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转贴】对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的一些看法 -- 梦里依稀

由「不抵抗」到抵抗──国府因应「九．一八」之决策过程与困境

台湾大学历史系

提 要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曾使国府陷入「和则政府必

推倒於内，战则必推倒於外」的两难局面。延至翌年「一．二

八」之役，前后四个多月间，决策过程的迟回却顾，形成了近

代对日关系史上，最受批评的课题之一。本文就此提出个人看

法，认为此一时期国府外交政策，实际处於某种青黄不接的「空

窗」阶段；表现而外，就是不稳定的「尝试－错误」特徵。详

究其因，主要来自政治体系的种种问题：内则派系不和、共识

难产；外则无法维持「自主性」功能，有效扮演「守门员」角

色。以致「国内因素」惯常凌驾「国际因素」，成为左右决策

的真正关键；外交政策的产出，自然缺乏应有的稳定性与一贯

性，动辄陷入周边环境的冲突当中。

故本文尝试改以「政策选项」的概念，取代一般以「实力人物」为

主线的研究途径；并将此一「尝试－错误」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不

抵抗政策」延续时期、事变扩大时期与孙科主政时期。透过决策者「为」

与「不为」的各种选项，凸显国府对国内、对日本、乃至对国联的复杂

困境与政策考量。最后归结於对此一主题之现有研究，提出笔者的管见

与修正，以期考察反思，有待日后超越。

关键词：中日关系 九一八 不抵抗政策 抗战 外交 政策过程 蒋

汪合作 张学良 派系 锦州中立区 宁粤之争

一、前言

二、「不抵抗政策」延续时期

三、事变扩大时期

四、孙科主政时期

五、结论

一、前言

1、决策的迟回却顾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午后十时三十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

铁路」轨道一段，而后展开全面军事行动，史称「九．一八」事变。事变既起，国府随之

陷入「和则政府必推倒於内，战则必推倒於外」的两难局面。(1) {cchere.com 阿康}

延至翌年「一．二八」之役，四个多月间，决策的迟回却顾，形成国府对日关系史上，最

受批评的课题之一。天津《大公报》曾指为「误国害事，其咎深矣」：政府审度实力，权

衡利害，战苟可能，立应准备；若曰不可，应谋转圜。乃对内既迎合群众、隐蔽真情，坐

令怒潮高张，不可遏止；对外则一无策画、听其自然，实行推宕不负责任之官僚办法。直

至拖无可拖、内外瓦解，主席下野、全局倒坍，误国害事，其咎深矣！ (2)

论史者也率持负面看法，认为期间的「不交涉」、「空言抵抗」，失策「较不抵抗尤重」

、「才是真正应被指责的不抵抗」。(3) 批评固多，惟真能由「决策过程」著手，详其肇

因端由之作，却相对少见。大陆学者一般由於意识形态的局限、以及资料来源的欠缺，论

述层次仍多停留在「不抵抗」的挞伐之上。 (4) 至於台湾此间研究，早期有梁敬□氏所

著《九一八事变史述》，内容著重事变经纬；然对国府因应，则叙述明显过简，或系格於

当时环境之故。(5) 另外，中研院近史所谢国兴氏在有关《塘沽协定》的大作中，亦曾以

相当篇幅，界定所谓「不抵抗政策」；不过其所谓「九．一八」至「七．七」，中国对日

皆采「不抵抗」，恐怕也有待商榷。(6)最后，此课题专门研究之翘楚，当推政治大学蒋

永敬氏；无论分期架构、观点推论，多已成为学者必加参考之典范。 (7) 惟在国府决策

过程、与人物历史评价上，现已容有补充修正的空间。(8)

以上诸作品，可得检讨者：

第一，在「研究途径」方面，此一时期国府内部派系竞逐关系，实际仍相当激烈；影响所

及，决策过程自难免於「派系政治」的若干惯性。例如当时几位实力人物，蒋中正、汪兆

铭、胡汉民、乃至张学良，身处环境结构的形格势禁中，对日主张往往只在少许选项的差

异；然而对外表达上，或者基於党同伐异的需要、或者出自意气宿怨的争执，经常都有夸

大彼此分歧的倾向，凸显了「派系政治」下，所谓「教条主义」（doctrinalism）的问题

。因此，过去学者在「研究途径」上所惯以单一人物为主线、或以「和／战」两极为分类

，解释效力可能容易受到限制，甚至造成简化或误导的历史印象。(9)

