为《毛诗》。汉末，郑玄为《毛诗故训传》

作笺。《郑笺》一出，很快成为解释《诗经》的最经典著作，其他学派就逐渐失传了。《齐

诗》亡于曹魏，《鲁诗》不过江东，《韩诗》亦无传者。

魏晋时期，王肃作《毛诗注》、《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等书，以阐明

《毛诗》本意，并驳斥郑玄。

王肃之后，大家或郑或王，争论不休。唐?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采用毛诗郑笺，争吵

渐渐平息下来。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就是经郑玄笺注后的《毛诗》。鲁、齐、韩三家

诗除《韩诗外传》外，其他部分都已亡佚，清代有人整理出辑佚本，参见王先谦之《三家诗

义集疏》。

2.2 书

武帝时，以《书》立为博士的仅欧阳生一家。宣帝时，增立大、小夏侯。以上三家都是今文

。平帝时，增立《古文尚书》博士。光武中兴，废除《古文尚书》博士，保留欧阳，大、小

夏侯三家。

欧阳和大、小夏侯三家实际上是同源的，都源自伏生。伏生，济南人，秦时博士。秦始皇下

令焚书时，伏生冒死把一部《书》砌在墙里。汉兴之后，凿开屋壁，大约是潮湿的缘故，穿

竹简的绳子都断了，部分竹简也腐朽不堪。其中数十篇不可辨认，能读出来的仅有二十八篇

。后来又有人献上《泰誓》，竹简也是散乱的，博士官们集合在一起，反复商定，才把它整

理出来。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加上《泰誓》，这就是后来说的二十九篇今文尚书。

欧阳和大小夏侯的师承关系说起来比较复杂，画了一个简图如下，看起来清楚一些。

┌─欧阳生之子──孙──欧阳高（曾孙）

┌─欧阳生──倪宽─┤ │

│ └─简卿─┐ │

伏生─┤ │ │

└─张生─夏侯都尉─夏侯始昌─┴─夏侯胜（大夏侯） │

│ │

└──────┴─夏侯建（小夏侯）

欧阳博士叫欧阳高，字子阳，千乘人，是伏生的学生欧阳生的曾孙。欧阳高武帝时为博士。

大夏侯即夏侯胜，东平国人，夏侯始昌是他的族叔，也是他的老师。夏侯都尉则是他的先祖

（辈分不详）。夏侯胜还曾向简（上“艹”下“间”）卿学习《尚书》，而简卿则是倪宽的

门人。小夏侯即夏侯建，是夏侯胜堂兄之子，也是夏侯胜的学生。另外，除了向夏侯胜学习

外，他还曾向欧阳高求教。夏侯胜和夏侯建宣帝时立为博士。欧阳和大小夏侯三家所传《尚

书》是同源的，内容上当有不少相近的部分。

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到《古文尚书》。孔安国比照伏生所传《尚书》，发现《古

文尚书》多了十六篇。平帝时，置《古文尚书》博士，光武帝时被废除。

西汉时，还有个叫张霸的人，献上一部《尚书》，有一百零二篇。这个当时就被识破，一致

认为是他伪造。张霸也差点被砍了头。

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流传了多久，不得而知。东汉马融为《尚书》作《传》，郑玄作《注

》，《传》和《注》都只包含二十九篇的内容。有人说是因为古文《尚书》没有师传，所以

马、郑不注；也有人说王莽时战乱，《古文尚书》就失传了。《汉书?艺文志》上有《尚书

古文经》四十六卷，大约是古文尚书四十五卷加一卷书序。既然《艺文志》上有记载，或许

东汉时尚有《古文尚书》。不论如何，由于《古文尚书》无传，研读的人很少。经董卓之乱

后，《古文尚书》就彻底完蛋了。

又过了一百多年，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又作颐）献上了一部《尚书》，自称为孔安国原

本，而且不但有经，还有传。当时似乎没有人怀疑。从此梅赜版的《古文尚书》就在南朝流

行开来。到唐朝时，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采用孔安国传，从此梅赜版的《古文尚书》

就成为正统。

直到南宋，才开始有人对梅版《尚书》产生怀疑。吴?А妒榘薮?》，首先发出疑问。朱熹也

曾提出疑问，为什么伏生所传《尚书》难懂，而孔安国《尚书》（梅版）易懂呢？朱熹的学

生蔡忱写了一部《书集传》，在《尚书》每一篇下都注明“今文古文皆有”或“今文无古文

有”字样。这一分别，给《尚书》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明?梅?|《尚书考异》，列出

更多置疑。到了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考证精详，从此《伪古文》的说法获得

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按胡适先生的说法，是“已成铁案”。

尽管如此，为《古文尚书》鸣冤的声音始终存在。与阎若璩同时的毛奇龄，就著有《古文尚

书冤词》，对阎若璩进行批驳。李学勤先生在《论魏晋时期古文<尚书>的传流》[4]一文中

，引用陈梦家先生的考证“自郑冲到梅赜的传授，皆有史籍可考，其时、地、人三者都相符

合。”，得出结论《古文尚书》绝非梅赜所伪造。虽未明言，但字里行间，或有否认《古文

尚书》为伪书之意。google也可以搜到一些批判阎若璩的文章。孰是孰非，我这个民科也说

不清了。

2.3 礼

汉武帝时设立《礼经》博士，当时只有后苍一家。宣帝时分为大、小戴两家。平帝时增立《

逸礼》，王莽时又增立《周官》。光武中兴，《逸礼》和《周官》被废除，保留大、小戴两

家。

汉初，鲁人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仪礼》。四传至东海人后

苍，武帝时立为博士。大戴的名字叫戴德，小戴的名字叫戴圣。他们都是后苍的弟子。后苍

还有一个弟子叫庆普，《汉书?艺文志》上说三家都立于学官，不详庆氏立于何时。戴德和

戴圣都传授解释《士礼》的《记》，戴德所传称为《大戴礼记》，戴圣所传称为《小戴礼记

》[5]。

┌─戴德（大戴）

高堂生──徐生──萧奋──孟卿──后苍─┼─戴圣（小戴）

└─庆普

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到古文《礼经》五十六篇，《记》一百三十一篇。古文《礼经》五十六

