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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三体》的“精神母本”——《黄祸》(三体电视剧上线想到的) -- 达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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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武训传,杜甫,满江红更差一个档次

这是张艺谋在反攻倒算!!

家园 以前有大神提过,文革是30年矛盾的大爆发。

斗人的、挨斗的都是有原因的,没有冤枉的。

通宝推:潜望镜,
家园 应该从抗战算。挂一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对国民党的宽容导致了矛盾累积下来了。

家园 一百年,可以说从1840年以来,看看现在都知道多少遗老遗少
家园 有一本叫大国股东的,

先成了二十八个半投机上位,然后借着九一八玩了出人造黄油。

家园 你没明白,王力雄的十亿难民黄祸不是中国没有被美国进攻的原因。
家园 那时候欧洲可比印第安高不止一个等级。

那时候印第安的政治和技术水平连商朝都不如。

家园 太轻佻了,指控人借鉴不得先证明他看过吗?
家园 黄祸最大的问题是自我矛盾

在黄祸里,一个可以按下核按钮消灭整个世界的政府反而会被十亿难民吓住?欧洲难民危机都引起了社会思潮的巨大反弹,数量千倍的中国难民带来的反弹足以让西方上下都闭上眼睛,按下扳机。很多人养过流浪猫,但有几个人会养一千只流浪猫?反而十亿难民的计划会毁掉王锋为中国带来的最后机会——靠人口数量,三线建设更快地恢复文明。

王力雄本质上还是把外国人想得太好了,把自己看得太低了,所以才会犯这样一厢情愿的错误。三体是否借鉴黄祸,你没有证据(你得先证明大刘看过黄祸),但就算借鉴了,三体也是鄙视黄祸的逻辑的,而这种鄙视才是大家喜欢三体的原因啊!你说三体对今天国际问题的答案是毁灭,这也证明了你和王力雄一样,把外国人想得太好了,把自己看得太低了;其实三体的答案是抗争,而你却自动把它换成了毁灭,这不值得你反思(解释)一下吗?

通宝推:凤兮凤兮,潜望镜,白浪滔天,
家园 对,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肤色问题,天然的歧视
家园 小岗村确实不是先进

但是并没有确切可靠记载拆了集体机器分零件。事实上大部分相关报道都是“据说”,“听说”。而小岗村这种落后集体,真改开了,虽然各种扶植,发展的也不好。

家园 分机器的不是据说,就是事实。
家园 出处?

另外那位说的是拆成零件分

家园 南街村可算,还有一些村子的历史。

侯远长 柳川:再看南街村

作者:侯远长 柳川 发布时间:2017-08-16 21:36:54 来源:民族复兴网

 南街村因地靠县城,村民多是亦农亦商。生于1951年的王宏斌初中毕业后回村务农。19岁那年,王宏斌被选为南街村一队生产队长,并以全县粮食单产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县里表彰。后来他放弃了到城里当工人的指标,再次当起了生产队长。1977年,26岁的王宏斌当选为南街村党支部书记。

  当上村支书的王宏斌很快崭露头角。1980年,王宏斌变卖家产,带领村民办起了村集体面粉厂和砖厂。当年,这两个村办企业为南街村创造了40万元的产值。在临颍这个贫困县,不啻于放了个“卫星”,南街村和王宏斌很快名扬漯河。

  1981年,临颍县全面推行土地联产承包制度,南街村根据要求,实行分田到户,村办的面粉厂和砖厂,也承包给了个人。但是,几年后,靠近县城、有经商传统的南街村大片田地荒芜,承包给个人的面粉厂和砖厂却经常不发工资、不上缴税,村民收入下降,民怨沸腾,纷纷把矛头指向以王宏斌为首的领导班子。

  1984年春天,王宏斌经过大量的走访调研、深思熟虑后,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村集体收回耕地和面粉厂、砖厂,重新由集体经营。这个决定得到村民的一致拥护。从1986年开始,村民又逐步自觉自愿地把土地交给集体耕种。

