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一代领导人毛周等对计划生育的态度 -- flyingcatgm

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的梁中堂。他认为“二胎制”也能控制人口增长， 建议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农村男女青年比国家法定结婚年龄推迟3年结婚生育者，可以在妇女30岁左右时生育第二胎。

1985年，山西省翼城县“二孩实验”试点伊始，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外媒关心的是，这个距离中国政治中心北京800公里的“秘密人口实验地”是否会发生生育巨变。

奇怪的是，人口增长并无失控，实验结果在第5年就达到了梁中堂之前的推行15年的设想。1997年，王永亮被调到翼城县王庄乡管理计划生育工作时，随便抽一本行政村的生育情况记录本，都能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从9%一路降到最低的3.5%，其中有的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

尤其是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施行后的十年间， 翼城县不到3%的人口增长率远低于整个山西省的9.9%和全国的5.8%；30年里全县近70%的行政村没有政策外多孩生育；人口老龄化比往后推迟了至少5年；并把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得“接近完美”。

翼城的“二孩实验”政策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执行起来比较严格。然而允许二孩的翼城在“计生数据”上远比其它“一胎化”的地方出彩，其中必有原因。

如今，翼城“二孩实验”持续了30余年后，在国家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时自然终止。

“翼城县人口实验成果突出，一线计生员和计生干部功不可没！”这是熟悉翼城计生工作的人给出的评价。

王永亮谦虚平和，提到此处都把功劳推到了“翼城政策”本身。

允许生二孩的政策回避了“一胎化”引起的各种矛盾。 很难想象，在农村只许生一胎会制造多少摩擦。

翼城当年轰轰烈烈的计生工作，“硬碰硬”的案例很少，比起其它县市，反倒把村民和干部的关系搞得更好了。

从数据统计上看，翼城实验最大的亮点，是出生性别比平衡。

吴宝堂在县计生协会工作中的体会是：容许生二孩，人们就不选择生育了。 这是个微妙的变化——“一胎化”下，如果第一胎怀了女孩，很有可能会被流产，男孩出生率往往就高于女孩。允许二孩，老百姓心理上觉得有很大的机会凑个一男一女，无形中就平衡了出生性别比。

二孩政策，对村里人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养老。 农村的家庭，父母一旦年老就几乎完全依靠子女，如遭遇不测成了失独家庭，老人大多会对生活绝望，两个孩子的养老风险和负担显然比一个孩子小些、轻些；而二孩生育间隔拉开了，让当时很多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松一口气，育龄妇女的身体也有一个恢复期。

梁中堂曾经说翼城县的试点是一个企图推行与当时政府主管部门不同主张的生育政策，它能够产生是一个偶然。原因是，政策至少从当时翼城各方面因素来看，符合人口发展的规律。

政策的好处在哪儿？老百姓很难说清楚，但是决策者要心知肚明。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教授谭克俭，是翼城“二孩实验”的见证人和研究者。他说，人口的发展复杂但有一定的规律。 计划生育政策如果不符合规律，人们还是会想办法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生或者不生。就如现在经济水平下，不少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孩，也是人口发展的必然。

王永亮也去周边的县市了解过，翼城“二孩实验”增长的人口和很多“一胎化”县市差别并不大，说明他们很多人冲破政策，也生了许多二孩。最大的差别是，相对一孩政策，翼城多出的是“计划内”的，而别的地方是“计划外”的。可是，同样是“多生”，翼城人罚款较少或者不罚，干群之间尖锐的矛盾避免了很多，群众少受了精神压力和经济损失，干部推动工作也容易很多。

这大概就是一位基层计生工作者所能总结的“实验启示”。

而翼城实验的“始作俑者”梁中堂更是直言不讳，老百姓既不因为政府的政策严紧而少生，也不会因其宽松而多生。 我们不能单纯责怪农民的轻率和以身试法。

“效果不错”“变化显著”，这是包括当年中央领导在内的视察者对翼城实验的评价， 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可以试着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然后最终也无人当即拍板。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可从中窥见几分。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布的《国人口发〔2009〕5号》文件显示：“2005年年底统计显示，国家、省、地、县、乡级人口计生工作人员50.9万人，总编制数42.3万个。其中：行政编制人员12.2万个，事业编制30.1万个。另外，约120万名村级管理员(服务员)和600万名村(居)民小组长承担村级人口计生工作。”

河北省唐山市的刘玲(化名)是50多万名计生工作人员之一，做计生工作已经二十多年，如今被国家明令禁止的大月龄打胎、强制引产这些词，现在她回忆起来还觉得像噩梦一样。

年轻时的刘玲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那时被她称为“有些残忍”的工作，为了追一个超生的孕妇，刘玲和同事们甚至过年也不休息，最后追着孕妇把7个月大的胎儿打掉了。

