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汽车斗飞机 -- 青铜锁

汽车算是陆地之王，而飞机独霸空中。两者相遇，在空对地的局部对抗中，地面上的机动车辆一直处于劣势。然而事有例外，一辆汽车却把飞机给“打”了下来。

故事发生在40年前的那场不为人知的战争中（见附）。60年代美军入侵越南，试图从南亚完成对我围攻之势。我政府严重警告美帝国主义不准越过北纬17度线。与此同时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对越南给予各种各样援助。我军地面部队则已悄悄开进越南，各大军区轮番派部队进驻一段时期。

某日一个老汽车兵执行任务开车途中，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碰到美军飞机。由于资料有限，也不知道老兵开的什么车，也不知道来的是什么美军飞机，双方都看到彼此，开始展开较量，拉开汽车斗飞机的序幕。美军飞机借助空中优势频频俯冲，伴以航炮；老兵驾车凭借良好技术东躲西藏，毫无还手之力。通常的逻辑飞机玩汽车，如同老鹰逮小鸡。可这是位老兵岂能让你轻易得逞，接着飞机俯冲过后的空当，老兵调整了车两侧的观后镜，各向前方拧了90度，镜面冲天，借助一定的倾角，观后镜成了观天镜，飞机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握。

飞机速度快，空中三维操控，对地面目标一览无余，但相对汽车惯性太大，一次俯冲攻击不成再次俯冲，攻击周期过长。汽车仅在地面活动，速度不及飞机，但机动灵活操作灵便，有道是船小掉头快。而且老兵把观后镜变成观天镜，无需任何体位变化仅仅抬抬眼就可以对飞机的动向了如指掌。相比之下飞机的笨拙暴露无遗，你总不能往机身上也装一个反光镜吧？美军飞机几次俯冲攻击，都被老兵灵活化解。有了观天镜帮忙，加上路况又熟悉，老兵应对起来得心应手：观天镜看到飞机进入视线开始俯冲，立马放慢速度甚至停下来，就见两串机炮在车前几米处爆炸；等到飞机俯冲到最低开始拉起，立马加速冲上去。几次下来老兵倒是玩得不亦乐乎，可是惹毛了美机飞行员，美国牛仔那股劲又冒出来，交上劲了。本以为美军飞机尝不到什么甜头回去就是了，老兵一看明白了，这小子交上了。嘿嘿，小子跟解放军使性子，等着吃苦头吧，你就！

美机俯冲又一次无功而返，老兵趁着俯冲的空当有意调整了行进路线，几个回合下来车头已经冲北了。北面有什么？呵呵，越南的北面可是崇山峻岭啊！老兵，你的狡猾狡猾地。而美军那位呢，看出来你要往北跑，还以为你要跑回老窝呢，正做着炸掉你老巢的美梦呢。嘿嘿，要么说冲动是魔鬼嘛。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三绕两绕，汽车就进了山地，飞机也进来了，这时候飞机的俯冲就玩得不那么溜到了。人在火头，很多东西都算得不那么准，这是对飞机里面那位说的；地上车里这老兵可是分毫不错给他掐着呢。得，一个俯冲冲得太深，飞机拉是拉起来了，可是前面就是大山，撞了。再叫你小子仗着装备好欺负人，今儿给你上一课，决定胜负的关键在人。不明白啊，回头你准保有更大的亏吃。还回什么头啊，这次学费交得，命都搭上了。再叫你小子超速，连伞都没来得级跳。赶紧叫人来保护现场，这回俺可立功了。

附：

1968年兰州军区一支部队开进越南。军队先从兰州军区调防至广州军区，对外还要保密，出境的时候还要脱下军装，换上越南人民军服装，轮战结束返回之时再脱下人民军服装换上我军军装。半年甚至一年的驻外连一身新军装都混不上，那时候正值文革，军装可是炙手可热的说。怎么着也是驻外执行和平使命啊，还没有什么补助，甚至要按照广州军区的工资水平领取工资。广州可不比现在，军队的工资水平比兰州军区每月能差50多元人民币，在68年每月50块人民币的差别，能想象得到吗？