篇，有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相同，多出来的三十九篇称为《逸礼》。古文《礼记》，清?钱

大昕认为即今天的《大戴记》和《礼记》（即《小戴记》）。《礼记》四十九篇，其中《曲

礼》、《檀弓》、《杂记》都分为上下篇，实际只有四十六篇；《大戴记》八十五篇，合起

来刚好一百三十一篇。这一说法不可信，数字之相符，只是巧合而已。

郑玄为《仪礼》（即《士礼》）、《礼记》（小戴所传）和《周礼》（即《周官》）作注，

此后就有了“三礼”的说法。其实从内容上看，《周礼》是一部讲国家政治体制的书，仿佛

后来的《会典》之类，与《礼》书多有不同。然而由于郑玄的推崇，《周礼》流传渐广，并

逐渐跻身于儒家经典的行列。《大戴记》则没有这么幸运了，此后逐渐衰微，失去儒家经典

的地位。《十三经》中不收录《大戴记》。《大戴记》唐时就亡佚了四十六篇，其余三十九

篇留存至今。

唐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的时候，《礼》收录《礼记》而摒弃《仪礼》，如夫人做了正房

。宋之后，在朱熹的推崇下，《礼记》就成为“三礼”中最重要的一部了。

2.4 乐

汉时已失传，下一章会有一些讨论，可参看。

2.5 易

武帝时，立《易经》博士，易只有田氏一家[6]。宣帝时，分立为施、孟、梁丘三家。元帝

时增立京氏。光武帝时，四家均得以保留。

秦始皇焚书，《易》为卜筮之书，得以幸存。《史记》、《汉书》关于《易》之流传都有明

确的师承关系。如下图所示：

┌─施雠

孔子─商瞿─桥庇─（马干）臂─周徼─孙虞─田何─丁宽─田王孙─┼─孟喜

└─梁丘贺

田何，齐国人，是汉代传授《易》的始祖。田何传授东武人王同，洛阳人周王孙，梁人丁宽

，齐人服生等。四人都曾写过《易传》，其中丁宽最为田何倚重。丁宽传授同郡人田王孙，

田王孙为武帝时博士，施雠、孟喜、梁丘贺都是他的学生。施雠，字长卿，沛国人。孟喜，

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他的父亲就是传授后苍《礼》的孟卿。梁丘贺，字长翁，琅琊诸城人

。

京房，授业于焦延寿。焦延寿自称曾向孟喜学《易》，但是孟喜的学生们都不承认有这回事

。焦延寿死后，京房本打算自称孟氏传人，遭到孟喜学生的抗议，只好自立门户。施、孟、

梁丘三家大同小异，京氏易则有较大不同。据说京房特别擅长灾异，就像乌鸦一样，总能说

得很准，渐渐取得皇帝的信任，得以立于学官。

除以上四家外，东莱人费直，沛人高相，也传授《易经》。费氏易为古文《易》，高氏易不

详，大约也是古文。《汉书?艺文志》上说，刘向以中秘书《易》较施、孟、梁丘所传，或

有脱漏之处，而费氏《易》与中秘书相同。东汉郑玄注《易》以费氏易为宗，此后其他学派

逐渐衰微了。

到魏王弼，《易》学之风大变。王弼之学，亦出于费氏，但与郑玄有很大不同。汉儒注易，

多涉及象数、灾异之说。而王弼则引《老子》、《庄子》，从义理的角度阐释《易经》，阴

阳灾异之类陈词滥调一扫而空，王弼之学也成为一时之风尚。

此后郑、王之学并行，大致北方多信奉郑玄，江南多推崇王弼。孔颖达《五经正义》采用王

弼注解，郑注也渐渐亡佚了。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收集了汉人注解三十多家，幸赖此书