  1984年,南街村工业产值达70万元。1986年则达到320万元,1989年超千万元,1990年4000万元,1991年南街村首先摘取河南省亿元村桂冠。

  曾经有专家指出,南街村的“起家”是借助了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东风”。这话没错。南街村发展之际也正是中国乡镇企业崛起之时。但是,南街村的发展与王宏斌等村委领导功不可没。至今,南街村人还对王宏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制定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营销战略,从而将南街村方便面做大做强的故事津津乐道。

  与南街村经济发展同步,南街村思想政治工作也毫不落后。王宏斌曾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他曾说,《实践论》《矛盾论》是他认识世界的“显微镜”“望远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老五篇”使他思想升华,他立志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在他看来,毛泽东思想能够鼓舞人、团结人、凝聚人,更能够指引大家从社会主义一步步走向共产主义。而这,正是南街村发展初期统一村民思想的“法宝”和需要提倡的精神支柱。

  于是,上世纪80年代末,党员干部学毛著,群众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成为南街村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唱响革命歌曲弘扬主旋律的同时,南街村也大学雷锋精神,以培养吃苦精神,并大力提倡雷锋的集体主义精神。村干部们也自称是“二百五”干部——月薪仅拿250元并一直保持至今。

  之后,南街村陆续建起了26家企业,其中合资企业5家,并成立了河南省南街村集团,安排社会就业上万人,拥有各类产品数百种。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1年以后,南街村产值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递增,到2000年,产值达到14亿元。虽然进入21世纪之后南街村发展速度放缓,但最近几年每年仍保持在20亿元。2014年、2015年南街村集团产值连续突破20亿元;2016年,实现产值近22亿元。

  南街村的主导产业是食品加工,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南街村人在生产过程中严把质量关,恪守职业道德操守和生产标准,注重质量品牌建设,靠质量增效益,靠信誉求发展,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大的质量事故,“南街村”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各个企业都获得了诸多荣誉。

  中原“乌托邦”

  南街村集体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为集体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村里投巨资建起了现代化的幼儿园、中小学和高中。南街村的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的学费和生活费,都由村集体承担。村民们小病不出村,大病不用愁,一个病人花上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元,都有村集体承担。青年人结婚,由村集体承办。幸福的康寿乐园,老年人可免费居住。老人过世,村集体承担一切费用。南街人说,南街人从一出生,就掉在了集体大家庭营造的“福窝”里。

  南街村与众不同的是,长期实行“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工资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供给制促进了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因素。

  为什么要实行“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王宏斌认为,南街村是一个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的村庄,南街村生产资料全部公有,生活资料部分私有,属公有制集体经济。

  南街村的供给制始于1986年。当时尽管集体经济实力还很薄弱,但党组织一班人就果断决定,每年要增加一至两项福利,自寻压力,自出难题,逼出力量,逼出智慧。

  从1986年至今,由最初的水、电免费发展到现在的水、电、气、面粉、购物券、通讯费用、节假日食品、子女入托上学、医疗、住房等多项公共福利全部免费。特别是逢年过节,村里都要发放节日食品。尤其是春节,发放的节日食品达30多种。村民们一分钱不花,就可以过一个快快乐乐、富富足足的好年。

  安居才能乐业。从1993年起,南街村开始建设高标准的住宅楼,大套三室一厅92平方米;小套二室一厅74平方米。村里统一配备了中央空调、家用电器、高档家具等,还有一天24小时的热水供应。这些全部无偿分配给村民居住、使用。

  在南街村工作的外地职工,在食堂就餐一律实行主、副食免费;职工公寓宽敞明亮,房间内配有中央空调,冬暖夏凉。村里统一配备了床、被、脸盆、水瓶、茶杯、小柜等。到南街村上班,只要带上换洗衣服就行了。

  对于表现突出的职工,南街村吸收为荣誉村民,和南街人享受同等待遇。对生活困难或遭受天灾人祸的职工,村里给予特别照顾。对外地科技人员,南街村更是视为宝贝,关怀备至,在住房、孩子入托、上学、用车等方面,都优先考虑。

