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24章 4月30日 -- 马前卒

第二种是布哈林的重农主张。布哈林曾任《真理报》主编，在内战初期是一个激进派，坚决反对布列斯特和约，主张与德国打到底。1925年时仍主管《真理报》，是政治局委员，后来还一度任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

布哈林认为应该继续发扬俄国的农业优势，给予农民（尤其是富农）优惠政策，鼓励他们种粮食，用剩余粮食去换取工业资源。认为苏联不应该急于成为一个工业国，更不该为此而迅速改造看起来很繁荣的农村。这一政策事实上是沙俄时期经济政策的改良，或是新经济政策的加强版。1913年以前，俄罗斯六成的出口是粮食，一成是木材，即便在国内大灾荒时期，政府依然征收大量粮食出口，从而换来了维系政权所需的工业物资。布哈林和列宁一样，认定红色官员远胜于沙俄贵族集团，因此可以减少这一贸易方式的运行成本，更好的刺激农业、矿业生产，从而以这些产品的出口来繁荣国家。

第三种就是斯大林的工业建设计划。斯大林是共产党官僚机构的主要创始人，一个著名神学院的叛逆者。内战期间在多个军政部门担任过负责职务。1922年斯大林在列宁推荐下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托洛茨基分掌军政。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成为党政机关的第一人。在20年代结束以前，斯大林将在党内的所有对手或潜在对手排挤出权力中心，并执掌苏联最高权力直到1953年去世。

斯大林认为苏联除了迅速工业化以外别无选择。因此他主张集中一切资源发展重工业，迅速提升苏联的工业水平和规模。为了这一目标，短期内一切工业物资都应用于再投资，因此没有什么工业品可卖到农村或是出口。这意味着必须以行政手段而不是贸易手段征集粮食，用征集的粮食养活工业化人口，必要时还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物资——而不是最终工业产品。在党和政府内部，必须强化并扩大官僚机构、培养大量技术官僚以保证工业化的进行。另外，斯大林断定短期内苏联并没有将革命扩展到全世界的能力，所以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致力于国内建设，把世界革命的理想作为一个长期目标而不是解决眼下危机的手段。至于其他问题和工业化计划本身惹出的问题，斯大林认为等到工业规模和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三种意见在苏共内部引起了严重争论，同时也搀杂着列宁去世后的权力之争。我们甚至不能完全确定某种意见的支持者是真的相信自己的理论，还是为了和对手表现的不一样而刻意提出反对意见。考虑到主要当事人既是冒死革命数十年的理想主义者，又是官僚机构残酷内斗的胜利者，真实的历史应该是两者的混合。但不管怎样，主张加强官僚机构的斯大林显然更了解如何在一个官僚机构内取得权力。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输掉了争论，还输掉了政治生命，最终托洛茨基被驱逐，然后被暗杀，布哈林被逮捕、枪决。争论的失败者托洛茨基在被暗杀前创立了第四国际，一个比苏联更长久的少数派共产主义组织。本书后面的部分还将谈到他，但在20年代的苏联，斯大林和他的强制工业化观点是完全的胜利者。

1927年，即共产主义者夺取俄国政权后的10年。苏共第二代领导人斯大林基本取得了稳固的地位，可以着手实施他的建设政策，其核心就是工业五年计划。在此之前，苏联已经有一个负责经济计划的部门——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计委）。这个机构曾经对自身的任务下过间接定义：“………只有市场才能对一切行动的正确性作自动的控制，市场才能作为表示每个部门、每个生产单位、每个企业单独活动的自动计数器………”。换句话说， 1927年以前的计委不过是个经济的协调与修正部门。在斯大林手里，它变成了整个经济体系的指挥者和监督者。只要计委一声令下，整个国家的物资、人力、资金、贵金属尽归其调遣。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前，计划经济委员会尽可能的搜集了全国的统计资料，如人口、资源、技术人员、工业基础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计委为重工业、轻工业、军事工业、农业、贸易、金融、教育等所有与经济有关的部门制定了详细规划。计划的核心部分，即由计委直接给出的文件即有三卷1600页。这1600页的文件为许多重点企业和机构设定了具体任务、划拨了所需的资金、物资、人力，也规定了使用方式。另外一些篇幅则为次要经济部门（地区）制定了指导性任务，即向这些部门分配总额已被限定的一批物资、人力，然后在要求它们在本部门（地区）内部自行制定详细的分配、使用方案，以按期达到计委要求的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整个官僚机构都被改组、扩编，1924年苏联中央政府只有10个直属部，其中6个负责经济工作，到了1936年，18个直属部中有12个负责经济工作，1947年直属部多达60个，其中50个负责经济工作。这反映了计委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和权力。