战争太残酷了。美军动用了一切能动用的武器，直升飞机，甚至化学武器落叶剂。很多战士身上留下永久的疤痕，很多战士永远长眠于异国他乡。一颗炸弹扔下来，30多名战士当场死亡，甚至连尸首都找不到，事后只能找些战士的日常用品和衣服来安葬（很多援越我军战士的坟墓在越南随后的排华中遭到了破坏）。随着后期停战协定的签订，战士们空闲时间多了，他们把飞机残片做成日用品，最为常见的就是把机身铝合金打磨成梳子，用弹壳钉在粗布上秀好的无产阶级革命口号……到七十年代初我军已经全部撤出越南，但是援助他们的物资都留给了越南，武器弹药还有中粮的大米。

刚开始没有经验，连人带车损失惨重。

后来摸索出了门道，才有力保障了前线供应。

现在，要靠我们的空军来撑起保护伞，要不然陆军再拼命也不成啊。

　　还有照片。

　　从这看来毁墓不是越南政府的统一号令。

　　没听说受伤过。

　　据他说美机刚投照明弹就乘着亮光猛开，等美飞行员适应亮光能看清地面时汽车已经开到暗处了。

不过和平时期，俺们开车车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呵呵……

http://www.news365.com.cn/wxpd/bhygb/bxjs/200510/t20051017_686323.htm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在朝鲜战场，我曾经历过三次翻车，与死神擦肩而过，大难不死，奇迹般地成为这场战争的幸存者之一。

光荣参加志愿军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严重地威胁着祖国的安全。当时，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响应祖国的伟大号召，纷纷投笔从戎。1951年，我从桂林来到北国城市长春，光荣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装甲兵第三坦克编练基地第一期的学员(现为装甲兵技术学院)。

经过一年严格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和专业技术学习，我们第一期一千多名学员顺利地毕业了。分配在即，我毅然刺破中指写血书，表达要求参加志愿军的坚定决心。最后，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那天，我们91名被批准参加志愿军的学员，乘火车从长春出发，途经沈阳，到达丹东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一到丹东，我们便强烈地感受到了浓重的战争气氛：只见车站里的窗玻璃上，全贴上了米字形的纸条。此时的丹东，已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整座城市被黑暗笼罩着，只有强烈的探照灯光柱不断地在黑暗的夜空中扫描。不时，还传来苏制米格喷气式战斗机掠过夜空的轰鸣声。两天后，我们分乘五辆苏制吉斯150型敞篷军用卡车，通过了鸭绿江大铁桥，雄赳赳，气昂昂，向三百多公里外的朝鲜黄海道新木郡的部队驻地开进。

汽油桶救了命

想不到，第一次翻车就发生在入朝后的第三天。

当时，敌人为了切断志愿军的后勤运输线，正疯狂地轰炸、封锁我铁路和公路。除了离丹东不远的公路，白天还可以行车外，越往南，敌机空袭就越频繁，军车都只能“夜行晓宿”。入朝第一天的白天，我们的军车向南开到中午，便不再继续行进了。车队停在一个山村的志愿军兵站，大家吃饭后原地休息，待到黄昏时分，我们才继续上路。

这正是朝鲜冬季最冷的季节。白天太阳当空气温也在零下10多摄氏度，到了晚上，月黑风高，气温竟达零下20多摄氏度。在这样严寒的天气里，我们穿着厚厚的棉军衣，再裹着厚厚的军大衣，蜷缩着坐在疾驶的敞篷汽车上，冷风吹来，仍感刺骨地寒冷。

