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佛教伦理与中国近代革命精神 -- 镭射

谭嗣同通过对佛学的重新释义和阐发，构筑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思想体系，但这个思想体系是建立在他的个人生命体验的基础上的，因而只能算是他的个人信仰。如果佛学革命思想只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么它将不可能在历史上产生太大的影响。章太炎力倡“革命宗教”，改变了这个局面。

章太炎所处的时代虽然与谭嗣同只相隔十数年，但已有了巨大的不同。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用和平变革的办法改造社会的道路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大批革命志士投身革命运动，革命成为了时代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已经不再是一种个人选择（如谭嗣同那样），而已经是一种较大规模的群体性行为。群体性行为需要严格的纪律，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个人的素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种体系完整、有一定说服力，因而能在一个比较大的群体（革命党）内传播的意识形态体系来约束。

如何找到这样一种“体系完整、有一定说服力的意识形态”呢？章太炎把目光投向了宗教。1857――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中，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在宣传、鼓动方面所起到重大作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因此断言：要革命，非以宗教信念为精神支撑不可。“无宗教精神则无忌惮”，“无宗教精神则无约束”。只有崇高的宗教精神，才能有效地约束革命者的行为，把他们变成纪律严明的革命力量，而不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

中国没有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传统，唯一能利用的宗教资源就是佛教。因此，章太炎把他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对佛教的改造上。幸运的是，就在他开始着手从事这项工作的差不多同时，大批在中国已失传1000余年的法相宗经典和文献被杨仁山等人从日本寻回。与禅宗等流派相比，由于法相宗在中国流传的时间不长，与中国文化和社会结合不深，因而更容易进行改造。同时，法相宗与禅宗不同，它注重逻辑推演（因明）而非神秘直觉，因而更适合宣传说服之用。章太炎的做法，就是以法相宗为基础，建立他所设想的“革命宗教”。

佛教所关心的中心问题是人生问题，因此章太炎建立“革命宗教”，也是从人生入手。这是他与谭嗣同的一个重大不同，也反映出了他们两人所处时代的差异。谭嗣同把对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的论证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上，这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这些还是有待证明的问题；而到了章太炎所处的辛亥革命时代，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早已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组织革命队伍去夺取革命的胜利。他提出的策略是：以法相宗为原型，建立“无神教”，来作为凝聚革命队伍的思想武器。

根据章太炎在《建立宗教论》等论文和著作中的表述，他建立宗教的具体路径，就是充分发挥佛教“人无我论”的基本思想，塑造革命者所应具有的基本人格。

佛教教义认为，人之所以有种种痛苦，是因为人没有意识到所谓“自我”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考其本体，了不可得”。由于人执著于这个并不存在的“自我”，因此产生了种种烦恼、不幸、苦难等等。只有斩断尘缘，抛弃“自我”，才能得到无忧无虑的“超脱”境界。章太炎以此为依据，提出：所谓“自我”，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幻影”而已，其本体并不存在，只是个虚妄。因此，一切个人的打算、愿望、喜好都是不必要的，都只有害是“妄见”。

如果“自我”只是个“幻影”，那么它是怎么出现的呢？章太炎借用佛教法相宗的“阿赖耶识”说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所谓“自我”不过是阿赖耶识的一种变现。阿赖耶识在不同环境中的自我认识，被人误解为“自我”。因此，所谓“自我”，其实不过是另一个更大的个体——“阿赖耶识”的一部分而已，其自身并不具备独立性。

将章太炎的这个思想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思想进行对比，可以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章太炎的想法。笛卡儿的观点是：人与外界接触都是通过感官的感觉来进行的，因为感官的感觉不可靠，可能产生幻觉或错觉，因此人对外界一切事物的存在的认定也都是不可靠的，唯一可靠的就是“我”之存在，因为“我”在思考！

章太炎的这个理论几乎就是顺着笛卡儿的思路来的，而且更彻底。他这样质问：既然外境不一定存在，你怎么知道“我”就一定存在？这也不过是一种感觉而已。除了感觉以外，你能拿出任何能证明“我”存在的证据吗？你怎么知道这个所谓的“我”不会是另一个更大的个体——阿赖耶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呢？由于“我”之不存在，因而人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认识到自己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并为之而奋斗。

通过这样一番论证，章太炎提出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影响重大的概念——“无我”说。正是从他开始，“无私忘我”成为了此后一代代革命者所追求的理想精神境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