“控制人口增长、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这是刘玲从第一天工作就被要求谨记的工作目标。

然而，在刚工作的那些年，刘玲觉得自己做的工作，更多的就是给超生家庭做工作、追孕妇、打胎。那些年，刘玲也承受了社会对计生干部的不理解。

作为多年前的计划生育老“鬼子”，此时此刻，我才知道“对政策外怀孕实施大月份引产，违反了国家及陕西省人口计生部门关于禁止大月份引产的规定”。

我的天，当年我们天天都在违反着这个规定。

当然，当年没有这个规定，也不可能出台这个规定。

我们奉令行事，我们有恃无恐，天天干着缺德事。

我们强迫人家引产的，岂止是“7个月的胎儿”？大得多的胎儿，也强迫引产过！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明确贯彻现行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很明显，计划生育政策是越来越严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计划生育跟GDP是一样的重要。完不成GDP任务要挨批，完不成计划生育任务也要挨批。当了官，谁也不喜欢被领导批评——被批评多了，这官还怎么升。所以对于任务，是官都会玩命地完成。1991年4月27日，山东冠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乡镇副书记以上的都参加了。会上通报了冠县已被省列为重点管理县，计划生育全省倒数第一，县委被黄牌警告。县委书记曾昭起说了狠话：“我已经给市委立下了军令状，如果一年之内计划生育不能由倒数第一变成正数第一，我情愿接受党纪政纪处理，毫无怨言。……我们要痛下决心，用非常之法，下非常之力，干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也就是说，不管你这个镇，你这个乡采取什么措施都要将人口出生率降下来。今天这个会议是一个誓师动员大会，给大家五分钟时间考虑，看看能不能完成任务。能完成任务的要积极发挥作用，感觉力不从心不能按期完成任务的，立即让贤，要让能够完成任务的同志干。”五分钟过后，22个乡镇党委书记逐个表态。有两个书记不知发什么神经，罗列了本乡镇的种种客观困难，表示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曾昭起听完后就一句：“来人，铐起来，押下台去！”两个可怜的书记被武警带下去了，整个会场被吓呆了。曾昭起盯着全场：“先将两人关押半月，纪委检察院去查一查，看看他们有没有违法违纪行为！” “嘶……”全场倒吸一口凉气。曾昭起板着面孔：“计划生育是什么，是国策。……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国家干部遇到问题不是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而是躲着困难走，那要这样的干部有啥用？”有了两个倒霉书记的现实事例，一场“百日无孩”运动（5月1日至8月10日之间无小孩出生）在冠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众所周知，在中国，运动未至，口号先行。于是，冠县大地上，挂满了一条条的标语，内容基本为：“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宁肯流出来，不许生出来”……既然舆论已经造出来了，具体行动要尽快落实。首先，为了避免本地人之间顾及乡里人情，县政府专门从外地调来人员进行计生工作。其次，在各乡镇组建计划生育执法队，队员每天5—8元工资（1991年乡长书记工资每月不到130元）。另外，如果有人成功举报怀孕者，可以拿到罚款的百分之五。在运动中，乡镇马路上，总有很多拖拉机上拉着那些因家人生孩子而被抓起来的村民游街，村民都是五花大绑，胸前还挂着牌子。那一年是农历年的羊年，冠县百姓把这场运动称为“杀羊羔”。

当然，看到这里，一定会有不少人怀疑这不是真的。2012年6月8日，凤凰卫视播出《走读大中华 "十字路口"的计划生育》。在节目里提到：“在1991年5月1日至8月10日，山东冠县曾发起了一次被称为百日无孩的运动，而张二力当时也去过此地。”节目里提到的“张二力”，是当时国家计生委规划统计司司长。在节目里，主持人特地向张二力问了此事，张二力承认：“因为我那年到山东去过, 我的司机就跟我说，山东是搞得比较凶一些，这是肯定的很凶,但是我去看过，也是感觉是这样。”

曾昭起，1946年10月出生；1989.12-1992.06冠县县委书记；1992.06-1992.12聊城地委副书记。

1995年7月，国家计生委下发《关于印发在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坚持“七个不准”的通知》。哪七个不准呢？

一、不准非法关押、殴打、侮辱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员及其家属。

二、不准毁坏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家庭的财产、庄稼、房屋。

三、不准不经法定程序将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的财物抵缴计划外生育费。四、不准滥设收费项目、乱罚款。

五、不准因当事人违反计划生育规定而株连其亲友、邻居及其他群众；不准对揭发、举报的群众打击报复。

六、不准以完成人口计划生育为由而不允许合法的生育。

七、不准组织对未婚女青年进行孕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