第二，在「史料解读」方面，由於此一时期，国府对日政策正处於「不抵抗」到「一面抵

抗．一面交涉」的过渡阶段；内则派系纵横捭阖、外则步伐歧出杂沓，整个决策过程明显

呈现不稳定的「尝试－错误」特徵。所谓「摸著石子过河」，当局者面对一日数变、矛盾

充斥的复杂环境，不免常有朝令夕改、乃至虚虚实实的演出。因此如何甄别、判断史料的

重要性与落实度，就构成学者在政策分析上，极为严肃的另一挑战。除了掌握、重组各项

时地因素外；史料背后所透露的派系立场、以及存在政治竞技场中的谣言诳说、人格中伤

，在在都会影响结论的产出，也都须要学者的抽丝剥茧、步步为营。

第三，在「历史评价」方面，由於事变初期「人民外交」迷思盛行、加上史家长期「民族

主义」写作需要，似乎相关论著中，多有某种倾向，即将「战／和」抉择，视为价值上「

是／非」、「对／错」，乃至道德上「忠／奸」、「善／恶」的单一检验标准。导致历史

人物的描述，必须不断肯定其抵抗的决心；彷佛不由此径，便无法证明其领导的正确性。

相反的，「不抵抗」也几乎成为一种魔咒，被拿来攻讦特定的历史对象。实则，当初由於

和－战两难，国府采取的是「策略性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的作法，刻意避免

明确表态。於是就在后世的道德检验上，留下无穷争论。有无必要？亦是值得检讨的第三

点。

故此，本文改采「政策选项（alte rnative）概念，取代过去以「实力人物」为主线的研

究途径；并将整个决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九月十八日事变爆发，至十月廿四日国联「行政院」第二次会议闭幕，是为

原有「不抵抗政策」延续时期。 (10) 包括诉诸国联、「不撤兵．不谈判」等选项，均系

沿袭过去既有的步骤。

第二阶段，由十月廿四日，至十二月十五日蒋主席宣布下野，是为事变扩大时期。日军北

进黑龙江、南犯锦州，使得国府左支右绌；「主政者上前线」、「锦州中立区」等选项，

亦因内外共识难产、决策者举棋不定，而著著落空。

第三阶段，由十二月十五日，至翌年一月廿八日「蒋－汪合作」出现、孙科请辞为止，是

为孙科内阁时期。由於派系互动已呈僵局，所谓「对日绝交」、「锦州抗战」等选项，相

继沦为画饼。最后有待蒋中正、汪兆铭两人复出，派系生态趋於稳定，政策规划才渐复正

轨。

2、「政策空窗期」与国府决策过程 所以笔者认为：自「九．一八」至「一．二八」，

国府在决策上所表现的迟回却顾，既不宜括约为「不抵抗」或「空言抵抗」等简化概念；

亦不应只是一味指责当局「一无策画」、「不负责任」以为足。此一时期，毋宁乃为国府

在政策制定上「尝试－错误」的一段过程。由於起始之「不抵抗政策」，业经证明无法因

应危机；而接替的新政策，又因政治体系内外的种种顾虑与困难，仍有待筹维，终至形成

四个多月间某种「政策空窗」的现象。

这种「空窗」现象，大抵可由国府决策过程中所存在的各项问题，得到解释。按北伐以后

，「中国统一，而国民党不统一」，派系竞逐关系，不但形塑了国府政治体系的实质结构

，也始终是其「苦於对内」的主要根源。(11) 有效的决策，既须先在体系之中，透过派

系凝聚共识、甚至斤斤计较，其产出自是难免所谓「停滞性」（immobilisme），过程注

定缓慢而艰辛；(12)加上派系冲突的表达，往往夸大彼此在解决方案上的些微差异，更使

得政策的公开辩论，容易流於「教条主义」。通电、宣言尽管你来我往，却鲜少能够真正

兑现；在意识形态与政策规划上，彼此距离也极其有限。(13) 除了政治体系内部所存在

的派系紧张之外，体系对外还必须不时面对周边环境的挑战。

学者咸认，发展中国家与已开发国家，在外交政策制定上，有其截然之不同。盖后者「政

治制度化」（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程度较高，政策系由专业的官僚部门

、体制化的政党与利益团体，协调运作而成。政治结构的稳定，使得当局能够有效扮演「

守门员」（gatekeepers）的角色，整合筛选环境的各项需求；相对地，当局本身的「自

主性」（Autonomy）也较高，能独立於社会价值和群众行为之外，强调内部的行政准则与

法定程序。 (14) 与之相反，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系，多数欠缺「守门员」与「自主性」

