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24章 4月30日 -- 马前卒

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遇到了各种阻力，苏联共产党还是坚定地指挥苏联完成了2个五年计划，并在二战前开始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此时的苏联已然是一个工业国。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或其他工业化的居民点，所有的城市都有整洁的街道、干净的自来水、充足的食品供应、以及面向平民服务的公交与医疗设施。当然城市周围还有繁荣的工业，工业已在总产值中占86%。另外一半农业人口能够得到大量的拖拉机、化肥和电力支援。到了1937年，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已加入集体农庄或是国营农场，在大批工业物资的支持下，尽管农民的积极性依然不高，尽管苏联割让了大片最好的耕地，粮食产量还是比战前最好年份高出10%，总产量接近1亿吨。同时苏联还种植了大量经济作物，总产值比战前增加34%。从贸易来看，40年的苏联还要进口许多高技术产品，如航空汽油、精密轴承，但也只有美、英、德三强才够资格成为苏联寻求大宗技术产品的对象。苏联已经不再依靠进口设备来建设新工厂，反而能出口相当数量的工业品。在军事上，一直被世界各国政府敌视、受邻国觊觎的苏联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装甲兵、空军，伞兵、战略空军等兵种的规模和技术水平领先其他大国数年。从个人消费上来看，苏联还处于半工业化社会，但从潜在的财富生产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来看，苏联已经接近了发达工业国的人均水平，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则是世界第一。

这一切距离那个相对经济规模不断下降、先后败于日本和德国、每年卫生教育部门合计只有1.5亿卢布经费的旧俄罗斯不过20年，从大规模工业化算起还不到15年，革命后出生的孩子此时还在读书或是充当实习生。以20世纪以前的历史经验来衡量，苏联的崛起简直是一个奇迹。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有许多条件有利于苏联经济快速增长，自1929年起，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大萧条，苏联能够以便宜的价格购买设备和技术。中欧长时期没有强大的军备，使苏联相对能够节约许多军费。苏联1920年的工业生产只有1913年的1/10，恢复性增长的速度一般说来总是很快。苏联没收了敌国——在20年代初的环境下意味着所有工业国的在俄投资，否认了外债——1913年利息要占沙俄财政的1/7。这都是经济发展的正面因素。但从另一面看，不利因素也同样多，甚至许多积极因素本身也是两面的。比如说，大萧条固然降低了利用外国技术的成本，但同时也促使日本德国扩张军备；德国只有10万军队是好事，可苏联的敌人是全世界；苏联和英、法、美的的关系逐步正常化，但代价是承认沙俄战债以外的大部分外债；没收敌国资产的结果是利用外资的成本增加。至于恢复性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1927年经济超过历史水平时已经消失。沙俄留下的基础设施有相当部分根本无法利用，以一直依赖进口的锅炉和内燃机为例，1921年时一半以上已经报废。在革命和内战中，大批出身贵族的技术人员和专业技术官僚出逃国外。至于那些本来就由外国投资管理的工厂，在革命前是俄国现代工业的主力，工人政权可以在设备未老化前勉强它们维系运转，但要想发展、升级，革命前实在没有多少遗产可以提供帮助。

在理想和初期的冲劲耗尽以前，苏共的作为已经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官僚集团。他们在复行沙俄经济制度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还能够把腐败、特权约束在相当低的水平上，使自己和旧帝俄的沙皇有明确区别，甚至还能有意识的建立约束自身的制度，如监察委员会。从成绩来看，这个官僚集团以很低的管理成本把经济水平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之上，同时还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战斗力，足以在不接受工业国物资援助的同时保卫自己。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历史上类似的新兴官僚集团还有很多，如中国西汉中期后的儒家官僚、唐朝初期以后的庶族官僚、奥斯曼帝国的奴官近卫军官僚等。这些新兴官僚集团固然强大，也不乏信仰和理想，但肯定没有过在一代人内改造国家、将一个衰败中的帝国提升为世界第二强国（旧大陆首强）的先例。事实上，苏共作为一个党员数量迅速膨胀，与官僚机构密不可分的党，党员质量下降很快，在30年代也犯了许多错误。苏共的组织结构甚至马克思的理论本身都不是苏联迅速崛起的直接原因。

苏联崛起的核心在于工业经济的迅速膨胀。有了足够的重工业支持，以步兵骑兵为主的军队可以迅速机械化，消极抵制的农民能生产出远超出战前最好年份的粮食，落后的轻工业可以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平民提供足够的民生物资，甚至连不断自我清洗的官僚化共产党也可以因为足够的重工业物资而越来越稳固。这和本书前面的论证是一致的：“……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可达到的上限都大大提高。其原因在于新生的重工业部门提高了流入经济的负熵流和人类利用负熵流的效率……”轻工业和服务业本身不具备扩大负熵来源的能力，只能在本部门内提高负熵利用效率——这一效率由重工业部门提供的负熵流规模所严格限定。农业虽然能扩大负熵来源，但要受到耕地供应的限制。因此从长期来看，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极限。轻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部门利用负熵的效率再低，只要输入的负熵持续增长，产出的增长率早晚会跟上重工业的增长速度。这一点本书前面也做了总结： “……重工业部门直接促进了人类采集、利用负熵的能力，同时能够自发扩张、升级，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作者看来，解释苏联的经济奇迹其实可以归结为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苏联重工业为什么能取得前所未有的长期高速增长？