物资平衡是计委的目标，但绝不是主要目标，因为物资的调拨和使用都是计委自身制订的，平衡仅仅意味着所有的物资都被分配——这绝不是什么难事。计委的真正目标在于按党的指示确定经济的目标，然后把除必要民生物资以外的所有资源都用于实现这一目标。对此，日后的苏联计划经济教科书做了总结：“计划经济的第一条原则是突出重点,第二条是物资平衡，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在20-30年代的苏联，计划经济的重点就是重工业。70%的工业产品被用于投资。自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到1927年，10年间苏联总共只进行了265亿卢布的投资；而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约4年），苏联即进行固定资产投资645亿卢布（二五期间为1334卢布），其中86%被投入与眼下的消费品生产无关的重工业。

一五计划期间，苏联钢铁工业、化学工业、能源工业得到极大扩充；机床、汽车、拖拉机、发动机、化学、飞机等工业部门从无到有的建立。1500个大型工厂在没有直接消费需求的情况下拔地而起，并出现了一批世界级工程及企业，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第聂伯河水利枢纽等。在1929年-1938年的10年间，苏联的工业产能占世界的比例从5%（英国的一半，法国的3/4） 变为17.6%(英、法、意之和)，从一个残破的半工业国变为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工业强国，整个世界目瞪口呆地看着苏联在半代人的时间里脱胎换骨。当然，应该考虑到同期的资本主义正处于大萧条的的动荡之中，这大大提升了苏联工业的相对地位。但即便看工业生产的绝对增长，20-30年代的苏联经济也的确在爆炸性发展。同样是在1929-1938年，苏联每年的钢产量由430万吨增加为1830万吨，煤由3550万吨增加为1.6亿吨, 石油由1170万吨增加为3100多万吨，发电量由50亿度增加为483亿度，机床、拖拉机、汽车等机械产品增产数十倍不等。在一五期间和二五期间，苏联宣称工业增长率分别为20%和17%！这是一个骇人的速度，意味着工业规模每隔四-五年就会翻一番，此前没有任何大国经历过类似的增长期。因此许多人认为苏联人在说谎，甚至一些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也认为这些数字在宣传中被夸大，但随后的世界大战证明了这些增长数据绝非编造。一直到解体，苏联一直保持着它在30年代取得的世界第二大工业经济体的地位。

快速发展的工业不仅使苏联能够制造越来越多的钢铁和电力，社会也在经济发展中现代化。战前俄国的城市化比例为18%，每千人只有0.18个医生，婴儿死亡率是惊人的26%。到了1940年，虽然中间经历了内战、灾荒和大清洗，这些数据却分别变为33%、0.8、和8.1%。人均预期寿命从20世纪初的32岁增至1926年的44岁再增加到55岁。教育事业作为工业建设的前提，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工业本身。识字率在12年间从25%猛增至87%。1913年的俄国，只有6.6%的居民接受过普通教育，20%的适龄儿童能入学，中等技术学校每年只有7400名毕业生，大学在校生合计12万人。到了1938年，苏联在废除所有神学院、贵族大学的情况下，儿童入学率接近100%，每年有近30万人成为工程师或技术员，大学在校生达55万。50%的劳动力已经脱离农业生产。30年代的苏联不仅在经济结构上成为工业强国，也使自己的大部分人口进入工业化社会。