能力；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当局往往为了避免自身遭受反对力量的致命冲击，而将「

国内因素」摆在「国际因素」之前，成为左右决策的真正关键；外交政策的产出，也经常

是以政策对内的「功能」与「效应」，凌驾对外的「准则」与「程序」考量。其结果，自

然欠缺正常行政所应有的稳定性与一贯性，动辄陷入周遭环境的影响与冲突当中。民国廿

四年，时任湖北省主席的张群，为了推辞赴日任务，致电主持华北外交的黄郛，对於国内

的意态分歧，表示忧虑；主张「先定国是」，不能只是「以人应付」。著实说明国府对日

政策制定的困境：又据言：京中有命弟赴日之议。现在对日外交，重在先定国是，并负责

实行。如仅以人应付，纵有苏、张之才辩；绛、桧之请盟；昭君、文姬之绝色，亦无济於

事；即李鸿章奉诏议和，亦先电清廷，请定国是。现在全国意态分歧、枝节横生，如仅在

用人上著想，而不从办法上打算，纵再牺牲数人，复何裨益？??(15) 所以决策过程的分

析，应该包含决策者「为」与「不为」（inaction）的各色选项。 (16) 「为」固然代表

了某种决策的产出，「不为」也经常凸显著决策环境的局限。这是吾人在尝试重新诠释国

府因应「九．一八」之过程时，需要加以全面考察者。因此，下文将就期间国府所面临的

政策选项，分阶段探讨，藉以了解决策者当初何以「不为」？ 以及迟回却顾背后，国府

对日政策所遭遇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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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蒋廷黻，〈九．一八──两年以后〉，《独立评论》68 号（1933 年9 月17 日，东

京影印再版）)

(2)〈真爱国者不应误国〉，天津《大公报》，1931 年12 月28 日。

(3) 梁敬□，《九一八事变史述》（台北：世界书局，1968四版），〈序〉，15；谢国兴

，〈塘沽协定的由来及其意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3（198 4 年6 月，

台北）

(4) 大陆南开大学教授俞辛□氏，即对此提出若干反思，当系近年较客观的论著之一。见

氏著，〈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抗日战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45。

(5) 梁书对於国府的因应处置，仅以「和战之窘局」一节带过；并将窘局形成，归咎於学

运、中共与党争。於今视之，均有过度简化之弊。见梁敬□，《九一八事变史述》，10

7~137。

(6) 谢国兴，〈黄郛与华北危局〉（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2，1984

初版），39~56。

(7) 例如蒋氏高足，党史会刘维开氏，在大作中亦曾多所沿循乃师原有架构与评价。参见

氏著，《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台北：国史馆，1995 初版），7~94。

(8) 蒋永敬，〈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中国对日政策之争议〉，收入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1984 初版），355~379。

(9) 谢国兴曾尝试以「和／战」两极做成分类，来诠释「九．一八」之后的各界言论。但

也坦承：「其实从『九．一八』到《塘沽协定》，甚至到『七．七』事变及全面抗战以后

，和－战问题一直未能在国人议论中，得到一个共同认可的定论。不仅舆论界如此，政府

官员中也不例外。而且仅『和』、『战』两字所产生的内涵上之歧义，就可能造成许多争

论与混淆。??因此所谓『和－战问题』，原非二分所能完全说明白。」参阅氏著，〈黄郛

与华北危局〉，1990

(10) 按：本文所谓「不抵抗政策」，专指国府自民国十七年「济南事变」以来，所发展

而成的一套因应日、俄军事入侵的标准行动模式。具体内容，参阅拙著，〈「九．一八」

前后「不抵抗」政策的再思考〉，《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51（1999年12月，台北）

，176~185。

(11) 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初版），432。

(12) 派系政治下，决策过程的各色特徵，参阅Andrew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

he Failure California Press, 1976), pp.41~43.

