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狗尾续貂之《缉凶分部》 -- 梦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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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凶分部第十三章 审判 （二）

对于奇卡季洛在法庭上的表现，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马拉特·哈比布林说他在庭外与奇卡季洛交谈的时候警告过他，与法官作对对他的案件审判没有任何帮助。奇卡季洛回答道，他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负责监视奇卡季洛的内务部队士兵说，犯人在监号里的行为很平静。他们相信他在法庭上的愤怒仅仅是一种尝试，想要让阿库布赞诺夫认为自己有精神疾病，这样自己对犯下的罪行不用负责。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博士在旁听了许多次庭审之后，认为奇卡季洛的行为是对阿库布赞诺夫那些粗鲁的问题的一种回应。他觉得奇卡季洛有着多重人格。他既是一个顺从而无能的丈夫，也是一个狂怒却又工于心计的凶手。布哈诺夫斯基认为，在阿库布赞诺夫的讯问压力之下，奇卡季洛表现出了另外一重人格：一个语言不连贯的独白者，敢在法庭上公然暴露自己私处。

布哈诺夫斯基准备出庭作证，证明奇卡季洛在法律意义上患有精神疾病，因此不能对所犯罪行负责。但是阿库布赞诺夫拒绝让布哈诺夫斯基为奇卡季洛的精神状态作证。他也拒绝了哈比布林提出的让中立的精神病专家组对奇卡季洛的状态作出评估。布哈诺夫斯基觉得，通过法庭审判，本来可以将奇卡季洛的犯罪动机做出完整的解释，这样俄国人民可以认识到他们当中的某些精神病理学现象。但是阿库布赞诺夫的做法显然使庭审错失了这样的机会。

不但如此，阿库布赞诺夫还全盘采纳了谢尔比斯基研究所和性病理学研究中心的观点。在俄国法律里，犯罪分子可以在下列两种情况下被认定对罪行负责：犯罪分子明白他的所作所为；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所作所为。根据特卡岑科博士的证词，奇卡季洛符合以上两种情况。他在法律意义上没有精神问题，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6月，奇卡季洛在法庭上做出了那些疯狂举动之后，特卡岑科专门从莫斯科来到罗斯托夫对奇卡季洛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检查。接着，他重申他的观点：奇卡季洛在法律意义上并无精神问题。

特卡岑科和其他的精神病学家作出的这些判断并不是基于他们对奇卡季洛本人的精神检查，而是基于他们对奇卡季洛犯罪方式的考虑。因为奇卡季洛本人的狡诈，他才能够逍遥法外如此之久：他在选择遇害者的时候表现出了谨慎小心；他在1984年被捕后的快一整年里没有杀人，证明了他的克制能力；他在随后有一年没有在罗斯托夫杀害过一个人，也同样表现出了他的克制能力。“他总是能够慎重行事，控制住自己的行为，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特卡岑科博士在作证之后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如果他愿意，或者在他面临被捕的危险时，他能够克制住自己不去杀人。1984年被捕之后，有一段时间离他停止杀人，原因就在此。”

特卡岑科坦率地承认，由于奇卡季洛犯下的罪行是如此恐怖，判断他是否精神错乱的标准也因此发生了变化。“犯罪行为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越重要，与犯罪行为紧密相连的犯罪人格就显得越加病态，”他解释道。“如果认定某个人格无法抑制杀戮的欲望，那么这个人格就一定是被彻底毁灭掉了。”

用另外的表述来解释特卡岑科的说法，那就是——如果奇卡季洛的罪行没有那么严重，例如，他的人格错乱如果仅仅会导致他出现露阴癖，也许他能够被证明他已经精神错乱。然而他的罪行很严重。如果需要证明他无法控制自己犯下杀人罪行，他就必须表现出精神错乱的样子。而在过去12年当中，谋杀53人的罪行所需要的谨慎和谋划当然又是不可能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可以做得了的。这个逻辑用在连环凶手身上有点“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意义（即相互矛盾，悖论的意思，参看美国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译者）。在连续犯下罪行的同时能够逃避法律的处罚，这样的人一定不会有精神问题。这至少是特卡岑科博士和阿库布赞诺夫所持有的观点。