必须指出，在工业高速扩张的同时，苏联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没有同步扩张，因为大部分工业产品被用于再投资，而不是消费或向农村换取农产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一直只把30%左右的工业产能用于消费品生产，其余70%用于投资或军备。在1934年以前，甚至军队的需求也必须为重工业投资让路。很显然，在工业产能每4-5年就翻一番的条件下，10年后的30%产能会显著高于10年前的100%，但将农业国的一半人口工业化意味着更多的人抛弃了半自然经济，有了对工业化消费品的需求，因此消费品供应一直不足。更严重的问题是原来由统治阶层掌握的粮食剩余如今在革命中和土地一起分给了自耕农。共产党在掌握城市工业的同时也必须负担城市消费，但工业剩余都被用于投资，没有什么工业品可用于向农民交换粮食。因此斯大林决定以农业现代化为名实施农业集体化。毫无疑问，从长期来看，在可开垦地广阔的苏联实施集体机械化农业可以有效的提高粮食产量、节约农业劳动力。但在工业资源均被集中用于工业体系内部投资的30年代前期，集体化本身并不带来效率。在这一阶段，农业集体化的真正作用是将农民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通过高征购、压低收购价等手段，把剩余粮食收缴到苏维埃政权手中，用来供养工业化人口，甚至出口换取工业物资。这导致了农民的强烈抵制。农民们屠杀自己的牲畜，在集体农庄里消极怠工，勾结基层干部私藏粮食，甚至直接武力对抗政府。结果在政府提供足够的农业机械以前，畜力减少一半，粮食产量在三年内下降了19%。在粮食产量出乎意料地下降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还是得到了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工业化人口，代价是农民恢复到了1913年以前那种缺乏余粮抗灾的状态。1931年以前连续的丰年掩盖了这个问题，当气候在1932年变得恶劣时，周期性的灾荒回来了，上百万的农民死去，城市粮食供应也变的紧张。直到1934年，苏联才停止了全面粮食配给政策。

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遇到了各种阻力，苏联共产党还是坚定地指挥苏联完成了2个五年计划，并在二战前开始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此时的苏联已然是一个工业国。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或其他工业化的居民点，所有的城市都有整洁的街道、干净的自来水、充足的食品供应、以及面向平民服务的公交与医疗设施。当然城市周围还有繁荣的工业，工业已在总产值中占86%。另外一半农业人口能够得到大量的拖拉机、化肥和电力支援。到了1937年，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已加入集体农庄或是国营农场，在大批工业物资的支持下，尽管农民的积极性依然不高，尽管苏联割让了大片最好的耕地，粮食产量还是比战前最好年份高出10%，总产量接近1亿吨。同时苏联还种植了大量经济作物，总产值比战前增加34%。从贸易来看，40年的苏联还要进口许多高技术产品，如航空汽油、精密轴承，但也只有美、英、德三强才够资格成为苏联寻求大宗技术产品的对象。苏联已经不再依靠进口设备来建设新工厂，反而能出口相当数量的工业品。在军事上，一直被世界各国政府敌视、受邻国觊觎的苏联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装甲兵、空军，伞兵、战略空军等兵种的规模和技术水平领先其他大国数年。从个人消费上来看，苏联还处于半工业化社会，但从潜在的财富生产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来看，苏联已经接近了发达工业国的人均水平，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则是世界第一。