  南街村贯彻共同富裕的原则。职工工资有差别,但悬殊不大,体现三个倾向:向一线工人倾斜,向农业工人倾斜,向外地工人倾斜。南街村目前的分配比例,工资部分占30%,供给部分占70%。南街村正在研究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总体要求工资的成分会越来越小,供给的成分会越来越大,供给的档次会越来越高。南街村的口号是:“让每个南街人富得个人没有一分钱存款”。

  南街村依托强大的经济实力,大办教育、卫生、文化娱乐等各项公益事业,解除了农村普遍存在的“就业难、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看病贵”等许多问题,消除了贫富差别,避免了两极分化。他们不仅“富裕得没有一分钱存款”,而且“幸福得没有一个后顾之忧”。他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氛围,精神面貌和文化生活,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乌托邦”。

  如果第一次到南街村,最引人注目的是临街墙壁上那些气势宏伟、无处不在的鲜红色标语和名人名言及革命历史图片展等,南街村以其特有的红色思想文化内涵吸引着南来北往人们的视线。

  其实,这些特殊的标语正体现了南街村“班长”王宏斌和他领导下的村民的信仰与追求。不仅如此,在南街村村民家里,无一例外地都挂有毛主席像。据了解,这完全是自觉行为,村里从来没有安排过。

  王宏斌曾经介绍,南街村发展模式主要有几方面:一是坚持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二是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和教育人;三是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把南街村建设成为共产主义小社区。所以,长期以来,南街村一直用红色文化作为企业文化来教育职工和村民。

  王宏斌认为,干事业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没有正确的理论来指导,任何事业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南街村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生产实践,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南街村在发展集体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奋斗目标,也就是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过渡初期,用一些共产主义的因素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向往共产主义,建设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所以南街村实行的“工资+供给”的分配办法,使南街人尝到社会主义的甜头和共产主义的美好,用有形的东西使广大人民群众坚信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共产主义方向。

  有了信仰和追求,还必须发扬一种精神。在南街村,“傻子”精神备受推崇。王宏斌认为,“傻子”精神就是吃苦精神、吃亏精神、就是为更多的人做好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2016年6月20日出版的《河南日报》农村版,刊登了记者专访王宏斌的文章《发扬“傻子”精神乐于奉献》。在专访中,王宏斌说,总结南街村30多年的发展经验,突出显现了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可用“六个一”来表述,即:发挥一个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坚持一条路子——集体共同富裕道路;高举一面旗帜——红色文化旗帜;确立一项制度——“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确定一个目标——建设共产主义社区;培育一种精神——“傻子”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南街人的精神。

  王宏斌在专访中介绍,南街村在创业之初,村党委就为全村党员干部定下了“四个决不能”和“过好三大关”的规矩,即:决不能谁也不顾、自己先富;决不能喊“给我上”,要喊“跟我来”;决不能护短怕羞,要敢于揭私亮丑;决不能台上说人家,台下被人说。要过好吃请关、权力关和金钱关。南街村还提出要建设好南街村集体事业,必须首先建好党员干部队伍和职工村民队伍,同时提出了当干部应具备的5个条件,一要忠诚,二要有创新意识,三要有发展思路,四要有工作能力,五要学会用人。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南街村广大党员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发扬“二百五”“傻子”精神,不怕吃亏、乐于奉献,工作上处处走在了职工群众的前列,真正发挥了“一个支部一座堡垒,一个党员一面旗帜”的模范带头作用。

  专访中,记者问道:“您作为几十亿财产的当家人,发扬着‘傻子’精神,每月只拿250元的工资,身兼漯河市人大副主任、临颍县委副书记,却不要公家一分钱的待遇,您图的是什么?”