，后世才能管窥汉代易学之面貌。

2.6 春秋

景帝时，董仲舒和胡母生治公羊学，为博士。武帝时，设立的《春秋》博士仍只有公羊一家

。宣帝时增立《谷梁》博士，公羊也分为严、颜两家。平帝时，增立《左氏春秋》博士。光

武中兴，仅保留公羊之严、颜两家，谷梁和左传都被废除了。

传统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都传自子夏，公羊传的师承如下图[7]：

┌─董仲舒

子夏─公羊高─平（高子）─地（孙）─敢（曾孙）─公羊寿（玄孙）─┤

└─胡母生─

┌─严彭祖

─┬─赢公──眭孟─┤

│ └─颜安乐

└─公孙弘

这一传承关系怕是不大可信的。起初，公羊传是口耳相传的，并无成书。直到景帝时，公羊

寿与其弟子胡母生才把世代所传的公羊传整理出来，写成定本。胡母生，齐国人，景帝时博

士，他是董仲舒的师兄，齐人治《春秋》者以胡母生为宗。严彭祖，东海下邳人。颜安乐，

鲁国薛人，是眭孟的外甥。两人都是眭孟的学生。

谷梁春秋，传说也源自子夏，师承如下图[8]：

┌──子──江博士（孙）

│

子夏─谷梁?m（一名赤）─荀卿─申公─瑕丘江公─┼─皓星公──┐

│ │

│ ┌─┴─蔡千秋

└─荣广─┼───周庆

└───丁姓

这一传承关系同样是不可信的。谷梁传成书晚于公羊传，为争夺正统地位，西汉时谷梁学家

和公羊学家曾有三次论战。

第一：瑕丘江公 vs. 董仲舒。瑕丘江公，从鲁申公学习谷梁学，即传授《鲁诗》的那位申

公。武帝时，令江公与董仲舒辩论公羊谷梁之优劣，董仲舒善于严辞，而江公则颇木讷。当

时丞相公孙弘也是公羊一派，自然偏袒董仲舒。于是第一回合，公羊胜。

第二：蔡千秋 vs. 眭孟。蔡千秋，就学于荣广，又曾向皓星公请教，学问渊博。宣帝时，

令蔡千秋与眭孟辩论。此役双方打了个平手，徵江公之孙为博士，谷梁学亦立于学官。

第三：宣帝时，由萧望之主持，展开了一场公羊谷梁的大辩论。此次辩论持续了十多年。谷

梁学大胜，荣广的两个学生周庆、丁姓都得以立为博士。

左传，传说为左丘明所作，左丘明传曾申，数传至荀卿，如下图[9]：

左丘明─曾申─吴起─吴期（起子）─铎椒─虞卿─荀卿

这一传承恐怕不可信。汉兴，治《左氏传》者有张苍、贾谊、张敞、刘公子等。贾谊为《左

氏传》作训诂，之后传授给赵人贯公，此后的传承就比较清楚了，如下图：

┌─尹咸（更始子）┐

│ ├─刘歆

贾谊─贯公─贯长卿（贯公之子）─张禹─尹更始─┼─翟方进────┘

└─胡常──────贾护

公羊谷梁，汉以前都是口耳相授，而左传大约是一直有古文经在民间流传。另外，皇室秘府

也有一部古文左传。孔壁藏书中没提到有《左传》，这部书大约是另有来源[10]。刘歆得到

这部书后，又向尹咸和翟方进请教。平帝时，经刘歆提议，为《左传》立博士，此后研习左

传的人就更多了。

东汉，三家并行，而《左传》影响力日增。关于《左传》优劣，是否应该立于学官，有范升

与陈元之争，李育与贾逵之争，何休与郑玄之争。前两次，《左氏》还处于劣势，然而自郑

玄为《左传》作注后，学者多以郑学为宗，争论渐渐平息下来。

晋朝时，杜预为《左传》作注，从此《左传》又有杜郑之争。孔颖达《五经正义》采用左传

杜注，郑注也就衰微了。

《左传》的争论平息了几百年之后，清代又起轩然大波。刘逢禄《春秋左传考证》首开先河

，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则直斥《左传》为刘歆伪书，重新点燃今古文之争的大火。顾颉

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于清代今古文之争也有相承之处。这部分内容已超出本文的范围，就不

多说了。

西汉时，传授春秋的还有邹氏和夹氏。邹氏有传而无师承，夹氏则干脆连成书都没有。两家

很早就失传了。

========================================

[1] 关于秦焚书范围，众说纷纭，钱穆《国学概论》第三章(p64-79)专门讨论这个。大致有

两种说法：第一，认为焚书只限于民间藏书，博士官所藏没有焚毁；第二，认为民间和博士

官所藏都被焚毁。本人不太同意第一种说法。伏生所传《尚书》就是他私藏的，如果博士官

藏书未焚，何必多此一举呢。在这一章中，钱穆先生提出一个折中的意见，认为民间藏书都

被焚毁，而博士官的藏书中，仅有“六经”被焚，诸子得以保留。这个说法有点意思。从汉

代文献流传来看，“六经”残缺不全，而诸子基本完好无损，如果采用同样的力度去禁六经

和诸子，差别不该有这么大。王充《论衡?书解》也认为秦人焚书，仅限于五经，不及诸子

，可以作为钱穆先生假说的证据。

[2] 《汉书?河间献王传》上说，河间献王刘德（景帝子，刘向之父也叫刘德，不是一人）

好古书，民间有善本书籍，必重金以求。于是搜集到很多先秦旧书，“《周官》、《尚书》

、《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数量与

皇室不相上下。然而《周官》、《尚书》、《礼》、《礼记》原为孔壁所藏，献王所得，或

为孔壁抄本；至于《孟子》、《老子》之属以及七十子之徒所论，都属于诸子，不在秦人大

力禁绝之列，得之不难。本文称“除去伏生所藏《尚书》之外，只是一些断简残篇而已”，

大约不算臆断吧。

[3] 《汉书?艺文志》上说鲁恭王坏孔子宅在武帝末，这是不可能的。鲁恭王死后，武帝还

活了二十多年。《汉书?鲁恭王传》上说“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于其

壁中得古文经传。”恭王王鲁在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前127年去世。而景帝死于前

140年，既然提到“初”，那么发现孔壁古文经也可能是景帝时事。

[4] 李学勤，《古文献论从?论魏晋时期古文<尚书>的传流》p285-296，上海远东出版社19

96

[5] 东汉郑玄作《六艺论》，认为大戴记和小戴记分别是戴德和戴圣编纂的，《隋书?经籍

志》沿用了这一说法。然而根据近代学者的考证，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先秦礼学家在传授

《礼经》的同时，也附带传授一些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就是《记》。直到东汉中期之前，《

记》的篇数都是不定的，各家派都随意增删一部分内容；这些记是附带《经》流传的，没有

独立成书。经过长期流传，到了东汉中期，慢慢形成定本，即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前

者篇数多，被称为《大戴记》；后者篇数少，被称为《小戴记》。《大戴记》和《小戴记》

中部分篇章可能来自《逸礼》。引自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王文锦所撰前言，中华书局19

83。

[6] 《汉书?艺文志》作“易杨”。钱穆引沈钦韩的说法，认为“杨”为“田”之误。钱穆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p205，商务印书馆2001

[7] 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引戴弘《序》。转引自清?钟文?A《春秋谷梁经传补注》

一书骈宇骞、郝淑慧所撰点校前言p5，中华书局1996

[8] 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序》。转引自清?钟文?A《春秋谷梁经传补注》一书骈

宇骞、郝淑慧所撰点校前言p5，中华书局1996

[9] 清?姚鼐《春秋补注?序》。转引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p33，中华书局1990

[10] 《汉书》上列孔壁藏书中没有提到《左传》，但杨伯峻先生认为中秘书所藏《左传》

出于孔壁之中。可参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p46-48

其他摘录但未随处标明的参考文献有（以引用内容多少排序）：

《汉书》之儒林传，艺文志，以及《汉书》中相关人物传记

钱穆《国学概论》（中华书局）及《中国史学名著》（三联）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文艺）