如此“夜行晓宿”，到了第三天凌晨，离部队驻地只剩几公里了。我乘坐的第一辆军车在过最后一个盘山弯道时，因在下高坡时气刹车用气量太大，以致在拐最后一个弯道时刹车不灵了！汽车一下冲出了公路，翻下数米深的山底。坐了两天多的车，我们都很疲劳了，翻车之前，我正在迷迷糊糊地打瞌睡。梦中就觉得汽车猛烈地震动了一下，以后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待我稍为清醒过来，只听见有人在叫喊：“翻车了，快来救人！”过了一会儿，我感觉有人把我抬上另一辆汽车。这时，我觉得腰和腿疼痛异常，接着就又痛昏过去了。待我再次从昏迷中醒来，已是当天下午。睁眼一看，只见房间四壁都挂着白布。一位小护士见我终于醒过来，很是高兴。她告诉我，因为翻车我负伤了，现在住在志愿军装甲兵指挥部的野战医院治疗。后来，战友们告诉我，因为我坐在车尾，翻车时被四轮朝天的汽车卡住，上半身在车厢板外面，下半身在车厢板里面，全靠车上那个齐胸高的大汽油桶把车厢顶住，才使车厢板和地面之间有个空隙。不然，我不是被车厢砸死，就是会被车厢板压断腰、腿。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这次翻车受伤住院的一共十三人，幸好没有人牺牲，伤员们的伤势也不太重，最严重的是一人手臂骨折。经医生检查，我的腰和腿只是被压伤肌肉，并未骨折。既然伤无大碍，我们就急着想出院了。早一天参战，是我们最迫切的心愿！我们九位伤员获准出院。院长开了证明，指定由我带队，并派了一位通讯员给我们带路。我拄着一根棍子，和伤员们一跛一拐地翻过两座山，走了十多里的山路，终于到达集结地报了到。

出院归队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装甲兵指挥部技术处器材科工作。我们器材科的任务是保证在朝鲜作战的坦克部队的器材、零部件供应，为此需要经常出差。有时要去设在朝鲜的后勤分部，有时要回祖国丹东补给站甚至沈阳、北京的坦克器材仓库，有时，还要把作战部队急需的抢修器材、零部件直接送到前线去。

那第二次和第三次翻车便是发生在朝鲜战场的千里运输线上。

又被倒扣在车厢里

1953年夏，我接受出差任务，和李开仁同志各乘一辆车回丹东“交旧领新”(即上交废旧器材领回新器材)。

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敌人对我实行绞杀战，敌机日夜疯狂轰炸、封锁公路，企图切断我军的后勤运输线。为了防空，保证钢铁运输线畅通，志愿军创造了防空哨报警的方法。那就是在公路沿线，每隔四五里便设立一个防空哨所，防空哨兵手拿红绿两面指挥旗，口衔哨子，不论严寒酷暑，日夜坚守在哨位上，用他那灵敏的听觉，监听着敌机的动静。如果没有敌机空袭，他便挥动手中绿旗，吹一声长哨，指挥军车通行；如果听到敌机轰鸣之声，他便朝天鸣放步枪，示意远方近处的军车。公路上行驶的军车听到枪声，会立即关闭前大灯(当时多是夜间行车)，并将车子开到公路边的汽车掩体里隐蔽起来。如附近无汽车掩体，就设法找到有利地形将汽车隐蔽。

为了便于听到防空枪声，每次出差我从不坐在驾驶室里，而是坐在敞篷车厢上。那天晚上，我们的车队开着前大灯，在朝鲜的三级公路上奔驰。这三级公路的路面不很宽，大约只有三个车道那么宽，路面也不太好，既不是柏油路面更不是水泥路面，而是一般的土石路面。

时至午夜，夜风习习，加之汽车在不平的公路上颠簸，我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叭、叭、叭”的防空枪声把我惊醒，敌机的轰鸣声也由远而近传来。我急忙将头伸进驾驶室，告诉驾驶员敌机来了。就在我们汽车大灯关闭的同时，敌机却扔下了七八颗照明弹——志愿军把它叫“天灯”。这“天灯”可是志愿军汽车兵的“天敌”，它被降落伞吊挂在夜空中，其亮光比城市街上的路灯还要亮，约要五六分钟或十来分钟才熄灭。其光照范围在平原地区，可达二三里。这时，我坐的军车正驶出山路在平原地带行驶，汽车在公路上暴露无遗！我朝驾驶员大喊：“快！快冲出照明区！”我从飞机的轰鸣声中，凭经验判断，当时有四架敌人的战斗轰炸机飞临上空。这种飞机装载着炸弹，还有机关炮，可以对地面目标实施轰炸和扫射。此时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起初，飞机朝我们的汽车扔炸弹，先后有五六颗炸弹在公路两旁爆炸，掀起的泥土石块飞溅到汽车上，把驾驶室的铁皮顶棚砸得“嘭嘭”响。我急忙拿了一块木箱盖板顶在头上，才没有被砸破头。敌机见没有炸中汽车，便停止“下蛋”，改用机关炮向汽车扫射。这四架敌机，轮流地一架一架地向汽车俯冲扫射，机关炮的弹头带着令人心悸的红光，在车的前后左右着地，发出“扑扑”的响声。在这生死关头，年轻的驾驶员经验不足，过度紧张，结果只冲了一两里路便把车开翻了。汽车四轮朝天地翻在公路旁的稻田里。

