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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断案（子鼠篇）－－ 《水浒传》之李逵，林冲 -- 雪个
本篇初稿曾送张王一阅，根据他的建议重写并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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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贺云横居士就任嘉宾，决心云门弄法，演义一下明清时期的衙门断案。
说来也怪，定下这题目后，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竟然是水浒，里面有段李逵断案写得十分有趣。
故事是这样的：话说那日燕青泰安州智扑擎天柱，李逵拿石板砸碎了任原的头，手持双斧一路杀到寿张县。他冲进了县衙，穿上知县的全副行头，坐在知县椅子上，又召集衙门工作人员来拜见这个假知县，玩得很开心。然后为了过足瘾，叫人来告状，想试试当法官的滋味。下面人回话：您老人家坐在上头，谁吃了豹子胆，敢来告状啊？李逵倒是明白，说，我当然知道没人来告状，但你们不会演戏的吗？
“公吏人等商量了一会，只得着两个牢子装做厮打的来告状，县门外百姓都放来看。”原告说被告打了他，被告辩解说因为原告骂人所以就打了人。李逵也不知道是糊涂还是慎重，又专门再问一遍谁是打人的谁是被打的，问清楚之后宣判：“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
这个判决，每每读到都要拍案叫绝，赞叹不已。李逵，真是千古妙人也。
于是原告被枷号在县门前，那些围观的百姓忍不住笑得东倒西歪，想必也觉得这判决够荒唐吧。只是，如果县令真是如此断案，不知百姓可还笑得出来，又会怎么想。
水浒写的是宋朝的事，作者却是明朝的。明代县令是少见地难当。著名文人袁宏道在吴县知县任上曾给友人写信诉苦：“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可怜的袁中郎，偏是自认文雅儒士，故不能得李逵之趣也。
明律极其严酷，但正如中国历来的法制一样，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还是比较大的，也只有这样具有相当弹性的法律，才能发挥更大的效能。不过，由于法律是要人来执行的，如果执法者利用这一弹性，滥用他的权力，那么他也必定能够找到机会“依法”置敌人于死地。法律制度可作维持公正的标准，亦可作杀人的武器，就看人如何运用它了。
《水浒传》里高俅设计杀林冲一案，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话说高衙内调戏林冲娘子不成，又吃了一番惊吓，不由得卧病在床，弄出副奄奄一息的模样。高俅心疼儿子，决定牺牲林冲一条命来救儿子的命。这里得说高俅这人并不糊涂，听说了整个事件过程后他的反应是：“如此，因为他浑家，怎地害他！”还是很明白事理的。只是再一转念，“我寻思起来，若为惜林冲一个人时，须送了我孩儿性命”，这才下了决心。
于是有人当街追着林冲卖刀，死活勾引得这傻子买下；第二天就来了两个承局（承局乃殿前司属下，比虞侯低一级）说高太尉要看刀而将林冲带到了周遭都是绿栏杆的某去处。
两个家伙到了地头扎进屋去就没了影儿，剩下林冲握着把刀傻乎乎地立在那里等。左等右等没人来，林冲也动了疑心，这才把脑袋伸进帘子里一看－－此时此刻，我忍不住想要模仿1001n，挥手招来黑猫警长掏枪甩出啪啪啪啪几响，随即屏幕上现出血淋淋的四个大字：白虎节堂！！！
当然，现实中那四个字是青色的，但估计看在林冲的眼里肯定相当于红彤彤的危险警告。他猛省道：“这节堂是商议军机大事处，如何敢无故辄入？”赶紧转身想溜出这是非之地，这时只听咔、咔、咔、咔，脚步声由外及里，来不及了哥哥！高太尉就这么抓了林冲同志一个反革命现行。
高太尉真对得起他这个姓，张嘴就是一声大喝：“林冲，你又无呼唤，安敢辄入白虎节堂？你知法度否？”马上就占领了法律这个制高点。在法律的大棒挥舞下，哪里还有林冲的辩白余地。高俅就这样堂堂正正地把林冲压到开封府，交给滕府尹，责其“好生推问勘理，明白处决。”