  王宏斌说:“南街村从创业初期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30多年来不管形势如何变幻,南街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时刻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始终把坚守共产主义信仰作为村党委干事创业、凝聚民心、统一思想、严于律己的动力源,作为党员干部正衣冠、祛私欲、尽本分、为集体的得失镜,时刻激励着南街村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思想上不懈怠、欲望上不贪婪、言行上不放纵。正是有这种信仰,它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着南街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全村有300多名党员干部和职工村民每月也只拿250元的工资,满腔热情地为南街村集体事业作奉献。”

  在南街村,不仅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对于普通村民,他们通过实施了20多年的《南街村十星级文明户标准细则》和《南街村村规民约》,来规范和引导村民行为。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南街村党委建立了报社、电视台、广播站、互联网和微信平台,成为引导群众、鼓舞群众的喉舌。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南街村团委成立了200多个学雷锋活动小组,活跃在全村各个角落。为丰富职工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南街村成立了艺术团、戏校、女子军乐队、女子盘鼓队、民间文艺宣传队、戏迷协会和职工娱乐活动中心等,文化娱乐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

  王宏斌还大胆提出,把红色文化的生命力延伸到企业文化当中。红色文化魂魄的根植,让南街村企业的生命力越来越强,从小厂到大厂,从公司到集团,20多家企业年创20多亿元的产值,而且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久经红色文化洗礼的南街村,拾金不昧、扶贫帮困蔚然成风;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好夫妻”“好媳妇”“好婆媳”和“五好文明家庭”司空见惯;“最佳职工”“先进班组”和“企业标兵”涌现不断。整个南街村形成了人人爱集体、个个讲奉献的文明新风,呈现出一幅生动而又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画卷。

  “班长”王宏斌

  在外人看来,王宏斌身上笼罩着神秘色彩。但在南街村人看来,王宏斌是他们和蔼可亲的“班长”。在南街村,只要不出差,王宏斌总是每天早上7点出家门,步行到南街村各处巡视,而东方红广场是他必去之处。所以,外地的游客如果在早上看到一个身穿夹克、脚着布鞋、脸上总是带着温厚微笑而又气度不凡的老人,那他十有八九就是王宏斌。他脚步稳健,目光如炬,像一个辛勤的老园丁,满怀深情地呵护着南街村的一草一木。

  熟悉王宏斌的人都说,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基层干部,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更是一位出色的理论家和演说家。他出口成章,引经据典,完全没有外人想象中的封闭、保守。

  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毛主席雕像基座上有两句话,一句是“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另外一句是“毛泽东思想胜过神”。王宏斌说,这两句话是南街人总结出来的,就是结合南街的实际,毛泽东他老人家是人不是神,但是毛泽东思想胜过神,也就是南街村十几年来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教育人,南街的集体经济得到了发展,南街人走向了共同富裕的日子,过上了小康生活,所以说毛泽东思想胜过神。

  有人怀疑南街村大力推行毛泽东思想是个人崇拜。王宏斌回答,人总得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智慧和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这哪儿是个人崇拜呢?

  有人曾问他,南街村为什么选择集体化道路?王宏斌回答,南街村选择集体化道路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有利于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密切干群关系、有利于加强党的建设、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可以说,南街村集体化道路的生命力是很强的,因为这是群众自己的选择,是自生的,不是哪一级党委、政府有意识培养的,所以能够经得起市场、时间、经济、群众和意识形态等各种考验。在南街村,农业集体耕种、工业集体经营、生活集体分配、工作集体安排、村民集体教育、村庄集体管理、学习集体组织、困难集体解决、风险集体担当、发展集体领导,群众幸福地生活在集体里,享受着集体阳光,有什么不好呢?

  曾经有人质疑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王宏斌坦承,南街村是靠贷款起家的,也是靠贷款发家的。但是,包括中国500强、世界500强在内的企业,哪一个没有贷款呢?当然,南街村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困难,在各级领导关怀下,与金融部门协调,让南街村享受了一些金融优惠政策,使南街村在经济包袱上大大减轻。虽然南街村现在还有贷款,但是南街村的资产已经达到40多亿元,南街村完全有能力、有责任偿还本息,绝不赖账。

  与外界的偏见不同的是,南街村完全以一种开放的、积极的心态拥抱市场经济。为了坚持集体所有制,南街村现有的企业没有实行股份制,但是有合资企业。王宏斌认为,合资企业也会推动南街村的发展,南街村会继续和外界搞好合作,同时也欢迎社会上志同道合的人到南街村投资合作。

