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超越崛起——对未来中国发展战略的一点乱想 -- 外务府行走

（一点胡思乱想，仅代表个人观点，勿作不当联想，敬请拍砖。）

不可否认，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国力提升，“中国崛起”越来越成为一个吸引国际舆论注意的话题。这反映了中国实力增强的现实，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走向的一种心理预期。对中国政府来说，尽管有意识地避免在官方话语中出现“崛起”的称谓，并迅速地用“和平发展”代替了“和平崛起”，但在政策制定者的战略考量以及民众的思维当中，在21世纪的某时，实现中国的“崛起”仍是一个现实的目标，这表现在国内理论和舆论界对于“崛起论”的热烈讨论中。本人认为，将实现“崛起”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在具有合理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而作为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应超越“崛起”的思维定势。着眼长远，我们必须在思考“如何崛起”的同时，考虑“崛起之后”的国家战略走向，这对于我们实现平稳的长久发展或许有好处。

崛起的含义

“崛起”作为一个国际政治上的概念，从词义上说可以具有三重特征：一是阶段性，即崛起是一个过程，有其始有其终，它指原本处于低位或劣势的力量快速上升的过程，从开始崛起到实现崛起，都需要给出明确的定位。尽管这种定位可以很模糊，比如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可能很难说GDP达到多少多少就算是崛起，但从逻辑上它是有阶段性的，不可能一直崛起下去或是永远崛而不起。二是目的性，崛起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过程，如果国家将崛起作为目标，就必须投入大量的力量和策略去实现它，没有主观推动的崛起只能说是快速发展，而崛起带来的地位变化也必须为国家所体认，因此国家在崛起中是一个能动的角色。三是对抗性，崛起必然意味着对现有力量格局的改变，对于其他力量的超越，在权力政治的视野里，崛起意味着权力的获取、丧失和转移，这是任何说辞都无法遮盖的事实。

因此我们需要将崛起看作是一个主客观双向互动的过程，既有行为主体国家的作用，也有客观环境的改变和其他国家对当事国家的定位。中国“崛起”也不例外，一方面是中国主观上是否要“崛起”，另一方面是其他国家是否认为中国在“崛起”。就后者来说，国际舆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在崛起，分歧在于这种崛起能否成功或多快能够实现。前者则相对复杂，一方面，中国政府强调要“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强调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描绘未来发展的前景，并将其作为政府合法化的重要来源。可以相信，中国政府在规划国家的未来发展时，是将国力的快速增长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作为一个重要的奋斗目标，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主观上有实现国家崛起的意愿。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避免在官方表态中提及“崛起”，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就是以郑必坚为代表的思想库提出“和平崛起”的说法后，迅速被“和平发展”所替代。政府的主要考虑是避免“崛起”一词引起其他国际力量的警觉和反弹，这充分说明中国政府理解崛起的对抗性含义。这恰好从反面说明中国政府关于崛起的目的性手段，即为了实现崛起的目标而不惜否认崛起本身的存在。

崛起的迷思

中国之所以要将崛起作为未来国家发展的目标，是因为多重因素的影响，或者说是多种情结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大国情结，幅员、人口、资源所构成强大的综合实力和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使中国无可否认地具有大国情结，即不甘于做一个普通的国家而要求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关键性的力量，这种情结类似于某种先验性的宗教情绪，即中国注定要作为大国和强国在世界上起领导作用。这种情绪并不难以理解，就如同历史上美国人认为美国是最完美的国家而要领导世界的感觉是一样的。其次是屈辱情节，即认为中国在近代遭受了空前的屈辱，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而其悲惨后果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摆脱。换言之，即今天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仍是同其本身所不相称的，是近代遭受屈辱的结果，中国落后了，而未来发展的目标就是洗刷这种屈辱，恢复或达到中国应有的地位。这种屈辱感及由其而产生的凝聚力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 ）的重要认同基础之一，是根本无法撼动的。第三是一种疏离情结，即对现有国际体系的不满和怀疑，这种情结是一种历史的产物，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曾长期被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的习惯性反应，而新中国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又造成了一种例外心理，即中国同当今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有距离的，尽管现在可以加入和利用现有体系，但终究是暂时性和策略性的做法。更不要提中国长期以来的官方话语：改变当今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无论实际上中国是否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是现有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者，这种习惯性的疏离情结都会导致改变现状和自我保护的冲动。

从历史上看，一个拥有大国意识、屈辱心理和不满现状的国家很难不作为一个现有体系的挑战者而出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战前的德国。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经济保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其实力增处在迅速增加之中。按照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崛起已经是现在进行时。

