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踏雪寻痕-从文革到陆肆老报刊拾零-1-开篇 -- 龙眼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生事物，但斗争的成果还很不巩固，有的地方至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在科技战线上，到底由谁占领、执行什么路线、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发展，斗争依然是异常尖锐和复杂的。列宁就曾经批判过抹杀科技战线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十月革命后，当有人说什么“科学实验室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它的全体成员协调、一致并自觉地进行活动”时，列宁尖锐地指出：“不对。在阶级尚未消灭以前，这是不可能的。”鼓吹“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对抗党的基本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反攻倒算回去，让资产阶级在科技战线专无产阶级的政。

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只要镇压一小撮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

子，而从根本上讲，是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渗透在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切实做到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道理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居然说什么，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这简直是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妄图煽动知识分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这是枉费心机。

科技界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同把知识分子作为“专政对象”，根本不是一回事。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规定了政策，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指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可喜的进步。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制造出把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的奇谈怪论，来诋毁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恰恰反映了他们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曾经辛辣地揭露和嘲笑过第二国际的庸人，说他们“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碱救命”。事隔八十多年，今天我们又看到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无

产阶级专政提也不敢提，一见到“科学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大标语，就如芒在背，浑身不舒服。这又一次生动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修正主义的要害，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二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指导科学研究，不断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是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毛主席的这段论述，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同自然科学的关系。而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却断章取义，根本不谈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借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包括自然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仅总结了阶级斗争

的经验，而且对自然科学的丰富成果进行了概括。马克思主义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全部人类知识的结晶，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整顿党的作风》）

马克思留下了《数学手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当时自然科学的许多部门进行了理论的概括。列宁总结了恩格斯逝世以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写下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的光辉的著作。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重视对自然科学的哲学概括。《矛盾论》、《实践论》极其深刻地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成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高度概括了自然科学发展的辩证规律。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一次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就对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它所揭示的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在各门自然科学中是普遍起

作用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研究中用什么世界观作指导，这对科研能否取得成果关系极大。自然科学工作者自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经不起唯心主义的侵袭。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大批物理学家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面前陷入唯心主义，就是很深刻的教训。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当然，由于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各门具体科学有自己专门研究的对象。我们说马

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这决不意味着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而是要求人们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进行具体的、辩证的分析和研究。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歪曲毛主席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问题上大作文章，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当前，在科技战线上，根本不是什么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了自然科学，而是没有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文化大革命以前，在科技界，由于刘少奇一伙的破坏，没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唯心主义、形而土学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科技人员提高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但这仅仅是开始。

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占领科技阵地，还要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右倾翻案风鼓吹的那些奇谈怪论，实际上是妄图扼杀广大科技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运动。

历史经验证明，修正主义者往往会利用自然科学这块阵地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

路线，捍卫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战斗。马克思、恩格斯同杜林的斗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然科学领域。他们把这种斗争，看成是整个路线斗争的一部分。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天体演化学、物理、化学，一直到生物领域，对杜林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失败以后，列宁为了反对波格丹诺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样深入到自然科学领域，研究了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物理学的危机”，彻底批判了马赫主义及其在俄国的信徒。毛主席关于“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指示，关于反对

“压抑新生力量”的指示，深刻地批判了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洋奴哲学和其他唯心论、形而上学观点。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说什么不亲自参加实验就不准发表意见，就是抹杀科技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保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公然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叛。

三

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于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肆进行非难。他们说什么开门办科研“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叫嚷：“不宜笼统提开门办所”，“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

把联系生产实际和发展科学理论对立起来，这是头足倒置的认识论。什么叫理论？“真正的理论在世

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自然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生产实践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今天，我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一个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正在全国掀起。对于发展科学技术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社会需要！蓬勃发展的工农业生产建设，对自然科学提出了多少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又为解决这些问题、发展科学理论积累了多么丰富的实践经验。假如真的依了奇谈怪论的主张，将我国工农业生产实践抛到脑后，关起门来冥思苦想，那么新的题目、数据、经验、资料，莫不是会从天上掉下来吗？绞尽脑汁，也只能是杂志缝里找题目，跟着

洋人屁股转，岂有他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毒害下，许多科研单位关起门来搞“提高”，同工厂、农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味公式来公式去，结果又怎么样呢？“科研科研，越研越玄”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大量资金似水流，成果未得人变修”的覆辙，难道还容许重蹈吗！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科技工作者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迈开双脚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按照“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路线办事，开始尝到了甜头，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就跳出来反对，拚命要把他们往回拖。对此，广大科技人员是不会答应的。

科技人员与工农相结合，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可以使他们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促进世界观的改造；同时，对于他们业务上的再学习，也是十分必要的。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贩卖起修正主义那一套货色来，可谓不遗余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刮起搞业务的台风”，“八级不行就刮十二级”，真是怎样“强调”都不觉得过分，而偏偏就是不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他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而直接从事生产实践的就是广大劳动群众。劳动人民的实践，是千百万人的群众性实践。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无数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这正是发展科学理论的源泉。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文学艺术的源和流的问题一样，科学技术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广大专业科技人员只有牢记这个真理，认清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源和流的关系，虚心学习和总结群众的新鲜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在科技工作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当然，我们提倡开门办科研，并不是要取消实验室，也不是否认科技人员个人的钻研，而是把实验室研究与更大范围的群众性实验结合起来，坚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至于以有的研究所“谢绝参观”为借口，反对开门办科研，则更是荒唐可笑。难道科技

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连起码的常识都等于零，竟真的以为开门办所就是四门大开、任君出入，就象开茶馆那样吗?否则，那不是蓄意歪曲，混淆视听，又是什么呢?