这种对于被告是否精神错乱的判定标准在美国的法庭上一定会受到质疑。在前特工罗伯特·莱斯勒的指导下，联邦调查局对连环凶手的资料进行归档和分析。许多美国的刑事犯罪学家都已经在两个宽泛的范畴里达成了同样的认识。某些连环凶手的行为随意性很强，在犯罪的时候行为非常草率，并不在乎犯罪现场以及犯罪仪式。另外一种连环凶手行动非常有条理，犯罪的时候精确地遵循犯罪仪式，在时间上也有重复之处。奇卡季洛的行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属于“有条理”的范畴。但是在美国的法庭上，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例如，密尔沃基的杰弗里·达赫莫尔就是一个有条理的连环杀人犯。但是法庭认定此人已经精神错乱。

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博士与奇卡季洛交流的时间要少于谢尔比斯基研究所的精神病专家们。在审讯期间，科斯托耶夫曾给他多次机会与奇卡季洛交谈，总共为时约四十小时。布哈诺夫斯基同意特卡岑科关于奇卡季洛大脑组织缺陷的说法，也同意他关于奇卡季洛受到童年时期苦难经历困扰的观点。但是布哈诺夫斯基认为谢尔比斯基研究所的观点受到科斯托耶夫方面不合理的影响。后者有目的地选择审讯资料交给精神病学家们进行评估。在奇卡季洛是否能够控制自己的杀人欲望这个问题上，布哈诺夫斯基于特卡岑科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上）你不能避开遗传的因素，”他在审判期间接受采访时说。

审判最终将本来要澄清的许多关于“窄林”谋杀案的问题变得更加模糊。5月13日，奇卡季洛推翻了自己关于若干起谋杀案的供词。

阿库布赞诺夫问他：“53起谋杀案当中，有几起你承认是你所为？”

“格罗舍夫斯基桥案件不是我干的；（他曾经供认，1978年他在格罗舍夫斯基桥把叶莲娜·扎科特诺娃的尸体抛进了河里）第六集体农庄斯托马奇诺克案件不是我干的，（奥尔加·斯托马奇诺克于1982年12月被杀害）；来自里加的萨娜，我不记得有这个人；（萨尔密特·萨娜是来自拉脱维亚的无家可归者，于1984年6月在罗斯托夫飞行员公园被杀害）我不知道你们该不该将她列入名单之中。我对我是否杀了她有疑问。他们曾经开列了一份名单给我，这样我才想得起来。”奇卡季洛说。

在审判后期，奇卡季洛否认的凶杀案名单上又多了几个人：拉丽萨·特卡岑科，1981年在罗斯托夫遇害；纳塔利亚·萨洛平尼娜，1984年在罗斯托夫遇害；伊万·比洛维耶茨基，1987年在乌克兰的扎波罗热遇害。

在另外一次庭审当中，他说他还犯下了另外四起谋杀案，都是没有列在起诉书的案件。其中发生在沙赫提的三起他已经向科斯托耶夫供认，但是并未得到确认，因为民警们没有在现场发现尸骨。第四起案件的遇害者是伊琳娜·波戈里亚洛娃，巴塔斯克的法庭文书，1986年遇害。在此前的审讯当中，奇卡季洛否认自己与此案有关。至于他为什么要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本案的凶手，他并没有给出原因。

奇卡季洛对6起谋杀案的否认完全没有和律师商量，这让律师感到非常吃惊。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否认毫无意义。杀害47人与杀害53人受到的法律惩罚都是一样的。

对于从民警局大楼来到法庭旁听的维克托·鲍洛科夫来说，奇卡季洛否认六起谋杀案，又承认了四起谋杀案，这并不让他感到惊奇。此前他已经见到过有些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为了争取延缓死刑执行不断地翻供，这样民警只好对他们的新供词进行调查。鲍洛科夫据此推测，奇卡季洛脑袋里也是这么打算的。