由于案件最关键的人证－－两个承局无处捉拿，这本来应该是件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冤狱。冤狱的主人公本来应该以法律的名义被处决，再无生理。但可爱的法律在这时再次展现了其弹性的一面，硬是活活地打悬崖上把马给勒了回来，这其间每个人的表现都颇有可玩味之处。
林冲被押到了府尹衙门，人证（高太尉的手下）、物证（封好的刀）俱全，连府尹都吃惊得要问：“林冲，你是个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故入节堂？这是该死的罪犯。”林冲呢，不老老实实解释如何去的白虎节堂，却先罗罗嗦嗦说上一堆高太尉的衙内如何两次调戏他妻子未遂，然后就直接指控说是高太尉“设计陷害林冲。”林教头啊林教头，其实你老人家说了半天也只能说高太尉有陷害动机，一点都不能说明确实就是被高太尉陷害的。如果在现今法律制度下，高太尉一方倒是可以反告他诬陷。而且说了这半天，最要紧的对误入节堂的辩白却一句话就带了过去，真真是舍本逐末也。
但是可但是但可是，我这是站在现代法律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指责；林冲同志却是活在古代社会，那时的断案思路与现在大大不同。古代的法官们运用法律时通常依靠直觉的模糊性思维，很少进行逻辑推理，他们更多采用根据情理判断的方法，其结果就是法本原情。对于他们来说，“民意”比“法理”更重要，它是衡量判决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因此，古代法官们的价值信念是不畏权贵，讲究为民申冤，所谓“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他们基本上都具有这种平民意识。这种行为虽然不太职业，却体现了一种倾向于保护弱者的人文关怀。也正因如此，中国历来打官司时，如果是同阶层，便会特别强调对方如何无理，自己如何受欺；而如果不是同阶层，就会叙述对方如何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以博取法官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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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快点填上。
我就喜欢那种注重推理的断案，即使是当代的破案影视剧也一样。
太尉府是什么地方，白虎节堂是什么所在，得有几道警卫，通报多少回才能从大门走到堂口？就凭林冲一个小小的禁军教头，拎着一把大刀，就这么大模大样的遛哒进去了，谁信呢？是人都想的到是陷害，想不到的就是动机。
林冲一点都不傻。
就是拿到现在，陪审团也会信林冲的。
兴许陪审团会信了他的。
可是，高太尉一方的律师不会让陪审团只听林冲的一面之辞的，他可以很简单地以情理对情理，驳道：
“是啊，连傻子都觉得你这是被陷害的－－问题是，高太尉不傻，他手下的谋士也不傻，如果要陷害你，为什么要设这么一个连傻子都看得出是在陷害你的，一点都不可能有用的局呢？”
情理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没有用的，在法庭上最过硬的就是证据。再合情合理的设想、推断、辩白，也都是软弱无力的，只能说服几个脑子没经过科学训练的傻陪审员。当然，在古代情况完全不同。我已经说了，古代的中国是法本原情，情理判断是法官的基本思想方法。
其实，林冲闯白虎节堂也不算很出奇，明朝梃击案的人犯还闯到了太子寝宫呢。
俺对法律是外行，写来定是破绽百出，等着接受更多的批评
我们好批评。
高太尉一方还需要律师么？林冲怎么辩护也没用，一个小小府尹还敢帮他翻案不成？除非是包龙图。证据只是双方地位、财力差不多的时候才有用。
高俅的律师真要按你说答辩，就等于说堂堂太尉府上下全是酒囊饭袋，林冲如入无人之境，搁现代社会他敢么？报上一登，他的乌纱帽还保的住？高俅肯定第一个跳起来把律师掐死
真要是现代社会高俅就不用这么弱智的手段了，这事就是摆明了没人敢翻案才以这种面目出笼的。林冲真的找不到证人吗？他是遵循合法途径去的，门上有警卫，门房有登记，问题是，这些人敢来作证吗？
此所以那赵燕当庭哭诉适得其反
呵呵,我不懂法律,瞎说.