当翻车的一刹那，我感觉身体被倒转了过来，心里难受得想呕吐。但这只是一瞬间的感觉，随即我就被倒扣在黑暗的车厢里。我感到呼吸困难，稍定下神知道自己又一次大难未死。但是，我被车上装载的废旧器材压住了身体。我挣扎着，把压在身上的废旧器材拨弄开。这时，就听见驾驶室里有人在高喊救命。我意识到是坐在里面的正副驾驶员受伤了。情急中，急忙寻找出路，竟发现倒扣的车厢和稻田之间有一条狭小的缝隙。我摸索着从废旧器材里找到一根一尺多长的坦克履带销，再用这根金属销子使劲地刨地把缝隙扩大。终于，我从扩大了的缝隙中拼命地爬了出来。脱身后，我急忙去开驾驶室的车门想把他俩救出来，但是驾驶室砸变形了，车门打不开。急中生智，我还是用那根履带销把车窗玻璃砸碎，他们两人也终于爬出来了。只见驾驶员的脚负伤了，副驾驶的脸被划破，鲜血直流。我用急救包给他们包扎好伤口。这时，照明弹尚未熄灭，敌机仍在头上盘旋、俯冲、扫射，我们三人就趴在田基边隐蔽。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敌机飞行员看见车子翻了，以为已车毁人亡，待照明弹熄灭后它们就飞走了。这时，李开仁同志的第二辆军车开来了，经商量，决定由我坐车回部队，叫运输营派吊车来处理现场，并另派一辆车来装运旧器材回国上交。

老汽车兵不怕“鬼”

在返回部队的路上，又遭遇敌机来袭。照明弹扔下来后，敌机便疯狂地朝汽车扫射，车子在冲照明区时又被敌机追杀。所幸的是，这次开车的驾驶员是位和敌机较量过多次的老汽车兵。当他看见敌机从前方俯冲下来，将要开机关炮的一刹那，便猛踩油门，汽车便像箭一样地朝前冲去，使敌机的机关炮弹只能打到车屁股后面；当他听到敌机的响声从后面追杀过来，他又紧急刹车，使汽车骤停，敌机打来的机关炮弹又只能打在了车子的前边。机不可失，乘敌机这一轮俯冲后需要攀升、回转的间隙，他早已开着车子冲出了照明区。就这样，他和敌机周旋了三四个回合，敌机始终伤不着汽车一根毫毛。我们的汽车开进山边一处汽车掩体隐蔽起来，敌机在空中盘旋了几圈再也找不到目标，只得无可奈何地飞走了。

年轻的兵长眠在山间

离这第二次翻车不到一个月，我又接受了出差任务，到某后勤分部拉轮胎和其他器材。那后勤仓库设在朝鲜一座矿山的坑道里，离我部队驻地百多公里。我坐头车，带领后面的七辆车向后勤分部奔去。走了近半路程，天下起雨来，驾驶员叫我坐进驾驶室避雨，但是为了能够及时听到防空枪声，我仍坚持坐在敞篷车上。车队来到一座大山下，开始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缓慢地向山上开进。这座大山坡高、路陡、弯急，盘山公路绵延曲折十来公里。及至汽车开到山顶时，极目眺望远方，只见漆黑的夜里，由汽车前大灯在公路上串成的一条“灯之龙”，弯弯曲曲地在高山上盘旋蜿蜒，真可谓“疑是银河落九天”。