在奇卡季洛所否认的谋杀案当中，只有一起鲍洛科夫觉得可能真的不是奇卡季洛干的——叶莲娜·扎科特诺娃谋杀案。自从科斯托耶夫从奇卡季洛处获得了此案的口供之后，鲍洛科夫仔细地调阅了整个案件的档案。他难以相信，有如此多的侦查员以及助理检察官对此案进行调查，而他们会犯下这样的错误，会导致亚历山大·克拉夫琴科因此案被判处死刑。他对奇卡季洛在扎科特诺娃案中的犯罪行为并不信服。当然，他依旧坚信，奇卡季洛对起诉书当中的52项谋杀罪负有完全责任。

法庭审判对奇卡季洛的A型血与14位遇害者身上发现的AB型精液并不匹配的问题也无法作出满意的解释。法官阿库布赞诺夫援引莫斯科戈尔托瓦娅博士的实验室的证词，对此事作出正式解释：奇卡季洛的精液类型为AB型。他属于最近才发现的“分泌物相异”现象当中所说到的极少数案例之一。“分泌物相异”现象认为有可能有人会出现血型与分泌物类型相异的情况。

如果被告被允许聘请己方的专业证人进行辩护的话，戈尔托瓦娅博士的证词将很难或者不可能在法庭辩论当中获胜。联邦调查局特工，华盛顿联邦调查局遗传分析实验室主任戴维·毕格比接受本书作者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分泌物相异”现象不存在。

法国国家卫生医药研究所的拉法耶尔·奥利奥尔博士，作为血液与分泌物分析专业方面的著名专家，对“分泌物相异”现象也持否定的看法。奥利奥尔博士在了解了戈尔托瓦娅博士的理论之后，认为苏联实验室在对凶手的分泌物分析方面出现了系统分析错误。他说到了1990年他负责在瑞典朗德组织的一次关于血型研究的国际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宣布他们最近研制成功了一种用于血型检测的试剂，称为单细胞B型抗体（monoclonal anti-B antibody）。使用这个抗体进行测试，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细胞聚集在一起。但是用于检测A型精液的时候，这种抗体可能会将非B型分泌物误判为B型。但这样的误判只部分出现在检测当中，并不是所有检测都会遇上类似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某些A型精液可能会被误判为AB型。奥利奥尔博士说，在这个国际会议召开之前，苏联科学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试剂有这样的问题。

“窄林”案的大部分精液检测于1983年-1984年间在罗斯托夫和莫斯科完成。当时单细胞B型抗体刚刚问世，还来不及在检测当中使用。奥利奥尔博士推测，在对奇卡季洛的精液检测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系统分析错误。他的推测与T.V.斯特涅奥瓦1989年在苏联的《法医专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观点相同。后者在文章当中指出，在苏联法医实验室当中，大约有40%被判定为AB型的精液样本分析有误。但是，既然阿库布赞诺夫法官愿意接受戈尔托瓦娅博士的“分泌物相异”理论，对于“窄林”谋杀案的这个关键问题将永远也没有完整的解释。

缉凶分部第十三章 审判 （一）

在审判安德烈·奇卡季洛的时候，法庭里最显眼的东西是罩住他的铁笼子。

1992年4月14日，对奇卡季洛的审判在罗斯托夫州法院启动。法院是一栋赭黄色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座落在一处泥泞的街道旁。一个街区外就是罗斯托夫的中央大道。那个时候整条大街的名字已经由恩格斯大街改为大花园大街。法院和俄国的所有东西一样，都已经破旧不堪。从法院前院进入工作人员办公区的大门上，皮革护垫已经裂开，露出了里面的填塞物。法院大厅悬挂的大钟上时间停留在10点25分。大厅里面，听众席和律师席上的木质或者金属椅子就好像是从大萧条时期的学校里买来的廉价品。在高高的法官席上，高靠背椅上还刻着苏联的镰刀和铁锤标记。在法官的两端各有一把稍小的椅子，这是两位被选为陪审员的公民的座椅。虽然陪审员有投票表决权，但是在最后的判决当中法官的态度还是决定性的。