四

发展科学技术，要不要发动广大群众？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眼

睛里根本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极力抹杀工农兵的作用，完全是一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极为重要的特点。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能依赖外援、屈服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吗？不能，绝对不能！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根本方针。我们绝不能象蜗牛一样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爬行，而是要抢时间，争速度，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要达到这个目的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大搞群众运动，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群众办科研，对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通过在科技战线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使广大普通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从而打破剥削阶级对科技的垄断。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将科技领域当作不准普通劳动者进入的神圣的殿堂，在他们看来，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妄图把广大群众排斥在科研大门之外。“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古往今来，一切科学技术成果，都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凡是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都是从劳动人民智慧与经验的海洋里，吸取自己革新科学技术的丰富养料。其中许多人，就直接出自劳动人民行列。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群众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千百年来被束缚的聪明才智不断进发出来了。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广大工农兵“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意气风发地投入了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从大庆成套采油新工艺的创造，到大寨建设“海绵田”推动土壤科学的发展；从“群钻”的成功，到新型电光源的发明；从弄堂小厂实现生产自动化，到造出全部国产的万吨轮；从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到连续十四年夺得农业丰收，我国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创造了多少光辉的业绩。所有这一切都生动地证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真理。群众性科研队伍是一支浩浩荡荡的科研大军，是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力军。可以肯定，随着科研战线群众运动的深入，群众科研队伍将会更加发展、壮大。这个历史趋势，是任何人泼冷水、拖后腿也改变不了的。

对于专业科技人员的作用，我们从来是十分重视的。我们历来主张专业队伍同群众队伍相结合，认为

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所说的科技战线要大搞群众运动，其中就包括依靠广大革命的专业科技人员，包括大力倡导并实行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相结合。我国核试验、热核试验的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都是广大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共同奋战的结果，都是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在这里，倒是要请同志们想一想，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果真是那么重视专业队伍吗？那不过是一个骗术。实际上，他们要让广大科学技术人员脱离工农，走上邪路，使他们的专业陷入没有发展前途的死胡同。广大革命的科技人员，一定能够识破他们的阴谋，满腔热情地支持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同工农兵一道前进。

五

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对于推行什么路线，关系极大。如果说，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抛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之类东西，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科技界在这方面的奇谈怪论，则要露骨得多。他们公开鼓吹要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以此反对无产阶级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他们还说什么“党委书记业务不懂，你就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这是一种典型的“专家治所”论，要害是要砍掉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而手中的法宝，还是当年右派分子使用过的、发霉的陈货：不懂业务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如果认为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业务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对业务各部门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科技战线上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就可以根本不必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我们党历来提倡干部学点业务，努力做到又红又专，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加强党的领导。

对于“听你的”这一类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科技战线上的广大工人、干部和专业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听得够多的了。那时候，刘少奇在科技界搞的，不就是对资产阶级言听计从的修正主义路线吗？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重奏前朝曲，正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让资产阶级把持科研阵地的大权。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滥调，在科技界一再沉渣泛起，现在又被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当作宝贝，极力推销。这一现象，很值得注意，它说明，剥削阶级决不肯轻易地退出世袭领地。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这个专业性较强的领域里，资产阶级往往把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作为资本，要同无产阶级反复较量，争夺领导权。因此，在科技战线上党的领导不但不能有丝毫削弱，相反，应该大大地加强。任何摆脱或者削弱党的领导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

党必须领导科学技术，也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技术。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指导，反对科技工作贯彻群众路线，处处热衷于搞“关门办所”、“业务至上”、“爬行主义”那一套东西，难道他们能代表党吗？不，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但是，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倒行逆施者。他们本来想反掉党的领导，但事与愿违，在批判他们散布的“专家治所”等谬论的过程中，科技界党的领导将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进一步加强，这是必然的。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从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异曲同工，如出一辙，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它说明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它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中主义。从政治上，思想上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毛主席气壮山河的革命诗句，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将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二期）

他老人家最牛的时间，也就是靠康生跟组织打个平手，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被组织利用，一小部分时间跟组织做斗争，但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这个组织。

这不是他一个事，凭他一个人跟一个几百年运作的组织斗争，做到他那样的，全世界也就是他自己，尽管不成功，但给华夏儿女指明了方向。

从党建立开始到现在，除了毛主席跟这个所谓的组织斗争中打过平手，其他人有一个能过招的不？别说是斗争，最多就是儿皇帝的下场，更多的是被控制的对象罢了。不表衷心马上就把你搞下去，还能指望搞出来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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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对科学研究，真是一言难尽。

《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

康立 延风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宣判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彻底破产。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以及他留下的一批反面教材，正在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和批判。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就是其中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这个《汇报提纲》，是邓小平亲自挂帅，密谋炮制的，是他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条重要罪证。剖析这个提纲及其炮制过程，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他在去年夏季前后一手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来龙去脉。