  事实上,由于南街村特有的坚持毛泽东思想和“傻子”精神,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今天,特别弥足珍贵,因而也吸引了一部分资本,放心到南街村谋求合作。甚至为了更好地发展,南街村创造性地运用“外圆内方”的策略,“坚持外圆闯商海,严守内方治南街”,既稳掌政治方向的舵,改革不改向;又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发展生产。

  一位长期研究南街村模式的理论界人士认为,外界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往往戴着“有色眼镜”看南街村,对南街村抱有成见甚至是横加指责。事实上,南街村所做的一切,包括南街村的道路、模式、信仰和追求,都是中央精神和南街村实际相结合的成果。

  这位人士认为,毛泽东思想仍然是当前和今后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之一。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指出,新形势下,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南街村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和教育人,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有什么不对吗?

  2015年底召开的南街村2016年工作会议上,王宏斌提出2016年整体工作指导思想,其中第一条就是“吃透中央精神”。

  王宏斌说,“吃透中央精神”是干好集体大业的前提和保证,是南街村30多年来一直把握的指导思想。南街村一直听从中央号令、紧跟中央步伐、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切实用中央精神指导南街村的全面工作。在“吃透中央精神”上,南街村可以说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南街村现在之所以能够坚持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王宏斌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在发展农业上,号召广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中央讲的是“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而不少地方在理解和执行上是“一分到底”,搞“一刀切”,这实际上是对中央精神的片面理解。

  南街村最初也选择了“分田到户”,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适应南街村的发展,因此在村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南街村党组织把土地重新收回了集体,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南街村既是按照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选择了“宜统”,同时又完全按照群众的意见重走集体化道路,为什么会遭致外界诸多的怀疑、质疑、诘责甚至反对呢?

  南街村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也是完全贯彻落实中央精神。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讲过,先让少数人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指出,要实现共同富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南街村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正确的选择,完全符合中央精神、符合民心民意。

  曾经有报道说南街村限制村民自由,要求南街村人人佩戴毛主席像章,家家摆放毛主席像。南街村有关负责人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戴毛主席像章,现在没有要求,只是党员戴这种红旗徽章;毛主席像是集体发的,摆放在什么地方,随各人的意。

  还有媒体报道说,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毛主席雕像下全天24小时有民兵站岗,风雨无阻。这位负责人解释道,曾经有过站岗,但那是发工资的民兵,就像现在宾馆酒店的保安,这是职责所在,不过现在这项制度已经取消。

  这位负责人说,南街村不是“真空”,南街村很开放,也很开明,现在谁都可以在南街随便走、随便看。特别是记者,能够随便采访,村里不会派人全程“陪同”记者,除非记者需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位负责人坦然说道。

  如今,走进南街村,马路纵横交错,绿地鲜花芳香四溢,村容村貌整洁清新,工厂、商店、职工楼、村民楼、办公楼……鳞次栉比,完全是一个充满现代化气息的乡村都市,与其他明星村没什么两样。

  金秋的东方红广场上,菊花盛开,旌旗飘扬,一群操着南方口音的游客正穿过广场。

  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边走边说:“这里没有就业难、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别说‘250’,就是一分不给,能够落户南街村,我也愿意……”说罢,他们走上路边停放的“红旗号”观光车,向着南街村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区驶去……

  王宏斌治村名言

  工作上可以退休,但共产主义信念不能丢。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一丝不苟干南街事,一尘不染做南街人。把金钱、名誉和地位看重了,就等于给自己背上了包袱,戴上了枷锁。当官不搞官僚主义,有权不搞以权谋私。思想不好是危险品,技术不好是次品,身体不好是废品。我们不仅要学科学、学业务、学技术,更重要的是学做人,学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宁为集体造金山,不图个人半块砖。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要让南街人富得个人一分钱存款都没有。富裕不等于幸福,幸福包括富裕。

  来源:红色文化网

如果南街村是拥抱市场经济,那么必然不违反市场经济,为何不学习南街村还是坚持小岗村呢?