可一定要写完啊别跟上回各朝代灌水史那篇似的。
十二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以前素不相识，以后可能也没有什么打交道的机会。为了一桩杀人案件，他们坐在了一起。
就是这十二个人，被这个司法制度挑选了出来，组成了一个名叫“陪审团”的神圣组织，要开始决定另外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他是有罪还是无罪，是活着还是死亡。他们本来不懂法律，似乎也没必要懂得法律，因为他们不过是在法律强加的义务之下而被迫来到法庭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和生活背景，从事不同的职业，有自身更关心的利益，有不同的人生经验，有自己的偏好和性格。
在经过六天冗长枯燥的听审之后，法官终于对陪审团发布裁决指示了。被告是一名年仅18岁的男子，被控在午夜杀害了自己的父亲。法庭上提供的证据也极具说服力：居住在对面的妇女透过卧室及飞驶的火车窗户，看到被告举刀杀人；楼下的老人听到被告高喊“我要杀了你”及身体倒地声音，并发现被告跑下楼梯；刺进父亲胸膛的刀子和被告曾经购买的弹簧刀一模一样。而被告声称从午夜11点到凌晨3点之间在看电影的证词极不可信，因为他连刚看过的电影名字也说不出来。
对于这个铁证如山的案件，裁决有罪应该是板上钉钉。根据法律，他们只要一致表决通过有罪，就可以完成使命。驱使他们尽快作出裁决的更重要的理由是：这些陪审员实在已受够这拖沓的审判了；他们被锁在这间闷热的小屋里，汗流浃背，焦躁不安；有人还惦记着自己的生意或下午的球赛。总之，这些更重要的理由归结到一点就是，这时的他们还没有真正进入“陪审员”的角色，所谓以公正法律的名义、所谓根据证据，不过是他们只想例行公事，然后赶快回家的托辞。
他们的确不知如何进入自己的角色：电影开初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幅散乱嘈杂的会议室场景，上洗手间的、抽烟的、闲聊的、坐在桌上的、看财经版报纸的、感冒擤鼻涕的、看着窗外风景的、羡慕对面富人大厦的；对此无比厌倦的、因第一次参加陪审而感到莫名其妙激动的。这给人的印象就是法律裁判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但程序毕竟是要走的。所以他们按号入座，开始举手表决：11票有罪对1票无罪，结果有一人异议，这意味着必须讨论下去、给出怀疑无罪的理由。其他人当然不愿意，争论越来越激烈，人们越来越愤怒。亨利•方达主演的这个持反对意见的陪审员，抛出了自己的疑惑。随着辩论深入，控方证据的混乱和矛盾之处不断揭示出来，比如同样的刀子不止一把；楼下老人不可能在列车噪音中听到被告喊叫；老弱残疾的他也不可能在15秒内赶到门口看到被告逃走；声称看见杀人的妇女鼻子两边有凹痕，证明她长期戴眼镜，而晚上她不可能戴着眼镜睡觉，所以她在床上看到杀人的证词不可靠；甚至 “我要杀了你”这话也并不意味着被告真的杀了人，因为这也许只是一句气话，况且在辩论中，也有陪审员气急败坏地说过这句话；被告记不住看过的电影也正常，因为经过质问，一位陪审员在清醒的时候也无法记得看过的电影，等等。
整个过程跌宕起伏，中间经历了六次表决，表决方式有写纸条、举手、口头表示，其结果分别是：11比1；10比2；8比4；6比6；3比9；1比11，同意有罪的人越来越少，最后顽固坚持被告有罪的陪审员终于放弃立场。被告终于被宣判无罪。
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情节，真实似乎得到揭示；正义好像得以伸张。但是，误读就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结果就以为上述辩论所指向的就是所谓的事实和真相，或者易言之，不要以为辩论的过程乃是廓清迷雾、显现真理的过程。即使我们有了上面那么多所谓的“事实”，但从影片的结局来看，这些事实反映的不过是“矛盾的事实”、是一种矛盾的状态，是以证据本身的扑朔迷离来表现客观事实本身的不确定性。被告之所以被判无罪，是因为这种矛盾的无法解决，而不是因为他事实上没有杀人。即使被告被宣判无罪，被告本身是否杀人仍然是一个谜，导演仍然没有、而且是故意没有给我们一个关于事实和真相的可靠答案。