现在让我们顺藤摸瓜，看一看这个提纲炮制的“三部曲”吧。

第一步，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

七月十八日，科学院那个走资派走马上任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起草《汇报提纲》。后来，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洋洋自得地表白：“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文件上的”，“是拚了一点老命的”。

“拚老命”，是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二要算帐的走资派积压了将近十年的心声，今天总算从牙缝里进出来了。

他们为什么要在科学院这个地方“拚命”?原来，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故态复萌，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亮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他一手伸向经济领域，抓那个臭名昭若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一手仲向上层建筑领域，抓这个《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声称：“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适用。”直言不讳地供认了他所想达到的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邓小平看来，这两个文件就象围棋上的两只眼，抓住了这两点，复辟资本主义的全局就都活起来了。对于这样重要的一步棋，他们怎么能不“拚命”力争呢？

八月十一日，科学院那个走资派带着一份墨迹未干的提纲草稿，跑到邓小平那里念了一遍。邓小平连连声称“很好”。但是，当这份草稿拿到有关人员中去“征求意见”的时候，却碰了个大钉子。许多同志指出，这份东西好象是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搞出来的，鼓吹的都是些批臭了的东西。可是，他们既已决心“拚命”，是决不肯回心转意的。

经过修改后的草稿，就再也不拿出去了，甚至对科学院的党的核心小组都实行“保密”。他们把稿子送给邓小平的参谋班子中的那个“理论家”。那个“理论家”心领神会，提起笔来就在稿子上勾画了一通：什么“不搞技术，政治就无所谓挂帅”啦，什么“对理论研究不应任意加以贬低、指责甚至污辱”啦，什么“不能简单依靠摘引几句经典著作加以逻辑的引伸就算完事”啦。他还特别强调，必须“突出一个‘扭’字”。

八月十七日，科学院那个走资派亲笔写了一封信，连同修改后的提纲初稿，一起送到邓小平手中。信中说：“这一稿在几个关键地方是按你的指点改过的”，“我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祈望得到你的进一步指点”。

话是说得够肉麻的，但同时也把邓小平对于提纲的“指点”作用和盘托出了。

值得注意的是信中提到的“关键地方”。究竟哪些是“关键”?信中没有明说，但是那个“理论家”要突出的一个“扭”字，倒是给我们提供了线索。

他们要突出一个“扭”字，就必须把形势说成到了非“扭”不可的地步。提纲开头虽然写了一句“成绩是主要的”，但这种话不过是欲擒先纵，起点障眼法的作用。在“成绩”的下面，他们把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描绘成一片“危机”。请看，革命人民如饥似渴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被说成是“苛捐杂税”：工农兵占领教育、科技等上层建筑河域，被说成是“不要专业队伍”，“降低专业队伍的作用”；科研人员坚持又红又专，理论联系实际，被说成“不敢钻研技术，不敢看外文，不敢看业务书”；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被扣上了“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帽子；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干部，被骂成“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搞歪门邪道”。总之，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诬蔑文化大革命“积重难返”，提纲就刻意承志，罗列一大堆“问题”，控诉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积重”，这对他们突出一个“扭”字，还不“关键”吗?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打击确实是够“重”的。要说“难返”，这也是事实。即使把“老命”“拚”上吧，不碰得头破血流才怪哩！

他们突出一个“扭”字，就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扭”到“三项指示为纲”上来。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提出“科研要走在前头”。科学院那个走资派立即按照这个调门，大谈科研搞上去是一切工作的中心，说什么“所有整顿，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服务，为科研搞上去扫清障碍”，一切都要“围绕把科研搞上去”，“围绕着这个转”。

这些话都是唯生产力论的最典型的语言，因为它很“关键”，因而在提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们甚至耸人听闻地说，如果不按他们这一套办，“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全部完蛋！”这是一句大黑话。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竟然会“完蛋”，他们的矛头所向，不是再也清楚不过了吗?但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的迅速破产，表明“完蛋”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小平！倒行逆施越是猖獗，“完蛋”得也就越快！

科技界也要“扭”，当然更不在话下。提纲完全抹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对科学发展的决定作用，鼓吹“不宜”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提倡“一个人、几个人”“钻研”。提纲竭力诬蔑从工农兵中培养的科技人员“科学理论知识不足，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提纲的炮制者对从工农兵中选拔的科技人员视同洪水猛兽，竟然大呼“危险”，连连叫嚷要“关上门”、“站上岗”，完全说明他们处心积虑要把科研领域搞成对于资产阶级毫无“危险”的土围子。

这个提纲，以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表明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同革命人民、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势不两立的立场。这也就是提纲从反面向革命人民提供的重要价值。

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六日，是炮制提纲的第二步。

八月二十六日，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亲自下令把修改提纲的任务交给了那个“理论家”。第二天，他就找那个“理论家”与科学院那个走资派面授机宜。

他说：“提纲要缩短，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写得平稳一些。”本来是气势汹汹，唯恐“扭”字突出得不够，为什么突然要“磨掉”一点“棱角”呢？这里有鬼。就在这前不久，毛主席发出了评论《水浒》，批判宋江投降主义的重要指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又一次重大的斗争。批判三百年前小说中的投降派宋江，却触痛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神经。他一方面心怀鬼胎地说：不要“听见风就是雨，听到什么，就好象出什么事了”，“你又不是宋江”；一面却变换策略，准备继续进攻。