所以这个逻辑不成立。

一定是南街村有自身特点,导致不符合小岗村精神。呵呵。

现任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临颍县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1970.12——1974.06,河南省临颍县生产公司工人

1974.06——1977.06,河南省临颍县城关镇南街大队民兵排长、生产队长、党支部副书记

1977.06——1991.11,河南省临颍县城关镇南街大队党支部书记、党总支书记

1991.11——1992.09,河南省临颍县城关镇党委副书记、南街村党总支书记

1992.09——2002.07,河南省临颍县委副书记、南街村党委书记、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1996.08—1998.08在漯河市委党校国际贸易专业函授大专班学习)

2002.07——2002.12 河南省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南省临颍县委副书记、南街村党委书记、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2.12——,河南省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党委书记、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这个简历有问题,忽略了分田到户时期。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面对南街村父老乡亲的期望,王宏斌毅然决然的辞去了稳定的工作,返回了南街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带领全村父老乡亲,在一穷二白的黄土地上,“靠玩泥蛋起步,靠玩面蛋发家”。大力发展村办工业,先后建起了面粉厂、方便面厂、胶印厂等26个企业,产品畅销全国2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出口十几个国家和地区,2006年实现产值13亿元,利税7000多万元,村民人均分配6900元。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王宏斌和村干部一班人,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从南街村实际出发,变卖家产,自筹资金5万多元,建成一座砖瓦厂;1980年村集体有了积累,王宏斌提出:“利用当地盛产小麦的优势,围绕农业办工业,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他又带头捐资,在他的带动下,村干部又筹措资金30万元,购置一套面粉机械,建成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经过技术改造,日产面粉30吨。

建砖瓦厂那阵子,为节省资金,王宏斌每天一身土、一身汗、一脚泥地带领干部群众用架子车拉石子、沙子、和泥脱坯;面粉厂投产后,为销售面粉,他带领销售人员,到北京“挨门”恳求,啃干粮、喝凉水,风餐露宿。在他们的努力下,开辟了北京和东北市场,两年内两个村办企业产值达到40万元,南街村迈出了富裕的第一步。

尝到集体经济甜头的南街村,1984年——1990年,在农民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全村2000多亩耕地全部收归集体经营,着力发展集体经济。从“玩泥蛋”开始“玩面蛋”, 先是面粉加工,后做食品,饼干、点心、月饼等。到1989年,已经对粮食加工有些经验的王宏斌等一班人,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市场,开始搞锅巴、方便面。这下便一发而不可收,进入大发展时期。这时王宏斌和一班人又作出 “围绕现有企业上配套、加工一条龙、产品系列化”,“多业扶着一业上,一业带着百业兴”的新决策。1980年——1991年先后办起面粉厂、食品总厂、包装厂、彩印厂、调味品厂等企业,1991年,南街村总产值达到亿元,一举摘取河南省第一个“亿元村”桂冠。

这个过程有意思,中间的分田到户呢?没说!!

乔石、朱镕基、曾庆红、李长春、李克强、刘云山等4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和200多位将军到南街村视察指导工作。《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美联社、路透社、半岛电视台等众多国内外新闻单位,纷纷到南街村采访。每年到南街村参观的游客达50多万人次,大家纷纷称赞王宏斌是,“共同富裕的带头人”,“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称赞南街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范”,“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和旗帜”。

国家重视?呵呵。

 转眼到了1981年,全国实行联产责任制,南街村的一切财产都分家到户。王宏斌这个村支书只担了个虚名,说什么没人听,他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让他兴奋的是,妻子又给他生了一儿一女。这样王宏斌有2女1儿。您也许纳闷,那个计划生育重于泰山的年代,王宏斌不是犯大错误了吗。这其中还有故事。王宏斌的妻子叫杨兰菊,第一胎生了个女孩,按照政策,还可以生第二胎,兰菊也希望给王宏斌生个男孩,又怀上了,已经8个月,当时,村里超生现象严重,王宏斌以身作则,让人带妻子去医院检查身体,实际到了医院就做了人流,谁也没有想到当时兰菊怀的是双胞胎,在这个事情上,兰菊一直没有原谅王宏斌。兰菊也是个个性很强的人,你不让我生,我就要生,于是,就有了前面的事情,若说王宏斌完全不知情,恐怕说不过去,可以想象得出他为形势所迫,心灰意冷。