4月14日早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铁笼子上。1991年12月，科斯托耶夫和费季索夫向新闻界通报了逮捕奇卡季洛的消息以及他的主要罪行。罗斯托夫和莫斯科那些刚刚获得解放的报纸嗅到了有价值的新闻气息，对即将到来的审判作出连篇累牍的报道。法院审判厅里的两百个座位全部坐满，人们都在等待着看上一眼这个被报纸称为“杀人狂”的家伙。

离10点还差几分钟，在几个穿着制服的内务部士兵的押送下，奇卡季洛从临时拘禁他的一间地下室里走出来。走上一段石台阶之后，穿过台阶末端的门直接进到铁笼子里。笼子是为审判谋杀案凶手们准备的。士兵们将奇卡季洛推进笼子里。他在板凳上坐下来。接着他身后的铁门被关了起来。

18个月的监禁生活给奇卡季洛带来了改变。他显得很憔悴，不再系着那条细细的领带，也没有带着那副表明他的知识分子身份的眼镜。他穿着发给他的那套松松垮垮的灰色外套，外套里面是一件很可笑的运动衬衣。这件衬衣布满红白蓝相间的方格图案——这样的图案是用来纪念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就好像是国际象棋的棋盘。在以后的审判当中，他每天都要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庭。他被捕的时候那稀疏的褐色头发已经消失。监狱的理发师给他剃了个光头。在灯光照耀之下，光秃秃的脑袋反着光，给他的外表带来一种恶魔般的印象。

一看见他，听众席上的一位妇女跳了起来，尖叫道：“变态！凶手！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她拼命向笼子冲过来。两位民警小心地把她拦住了，于是她开始使劲地敲打着椅子。在其余的听众当中，有许多是遇害者家属。他们随之大声哭泣起来，高声叫道：“变态！杀人犯！”

奇卡季洛目光呆滞地看着审判厅。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也张开了，好像被下了迷幻药。过了一会儿，他把目光转向那个妇女，安静地看了她一下，勉强装出一个微笑。接着，从他随身携带的文件当中，他拿出了一本俄国色情杂志，打开其中的大幅插页，里面呈现出一个半裸的女人。他把插页举到胸前，仿佛它是一面盾牌。看见这个妇女拼命想要挣脱民警的阻拦，他竟然打了一个哈欠，好像表明这个女人的愤怒和哀伤对他而言毫无意义。

奇卡季洛的律师马拉特·哈比布林坐在铁笼前的椅子上，面前还有一张桌子。哈比布林现年37岁，圆脸，显得很和蔼。他有十四年的法律从业生涯。对于自己究竟为多少个被指控谋杀的被告人作辩护，他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他还记得通过自己辩护而逃脱谋杀罪指控的被告人数：两人。同时，在他的努力下，法官对某些被告人的犯罪程度进行了考虑，最终认定他们犯下的罪行——用俄国的定义来说——相当于二级谋杀罪。这些被告没有被判处死刑，他们获得了15年的刑期。

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哈比布林能够帮助奇卡季洛争取到15年徒刑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他很清楚，除非有奇迹发生，否则奇卡季洛一定会被判有罪。他仅仅希望，他也许可以说服法庭，奇卡季洛患有精神病。这样奇卡季洛可能会免一死。

但是在哈比布林面前横亘着西方的辩护律师们难以容忍的障碍：除非法庭特许，否则他无权聘请精神病专家。没有自己的精神病专家，他就不能够驳倒以安德烈·特卡岑科博士为首的精神病专家的证词。在奇卡季洛的血型和AB型精液之间不匹配问题上，哈比布林也无权请独立的法医专家出庭，因此他无法对控方作出的解释进行反驳。除非法庭有其余的选择，否则对于血型和精液样本的分析结果全部来自斯韦特兰娜·戈尔托瓦娅博士。