邓小平说，要“棱角磨掉”，是因为“太锋利，站不稳”，担心锋芒毕露，容易暴露自己。他又说：“话要少说，说多了，要说得稳妥很困难。”这也是实情。要邓小平这种搞修正主义的人装成马克思主义者说话，话一多，当然会说漏嘴，露出马脚。但这只不过是策略的变化，而“原则都要保留”，策略的变化，正是为了坚持他们的“原则”，在向无产阶级进攻这个“原则”上，他们是寸步不让的。

那个“理论家”看了提纲的第一稿，也嫌它“文字太陈旧，没有文化大革命后写文件那些语言”，主张多用一些革命词句把这个提纲装扮一番。在搞修正主义方面，这位“理论家”比起科学院那个走资派确实棋高一着。九月初，提纲修改稿拿出来了。如果说科学院那个走资派起草的提纲是剑拔弩张，凶相毕露，那么，经过那个“理论家”的一番修改润色，梳妆打扮，便更富有修正主义的色彩。

改动最大的是提纲第二部分。他精心编纂了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的十条论述，并且加上“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的标题。看起来很有“文化大革命后写文件那些语言”，实际上却

要弄了不少阴谋诡计。

在这十条中，他根本不引毛主席的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不引毛主席关于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指示，不引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这难道是偶然的疏忽吗？决不是。不然为什么你们口口声声要“全面地面不是片面地”贯彻毛主席的路线，恰恰把最重要的指示给遗忘了呢？为什么对毛主席根本没讲过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感兴趣，非把它塞进去不可呢？

他们确实也引了一些毛主席的指示，但是他们究竟是怎样引用的呢？断章取义、阉割灵魂，折中调和、偷换重点，歪曲原意、为我所用，一言以蔽之，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例如第一条，引用了毛主席关于三大革命运动的语录，说这是“闸明了科技工作”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确实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你们主张搞的那套“科技工作”，难道能够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划等号吗？你们所热烈赞扬的“书呆子”和“白专”道路，难道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起“重要作用”吗？你们满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在“三大革命运动”的旗号下，照样搞那套脱离实际的“研究”了，照样推行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了，然而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积极参与炮制提纲的那个“理论家”曾经嚣张地声称：“光凭这十条就可以把他们压倒。”你们要“压倒”谁？要盗用革命的词句“压倒”革命的无产阶级吗？这一声狂叫，正好暴露了你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凶恶嘴脸。

列宁说过：“机会主义可以用各种学说的术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这份修改稿玩弄的就是这样一套手法，对此，那个“理论家”是十分自鸣得意的，这就难怪邓小平为这种改法连声叫“好”呢！

其余部分的修改，也都是精心体现着“原则保留，棱角磨掉”这个狡猾的进攻策略。提纲初稿中一根根棍子的“棱角”是磨掉一些了，而且煞有介事地加上了“修正主义仍然是我院的主要危险”的话，但这恰恰是一根更为刁恶的棍子。

就在这段话后面，他们来了一个“但书”，写了一大段文章：

“但是，同这种修正主义的倾向作斗争，……如果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和作法，或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替政策，对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作随心所欲的片面解释，势必带来思想混乱，造成工作损失，甚至导致科技工作的严重削弱或取消，……这就仍然会陷入修正主义。”

原来，他们词典中的“修正主义”有其独特的含义。用他们的话来说，这种成为“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同刘少奇修正主义“不同”甚至“相反”。看，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竟然就会出现“思想混乱”，导致“取消”科技工作，“陷入修正主义”。结论：批判修正主义，就是修正主义。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奇妙的逻辑吗？很清楚，他们口中的“修正主义”，原来是强加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他们不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理论不抓，科技不提”吗？他们不是声称“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存在着危识”吗？他们不是说“特别要强调干扰很大”吗？而这一切，据说都是在同刘少奇修正主义“作斗争”以后带来的。其实，邓小平本来就是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同伙，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他当然要痛彻心肺，恨之入骨。在这个提纲上，他们就是这样恶毒地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扣上一个

“修正主义”的帽子。你看，既写上了“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这类冠冕堂皇的话，又把棍子打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这就叫“原则保留，棱角磨掉”！

与此同时，他们还赶编了一份革命导师论所谓“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语录，作为提纲附录。到九月·下旬，经过反复琢磨，修改稿基本定稿。此时邓小平一伙是何等踌躇满志，洋洋得意啊！

于是，提纲的炮制工作进入了第三步。

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汇报提纲终于拿出来汇报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听取汇报的时候，对提纲的修改又进一步作了“关键”性的“指点”。

他们名曰“汇报”“科学院工作规划”，但当科学院那个走资派汇报到科学院所属科技队伍人数时，邓小平立即打断他的话头，强调要把不属于科学院管辖的科技队伍人数加进去，他说：“如果不算上，怎能说明重要性呢？”再一次点穿了提纲要管“全国科技队伍”，要以此作为突破口、加紧全面地刮起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性”。