正当我遐想之际，突然，刺耳的防空枪声骤然响起，隆隆的敌机群已由远而近。刹那间，那美丽的灯之龙同时神奇般地熄灭了。公路和汽车，山峦和田野统统都被黑暗笼罩着。但这只是短暂的一瞬，夜空里一下又吊起了许多的“天灯”，车队暴露在这致命的光亮下。此时，只有一条生路，就是冲出照明区，把汽车开到掩体里隐蔽起来。这条三级公路我经常跑，知道前方不远的转弯处有汽车掩体，我便大喊驾驶员快往前冲。当时，由于敌人实行绞杀战，志愿军汽车运输部队的驾驶员牺牲相对较多，新驾驶兵的补充量随之增大，这位驾驶员便是刚到朝鲜还不到一个月的新汽车兵。因为缺乏经验，他在下坡转弯时方向盘没打过来，汽车冲出了公路，从数十米高的山坡上翻了下去。说时迟那时快，坐在敞篷车厢上的我，在汽车即将翻下山去的千钧一发之刻，忽地从车上跳了下来，我的身体落在了山崖边沿。这时，只见那汽车在山坡上连续向下翻滚，最后落到了山沟底。随着一声爆炸，汽车冒起了一团烈火。

后面的七辆车接踵而至，我大声叫喊着，指挥汽车开到掩体里隐蔽起来。然后叫驾驶员们拿上车上的灭火器和铁锹，迅速下山灭火救人！不一会儿，火扑灭了，我们看见驾驶员被挤压在方向盘后面，烈火已把他烧得面目全非。他壮烈牺牲了！那副驾驶员是在山腰处找到的，也已壮烈牺牲。我们怀着悲愤之情，把烈士的遗体抬上山放到一辆车上，用篷布盖好拉回部队。我带领其余六辆车继续朝后勤分部驶去。

三天之后，运输营为这两位惨烈牺牲的烈士开了追悼会。会后，我们把烈士安葬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这两位年方二十的四川兵，永远长眠在朝鲜那长满了金达莱和郁郁葱葱松树的山间……

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和平，以鲜血和生命援助朝鲜人民的志愿军烈士们永垂不朽！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0/20001017/275002.html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50周年，作为一名前志愿军战士，决定拿起笔，记录一下自己在后勤工作时亲身经历的几个片断。

运输冬装

五次战役结束后，朝鲜北部遭受40年来未遇的特大洪水灾害，敌人乘水害对我军后方实施定点轰炸，妄图断绝我军后勤供应。洪水灾害过后，天气转凉，彭德怀司令员很早就考虑部队的冬装问题。为了使民兵及时穿上棉衣，于9月10日就下命令，让后勤人员和机关干部全部出去接运冬装。

我所在的志愿军运输一团配属六十四军后勤执行任务。一天上午，团政治处周文锦主任通知我到军后勤部报到，军后勤部借调我担任汽车队政治指导员，傍晚跟汽车队出发，去平壤运输冬装。

我坐在第一汽车驾驶室里，汽车沿着山路走下去，忽然听到一声枪响，汽车司机立即关闭了车灯，摸着黑前进。这是我入朝后第一次坐汽车，并不知响枪的原因。司机告诉我：“这是我们防空部队响的枪，有敌机飞过就鸣枪报警，我们便关闭车灯，敌机发现汽车目标。”司机接着说：“有了防空部队，就像给我们汽车兵安上了眼睛，防止敌机发现目标投掷凝固汽油弹。”司机这么一说，使我想起了刚入朝时，公路边有许多汽车残骸，据说就是被敌机投掷凝固汽油弹烧坏的。因为那时还没有防空部队。

汽车摸黑前进着，忽然天空出现了一排排照明弹，照得大地一片通明。这时，司机告诉我，已经到了沙里院，这里是敌人的封锁线。汽车沿山坡下来，已经接近市区，汽车戛然一声停止了前进，后面的汽车也跟这了上来。我问司机为什么不走了，司机沉默了一下喃喃地说：“他好妈的，一个瞎子，一个聋子，看谁斗过谁！”司机边说着，边脚踩油门，手把方向盘，借着照明弹的光亮，冲出了市区；后面的汽车也跟了上来。正在这时，敌机好像发现了目标，尖叫着俯冲下来，向汽车扫射，机枪子弹打到汽车前面的横档上，溅出了一股蓝色的火花。汽车冒着敌机的轰炸冲出了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平壤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

我们从平壤运回了冬装，全军都穿上了棉衣。反门店谈判的美国代表看到我军干部战士都穿着崭新的棉衣，很惊讶地说：“没想到我们空军把你们后方炸得那么厉害，你们还比我们联合国军提早穿上了棉衣，真是个奇迹！”