自从英国爆发工业革命。重工业的增长（当然包括附属而不可缺少的科研、教育机构）就只可能来自重工业自身的扩张。即用既有的机床、原料（主要是金属）、能源（如煤炭石油）、人力去制造更多的机床、收集更多的能源、开采提炼更多的原料、培养更多的人力。从纯粹的物质和负熵流向来看，重工业生产的物资要分三部分，一部分被轻工业、农业、建筑业、军事等部门所消耗；一部分用于补充重工业自身的消耗，其余部分用于重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其中用于重工业部门内部投资的部分越大，重工业增长就越快。如果把除自身消耗外的所有或大部分重工业合理地用于重工业自身投资，那么重工业部门的增长就可以达到或接近既有条件下的极限速度。长期经济增长也就随之接近增长极限。

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看，这一极限取决于许多方面：比如建筑的建造周期——再多的钢材、水泥也必须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变成生产钢材、水泥的新厂房；能源的利用效率——开采煤炭本身所耗费的既有煤炭越少，投资的效果就越大；人力的培养周期——用既有的优质人力当老师，把简单劳动力培养成工程师、技术工人、熟练工的速度越快，工业扩张也就越便利。广义的重工业部门是一个包含加工、开采、教育、科研、管理等许多方面的综合性体系，各部分之间有一定的替代性，如技术工人的熟练可以弥补机床精度的不足，工程师培养体系的强大可以弥补技术工人传带制度的不足，煤炭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石油等等，反之亦然。但这种替代性是有限的，而且代价巨大。二战时德国具有过剩的煤炭资源，因此试图以煤炭液化来代替石油，但油料不足始终是德国国防军的战斗力瓶颈。90年代的朝鲜缺乏频率、电压稳定的电力供应，被迫以高级技工的经验弥补机床加工精度的缺陷，但设备维护水平还是步步下跌。因此，重工业的发展极限速度取决于各必备部分中发展最弱的环节。

不过，通过前面对历史的阐述，读者应该能发现：在苏联建立以前，重工业，或者说整个工业经济的增长极限却不在工业经济之内。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率先与现代工业经济结合的的社会制度是自由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需要扩张才能生存，而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又必须通过由购买力形成的利润来实现。前面曾对这一过程做了具体描述：“……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要获得利润并扩张……在这种循环中，重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和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反过来促进了一般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效率……”读者可以自行回顾一下这段描述。在这样的过程中，重工业的增长受制于两点：购买力的增长，消费品市场扩大与重工业增长之间的反馈效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市场并没有绝对的饱和，这是本文的一个结论。但世界市场不饱和并不等于整个世界都乐意接纳工业国的商品和投资，这只是意味着还有许多由本土手工业品占据的市场可以开发。如果现代工业品可以在理想的市场条件下和那些手工业品进行长期竞争，那么工业国会得到完全的胜利。但事实上，即便清帝国无法抵抗英帝国的战列舰，中国的平民依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鸦片以外的英国货；虽然布尔游击队和祖鲁兵团最终败给了英国，但南非还是争得了一定的经济自主权；甚至连海地这样的黑人奴隶聚集地都敢于利用大国矛盾挑战法国正规军。廉价的工业品必须克服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壁垒才可能获得利润，只是与后来正面对抗其他工业国相比，资本家和农业世界的残余力量作战才显得轻松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每一次大幅扩张都伴随着战争或是阴谋。资本家必须先联合起来打开市场，然后才可以把资本投入正常的经济投资，违反这个投资顺序会导致严重的损失乃至破产。因此大部分投资被用于轻工业的改造，以使自己的产品尽量符合各农业国的消费风格；或是以税收、战争公债等方式集中到政府，然后用于战争、政治等方面。以1840年为例，中国有庞大的人口，英国有独一无二的现代工业，双方实际经济规模大致相当。但英国国内税率约为16%，另有占经济总量8%的战争公债，两者相加足有24%，明显压倒了实际税率约5%的远东农业帝国。大量投资被类似鸦片战争的市场开拓计划所消耗，自然减少了工业自身的投资。当然，部分军事订货可以越过轻工业的层次直接刺激重工业，但半工业化的军队并没有20世纪军队那么大的重工业产品需求，军事需求本身也非常不稳定，难以支持重工业快速发展。等到19世纪末期军队（尤其是海军）完全工业化，开拓市场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经营者甚至会把工商业企业当作封建地产来经营，赚得的利润用于奢侈消费而不是再投资。在一个工业经济的扩张依赖于资本主义扩张的阶段，市场空间限制了工业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