邓小平在听取汇报过程中，哼哼哈哈地发了一大通议论。他反对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叫嚷“强调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他大肆贩卖唯生产力论，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请命”，说：“这些人是劳动者，科研是生产力。”积极参与炮制提纲的那个“理论家”赶紧为他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科学院的那个走资派汇报时说到，“现在不敢讲红专”，邓小平立即画龙点睛地作了发挥：“就是白专，有一点怕什么？应该爱护、赞扬。”“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坑不拉屎的好”。当科学院那个走资派心有余悸地汇报到怕抓辫子时，邓小平就给他打气壮胆：“辫子也确实有一点，比我强一点，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要他放手大干。

“汇报”之后，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从科技、教育、文艺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加紧向无产阶级发起了进攻。他们以“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为号召，奔走串连，或做演说，或写黑信，或筹划出版刊物，或精心撰写黑文，各种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复辟倒退的丑剧紧锣密鼓，右倾翻案风越刮越猛。

不青改拇的走资派邓小平曾经一再强调：“国家嘛，科研要走在前头。”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科技界应该打头阵。科学院那个走资派心领神会，立即加紧了复辟活动。

九月二十八日，科学院的另一个走资派用十分明确的语言，点出了汇报提纲的主旨：“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那当然只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了。

科学院那个走资派则忙着巡视科学院下属各研究所，传达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指示”。他窜到半导体所，叫嚷：“名不正，言不顺，首先要正名”、“说复旧就复旧。那是为工作嘛！不要以名词吓唬人。”他效法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甚至把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过的孔老二黑话也搬出来当作宝贝，这不是很能发人深思的吗？

十月六日、七日，他继续奔走于心理所、电子所，进一步鼓吹业务挂帅，专家治所。他说：“党委书记业务不懂，可以老实说：‘所长，听你的’”，“敢不敢刮业务台风？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八级不够就刮十二级。”

什么“业务台风”？不过是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党的领导的一股妖风！

四天后，即十月十一日，他又作了充分的表演，针对有人批评他是“大右派”，作了自我辩解：“我看也是先验论”。是“先验论”吗？不见得。就在这次会上，他传达了邓小平的一段黑话：二十五年来我们的发展是不快的，工业发展不快，农业发展不快，科学技术发展不快，国防建设发展也不快。然后，话锋一转，胡说“形势大好”的一类话“讲了差不多二十年了，大概不可靠吧！讲疲了，讲的大家不相信了，你看损失多大！”这还不解恨，他又进一步用煽动性的语言说：“很多同志对中央的决心抱怀疑态度。我经常说，过去几年有些同志讲了些不好听的话，怀疑政治，究竟算什么分子？什么言论？算资产阶级分子？右派言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这确是一段妙不可言的独白。将这个走资派的“具体问题”作一“具体分析”，结论当然很清楚：你们炮制的这个提纲，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党纲领，没有本质区别。你们的那些公开的和大量秘密的把矛头直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言论和行动，同前几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煸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亡命之徒，没有本质区别。你们“究竟算什么分子”呢？你们不是早已自已给自己做出了最恰当的政治鉴定吗?

教育界那个刮右倾翻案风的走资派也不甘落后。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曾两次指名道姓地点了他的将，要他出来说话：“现在读书都成了问题了，你还不发表演说？”于是，他加紧行动，到处“发表”右倾翻案的“演说”。他叫嚷，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思想上混乱”。几天里，他一连儿次提出要“追根”的问题，并且直截了当地说：“根子在路线”。矛头所向，直指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据邓小平的授意，他准备依照科学院的汇报提纲，也如法炮制一个教育界的汇报提纲。他说：“中央能批下来，问题好办了”，“要不日子不好混”。为什么如此急不可待地也要炮制提纲呢？十月八日，他在研究炮制提纲的会上说：“科学院得后继有人，中心问题是教育部门的问题。”这句话，总算把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两股右倾翻案风扭在一起了。科技界“走在前头”，教育界保证“后继有人”，就象二胡上的两根弦，缺一不可，他们的配合是多么紧密啊！

上面提到的那个“理论家”也异常活跃。邓小平不是疯狂叫嚣“思想整顿是个关键”、“思想整顿量很大”吗?这个“量很大”的“关键”任务，自然落在那个“理论家”身上了。十月六日，这个“理论家”发表谈话，胡说“毛主席的指示在刊物上得不到反映”，因此要办一个“代表党的路线的刊物”，狂妄地要夺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权。与此同时，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大毒草炮制成功，准备在那个未出娘胎便天折的刊物上发表。这篇奇文，把各种奇谈怪论都上升成为“理论”，提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

在这段日子里，邓小平以抑制不住的狂热心情，为资本主义复辟呼风唤雨。他肆无忌惮地叫嚷：“半年来，我们讲的中心是‘敢’字当头”。头子一声呼唤，唛罗跟着起哄。有的说：要“高举骨头”；有的说：“看破红尘”，“打倒我也不怕”；有的说：“我就是复辟派”；有的说：“我是还乡团队长，今天又回来了。”有的甚至公然学着还乡团头子胡汉三的口吻，声称“历史的帐要冷冷静静地加以分析。”在邓小平的偏担下，清华大学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少数几个人，再次跳出来，把矛头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写黑信，造谣言，气焰十分嚣张。提纲的炮制者公然叫嚷：“如果说他们（指清华那几个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是打开一个小缺口，那么汇报提纲就是打开一个大缺口，全面铺开！”这伙人利令智昏，迫不及待地“全面”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了。