这是为什么？这是制度的逻辑。且让我们再回到电影的一些具体细节当中。其实，在这样的司法制度中，真正能使被告有罪的理由就是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也就是说，只要一个正常的、谨慎的人对案件的证据产生一个合乎情理的疑惑，被告就可以无罪。所以，我们发现，在影片中，一直坚持被告无罪的陪审员说得最多的词就是“不知道”：“你认为他是无辜的？”“不知道”；“那你想怎样？”“不知道”；“你到底想拖多长时间？”“不知道”。他承认自己不能肯定案件的真相，他只是有些疑问，只是不想轻易表决，因为“事关人命，假如我们都判断错呢？”他知道自己判断力的不足，所以他不轻易判断。不仅如此，除了在前面的辩论中揭示出来的那些证据混乱的理由之外，他还有一些“不算理由的理由”，比如这孩子出生贫寒、童年悲惨，这种理由其实与案件本身无关，因为对方也可以用孩子曾有前科的所谓“品格证据”作为反驳。
但是，正是这些看似无关的东西往往会成为双方辩论的焦点。既然事实问题大家都无法肯定，所以大家就有理由寻找一切合乎自己判断的论据。正如最先改变立场、支持无罪的老者所说：“这位先生有异议，并不表明他认为男孩无罪，他只是不能肯定。这是他的立场。我们能打赌我们的判断一定正确吗？我相信要有动机。男孩可能有罪，但我希望了解更多。”
所以，在真相无法明晰的情况下，作为有自己感情和个性的普通人，认为被告有罪的陪审员们照样可以提出自己认为是充分的理由。这些理由更是无关事实，例如其他陪审员用的最多的短语是“浪费时间和金钱”，所以他们想快点表决；还有人是因为自己对被告这个少数族裔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他们认为这样的人就是天生罪犯；另一个最顽固坚持被告有罪的陪审员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曾经的痛苦记忆，自己的孩子也因为和自己争吵而离家出走两年。
面对这样的“以情感代替法律”的局面，如何让这些决定别人命运的陪审员们真正运用法律的理性来思考和判断？这时，还是要依赖普通人的常识(common sense)，一种大家在生活经验中形成的共同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人类社会维持的纽带。在这个时候，大家心目中的正义和良知起作用了。这种正义和良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和法律契合的部分。实际上，自从双方开始对立、辩论开始进行，局势就已经向理性的方面扭转，至少大家已不得不以严肃的态度来看待法律，而不再是“玩游戏”、“听故事”。在这个时候，你的情感偏见必须受到别人的质问，因为他们是和你同等地位的人，现在在履行着与你同样的陪审员的职责。所以，当你说无论事实如何那个男孩就是该杀，你敢承认自己是刽子手吗？当你说穷小子都是天生罪犯时，别忘了陪审员中就有做清洁工的人；当你把别人的命运当成儿戏，你必须面对旁人逼视的眼睛。
这是一个拷问的过程。还是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个命题：审判别人的同时也在审判自己。论辩的紧张、交锋的激烈，恰好说明他们在郑重其事地担当法律的角色，他们虽然以前各有其事，但现在不再为了自己的事而随大流；他们开始认真对待而不是应付差事；他们需要说服别人和被别人所说服，而不是草率作出决定，他们是经过长时间“愤怒的”争吵后才表决的。这也许是一个两难。我们当然需要真相，但如果由于人类本身局限性，真相不可能完全显现，甚至完全可能遭受曲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只有选择，作出在一种制度安排之下可能的选择。正如那个坚决质疑的陪审员所说：“排除偏见并不容易，每遇到一宗案件，要揭露真相并非易事。我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也许没有人知道，我只想为清白者辩护。我们所讨论的各种可能，也许是错误的；也许我们使有罪的人消遥法外，我不敢肯定。也许有人可以做到。但我们有合理的质疑，这对法律十分重要。”
的确，这对法律十分重要，特别是当法律让他们成为法律的守护神之时。在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一个陪审员终于道出了自己对此的心声：“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们拥有伟大的民主。我们被认可和信任为真正无辜的人洗脱嫌疑。我们拥有权力。这是我们强大的原因。”由此，我们才有可能审视这个制度所具有的好处和缺陷。正如那个坚强的陪审员所说，“普通人也会犯错误。”所以这个制度也许是比较脆弱的，脆弱得就像人的生命一样；但这个制度无疑也是强大的，因为它是人类为了更好保卫自身、为了延续自己生命而创造出来的，它捍卫了人类基本的自由和权利、捍卫了神圣的尊严和价值。