章太炎《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及《国学略说》（上海文艺）

王文锦《礼记译解?前言》（中华书局）

吕思勉《经子解题》（上海文艺）

朱自清《经典常谈》（上海文艺）

梁启超《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

六经之老生常谈

三、孔子与六经之关系

有孔子而后有儒家，有儒家而后才有儒家经典。因此说到六经，避不开孔子。《庄子?天运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史记?孔子世家》上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

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虽然

有些极端的疑古学者，如钱玄同，否认孔子与六经有关，然而这一看法并不是主流。

孔子与六经之关系，是今古文学家争论的一个焦点。今文学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

，六经都是孔子所作，目的是托古改制，经文微言大义，无处不渗透着孔子的政治和哲学思

想；古文学家认为孔子是历史学家，是第一个整理、保存、传授和阐述古代文献的学者，六

经是周公旧典，孔子“述而不作”，只是修订而已[1]。

3.1 诗

《论语》中提到多次提到《诗》。“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

，可以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等等。《史记?孔子世家》上也说“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以《诗经》作为上课的教材，自古以来并无疑问。

据《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chong2，重复），取

可施于礼义，……三百零五篇。”按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不但亲自编纂了《诗》，而且将旧

诗沙汰了十分之九。太史公著书态度非常严谨，且他当时能看到的资料，现在绝大多数都已

经亡佚了，此说或有所本。然而，就目前能见到的资料来看，这一结论恐怕难以成立，后代

学者也多有置疑，主要证据如下：

1)从其他先秦文献来看，其中引用的诗句大多数目前还健在，亡佚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如

果说孔子删除旧诗的十分之九，从概率论的角度来看不太可能[2]；

2)《论语》一再称“诗三百”，从来没有“诗三千”的说法。从上下文和语气上看，“诗三

百”就应该是指古代已有的典籍，而不是孔子自己删订的版本[3]；

3)《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聘问，向鲁国大夫叔孙穆子请求一观周乐。当

时诗演奏的次序与现在的版本大致相同，只有豳风和秦风的次序稍有差异。当时的《诗》大

约已成定本，而此时孔子仅有八岁[4]。

章太炎先生是相信《史记》这一说法的[5]，他说古代有“九德六诗”之歌，九德是水、火

、木、金、土、谷、正德、利用、厚生；六诗是风、赋、比、兴、雅、颂。赋比兴现在一般

认为是修辞方法，也有少数人（如太炎先生）认为是诗歌之文体。在他看来，既然风雅颂有

三百篇，那么九德六诗合起来该有一千五百篇了。加上逸诗，三千篇是可能的。太炎先生的

说法，我是不信的。兹录于此，供参考。

季札到鲁国观礼的时候，就有成文的诗经了。那么这些诗是由谁收集和编纂的呢？诗经由风

雅颂三部分组成，风为十五国风，收录了十五个诸侯国的歌谣。这些歌谣收集的工作应该是

周王朝做出的，很难想象由某一个诸侯国单独完成这样一个使命。收集来的歌谣经过整理、

润色和删订，最后成为定本。周振甫先生《诗经译注》中提到“两次编诗”的说法[4]，看

起来有点意思。他说，第一组编诗的是周的乐官，季札看到的诗就是这个版本。他听了《豳

风》之后，说“美哉，荡乎，乐（le4）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周振甫先生推测季札听

的《豳风》只有《七月》一首诗，下面的《鸱?^》没有听到。因为《鸱?^》中“予室翘翘，

风雨所飘摇，予维音哓哓”实在算不上“乐”。对于季札的评价，鲁国的乐官可能不很满意

，于是有了第二次改编。这次把相传周公作的和他人为周公作的诗，附在《七月》之后，又

出于某种考虑，将《豳风》放在十五国风的末尾，于是就成了孔子见到的那个版本。周振甫

先生推测第二次改编也应该是在孔子成年之前完成的。也就是说，孔子没有编纂过《诗》。

今本《诗经》共三百一十一篇，其中六篇有篇名而无文字，完整的诗有三百零五篇。经过秦

火之后，所传《诗经》恐怕也已经不是孔子当时的旧本了，理由如下：

1)今本《诗经?小雅》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和《由仪》

六篇，篇名均见于《仪礼?乡饮酒礼》和《仪礼?燕礼》，而其辞不存。《毛传》以为本来

有辞后来亡佚了；而朱熹《诗集传》则认为这六首诗是“笙诗”而非“歌诗”，本来就是没

有文字的[6]。多数人相信朱熹的说法；

2)除了以上六首之外，还有其他逸诗，可考证出孔子时尚存，然而今本《诗经》中却没有收

录的。如《小雅》逸篇《新宫》和《召南》逸篇《狸首》[7]。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孙）昭子，赋《新宫》”，郑玄注：《新宫》，《小

雅》逸篇。当时孔子三十五岁。《仪礼?燕礼》上说，“升歌《鹿鸣》，下管《新宫》”，

两篇应当是相邻的，《鹿鸣》在《小雅》中，《新宫》也当在小雅中；又《礼记?射义》：

“其节，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采滔》为节，士以《采蘩

》为节”。这里，节就是节拍的意思。《礼记?射义》是讲“大射”礼的。春秋时候，“大

射”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参与射箭的人举止进退都必须符合“礼”的规范，射箭的时候