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就在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之际，全党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学理论，评《水浒》，抓路线，各条战线包括科技战线捷报频传。他们的各种奇谈怪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批判。他们开始觉得大势不妙，但仍然负隅顽抗。在抓紧修改提纲第三稿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还干了两件事：一是查对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是否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二是编写马、恩，列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语录。请同志们不要忽视这两件事，这里包藏着作伪着的险恶用心！

他们说：“毛主席在听取某某关于科技规划汇报时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是，毛主席根本没有讲过这句话。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当然也不可能在记录上找到这句话。但他们却胆大妄为，仍然把这句话作为毛主席的指示写进了汇报提纲之中。这是邓小平丧心病狂地把“老九不能走”的谣言强加给毛主席的做法的又一次表演。

他们还引经据典地说：“马克思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这又是捏造。他们编进语录中的马克思的那段话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但这段译文是译错的①。这本书的译者附记中明明写着：“译文还

==========注释===========================

①他们引以为据的马克思的那段话引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9页。其译文是这样的：“最后，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固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所留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配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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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未定稿，草稿”，“译的不妥当甚至可能错误的地方一定还很多”。他们却将错误的译文当作宝贝，特别是那个“理论家”，竟一反“重视文字推敲”的常态，连校也顾不上校，便拿来大肆鼓吹，反复宣扬。这种做法，同林彪反党集团搞那个“称天才”的语录有什么两样！

他们为什么要死死抱住“生产力首先是科学”这句错误的译文不放呢？因为这是他们鼓吹唯生产力论的所谓理论上的根据，是他们招摇撞骗的救命稻草。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曾反复引用这句话，说什么：

“马克思讲，生产力就是科学，在这些方面有全面认识很有必要，在本世纪走在前列很重要。”他们强调科学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目的是为了排斥阶级斗争这个纲，排斥党的基本路线，取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继续革命。从这个唯生产力论的论点中，可以引出一条与党的基本路线相对抗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同他们的分歧，决不是要不要搞四个现代化，要不要搞科学技术，而是在于搞一条什么路线。他们鼓吹的这套修正主义黑货，并不是他们的新创造，而是从新老修正主义者那里搬来的。勃列日涅夫就曾经鼓

=============注释==========================

可是，这段译文是翻译错的，经过我们校正，译文意思应为：“总之：在周定资本中包含有作为资本固有属性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既有科学的力量，也有生产过程内部各种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有直接从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去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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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当前正处于“在科学作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其作用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代”。他们不是也鼓吹现在是“刀抢入库，马放南山，主要搞经济建设的新时代”吗？“不须放屁”。什么“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种话只是说给别人听听的。至于邓小平自己，不是从修正主义的武库里捡起破刀烂枪，气势汹汹地朝革命人民杀来了吗？一小撮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旗号的反革命分子，不是蓄意要在中国制造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吗？邓小平要人们丢掉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正是为了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刀子架在别人头上。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如果让邓小平的阴谋得逞，就会重演苏联从“科学技术决定一切”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惨剧。什么“经济建设的新时代”，原来是苏修上台的老路子！

正当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做着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时，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抓住战机，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首先在清华大学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用提纲炮制者的话说，“路线斗争形势已明朗了”，提纲的最后修改稿，便没敢拿出来。提纲的炮制过程，只是作为一个失败的记录而给人民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刮右倾翻案风的走资派颇喜欢谈论“历史”，那么让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历史吧。十年前，即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刘少奇一伙也炮制过一个《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从思想体系上说，今天的这个《汇报提纲》，同当年的那个《汇报提纲》完全一脉相承，颜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在今天这个《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中，有些人在当年“二月提纲”中也有着他们的一分“贡献”。两个“提纲”，一条黑线，表明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十年前炮制的那个“提纲”，是为了阻挠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他们今天搞的那个“提纲”，则是为了砍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然而，历史是无情的，那些坚持复辟倒退的顽固派，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邓小平负隅顽抗，迅速陷入了革命大批判的汪洋大海之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扭转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抬出邓小平充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顷刻覆亡。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胜利前进。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

是当时的人基于当时的初步认识和邓当时的有限表现而写的，所以认识不够深刻，事实依据不够充分，甚至给一些人感觉仿佛有乱扣帽子的嫌疑。但如果是以现在的事实依据，结合过去的理论基础，再回头审视中国科技界在邓改时期的全面落后，把这类批判文章的下半段续写完成，将是非常有意义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

两个提纲一条黑线

---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延青

十年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兴起的前夕，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下，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抛出过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二月提纲》。

无独有偶。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正当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之际，他又亲自挂帅，直接指挥，炮制了一个所谓《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

两个提纲，一条黑线。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中间经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时隔近十年的《汇报提纲》，依然顽固坚持着当年《二月提纲》的思想体系与反动立场，不但矛头所向、罪恶目的一样，就连反动手法也是一脉相承的。从本质上说，《汇报提纲》就是《二月提纲》在新形势下的变种。