这一切距离那个相对经济规模不断下降、先后败于日本和德国、每年卫生教育部门合计只有1.5亿卢布经费的旧俄罗斯不过20年，从大规模工业化算起还不到15年，革命后出生的孩子此时还在读书或是充当实习生。以20世纪以前的历史经验来衡量，苏联的崛起简直是一个奇迹。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有许多条件有利于苏联经济快速增长，自1929年起，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大萧条，苏联能够以便宜的价格购买设备和技术。中欧长时期没有强大的军备，使苏联相对能够节约许多军费。苏联1920年的工业生产只有1913年的1/10，恢复性增长的速度一般说来总是很快。苏联没收了敌国——在20年代初的环境下意味着所有工业国的在俄投资，否认了外债——1913年利息要占沙俄财政的1/7。这都是经济发展的正面因素。但从另一面看，不利因素也同样多，甚至许多积极因素本身也是两面的。比如说，大萧条固然降低了利用外国技术的成本，但同时也促使日本德国扩张军备；德国只有10万军队是好事，可苏联的敌人是全世界；苏联和英、法、美的的关系逐步正常化，但代价是承认沙俄战债以外的大部分外债；没收敌国资产的结果是利用外资的成本增加。至于恢复性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1927年经济超过历史水平时已经消失。沙俄留下的基础设施有相当部分根本无法利用，以一直依赖进口的锅炉和内燃机为例，1921年时一半以上已经报废。在革命和内战中，大批出身贵族的技术人员和专业技术官僚出逃国外。至于那些本来就由外国投资管理的工厂，在革命前是俄国现代工业的主力，工人政权可以在设备未老化前勉强它们维系运转，但要想发展、升级，革命前实在没有多少遗产可以提供帮助。

在理想和初期的冲劲耗尽以前，苏共的作为已经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官僚集团。他们在复行沙俄经济制度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还能够把腐败、特权约束在相当低的水平上，使自己和旧帝俄的沙皇有明确区别，甚至还能有意识的建立约束自身的制度，如监察委员会。从成绩来看，这个官僚集团以很低的管理成本把经济水平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之上，同时还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战斗力，足以在不接受工业国物资援助的同时保卫自己。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历史上类似的新兴官僚集团还有很多，如中国西汉中期后的儒家官僚、唐朝初期以后的庶族官僚、奥斯曼帝国的奴官近卫军官僚等。这些新兴官僚集团固然强大，也不乏信仰和理想，但肯定没有过在一代人内改造国家、将一个衰败中的帝国提升为世界第二强国（旧大陆首强）的先例。事实上，苏共作为一个党员数量迅速膨胀，与官僚机构密不可分的党，党员质量下降很快，在30年代也犯了许多错误。苏共的组织结构甚至马克思的理论本身都不是苏联迅速崛起的直接原因。

苏联崛起的核心在于工业经济的迅速膨胀。有了足够的重工业支持，以步兵骑兵为主的军队可以迅速机械化，消极抵制的农民能生产出远超出战前最好年份的粮食，落后的轻工业可以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平民提供足够的民生物资，甚至连不断自我清洗的官僚化共产党也可以因为足够的重工业物资而越来越稳固。这和本书前面的论证是一致的：“……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可达到的上限都大大提高。其原因在于新生的重工业部门提高了流入经济的负熵流和人类利用负熵流的效率……”轻工业和服务业本身不具备扩大负熵来源的能力，只能在本部门内提高负熵利用效率——这一效率由重工业部门提供的负熵流规模所严格限定。农业虽然能扩大负熵来源，但要受到耕地供应的限制。因此从长期来看，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极限。轻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部门利用负熵的效率再低，只要输入的负熵持续增长，产出的增长率早晚会跟上重工业的增长速度。这一点本书前面也做了总结： “……重工业部门直接促进了人类采集、利用负熵的能力，同时能够自发扩张、升级，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作者看来，解释苏联的经济奇迹其实可以归结为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苏联重工业为什么能取得前所未有的长期高速增长？

自从英国爆发工业革命。重工业的增长（当然包括附属而不可缺少的科研、教育机构）就只可能来自重工业自身的扩张。即用既有的机床、原料（主要是金属）、能源（如煤炭石油）、人力去制造更多的机床、收集更多的能源、开采提炼更多的原料、培养更多的人力。从纯粹的物质和负熵流向来看，重工业生产的物资要分三部分，一部分被轻工业、农业、建筑业、军事等部门所消耗；一部分用于补充重工业自身的消耗，其余部分用于重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其中用于重工业部门内部投资的部分越大，重工业增长就越快。如果把除自身消耗外的所有或大部分重工业合理地用于重工业自身投资，那么重工业部门的增长就可以达到或接近既有条件下的极限速度。长期经济增长也就随之接近增长极限。