要和着乐曲的节拍。参加射箭比赛的人的爵位等级不同，所奏的乐曲也不同。从这段话可以

知道，《狸首》当在《召南》，和《驺虞》、《采滔》、《采蘩》等相邻。《礼记》出自七

十子后学之手，晚于孔子，因此孔子时《狸首》当尚存。

3.2 书

孔子曾以《书》作为教材，当无疑问。《书》是六经中，除《乐》经之外，残缺最多的一部

。和《诗》相比，《书》的问题就更多了。然而由于证据匮乏，其争执多难判定。关于《书

》最重要的一个公案即今古文之争，前面已有叙述，这里主要谈谈孔子是否删书和作书序的

问题。

《书纬》说[8]：“孔子得黄帝元孙（即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

。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纬书的

说法可信度很低，《中侯》之说尤其荒谬。汉代官制，文官位小而权重者为尚书，武官位小

而权重者为中侯。《尚书》之“尚”，本来是通“上”，即上古的意思，与官名之尚书无关

。大约到了汉代，有不学无术的儒者不明《尚书》之意，以为既然有《尚书》，必然有《中

侯》与之相对，从而伪造了这段话。

《中侯》之说不足为训，但对孔子是否删书，学者说法不一。章太炎先生是深信孔子删书的

，理由如下[9]：

1)楚灵王之左史，通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此时孔子已超过二十岁；

2)《左传》中魏绛述后羿、寒浞事，伍员述少康中兴事，皆《尚书》所无（魏绛在孔子之前

，伍员在孔子之后）；

3)周代封国必有命，封康叔有《康诰》，而封伯禽、唐叔，《左传》上有封诰的篇名，《尚

书》竟然也没有收录；

4)《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有七十一篇，可见孔子于《尚书》，确实删去不少。

太炎先生的这一说法逻辑上有些问题。《尚书》收录了一些历史文献，但并不能说所有历史

文献都会被收录到《尚书》中。而且《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的说法也值得商榷。

今文学家崔述是否认孔子删书的，他在《洙泗考信录》里提出几条疑问[10]：

1)圣人好古，如果真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传世，孔子应该非常爱护，怎么可能无故删除

呢？

2)《论语》、《孟子》从未提到过炎黄，帝喾之前就不应该有书；

3)《史记?孔子世家》只提到孔子序书，没提到删书；

4)古代以竹木为书，作起来难，流传也不容易。

我觉得崔述的说法可信。从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尚书》来看，三分之二都是周代文献。如果

孔子曾经整理过《尚书》，删除部分周代文献或有可能；至于夏商两代文献，能流传下来已

弥足珍贵，他怎么可能轻易删除呢？

接下来谈谈《书序》。《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

秦穆，编次其事。”按司马迁的说法，孔子大约是根据当时所存的历史档案，编纂了《尚书

》，并为《尚书》的每一篇写了序言，说明作意。由于缺乏可靠的证据，很多学者不相信这

种说法，有些学者甚至怀疑《书序》是汉代学者伪造的。他们提出的其中一条证据是[11]，

《康诰》中有“王若曰孟侯朕其弟”一句，此处如“王”为成王，则不应称康叔为弟；那么

一定是武王了。而《书序》上说“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馀民封康叔”，那么封康叔在

武庚叛乱之后，此时武王已死。他们看到这里，觉得是一个矛盾，因此认为《书序》是伪造

的。这一证据站不住脚。周公摄政期间称王，已被出土文物所证实。《康诰》中的王即周公

旦，称康叔为弟是没问题的。从这一条也可以看出，《书序》与《尚书》是有渊源的，决不

是伪造。然而《书序》是否为孔子所作，由于证据太少，无法确知了。

3.3 礼

《汉书?艺文志》上说“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传说《礼经》是周公所作，“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关于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的行为准则，《礼经》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说法。然

而由于周室东迁，礼崩乐坏，各国诸侯“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于是“礼自孔子时而不

具”。这一说法，不少人提出质疑：

1)清毛奇龄，就是和阎若璩为了古文尚书的真伪吵架的那个，认为本来就没有《礼经》这本

书。他说：《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起）聘鲁，见《易象》、《鲁春秋》，就把这两部

书看作周礼。事实上，古代礼法，并没有成书，刑法也是如此。象子产铸刑书，反而是一件

不合礼法的事情[12]。

2)清袁枚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论语》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这一“执”

字，就说明礼与诗、书不同，并无简策可考，重点在于实践中遵守[13]。

他们的说法是有一些道理的。从《仪礼》的内容来看，也决不可能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主要

证据如下[14][15]：

1)春秋二百四十年，列国君主大夫行礼，从来没有引用过《仪礼》上的话；

2)按照古礼，臣对君行礼应在堂下进行，即使君主有命令，仍然要行礼完毕才到堂上来。而

《仪礼》上说，如果君主辞让，就可以到堂上来行礼。这种做法孔子认为“泰”，是坚决反

对的；

3)左传，昭公十五年六月，周景王太子寿卒，八月，王穆后崩。叔向说“王一岁而有三年之

丧二焉”。今《仪礼?丧服》为妻服丧两年。两者矛盾;

4)古代，“公”的臣子不可能称“公”，而《仪礼》称诸侯之臣为“诸公”，这是春秋某年

，各国大夫僭越妄称。这就是孔子说的“名不正”；

5)周代各国诸侯觐见周王的“觐礼”是大礼，而各国诸侯之间来往的“聘礼”是小礼。《仪

礼》上关于聘礼的内容远远超过“觐礼”的内容，这反映了周室衰微之后，觐礼缺失而聘礼

通行的时代特征；

因此，《仪礼》决不同于周公所制之礼，也不是孔子所作，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为孔子后

学之手，与孔子本人没有什么关系。

3.4 乐[16]

早在汉代，《乐》就已经失传。那么先秦究竟有没有《乐》这本书呢？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

观点不同。今文学家认为，乐本无经，乐即在诗与礼之中；而在古文学家看来，乐经本来是

有的，因为秦始皇焚书而亡佚。

按照今文学家的说法，古代本无《乐经》，乐是通过一代代盲人乐师口耳相授得以流传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诗》，就是古乐的歌词；而古乐演奏时的场合、仪式等，则可从《礼》中