《汇报捉纲》与《二月提纲》都是针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苹命的。

《汇报提纲》是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的一份代表作。就在这份《汇报提纲》中，他明枪暗箭，威逼利诱，造谣诬蔑，气势汹汹地向文化大革命反扑过来。请看：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它给你当头一棒，说是“苛捐杂税”太多，非“砍掉”不可；对工农兵占领教育、科技等上层建筑领域，它给你扣上“不要专业队伍”、“降低专业队伍的作用”的罪名；对知识分子坚持又红又专，它诬蔑是“不搞技术”，是“政治冲击业务”；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干部，竟说成是什么“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搞歪门邪道”……。横加罪状，意在何为？他们大叫大嚷说必须“突出一个‘扭’字”，这就供出了他们向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大打出手，正是“突出一个‘扭’字”的一种手段。如果这份《汇报提纲》被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那么他们打向文化大革命的棍子就会满天飞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有被打得精光，教育、科技等上层建筑领域就有被“扭”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老路上去的危险。既然这份《汇报提纲》关系着他们复辟的全局，邓小平之流又怎么能不格外重视呢？难怪他们表白说，“是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文件上”，“是拚了一点老命的”了。

《汇报提纲》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凯歌声中，气急败坏、拚死拚活地赶出来的，他们原以为这祥往回一“扭”，形势便会发生逆转，为此他们当然是舍得拚点“老命”的了。而《二月提纲》则是文化大革命典论准备时期刘少奇一伙妄图“扭”转历史车轮的举动。《二月提纲）炮制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至七日。当时，在伟大领抽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从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开始，一个批判吴晗及其他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的政治要害，进一步指明了这场斗争的性质。面对着铺天盖地而来的革命大批判的怒涛，刘少奇一伙惊恐万状，他们一方面死保吴晗，一方面组织力量猖狂反扑。那个一向诬蔑批判资产阶级是“踩着别人肩膀自己上台”的邓小平，公然与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说什么吴晗“跟彭德怀不一定有什么联系，他的问题就那么些了。”吴晗立即抛出《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打着检讨的幌子继续反扑。刘少奇一伙还组织了不少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妄图把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入学术讨论的歧途。然而，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紧紧抓住《海瑞罢官》的要害不放，把斗争锋芒直指吴晗及其后台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时刻，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之流匆匆忙忙地炮制了《二月提纲》，并背着毛主席把它火速发给全党。

《二月提纲》竭力回避《海瑞罢官》的政治要害，模糊这场斗争的性质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它祭起“纯学术讨论”、“放”和“先立后破”等法宝，挥舞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大棒，给无产阶级左派戴上一顶“学阀”的帽子，包庇资产阶级，压制无产阶级，妄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于摇篮之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二月提纲》的批判，亲自主持制订了光辉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整个运动的伟大纲领。这个《通知》彻底批判了《二月提纲》，它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开展政治大革命的伟大动员令。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之流阻挡文化大革命阴谋的破产，《二月提纲》成了一个可耻的失收纪录当年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正是今天的翻案、算帐派。邓小平炮制的《汇报提纲》就是要干《二月提纲》想干而又没有干成的事。邓小平声称：“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适用。”提纲的炮制者公然狂妄叫嚷：“如果说他们（指清华那儿个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是扛开一个小缺口，那么汇报提纲就是要打开一个大缺口，全面铺开！”透过这种嚣张的语言，我们不是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妄图从上层建筑“打开缺口”，“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吗？在争夺上层建筑领域、反对文化大革命上，《汇报提纲》正是继续着《二月提纲》的失败事业。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贯穿的就是这么一条从反对开展文化大革命到对文化大革命翻案、算帐的黑线。

《二月提纲》和《汇报提纲》反对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是反对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当年的《二月提纲》旨在维护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领域的资产阶级专政，反对建立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而今天的《汇报提纲》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的形势下，妄图夺回资产阶级失去的世袭领地，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二月提纲》用以维护思想文化战线上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所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文化大革命前，思想文化战线被古人、死人、洋人统治着，在这块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里，资产阶级飞扬跋扈，无产阶级受压制，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来。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对资产阶级压无产阶级向来是包庇、纵容，视为天经地义，而无产阶级刚刚写了几篇批判文章发起反击，他们就大讲起“平等”来了，十足暴露出这种“平等”是哪一家的货色。他们让一切毒草出笼，多年来充斥于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等等，从不提倡受无产阶级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而当无产阶级开始清理这堆垃圾的时候，他们却层层设防，用数不尽的清规戒律来束缚无产阶级的手脚，已经发表的，他们怀恨在心，甚至责骂“党性哪里去了？”未经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打入冷宫。这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平等”吗？他们把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当作宝贝，甚至给他们戴上“坚定的左派”的桂冠，而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却扣上“学阀”的帽子，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对资产阶级爱护备至，对无产阶级充满仇恨，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平等”“博爱”。“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们信奉的正是这种反革命逻辑。《二月提纲》用所谓“平等”关系来掩盖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对无产阶级的专制与独裁关系，用“平等”的盾牌抵挡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反击，其目的就是要维护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资产阶级独霸的一统天下。

事过近十年，这种关于“平等”的高超的胡说在《汇报提纲》中再现了。不过也有点变化，那就是骂无产阶级“不平等”。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开始建立起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那些曾经是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的地方被工人阶级打破了，那些支撑资产阶级统治的精神支柱正受到革命大批判排炮的轰击，那些形形色色反动思想体系的根子正在一个一个地被掘除。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胜利进军的脚步声，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复辟迷梦，他们又怎能不恨呢？他们大骂革命大批判是“伤了感情”，自称“挨批受委屈”，有着“惨痛的经验”。这种种对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不满，概括在《汇报提纲》中，就成了你们“简单粗暴”这几个字。