  村里搞承包,结果也不太不理想。因为南街村靠近县城,村民做小买卖的很多,无暇搞农业生产,农田撂荒;原来的面粉厂、机砖厂承包给了个人,他们欠着村里的承包款不交,村集体没有收入来源,村公共事业没人管 ,村民意见挺大。

  1985年,王宏斌和全村的干部群众以承包人不交承包款,违反承包合同,把承包出去的企业收归集体,还把村民撂荒的土地由集体统一耕种。

大量报道把这段忽视了,呵呵。

  1984年,南街在刚起步的时候,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南街村的党组织让群众去干什么,群众不去干,怎么办,王宏斌想到发挥共产党政治工作这个优势,搞起了大学《毛选》、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的三大活动。也就是党员干部学毛著,群众学雷锋,再加上大唱革命歌曲,弘扬主旋律,凝聚大家的思想,统一大家的行动,使大家走到一起来,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如果现在问你,你是为谁而干,答案可能是五花八门,可以说现在大家都在干,有不少人都是为自己而干。南街村干共产主义,一定要解决为谁干这个问题。王宏斌认为:南街村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都不是为自己干的,都是为国家、为集体、为大家而干的。这就不允许你有私心。所以要与个人私心做斗争:在斗的问题上,解决斗什么的问题,不是过去那种极“左”的斗法,而是首先是向一切违法犯罪分子做斗争,向一切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做斗争,向消极的、落后的、腐朽的、封建迷信的做斗争。有人到南街村看了之后,都说南街村是干出来的,王宏斌认为是斗出来的,因为如果在这种大环境下,南街人光干,不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再干南街村也不会有今天。

  有报纸说南街村天天斗私会,招聘员工要看他会不会背老三篇。其实不然,用南街村人的话讲,要是天天斗私会,哪还有时间搞生产。招聘考老三篇,恐怕一个员工也招不来。这斗私会其实就是民主生活会,一般群众是半个月一次,主要是学唱革命歌曲,学习毛选,(毛选是南街村自己制作的,主要收录《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学习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人称老五篇,还有一些语录,)的确,如果你读过这几篇文章,不难发现,他们在社会形势有所变化的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王宏斌说,这些内容通俗易懂,适合农民学习理解,有助于提高村民素质。现在南街村家家户户没有按防盗门、防盗护栏的,村里十几年没出个偷盗案,更不要说刑事案,街道上干干净净,看不到烟头、痰渍、纸屑,这都得益于南街村坚持不懈开展政治教育。

  村班子的民主生活会更严肃。每周末进行,除了讲生产情况、政治学习以外,还有重要的一项---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批评不留情面,火药味十足。针对王宏斌的有三个主题,他常为这些事做检查。

其一,王宏斌喜欢开车,南街村买回来的车,他都要开开看,王宏斌还爱喝酒,比较实诚,总是尽力而为,这两种爱好时不时会碰到一起,大家都劝他,喝酒虽然是工作需要,但也要顾及身体的承受能力;酒后驾车更不是小事,可王宏斌就是改不了,最后,大家的意见上了斗私会,你一言,我一语,提升到南街村全局高度来看待,终于让王宏斌改掉了这些毛病。

其二是在1994年,王宏斌搞永动机项目,还是在中学的时候,老师就讲过永动机是不可能存在的,难道村里其他领导就没有一个反对,花2000多万上马,结果自然是如大家所料。事后,有人在斗私会上指王宏斌独断专行,给南街造成经济损失。王宏斌在斗私会上做了检查,现在每逢有大的决策,都反复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们曾经试图在南街村寻找永动机,有人说有,有人说早拆掉了,最后我们连永动机的影子也没有看到,大家都觉得王宏斌的想法不可思议,我们特别在采访中设计了相关话题,王宏斌是这样解释的:“作为这个项目没有成功,今后或者说永远不会成功,我们进行这一段的探索是失败的,南街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这个为其他人或者为后人吸取点儿教训有好处,使今后更多的人不会再走这个弯路。