如果非要我用一个词来描述《十二怒汉》，我将不吝自己的赞誉，用“精彩绝伦”一词来形容它。这种精彩并不是建立在对法律、对制度、对人们展开表演的具体背景的夸大之上，相反，它是在认识到法律、制度和人类内在外在条件的制约之后的精彩。这种精彩我们甚至可以从剧情的展开谈起：导演把所有的故事都局限在一间小屋之内，中间只穿插一小段在洗手间的对话。这也可以说是导演的高明之处：局限有多大，人类的故事就可以有多精彩。人类的精彩正是在特定的局限之下才展现无遗。但同时，我要说，《十二怒汉》也是一部容易让人误解的影片：有研习法律的人在看了这部影片之后，反而因为影片中真相的不明和可以辩论而觉得法律太不确定；有研究哲学的人又认为将它理解成“法律片”而不是“政治哲学片”意味着一种肤浅，认为它展示的主题是“通过相互说理，各种意见最终可以指向对真理的认知”。这些看法的误会之处就在于他们忽视了决定这些陪审员人论辩的制度背景，并且固执于所谓的真理，而不知道法律问题本身其实并不是真理问题。相反，这部电影的关注点是对这个制度的优势和缺陷的细微深描，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反思。它的目的可能恰恰是在让人们认识到一种制度之不足的时候增强对这种法律制度的确信。
让“普通人来裁判普通人”，这就是这种陪审制度的安排。它与真理无关，但与真理无关并不意味与人们的幸福生活无关，也不意味着人类的生活没有建立起基本的确定性。这种制度的确是有很大缺陷的。记得有一本书叫《陪审团睡了》，该书分析了造成陪审团作出不公正裁判的许多潜在因素及制度漏洞。其中有一句话，“谎言如此地被轻信，法庭辩论犹如娱乐圈的一场闹剧，司法尊严已不复存在”。对陪审团制度的批判可谓淋漓。是的，陪审制度效率低下，方式笨拙，甚至常常上当受骗，使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愿意说“陪审团醒了”。醒着的陪审团当然会在生命的活动中暴露自己的缺点，但是，这种充满活力的制度有着其更大的好处。它的功能是用一种平等对待的立场，避免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生命受到威胁。它相信法律制度的构建需要有大量法律专家的存在，但它更愿意相信外行的、普通人的常识和判断。它是社会正义的良心，其核心的原则是：社会和强权不能因为认定一个人是“坏人”就对其任意处罚；否则有一天丧钟同样会为我们这些不是坏人的人响起。它是避免每一个置于法律弱势地位的人被不公正对待的最后的安全阀。
在这个意义上，《十二怒汉》让我们更加相信保留陪审团制度的必要性，让我们对法律更有信心和希望。当然，至于中国陪审员制度建立，还需要许多配套的制度条件，因为一个运作良好的陪审团制度，其基本的前提是必须是独立于任何机构和强权。当然，任何制度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以承认人类的不足、承认这个制度本身并不可能完美为前提的。
在一场惊心动魄的辩论之后，案件结束了。这些以前素昧平生的陪审员走出法院大门，分道扬镳，各谋自己以后的平静生活。他们彼此仍然不知道对方什么名字。影片的最后才依次现出每个人的脸部特写以及他们各自的名字。这真正让人感觉到，他们的确是平凡、普通甚至渺小的一群，但他们无疑又是这个制度最伟大最坚实的支撑者。他们是一批醒着的人。
附注：关于我所批判的那种认为《十二怒汉》是“政治哲学片”，是“通过相互说理，各种意见最终可以指向对真理的认知”的观点，可参见倪梁康先生的“《十二怒汉》VS《罗生门》——政治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关系”一文（载于《南方周末》2004年7月8日）。这篇文章整体运思当然是不错的，可惜的是作者显然以自己对哲学的理解代替了对法律本身之复杂深刻性的理解。
就好像现在如果一个手持枪械的家伙大摇大摆的走进国务院办公厅，如果不是警卫们白痴，就是肯定有内应的。
来晚了，还好赶上了，要屉屉接上别断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