究竟是谁“简单粗暴”呢？他们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干部硬加上“把事情看得太简单”的帽子，两推论三推论就推论出什么是“希特勒”、“法西斯”、“阴谋家”啊，在他们看来，这不算“简单粗暴”；他们妄图把猫鼠关系搬到党内，向往着“自己咳嗽一声，别人不敢吭声”的统治秩序，也不算“简单粗暴”；他们布下九大“整顿”的罗网，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都不算“简单粗暴”！但是，他们却大反起人家的“简单粗暴”来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面大有文章。十年前，他们在《二月提纲》中就曾攻击革命大批判是“武断和以势压人”：十年后，他们又拿着所谓“简单粗暴”的帽子，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攻击。他们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今天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是那样的“不平等”，而昨天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是那样的“平等”。按照他们的逻辑，结论必然是：“扭”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去，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汇报提纲》虽然没有明说，但科技界的走资派却把这个底端出来了，他们赤裸裸地宣扬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不正是这伙无产阶级专政叛徒的大暴露吗？

在采用的反革命手法上，《汇报提纲》与《二月提纲》也颇有扣通之处。人们没有忘记，《二月提纲》出笼的时候，彭真就曾发起过一个谣言攻势。他大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谣言，说什么毛主席赞成他所谓“放”的方针；还造谣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宣扬这些谣言，既是为炮制《二月提纲》制造依据，又是为抛出这个提纲做舆论准备。同样，在炮制《汇报提纲》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类谣言攻势。邓小平不就以“老九不能走”云云，大造毛主席的谣言吗？作为《汇报提纲》理论根据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不也是一种谣言吗？他们竟胆大妄为，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作为毛主席的指示编进毛主席关于科学技术的“十条”论述中去，为他们“生产力就是科学技术”的唯生产力论张目。他们满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瞒天过海，以假乱真，兜售私货了。但事情的结果完全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只能使革命人民进一步看清《汇报提纲》的反动本质和造谣者的丑恶嘴脸，只能极大地激发起革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些丑东西，以便擦亮眼睛，明辨真伪，战而胜之。

折中主义的诡辩，也是两个提纲的共同手法。《二月提纲》鼓吹的所谓“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就是一种把政治与业务并行的二元论。到了《汇报提纲》中，这种诡辩术已成为整个提纲的显著特征了。

邓小平曾授意提纲要写得“平稳一些”，“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走资派越来越采取隐蔽的手法，折中主义自然成了一种最时髦的装束。《汇报提纲》中一连并列了五个“一方面”“是不对的”，五个“另一方面”“也是不对的”，似乎“全面”得不能再全面了。实际上提纲说“脱离实际的倾向”、“不问政治的倾向”是不对的等等，不过是用做装潢门面的“文化大革命后的语言”面诬蔑文化大革命后“不要求、不鼓励”“钻研科学技术”、“忽视或否认基本理论研究”等等，才是邓小平之流想要说出的话，这就叫做“原则保留，棱角磨去”。

从反对文化大革命到处心积虑地反攻倒算，从维护上层建筑领域的资产阶级专政到竭尽全力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及反革命手法的一致性，都充分表明了《汇报提纲》与《二月提纲》的内在联系，它们就象两颗并蒂的毒瓜，都是一条修正主义黑线的产物。

十年前，伟大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宣告了《二月提纲》的破产，但是过了近十年，与《二月提纲》一脉相承的《汇报提纲》又冒了出来。这个事实就生动说明了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本性难移。走资派还在走，这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一条重要规律。毛主席早在一九六六年春天就指出：“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文化大革命十年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毛主席揭示的这个真理。让我们发扬“宣将剩勇追穷寇”的彻底革命精神，以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把这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文汇报》）

江青通知讲话选编-1

毛主席指出：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們的职务。”

毛主席語录

领导我們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們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你們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

（一）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到二月二十日，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邀请部队的一些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杨成武等同志，对这次座谈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毛主席的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最近四年，比较集中地看了一些作品，想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全对。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应当平等地进行交谈。这件事，去年就应该做，因为身体不行，没有做到。

最近，身体好一些，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请同志们来共同商量。

江青同志建议先看作品，再阅读一些有关的文件和材料，然后交谈。江青同志给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并先后同部队的同志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陪同我们看电影十三次，看戏三次。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也随时进行了交谈。另外，还要我们看了二十一部影片。在此期间，江青同志又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一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给了他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在接触中感觉到：江青同志对毛主席思想领会较深，又对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谦虚、热情、诚恳地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

（二）

在近二十天中，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和有关材料，听取了江青同志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三十余部好的、坏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点、错误的影片，又看了《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两出比较成功的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

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会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王明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

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全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

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敌人一定会从各方面破坏它，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企图对它进行思想腐蚀。而有的人却在毛主席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

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这样的坏影片。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同时，我们自

已培养的真正过得硬的创作人材还比较少；创作思想问题还很多，组织上也还有些不纯。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解决。

四、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

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洽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军队中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文艺骨干；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资产阶级有反动的所谓“创新独白”，我们要标新立异，我们的标新立异是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反动派的棍子。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