崛起观的风险

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分析，中国都在面临一个崛起的考验。而将“崛起”作为未来中国的战略目标加以追求，既有有利之处也面临风险。认为崛起观的有利的论点在于，首先，崛起既是一个主观意愿，也是一个客观反映，以当今中国的发展态势，已很难摆脱客观环境给予的“崛起”定位，与其如此，似乎也没必要极力回避，不如利用国际社会已有的心理预期，索取应得的地位和利益。其次，崛起观是一个绝好的加强内部凝聚力和动员力的手段，将赋予现政府极大的合法性。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抗拒的诱惑。再次，崛起也并非一定会带来冲突，正如和平崛起理论所表述的那样，崛起并非一定意味着对抗和遏制，只要条件成熟和手段得当，“和平”的崛起和权力替换也是完全可能的。

而采纳崛起作为战略目标的危险在于，首先，崛起意味着改变现有力量格局，由此而产生同现有霸权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对抗，事实上，中国现在已经面临着美、日的挑战，未来这种来自现有体系的压力和遏制将更大，直至使中国丧失崛起机遇的危险。其次，崛起的目标使国家获得了合法性来源，也就同时可能滋生各种国家政策导向失控的危险。以崛起为目标容易产生民族主义、国家权威主义、民粹主义等的泛滥，这同中国刚刚开始的以市场经济和个体自由为标志的发展道路背道而驰。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崛起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它应该以更长远的战略目标为依托，即我们在决定崛起的目标的同时，必须回答“崛起后如何”的问题。而对此，我们似乎还远没有做好理论和心理上的准备。

崛起后如何？

大凡一个成功的国家战略都必须有完善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持，既有现实的、中长期的目标，更要对国家的长久使命和终极目标有所认识，这问题其实已经不是国际政治的范畴而跨入政治哲学的领域，从而和意识形态紧密地联系。这其实并不晦涩和陌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消灭国家，还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历史终结论，甚至远到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各种意识形态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关键是我们应该有一个答案。在后意识形态的社会里，我们仍然需要为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和国与国关系的理想状态给出一个假定。

回到中国崛起的话题，我们是否已经想好了“中国崛起后要如何”的问题？中国如果能够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支配性力量，中国将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是执敲扑而鞭笞天下，还是替往昔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要一血百年耻辱前年沉沦，建立一个华夏民族的千秋帝国，重温“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历史豪情？当然，中国政府的表态里已经反复在说明，中国绝对不称霸，中国爱好和平，将始终坚持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等等。这也许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还远远不够。中国崛起的任务太急迫，使命太艰巨，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也许当我们全民族都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并能够中气十足地向外宣布，世界就不再将中国的崛起当作一个问题而是当成一个恩赐。

超越崛起，另一种思路？

综上所述，我们考察了崛起的主客观含义、中国选择崛起作为国家战略的利弊、以及我们对崛起后思考的空白，是不是可以探索着换一种思路来从主观上超越崛起的迷思，探索一个持久稳定的发展道路？

个人认为，民生的幸福、国家的繁荣、国内的稳定和秩序是所有国家永恒的追求，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些目标已经超越了一国的界限而和其他国家的状况息息相关。全球化时代也是一个规则普遍化的时代，中国已经接受了以UN、WTO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国际体系，并在其中获取利益。可以说，一个国家，只要保持自己的主权独立、外部安全、融入国际体系、并具备基本的发展条件，它就具备了实现快速发展乃至崛起的基本条件，剩下的是自己政策的选择和条件的优劣，从这个意义上说，远至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抑或新中国的成立，直至收回港澳，完全实现了主权独立，冷战结束，对中国外部安全的重大威胁已经消失，中国加入WTO，基本实现了同世界体系的接轨，中国已经实现了崛起的基本条件，剩下的就是一步一步向前发展，实现小康社会也好，成为中等发展国家也好，都不过是一条追求国家繁荣、民生幸福的道路上的一站，这条道路并不以崛起为终点，更不会以获得霸权为满足，因为人类发展的目标没有尽头，中国前进的脚步就不会停止。

超越崛起，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前进中的困难，以为抱有良好善意就会天下大同，那是戈尔巴乔夫式的幻想。超越崛起，我们要与之战斗的敌人一个也不会少，我们要克服的遏制和阻力一个也不会少，但我们不会因为短期的目的而丧失原则。超越崛起，我们将不会为崛起后如何而困惑，我们可以将实现国内社会的和谐作为起点，将实现国际社会的和谐乃至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一个发自内心的目标来宣扬，这也许才是一个古老而睿智的民族对人类的最好贡献。

因此一点具体的建议是，中国政府应该继续坚持以“和平发展”代替“和平崛起”的对外宣传口号，并在理论上对国家长远发展规划进行认真地思考，特别是要着重研究中国未来作为世界主要力量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并对此作详尽而有说服力的规划和说明。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上，坚持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将其扩展到对国际事务的处理上去，至少在宣传上要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在实施政策上，继续坚持现有的发展方针，对于敌视中国发展的势力必须坚决回击。重视介入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建构工作，在周边和亚太地区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秩序结构，并逐步发挥影响力，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