找到一些线索。《诗》本来都是合于音乐的，只是后来乐曲逐渐亡佚了，就像汉代的乐府诗

一样。诗、书、礼、乐，是古代贵族需要学习的“四术”，后来加上《春秋》和《易》，合

称“六经”。这一说法就是个习惯说法，并不是真有《乐》这本书。

然而关于“四术”的说法，古文学家是不信的。梁?沈约《宋书?乐志》：“秦焚六经，乐

经用亡”。唐?徐坚等《初学记》：“古者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经。至秦焚书

，乐经亡，今以易、书、诗、礼、春秋为五经”。

有些学者，如黄侃，不但深信有《乐》，还明确指出，《乐》即《周礼?大宗伯》的《大司

乐》。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汉文帝时，有一个叫窦公的，自称是战国时魏文侯的

乐人，收藏有《乐经》一书。献上来之后一看，原来是《周礼?大宗伯》的《大司乐》一章

。这个窦公显然是在说谎。根据《史记?六国年表》，魏文侯死于公元前387年，而到了公

元前180年，汉文帝才从才从偏远的代国来到京城，坐上皇帝的宝座。窦公作为魏文侯的乐

人，能够活到汉文帝时？那文帝该喊老婆出来看上帝了。

《乐》即《大司乐》之说难以凭信，然而关于《乐》之有无，文献无徵，无从查考。且待将

来的考古发掘给出定论吧。

3.5 易

若说诗、书、礼、乐、春秋都与孔子有关，大多数学者都没有意见。至于《易》，则有争鸣

了。虽然《史记?孔子世家》上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

编三绝”，然而疑古的学者却不相信。他们的理由是，《论语》里多次提到诗书礼乐，而提

到《易》只有一处，“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则可以无大过矣。’”，而这句话

还有另一种读法，即将“易”字作“亦”，连下读，于是这句话就成了“子曰：‘加我数年

，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如果第二种正确，那么《论语》上就找不到孔子与《易》

有关的内容了。

第二种说法的根据是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在该书卷二十四的《论语音义》上提到：

“学易 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最早引此解释《述而》章文的是清代的慧

栋。他在《九经古义》一书中说：“《鲁论》‘易’为‘亦’。君子爱日以学，及时而成，

五十以学，斯为晚矣。然秉烛之明，斯可寡过，此圣人之谦词也。”慧栋此语即是‘易’与

‘亦’之争的开端。

陆德明的《论语音义》所云，并不是他自己的注解，而是照抄郑玄的《论语注》。汉代流传

的论语，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即鲁人所传的《鲁论》、齐人所传的《齐论》和孔壁所得的《

古论》。三者篇目略有不同。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学习了《

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合二为一，但是篇目仍以《鲁论》为根据。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

当时非常尊贵，于是他的这个本子得到儒生的尊奉，号为“张侯论”。到了东汉时期，郑玄

注《论语》则是以张禹系统的周氏章句为底本，而以《齐论》、《古论》为参校，凡采用《

齐》、《古》之处，都在注中记出，共有五十条。陆德明《论语音义》所引就是其中之一。

郑玄《论语注》中所谓“鲁读”，所依据的是张禹系统的章句，然而这已经不是汉初《鲁论

》的原本了。根据罗常培、周祖谟两先生的考证，古音“易”为喻母锡部，“亦”为喻母铎

部，并不相近，异文是很难形成的。只是到了较晚的时候，两音才可通假。《史记?孔子世

家》上已有“子曰：‘加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可见汉初《论语?述而》

章是作“易”的，因此异文为“亦”应该是晚出的，也是不足为据的。

（以上引自文献[17]）

接下来谈谈十翼。《史记?孔子世家》说十翼为孔子所作，然而后人多有置疑。欧阳修最早

提出疑问，以《系辞》《文言》中多次出现“子曰”为由，断定绝非孔子所作[18]。崔述《

洙泗考信录》中补充了几条理由[19]：

1)晋汲县冢中，周易只有上下经，并无十翼；

2)《左传?襄公九年》穆姜答史之言，与《文言》篇首相似，此时孔子还未出生；

3)《论语》中有“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彖》中也有这句话，如果《彖》在

曾子之前，论语中不应该把这句话的版权交给曾子。

章太炎先生和李学勤先生对以上论证进行了反驳，概括如下：

1)关于“子曰”，有两种可能。一为古人著书之通例，如《史记》之“太史公曰”；二，“

子曰”可能为孔门后学整理时加入。李学勤先生指出，《系辞》中“子曰”多在引述《周易

》经文之后，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后面的话和周易经文发生混淆[18]。

2)汲冢版《易》有经无传，进而否认当时有易传流传，从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按李学勤先

生的说法，很多先秦古书，如《礼记》的《坊记》、《中庸》、《表记》、《缁衣》、《乐

记》等篇，都曾引用《易传》，因此《易传》不会晚于七十子时期[20]。

3)穆姜之语又见于《文言》，既可能是穆姜引用《文言》，又可能是《文言》采入穆姜之语

。从原文语气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些。

李学勤先生信而好古，《古文献丛论》一书前面几篇都是论证孔子研读《易》并作《易传》

的，申论甚详。然而关于孔子赞《易》之说，我还是难以相信。《易》与其他儒家经典，从

文字和体例上确有不同之处。孟子以圣人门徒自居，多次引述《诗》《书》，却从无一语涉

及《易经》和《易传》，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

3.6 春秋

孔子作《春秋》，《春秋三传》、《孟子》、《史记》均言之凿凿。《公羊传?庄公七年》

上还提到过所谓的《不修春秋》：“《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

：‘星陨如雨’”。庄公七年，即公元前678年，这年的3月16日夜发生了流星雨。按照公羊

传作者的说法，鲁史官的原本，也就是文中的《不修春秋》，对这个现象的记录是“雨星不

及地尺而复”；孔子修订《春秋》的时候，把这句话改为“星陨如雨”。如果公羊传作者所

说是实，此条的确是孔子作《春秋》的非常重要的证据。然而经过秦火之后，这部《不修春

秋》失传了。究竟公羊传作者亲眼见过《不修春秋》，还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我们就不得