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看，这一极限取决于许多方面：比如建筑的建造周期——再多的钢材、水泥也必须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变成生产钢材、水泥的新厂房；能源的利用效率——开采煤炭本身所耗费的既有煤炭越少，投资的效果就越大；人力的培养周期——用既有的优质人力当老师，把简单劳动力培养成工程师、技术工人、熟练工的速度越快，工业扩张也就越便利。广义的重工业部门是一个包含加工、开采、教育、科研、管理等许多方面的综合性体系，各部分之间有一定的替代性，如技术工人的熟练可以弥补机床精度的不足，工程师培养体系的强大可以弥补技术工人传带制度的不足，煤炭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石油等等，反之亦然。但这种替代性是有限的，而且代价巨大。二战时德国具有过剩的煤炭资源，因此试图以煤炭液化来代替石油，但油料不足始终是德国国防军的战斗力瓶颈。90年代的朝鲜缺乏频率、电压稳定的电力供应，被迫以高级技工的经验弥补机床加工精度的缺陷，但设备维护水平还是步步下跌。因此，重工业的发展极限速度取决于各必备部分中发展最弱的环节。

不过，通过前面对历史的阐述，读者应该能发现：在苏联建立以前，重工业，或者说整个工业经济的增长极限却不在工业经济之内。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率先与现代工业经济结合的的社会制度是自由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需要扩张才能生存，而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又必须通过由购买力形成的利润来实现。前面曾对这一过程做了具体描述：“……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要获得利润并扩张……在这种循环中，重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和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反过来促进了一般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效率……”读者可以自行回顾一下这段描述。在这样的过程中，重工业的增长受制于两点：购买力的增长，消费品市场扩大与重工业增长之间的反馈效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市场并没有绝对的饱和，这是本文的一个结论。但世界市场不饱和并不等于整个世界都乐意接纳工业国的商品和投资，这只是意味着还有许多由本土手工业品占据的市场可以开发。如果现代工业品可以在理想的市场条件下和那些手工业品进行长期竞争，那么工业国会得到完全的胜利。但事实上，即便清帝国无法抵抗英帝国的战列舰，中国的平民依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鸦片以外的英国货；虽然布尔游击队和祖鲁兵团最终败给了英国，但南非还是争得了一定的经济自主权；甚至连海地这样的黑人奴隶聚集地都敢于利用大国矛盾挑战法国正规军。廉价的工业品必须克服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壁垒才可能获得利润，只是与后来正面对抗其他工业国相比，资本家和农业世界的残余力量作战才显得轻松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每一次大幅扩张都伴随着战争或是阴谋。资本家必须先联合起来打开市场，然后才可以把资本投入正常的经济投资，违反这个投资顺序会导致严重的损失乃至破产。因此大部分投资被用于轻工业的改造，以使自己的产品尽量符合各农业国的消费风格；或是以税收、战争公债等方式集中到政府，然后用于战争、政治等方面。以1840年为例，中国有庞大的人口，英国有独一无二的现代工业，双方实际经济规模大致相当。但英国国内税率约为16%，另有占经济总量8%的战争公债，两者相加足有24%，明显压倒了实际税率约5%的远东农业帝国。大量投资被类似鸦片战争的市场开拓计划所消耗，自然减少了工业自身的投资。当然，部分军事订货可以越过轻工业的层次直接刺激重工业，但半工业化的军队并没有20世纪军队那么大的重工业产品需求，军事需求本身也非常不稳定，难以支持重工业快速发展。等到19世纪末期军队（尤其是海军）完全工业化，开拓市场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经营者甚至会把工商业企业当作封建地产来经营，赚得的利润用于奢侈消费而不是再投资。在一个工业经济的扩张依赖于资本主义扩张的阶段，市场空间限制了工业增长速度。