最重要的是，他必须面对已经搜集的证据——这些证据有厚厚的两大本，全部是奇卡季洛在审讯时的讯问笔录。1991年7月，在伊萨·科斯托耶夫完成了审讯工作和奇卡季洛到犯罪现场指认之后不久，罗斯托夫律师协会指派哈比布林作为奇卡季洛的辩护律师。在此之前，奇卡季洛只获得了一次法律援助，就是在刚刚被捕的时候与留利切夫会见过一次。在和奇卡季洛匆匆交谈了一次之后，维克托·留利切夫便将自己从这个差事里解脱出来了——因为他曾经在“窄林”案调查过程中为检察院工作过。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奇卡季洛在许多协议书和声明上签了名，其中包括放弃自己咨询律师的权利。

就算哈比布林在奇卡季洛受审期间给予了他法律援助，他也无法防止奇卡季洛把一切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在庭审告一段落之后，哈比布林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建议被告人在受审的时候对检察官的提问不予回答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这是哈比布林在接受法律教育的时候所学到的知识。虽然苏联已经解体，俄国已经有可能建立起一套能够相互制衡的法律体系，但是在奇卡季洛接受审判的时候这样的体系还不存在。他的供词被认为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哈比布林根本就没想过对证词作为呈堂证供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作为被告的辩护人，他对被告的影响微乎其微。在法庭上被告律师席安排在笼子前，他要和奇卡季洛交流的话，就要背过身去。这样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辩护律师和被告之间无法低声交流，两人之间连打手势都不可能。与美国法庭上的被告相比，奇卡季洛在很大程度上是独自一人对付庭审。

哈比布林在法庭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奇卡季洛似乎对此并不在意。

“我们首次见面是在在克格勃的监号里。我做了自我介绍之后，他的回应很有礼貌，但是我感觉他对辩护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哈比布林回忆说。“有时候被告会对自己最后有机会和辩护律师交谈感到极其高兴，会问很多问题。但是奇卡季洛显得很漠然。当然，我问他为什么作出了如此详细的供述。他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到：‘这个……嗯……’这差不多是在避免具体的回答。我有一种印象：如果他周围的人越少，他的感觉就会越好。”

奇卡季洛在法庭上初次露面引来的刺耳尖叫与哭泣声持续了大约五分钟，然后在法官列奥尼德·阿库布赞诺夫进入法庭后安静了下来。法庭工作人员和民警在法官和两位陪审员就座的时候多多少少让秩序得到了恢复。

阿库布赞诺夫个头不高，身材瘦小，但是显得精力充沛。他进入法庭的时候常常松开领带，卷起袖子，露出左上臂上的纹身。他的作风独断专行。在法庭里，如果有他不认识的人在做笔记，他会中止庭审，把这个不认识的人叫到法官席前检查此人的介绍信。

他在法庭上的作用不止是法官，他还常常起到控方的作用。他常常大段地诵读起诉书和供词。如果控方律师提出的问题对证人不够尖锐，他会亲自提问。西方的审判当中，法庭辩论主要在控辩双方的律师之间展开。而在这场审判当中，阿库布赞诺夫显然把法庭辩论看成是自己与杀人狂之间的事情。

法官要求奇卡季洛起立，然后确认他的身份。奇卡季洛照办。这是法官与被告之间在法律以外的最后的交流之一。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阿库布赞诺夫不断地威吓奇卡季洛。而后者当然无权拒绝回答那些导致他被认罪的问题。阿库布赞诺夫的问讯似乎完全可以推断出奇卡季洛有罪。这一切都在暗示着法庭的主要任务是弄明白罪行是怎样发生的。

一天， 法官问道，为什么奇卡季洛要将这么多的遇害者的性器官切下来？

奇卡季洛沉默了一阵，最后喃喃地说道：“我认为我已经（在讯问笔录上）签了字。”

那些体面的家庭里出身的孩子本来该知道不能跟着你走，你是用什么办法把他们骗走的？法官在另外一次庭审中问道。

奇卡季洛没有回答。

五月，哈比布林已经无法忍受这一切，他起来向法院提出了正式抗议。他认为阿库布赞诺夫有明显的偏见，要求更换法官。阿库布赞诺夫向控方律师格拉西缅科征询意见。出乎意料的是，格拉西缅科与哈比布林站在了一起。

