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关中本位政策是否是否埋下了隋唐帝国过早衰亡的祸根? -- 思索

这是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的关系》两篇后产生的一些想法.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强盛延及200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强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

“吐蕃虽与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

武后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材，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于此时开始崩溃，而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盖进士之科虽创于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途径并不必由此。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弃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攘夺替代。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

北魏分裂,天下三分,东魏北齐籍山东之强富和无敌于中原的六镇武装可谓得天时,而萧梁籍中华正朔所在和江淮之险可谓得地利.然而三方鼎峙的结果,却是既贫又弱的西魏北周系的隋唐一统天下.西魏北周一系以关中之贫弱能最终席卷天下,关中本位政策发挥了人和的作用是关键.但是也正因此,关陇集团成为新兴之大一统隋唐帝国的主导力量.新帝国不能不把首都立于关中之长安.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虽然百二之险依旧,但是关中再也不是秦西汉那个天府之国了.建都长安的结果就是关河悬远，兵不赴急.而东夏殷大,南服遐远.关中的政治军事中心和山东的经济中心分离,而山东这个经济中心不象后来的元明清的江南,是有足够的军事潜力和关中分庭抗礼甚至凌驾于其上的.从长远看这次关中的辉煌不过是关中的回光返照而已.中国历史的重心无可转移的向山东向江南移动.关中的人和只能奏效于一时,长远看大一统帝国的首都终归要适应这种态势.逐粮天子终归不好做啊.

也正因此,隋唐两朝开运河已沟通南北,经营东都洛阳,制度文化南朝化,大量吸收山东江南之人才进入统治集团.武则天的兴起可以说加速了这个过程结束了关陇集团的优势.但是拔苗助长,过急的过程往往遭到反弹.隋炀帝开运河临扬州身死国灭后有李渊的重新强化关中本位的反弹.而武则天死后李唐重新把政治重心迁回长安.而最关键的是由于关中为新帝国统治集团根本之地,其安全高于一切.哪怕在唐帝国强盛之时，哪怕帝国首都在山东洛阳之时,面对吐蕃之崛起,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

经营西域和吐蕃争夺亚洲内陆之霸权.使高丽得而复失,功亏一篑.三代帝王的辽东进取似乎只是为了造成权力真空给东北诸民族尤其是契丹之崛起做驱除.而为了对付契丹在幽州集中重兵,而幽州有河北这个财富之区作为后盾不象西北那样经济完全依赖受制于朝廷.这是否是安史之乱爆发的重要原因呢?安史之乱后,唐朝以江南财富加西北兵马始终不能消灭新兴的河北藩镇军事集团.关中政治中心到此似乎已经穷途末路苟延残喘了.

回顾这段历史.政治中心放在西北是否埋下了新帝国过早衰亡的祸根呢?仔细想想南朝内部之矛盾无法解决,侯景之乱不过恰奉其会而已.这次内战没赶上,迟早有一次内战导致彻底崩溃.而东魏北齐继承北魏文化制度之正统,如果能够兼并关中统一北方,然后趁南朝之弊以进取未尝不能一统天下.一个以河北为政治中心的王朝全力经营东北,在西北采取防御保守之政策不花费那么大力气经营西域是否更有利呢?起码在王朝政治中心直接控制下,河北军队的叛乱和藩镇化都是很难想像的.那样新帝国的衰亡也许会更晚如两汉一样.吐蕃依然会崛起,但是在新帝国闭关保境严守河西陇右的情况下估计也难越雷池一步.这样形势很可能如清代之准葛尔一样.只要帝国自己不内乱,那灭亡是迟早的.如果那样契丹遭到帝国的大力扼杀下未必能够坐大到后来的地步.历史上羌氐,乌恒,柔然之结局可为借鉴.

当然历史是不能重新来过的,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另一种选择的结局.再此只是提出一种可能供大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