第二个问题是重工业并不直接面对消费者。在工业化前期，除了少数物资如煤炭、染料外，大部分重工业物资都必须通过轻工业、农业、服务业才能转化为一般消费品。与轻工业需要在市场开拓的刺激下被动发展相类似，重工业的扩张与提升基本依赖于轻工业和农业的需求。在工业企业尚未庞大到融合上下游产业成为托拉斯、康采恩之前，各个独立企业很难产生对重工业投资的主动意愿。即便有重工业投资，大部分也着重于重工业的扩张而不是升级。许多重工业部门的控制者尚未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提供更新、更好的重工业物资来提升轻工业品的质量、降低轻工业品的价格，从而主动地扩张市场。这种因为自由资本主义而生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垄断化，垄断企业国家化逐步减轻。

另外，正如前面的讨论所指出：“相对农业时代的农业与和手工业，重工业和被重工业改造过的其他产业部门的三个显著特征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这三个显著特征分别是：整体化、中间产品标准化、关键技术的出现。其中“整体化”和“中间产品标准化”两个特征决定了重工业投资不可能象轻工业、农业投资那样迅速见到效率。因为轻工业和农业都是以单独一个企业、一个农场的规模即可运行，与它国竞争。而重工业必须成体系运行才有意义。这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既制约了既有工业国的资本家向重工业（包括科研）投资，也压制了后发国家的重工业发展。从19世纪的趋势看。在已经成为工业国的国家里，垄断化和国家干预会带来长期的重工业高速增长。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苏联在某些方面可以看做这一趋势的延续。

在这两个条件限制下，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增长速度从来没达到或接近过自然条件、物理定律所决定的重工业部门发展速度上限，即便是增长最快的日本、美国也不例外。其中市场空间的绝对限制是资本主义的痼疾，从消费品利润到重工业增长的反馈则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弱点。资本主义世界的投资比例远低于后来的苏联，而投资的大多数则给了直接生产消费品的产业部门。这倒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更关注眼下的民生，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基本都要在资本主义以外消费，而本国消费的大头又被资产阶级自身占有，还有许多剩余物资消耗于军事和政治斗争。这种工业增长方式足以压倒官僚或贵族的稳定地产收益，但显然不是大工业经济增长的唯一选择。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这就是苏式社会主义，或者说国家资本主义出现的必然条件。

与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这两个问题相对应，苏联制度的真正长处在于两点：不需要外部市场和国家管制，即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苏联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国家，尽管掌权的官僚未必都有共产主义理想。但他们肯定不会为多出来的消费品发愁。在一个实施公有制的国家，公民拥有的是整个国家，不象一般的选举制国家那样只拥有政府财产，因此所有经济部门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公民消费（包括军事开支这种公共消费），而不是为了利润。因此，哪怕重工业和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能力扩张再快，苏联人也不会因为购买力不足而担心。对于剩余产品，即便是战时共产主义式的配给制，也肯定要比倒进大海更有效率，何况苏联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工资-市场体制。基于这个根本性差别，与总是存在过剩商品和买方市场的资本主义相比，苏联一直是“短缺经济”。苏联计委可以放下购买力问题，从资源、人力、物力等纯粹的工程角度去规划经济增长。

完全的公有制迫使苏联官僚从全局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具体负责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地区的官僚并没有管理所属物资、人力的全权，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自己管理的资源完成上级指令，没有多少独立决策的选择。即便从纯粹的自利角度去考虑，他也应该通过完成任务、获得提升来扩大权力，而不是尽量增殖自己控制的资源。到了中央计委这一级，他们关心的是整体的经济指标，而不是具体某个部门的现金流。他们不需要等长期经济指标变化后再追加配套生产能力。因为经济指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指令。

计划经济并不一定意味着突出重工业，但在实际操作上，苏联没有不重视重工业的选择。从1920年到1940年不过20年，作为一个曾被全世界围攻的政权。在战后的最初20年把军事工业的前提——重工业提到第一位毫不奇怪。何况3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日趋紧张，英、德、日三大工业国都是苏联潜在的敌人。日苏还屡屡在远东大打出手。在这样一个重工业薄弱、边境漫长、强敌环伺的国家实施计划经济，突出重工业是很自然的选择。