而知了。

《公羊传》的作者对孔子极度推崇，甚至把孔子神化了。在他看来，孔子作《春秋》，“微

言大义”，每一个字都不是轻易着笔的。经文的每句话，他都能煞有介事地解释一番。其中

，最荒谬的莫过于“五石六?o”之说了。《春秋?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炻石于

宋五。是月，六?o退飞过宋都。”这句话，为什么先说炻后说石呢？为什么炻石的记载精确

到日，而?o鸟只精确到月呢？为什么炻石先说名词（石）后说数词，而?o鸟则先说数词后说

名词（?o）呢？在公羊传作者看来，这都是有深意的。“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如果不这

么写，就无法表示对周王朝的尊崇了。

然而，同样还是《公羊传》：“（昭公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

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

何？’”昭公十二年，孔子二十三岁。孔子根据青年时代的亲身见闻，认为“伯于阳”是“

公子阳生”之误。然而他尊重鲁春秋原文，不擅自以记忆为准，去修改《春秋》。读书至此

，真是糊涂了。那些“五石六?o”之类的琐事，孔子都不辞辛劳地修改；至于国家的外交大

事，反而明知史文有误而不去订正了，这符合常理吗？

杨伯峻先生否认孔子作春秋，主要理由如下[22]：

1)《论语》中多次引用诗、书，也提到过易，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

2)《春秋》记载了242年的大事，鲁国经历了12个君主，其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方面，史官记录时需要适应这一变化；另一方面，不同史官的观点和文风不同，这就造成

《春秋》文风和体例的不统一。如果孔子修订过春秋，为什么不把文风，特别诗体例统一起

来呢？

3)孔子明知“伯于阳”有误而不去更改；

4)《礼记?坊记》两次引用《春秋》，但都称为《鲁春秋》（《坊记》曾引用《论语》，其

成书在《论语》之后）。之所以称《鲁春秋》而不是《春秋》，原因很可能是《坊记》的作

者不认为孔子曾修《春秋》。

以上几条，除4)有点牵强外，其他都有些道理。特别是2)，《春秋》文风体例杂乱，很难想

象这是经过孔子亲手修订的。杨伯峻先生认为，孔子不曾作或修过春秋，只是拿它作为教材

，传授弟子而已。

不少学者反对杨伯峻的说法，王维堤、唐书文在《春秋公羊传译注》的前言中[22]，罗列了

一些理由来为孔子修订《春秋》作辩护。这篇文章中说，孔子对《春秋》的修改，只限于文

辞，对于史实，则态度谨慎，不随意改动。这个说法有些道理，“伯于阳”等疑问可以解释

得通。然而文章其他部分的论说还略显单薄，除反复引用古书关于孔子修《春秋》的说辞外

，缺乏更有说服力的论证。

====================================

[1]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p49，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 孔颖达，《诗疏》，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p15，商务印书馆1997

[3] 叶水心，《习学记言》，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p15

[4] 周振甫，《诗经译注》前言p3-5，中华书局2002

[5] 章太炎，《国学略说》p44，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6] 周振甫，《诗经译注》p250

[7]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正》，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p16

[8] 吕思勉，《经子解题》p24，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9] 章太炎，《国学略说》p45-46

[10] 崔述，《洙泗考信录》，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p15

[11] 找不到引用之处了，以后补充

[12] 毛奇龄，《西河集?与李恕谷书》，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p17。李恕谷，即李?b

，号刚主，是一个老夫子，想起他来就觉得可乐。“李刚主讲正心诚意之学，有日记一部，

将所行事，必据实书之。每与妻交媾，必楷书‘某月某日，与老妻敦伦一次。’”袁枚，《

新齐谐?卷二十一》p460，人民文学出版社

[13] 袁枚，《答李穆堂问三礼书》，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p17。李穆堂，即李绂，程

朱一派的大儒，电视剧《雍正皇帝》里弹劾田文镜的那位。

[14] 1)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左氏引经不及周官仪礼论》，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p

18

[15] 2)~5)崔述，《丰镐考信录》，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p18

[16]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p20-22

[17] 李学勤，《古文献论从?孔子与周易》p14-22，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18] 欧阳修，《易童子问》，转引自李学勤，《古文献丛论?帛书易传及系辞的年代》p3

7。书中对此说进行了反驳

[19] 崔述，《洙泗考信录》，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p7

[20] 李学勤，《古文献论从?帛书易传及系辞的年代》p34-40

[21] 李学勤，《古文献论从?关于周易的几个问题》p6

[2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p5-16，中华书局1990

六经之老生常谈

四、从春秋时代的贵族教育看六经之渊源

孔子之前，教育为贵族垄断，称为“官学”。周王室和各地大小封君对下一代的教育都非常

重视，其中具有继承权的嫡长子的教育更是重中之重。从《周礼?地官司徒》之《师氏》和

《保氏》，《周礼?春官宗伯》之《大司乐》诸篇可以对当时的教育情况作一个大致的了解

。

太子八岁入小学。师氏和保氏都是大司徒的属官，负责太子的小学教育。

师氏传授太子三德三行[1]。三德，一是至德，即中庸之道；二是敏德，即勤学刻苦，修行

仁义之道；三是孝德。三行，一是孝行，以亲父母；二是友行，以尊贤良；三是顺行，以事

师长。这里“德”指内心的思想，“行”是外在的行为。比如孔子认为，赡养父母，有孝的

行为还算不上“孝”，只有孝行发自内心，才是真正的孝，这就是所谓的“色难”。简单地

说，师氏负责太子童年时的人生观道德观教育。

保氏传授太子六艺[2]。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

曰九数。五礼，吉凶宾军嘉，即祭祀、吊丧、宾客、军旅、宴会之礼。六乐，云门、大咸、

大韶、大夏、大?C、大武，即黄帝、尧、舜、禹、汤、武王之乐。孔子说的“尽美矣，又尽

善也。”即舜之大韶；“尽美矣，未尽善也。”即周之大武。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

尺、井仪。关于五射，注解说得不是很明白，大约是几种射法。比如参连，似乎是连发三箭

，后一箭须射中前一箭的尾端；井仪似乎是连发四箭，不但要射中靶心，四支箭还须在靶心

排成“井”字形。五驭，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五驭与当前驾校的路

考项目有点类似，逐水曲即走井盖，过君表仿佛铁道道口。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

、假借、谐声，即文字学。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

旁要，即古代算术。简单地说，保氏负责太子童年的基本技能教育。

太子成年之后进入大学，大学的负责人是大司乐[3]，大宗伯的属官。

在大学里，春秋学习礼乐，冬夏学习诗书[4]。除了继续进行礼和乐的学习外，又增加了诗

、书两门课程。在小学里，礼乐的学习大约只是一些皮毛，只能知其然；进入大学之后，要

在理论上进行深造，知其所以然。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讲授的内容越来越多。楚庄王时，申叔行论傅太子之道，就提到了九