(主持人问)现在心里还想起有永动机吗?不想它了,(主持人问)但是如果想起来觉得还有可能吗?从目前看可能性不大,(主持人问)但不是没有可能?这个话现在我不能说,那只有科学家来说。”

其三是王宏斌的违反计划生育问题。在最近的“三讲”活动中,有人指他官僚主义严重。面对大家的批评,王宏斌说,近几年,职务多,社会活动多,下基层太少,接触群众太少,大家批评批评,尽管说当时面子上有点不好看,实际对个人的成长,对事业的发展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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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艰难的“分田到户”---冯积岐

艰难的“分田到户”

冯积岐

我们村是1982年麦子种到地里以后,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的。当时,我在生产大队里担任干部。将近四十年过后,回忆那场改革,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改革的艰难是局外人不可想象的。包括我们生产大队里的干部开初也有疑问:分田到户,是社会主义吗?我们头脑里的固有观念是:大集体才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像木楔一样,牢牢地揳在我们的头脑里。“分田到户”这四个字撞击着每个农民的心灵。某些共产党员、生产队的干部甚至不能接受。公社里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先是动员、讲道理,之后上级领导的口气就有些“强迫”的意味了:不想搞,也要搞。公社党委要求:生产大队的干部和共产党员要站在这场改革的前列,谁不搞生产责任制,谁就下台。公社里给各个生产大队派去了工作组督察。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生产大队是在形势逼迫下,决定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的。大队里成立了“实行生产责任制领导小组”。我是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

领导小组的成员分别到各个生产队召开会议,进行动员。使我们始料未及的是,大多数动员会,农民们一进会场,没人说反对,也没有人表示赞成,他们用沉默来回答这场改革。逐个点名问,农民的回答几乎是一样的:没啥可说。然而,我们到第五生产队去开动员会时,情况不一样了:有几个农民站出来高声说,不行!这不是要回到解放前吗?现在搞单干,当年为啥要合作化?有的人甚至说,是不是要我们贫下中农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任凭我们怎样讲道理,这些人就是不听。会议开砸了。改革陷入停滞。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哪个生产队长不搞生产责任制,就撤职、换人。同时,在一两个生产队开始硬性推进。

于是,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里的干部一起,清理财产,丈量土地,为实行生产责任制做准备。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里的干部逐户逐人动员、做思想工作。由此,生产责任制终于在几个生产队展开了。第四生产队开始划分土地了。领导小组的成员,辛辛苦苦工作一整天,把标志地界的木牌子揳进地里,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木牌子被人拔走了——显然,有人不同意,故意破坏。领导小组只好改变方式——地界划好后,直接埋上石头,石头下面再撒白石灰。然而,第五生产队的情况更糟糕:生产责任制还没实行,就有人开始哄抢生产队里的牛轭头、犁杖、手推车、铡草的锄刀、碌碡等小型农具。大队里的干部一起出动,制止了这场哄抢。领导小组连夜召开社员会,宣布:如果你们执意不实行生产责任制,可以把你们单独甩下。队员们一听要甩下他们,反而赞成了。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努力工作,全大队八个生产小队,全部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的过程是很艰难的。尽管,我们采取了抓阄的方式分地,可土地毕竟不是豆腐,可以随意切成块。有些人抓阄后,当场不认账,扭头就走。对于如此无赖的做法,我们只能去说服,并用土地的等级和面积去尽量兼顾到公平。改革是触及每个农民利益的事情,因此我们拿出最大的耐心去对待,去克服难点。

分田到户的第一年,我一家四口人,收获了十六石小麦(当地计量单位,一石三百斤),在吃大锅饭的日子里,我们生产队总共才收获七八十石小麦。除过交公粮,留下种子,一个人每年只能分四斗小麦(120斤)。因此,每年春夏之交闹饥荒,外出讨饭。然而,分田到户那一年,我家平均每人收获四石小麦(1200斤),是生产队时分得的十倍。我们村里家家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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