抢卸火车

1952年1月，美军由定点轰炸改为机动地重点轰炸我集结作战物资的地区。

一天上午，我在沙时院42分站接到大站指挥部命令说：当晚有列满载军运物资的火车要到沙里院车站，让分站领导组织好装卸，并及时疏散出去。

沙里院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敌机不分白天黑夜，不停地在空中巡逻，发现目标就投弹扫射，企图阻止我军将物资运到这里来。

为了保证铁路运输畅通，我志愿军铁道兵日夜奋战在铁路线上，一遇敌机破坏铁路，就随炸随修。

晚上10时许，忽然听到火车的鸣备声，一列满载军用物资的火车到达了车站。列车停下来后，我们马上摘掉挂钩，火车头披着伪装退入远处山洞隐秘的地方。这时，等待装卸火车的战士们像小老虎一样跳上火车，把军用物资卸下来又装上汽车，向周围山沟疏散开去。

当战士们正在抢装抢卸的时候，防空哨的枪声又响了，嗡嗡的敌机声远殡而近。这时，部署在市区周围的高射机枪拉起了火网，高射炮瞄准敌机，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就在这密集的火网下，一架敌机俯冲了下来，在车站附近连续投下了两颗炸弹，爆炸的烟火柱升起一丈多高，弹光、火光照亮了车厢，正在紧张装卸的战士们毫无畏惧，赶在天亮前把列车上的物资卸完又装上汽车疏散开去。

俘虏敌飞行员

一天傍晚，我从三分部驻地——物开里返回大站的路上，忽然听到一阵高射炮声，抬头仰望天空，只见一架B26敌机被我高炮部队的炮火击中，机尾拉着长长的火舌，机翼像风车似地旋转着掉落在对面山坡上。机上的两名驾驶员摔死了，另一名拖着降落伞钻进山沟的树林里，第二天早晨警卫营战士将其俘获后送到大站政治处。敌机驾驶员战战兢兢地拿出一条白色方巾，上面印有美国、联合国和南朝鲜的国旗，下面用中、朝、美三种文字写着：“我是联合国军的驾驶员，一旦我的飞机被击落，请送我到就近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你们将受到重赏。”看来敌人的想法太天真了，我当即指出：“你已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虏，我们是优待俘虏的，你应当坦白你们侵略朝鲜的罪行。”于是 ，他交代出他是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来到日本的，他驾驶这架B26飞机是从广岛起飞，往朝鲜后方空降特务的。我给他一张《人民日报》并通过翻译对他说：“你们进行的是侵略战争，要受到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声讨！”

后来，在板门店谈判交换战俘时，美方代表提出：美国第八军军长范弗里特有个儿子是美空军中校，驾驶一架B26飞机在轰炸物开里时被击落，要我们查找一下。我们说，我们俘虏的B26驾驶员不是空军中校军衔，他现年只有19岁。范弗里特没有找到儿子感到非常悲伤和失望。

(《辽宁老年报》2000年6月9日)

抗美援朝时期的大部分汽车兵入朝前都是他们培训，老爷子去世的时候我太小.后来看他的回忆文章说初期入朝的汽车兵在很短的几个月里大部分都牺牲了.高岗急了，赶快办学校。外公在解放南京的时候骑马摔断了腿，留了伤残，没法在战斗部队里待了，正在东北军区干部学校休养。东北军区就让外公牵头搞汽车兵学校，培训入朝的汽车兵。以后高岗倒台，外公莫名其妙的也跟着倒了霉。58年，志愿军回国，因为志司王平政委抗战时在晋察冀当军分区司令时,曾是外公外婆的结婚证婚人，所以外公找到王政委，总算又重新启用了，去了军区后勤部。看他的文章，最深的印象，就觉得抗美援朝初期，汽车兵损失太大，本来会开车的就不多，几次轰炸下来，就所剩无几了。没有空优的情况下，汽车兵就得靠玩命，二次战役后，要车没车要司机没司机，高岗来了死命令，外公在学校里让车24小时连轴转，人闲车不闲，短期内培训了几个汽车团的司机送到前线.

而且还把褒贬分清了

这军衔也太高了一点？有谁能够查证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