项科目。到了战国时期，大约《老子》以及相当多的儒家著作都被列入大学教学的内容[5]

。申叔时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我们来看一看[6]。

“庄王使士??傅太子??……（士??）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从善而

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

而为之导广明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

。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

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在这段话中，申叔时提到九种古代典籍。其中《春秋》为各国编年史的通称；《世》即世系

谱牒之类，其中可能还包括一些功绩的表彰以及过失的批判等内容；《诗》《礼》《乐》就

不用说了，大约就是“六经”之《诗》《礼》《乐》的原型；《令》即先王之法令，大约是

后代诏书之类档案文件；《语》即名人名言，《国语》一类的书籍；《故志》即总结历史成

败经验教训的书籍；《训典》是五帝之书。

西周以及春秋时代的贵族教育大致如上所述。

在以上几节内容的基础上，可以做出一个大致合理的推测。孔子之前，教育为贵族所垄断。

至孔子开平民教育之先河，传授弟子三千。一开始，以《诗》《书》《礼》《乐》教，这大

约是面向所有人的。三千人中，多数是中人之材，学习这些也就够用了。其中还有一些学习

比较突出的，孔子向他们传授的内容就更多一些。可能结合鲁国史官所作《春秋》，对两百

多年来的近代史做一个回顾。其中既有史实内容的讲述，也包括史官的“笔法”的讨论。有

些学生对史实记录得多一些，最后就整理成为《左传》；有些学生对“笔法”（也就是后来

说的“微言大义”）更有兴趣，他们的记录就是《公羊》《谷梁》的原型。此后在流传过程

中，传授者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心得，会增加、删除或修改部分内容。《左传》以事实为主，

改动会小一些。《公羊》《谷梁》传授过程中，可能会面目全非。孔子晚年，才开始对《易

》产生了兴趣，也很有心得，或许作了十翼中的一篇甚至几篇也未可知。此时孔子已到晚年

，因此被传授《易》学的人就更少了。孟子一派大约是不传《易》的，所以《孟子》中没有

提到易。

孔子传授六经时，教材大约就是直接从“官学”那里得到的。孔子“述而不作”，讲课时修

订其中的部分内容是可能的，但未必会亲手编一套教材出来。

秦始皇焚书，“官学”是被严令禁止的。诸子之学可能不禁，或者即使也在被禁之列，禁书

力度与“官学”也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到了汉代很快就恢复了本来面貌。《易》虽然在孔门

传授，但本身不在“官学”之列，因此侥幸逃脱秦火。《诗》《书》《礼》《乐》《春秋》

都是正统的“官学”，因此损失巨大。《孟子?万章下》“北宫??问曰：‘周室班爵禄也，

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7]。始皇焚书

，只是战国时期破坏“官学”传统的遗绪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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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诒让，《周礼正义?地官司徒?师氏》p997，中华书局1987

[2] 孙诒让，《周礼正义?地官司徒?保氏》p1010-1016

[3] 孙诒让，《周礼正义?春官宗伯?大司乐》p1711

[4] 王文锦，《礼记译解?王制》p179，中华书局2001

[5] 姜国钧，从郭店楚简内容看“东宫之师”，http://www.hnass.com.cn/zzxk/200204/4-

43.htm

[6] 《国语?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p527-5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 杨伯峻，《孟子译注?万章下》p236，中华书局1960

六经之老生常谈

后记

这篇文章很早就开始酝酿了，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原因有二。第一，研读历史，特别

是先秦史，不可不读经。三礼三传是绕不开的，诗书易也需要知道一点。历史版的网友，对

史书涉猎颇广，但对于经，可能了解得少一些（这是针对普通网友而言的，大牛不在此列）

。于是不揣冒昧，草成此文。第二，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

，方能得其门而入”。读一本书之前，应该先了解该书的相关背景知识。这就是本文不讨论

六经之具体内容，而把主要笔墨放在作者版本流传派别等处的原因所在。

本文从四月初开始动笔，开始写得还比较顺，随着内容的展开，问题就像滚雪球一样，越积

越多，远远超出预计。再加上五月份忙着学车，在本文完成一半的时候就放下了。若不是版

主督促多次，重鞭施于蹇驴，这篇文章怕是永远也完不成了。六月中旬，连续熬夜数日之后

，终于攒出了这篇文章。大致完成预想内容的90％。原打算重点写的关于经学的两次大辩论

，“石渠奏议”和“白虎通德论”没有完成。

写完本文之后，终于长出一口气。然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本文先天不足，有两个致命的缺

点。第一，参考资料比较老，多为民国时代写成，关于目前的主流看法，一点都不了解；第

二，读书太少，毕业之后，不方便去图书馆，本文所引仅限于自己的藏书。如果能多读一些

书，可以写得更好一点。

这篇文章只能算是几本书的读书笔记。作为一个民科，每每感觉学力不足。捉襟见肘是不敢

说的，半块破布聊以遮羞而已。抛砖于此，实想引出美玉之文；错讹之处，还望斫以达人之

斧。若有讥讽贬斥者，当在情理之中。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

不愿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HYGERIS谨识

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这个是新水木历史版的版庆征文，原文作者是新水木的Hygeris，我只是负责转贴而已。大家给我献花，我实在是受之有愧。

或者把原作者也拉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