就这样，一个不需要担心购买力、国家全盘考虑所有产业，且有意识地提高重工业地位的大国在地球上出现了。以21世纪的眼光来看，这个国家非常粗糙，极端缺乏合格的技术官僚，经常因为官僚内部争斗而作出可笑的决策，在军备上投入了过量（以二战前的标准而言）的资源。但在自由资本主义尚未过气、其他国家忙于用销毁产品的方式解决萧条的20世纪前期。这样一个错误百出的国家规避了最荒谬的错误——只在能获得以通货结算的利润时，才进行投资。结果，苏联计委在搜集一切剩余资源的同时，可以直截了当地考虑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极限，让工程师、农艺师来决定经济发展，而不是把规划交给市场。再加上革命带来的理想主义和苏联丰富的资源，苏联重工业能够以它本应有的速度扩张，然后逐渐拉动其他经济部门赶上它的发展速度，这就是苏联崛起的关键。苏联的相对高速增长不是因为苏联出现了什么奇迹，而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被自身的体制所限制，无法在二战前的和平时期使经发展济达到“正常”速度。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荒谬性。

苏联的计划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在二战后的前20年保持了这种势头。其他取得政权的共产主义者纷纷效仿这种体制。因此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政策被当成了共产主义者乃至泛左翼的标签，甚至许多人把它们当成了共产主义本身。但在1930年前后看这个世界，应该注意到侧重重工业的计划经济是苏联的首创，它们本身只是共产主义者的工具而不是目标。考虑到随后几十年整个世界苏式计划经济的历史，作者甚至怀疑苏联党政官僚（包括斯大林本人）是否清晰地意识到了重工业的特殊经济地位，是否有意识地把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定为扩大负熵流、提高负熵流的利用效率。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固然强调第一部类（即广义的重工业）的生产要优先增长第二部类（农业、消费品工业）的生产。但并没有定性地理出期间的关系，而且反复强调各部门的平衡重于突出重点。从斯大林1946年，即实施计划经济20年之后的讲话来看：“……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工业化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 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转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 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过活。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 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话：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 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在苏联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的原因中，危急的军事形势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不论原因是什么，1927年以后苏联的经济政策确实迅速提高了流入苏联经济体系的负熵流，和苏联工业利用负熵流的效率。这一过程损耗巨大，但从上面的分析看，它所损耗的财富在传统的资本主义体制下根本就不会被创造出来。因此，付出巨大代价的苏联在短时间内使自己成为无人能侮的工业强国，也使染上苏联30年代色彩的共产主义制度迅速向全世界扩散。这给大萧条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巨大动荡。

二十四章完

预告：

25-27章的将分析二战前后数十年的历史，以及苏联体制对世界、对自身的冲击。

马前卒兄:

再出大作，可否将前面的文章希望给出链接，谢谢。

中间少了市场衡量。在只和过去纵向对比的情况下，人民可以接受。但一旦和有市场衡量的自由经济体的横向对比，精英就受不了了。还有对负熵流的概念还要慎用，个人认为不太恰当，熵是热学概念。经济活动很难用热学理论推演。

可以认为产业信息是流体，任何工具都包含了一定的其所在社会的产业信息。拖拉机的使用就包含了其所在社会已经掌握了内燃机，金属精密加工和机械生产等知识的信息。但社会掌握知识不等于拖拉机会被推广，这是个市场衡量的问题。农民买不起拖拉机，大地主有更好的投资方向，卖地比种田利润高。就没人会为了推广拖拉机而推广拖拉机。而工具废弃也代表知识淤塞，你所谓的负熵流实际上是产业知识的发展。造得出好拖拉机就造得出好坦克。没有拖拉机的基础就没有坦克，就没有现代国防。知识，工具，历史的发展就是这么环环相扣的。这个圈子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你可能能进口便宜的拖拉机，不过你想进口坦克就得十倍，百倍，千倍的代价。

如果市场衡量的结果是知识淤塞，那么用行政手段疏导也是一种解决的手段。

作为托派，只能对“解散官僚机构和世界革命”表示遗憾，这完全是对 Trotsky 的诬蔑。你是不是看联共或者土共的书看多了，好歹读读《被背叛的革命》——网上有这本灰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