阿库布赞诺夫驳回了哈比布林的抗议。几天之后，他找到了一个理由赶走了格拉西缅科。在一次庭审当中，一位遇害者家属起来大声抗议格拉西缅科在控诉工作中不够严厉。阿库布赞诺夫向来对这种来自听众席上的声音不置可否。这一次他决定要严肃对待此事。他暂时中止了庭审。等到庭审再次开始的时候，他立刻宣布解除格拉西缅科的控方律师身份。

在赶走格拉西缅科之后，阿库布赞诺夫亲自参与了控方的工作，直到新的控方律师阿纳托利·扎多罗兹尼接手。

6月，在审判开始三个月后，每天来到听众席上的人只剩下了几个。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诵读几百页的证词。又过了几个星期，审判带来的娱乐效应已经降低到只剩下好奇。

奇卡季洛的家庭成员无一在法庭上露面。奇卡季洛的名字在俄国报纸上被曝光之后，费奥多西娅担心家人受到遇害者家属的骚扰，于是全家都改名换姓，搬到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城市。

奇卡季洛与阿库布赞诺夫之间的对决此时已经沦为相互之间的咆哮。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奇卡季洛似乎已经和现实完全失去了联系。

6月19日，被告说，法官也许想和他发生一次同性恋性关系。阿库布赞诺夫要奇卡季洛安静下来，可是他拒绝了。

“我才是这儿的头儿，”奇卡季洛用让人感到好奇的含糊的声音大声宣布道。他的语言单调而凌乱，常常从一个意思突然跳到另外一个意思，中间没有表达出来任何连贯的有逻辑的思想。“这是我的葬礼！不要嘲笑我。我的一生当中人们都在嘲笑我。”他一口气不停地说下去，连气也不透一口。他先说到了1930年代在乌克兰饥荒当中死去的弟弟，接着突然指责阿库布赞诺夫是“亚述黑手党”的一员，参与了1991年8月的共产党未遂政变。

愤怒的阿库布赞诺夫大叫着要奇卡季洛坐下并保持安静。奇卡季洛没有听他的。

奇卡季洛接着说，他的谋杀罪都是其他人干的，发生在另外一个星球上。他对法官大嚷道：“这不是法庭，这是闹剧！”

阿库布赞诺夫命令警卫将奇卡季洛带出法庭。审判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第二天，当警卫把被告拖上法庭，关进笼子之后，又一轮对峙开始了。

6月24日，奇卡季洛站在笼子里，开始解开衬衣的纽扣。“现在轮到我生孩子了！”他说道。突然间，他从一个话题转到了另外一个话题。他说，既然他生来就是个乌克兰人，所以他需要一个乌克兰籍的律师。

第二天，奇卡季洛又站了起来，解开了衬衣，再次提出需要一个乌克兰籍的律师。接着他松开裤子，让它掉到地上，现出自己的生殖器。他对着阿库布赞诺夫用干巴巴的声音大声吼道：“你们总是嘲笑我手淫。你们这么做有四十年了！”接着他用乌克兰语继续说下去，说他不是个小妞儿。看起来，奇卡季洛仿佛在重演他年少的时候被别人折磨的场景。警卫打开了笼门，拉起他的裤子，把他从台阶上拖了下去。

感谢lz

篇篇送花，自得二宝

他从俺这儿淘了俩……

勤勉如斯，真叫我辈惭愧不已。特申请转载。

又及：梦兄能否发一份全本去我信箱？

殿下只管转载此文。兄弟我尚且要在此谢过兄台开山之功，何言转载？

另：全文已经发到殿下信箱。敬请查阅。

把这本书看透了，也把一些人看透了。

祝早日康复~

Sorry for no Chinese input..

I think this is a conglomerate word, made with "Spetz" (Special), "Energo" (energy) and "Avtomatika" (Automation).

There is a Russian company called EnergoAvtomatica that specializes in automation software used in oil transportation sys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