(13) 所以「九．一八」前后，国民党内各派系还州「非常会议」的分裂与宁粤沪「四全

代9月1日，台北），17。

(14)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68), pp.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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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抵抗政策」延续时期

1、「直接交涉」之回避

「九．一八」爆发之初，国府回应，均系沿袭原有「不抵抗政策」的

作业程序：一面在纠纷地区避免冲突，一面将事端提交国际仲裁。

十九日午后八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首开会议，议决四点，

包括训令驻外代表向国际宣布等。(17) 国府外交部即於同日电告出

席「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要求依照《国联盟约》，促使日军退出

占领区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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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60次常务会议纪录〉，收入中国国民党「党史

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35（1964年12月，台北），1191。另参见邵元著，

王仰清、许映湖注，《邵元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一版），775。

(18)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5（以下简称《史料丛编》

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4初版），

104~105。[/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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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民国十七年「济南事变」、十八年「中东路事件」相

比，国府处置殊显胶柱鼓瑟者，则为「直接交涉」之回避。所谓「直

接交涉」，系指双方外交部门的直接接触、进行谈判。历年中－日

两国争端解决，率皆循此途径；幕后折冲、侧面疏解，尤不可少。

即如「济案」期间，军事对立严重，前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与后方国民政府，也仍与日本朝野维持多重管道，随机运用。(19)

如此弹性，一则得以试探对方底线，掌握谈判状况；二则利於营造良

好气氛，有助争端解决。(20)此等功能，国府决策阶层自是了然於胸，

但却碍於舆论，不敢采行。(21)缘「九．一八」直后，国内反对「直

接交涉」声浪迭起；所持理由，盖系多年积累而成「交涉＝卖国」的

政治迷思（ myth）。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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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这些管道，包括东京方面，有张群（国府特使）、殷汝耕（外交部驻东京特派员），

与日本松井石根（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田中义一（首相）间的会谈；山东前线方面，

有何成浚（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熊式辉（总司令部高参）、罗家伦（委员），与日

军福田彦助（第五师团长）间的交涉；上海方面，有黄郛（国府外交部长）与矢

田七太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间的联系。此外，还有民间人士，如胡霖（天津《大

公报》总经理，代表天津日本驻屯军）、头山满等，穿梭其间、传递讯息。皆见沈亦

云，《亦云回忆》，361~362、373。

(20) 「九．一八」翌日清晨，时居张学良幕下的顾维钧，就曾提议找日本人直接交涉：

「我认为，要紧的是－－事实上真正能使问题得到解决的唯一希望是－－探听出当地日本

负责人士的意向。??关于『三百件悬案』的事实或细节，我了解不多，而且我怀疑

是否有那么多。但是无论数目若干、问题性质如何，必定有些案件是能够经由互相妥

协来解决的。解决几个案件就会缓和气氛，从而铺平更全面解决的道路。」足见「直

接交涉」的功能所在。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1（北京：中华书局，1983初版），

415。

(21) 十二月廿九日，国府「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铁城就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坦承：

「现在我们都是同志，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进行『直接交涉』，这严重的局面，马上可

以打开。但全国人民反对『直接交涉』，所以定了之后就很难办。」〈「中央政

治会议」第300次速纪录〉，收入李云汉、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

要文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2初版），215。[/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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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因民国以来，国事日非，当局「合法性」随著国民觉醒，每下

愈况。「五．四」一役，学生殴击驻日公使章宗祥、焚毁前外次曹

汝霖家宅，进而迫使北洋政府拒签《巴黎和约》，乃为所谓「人民

外交」树立一项迷思。(23)尔后群众游行、学生串连，形成外交危机

常景；包围代表、谴责攻讦，每为交涉关头梦魇。(24)各方党派又乘

势利导，即连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也在「华盛顿会议」后，

指责徐世昌政府，同意会外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悬案，乃系「卖国

奸谋」，号召全民起而诛之：

山东问题，徐世昌久欲与日本「直接交涉」，只因国民监视

綦严，不敢肆行己意。今竟借「华盛顿会议」，派遣代表赴

美，以英、美两国代表劝告为词，悍然与日本「直接交涉」，

而无所忌惮。似此甘心卖国，挟外力以压国民，实属罪不容

诛！本大总统以「救国讨贼」为己任，??特宣布徐世昌及

其党羽卖国奸谋。凡我国民，其共起诛之，毋后！(25)

「直接交涉」变为「私相授受」、斡旋让步视同「甘心卖国」，迷

思形成的心理牢笼，压缩了「九．一八」之后，应有的决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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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所谓「迷思」，系指某类故事典型，被以后世的观点，赋予特别的含意

或重要性，以使群众的经验更趋一致，教育他们理解困境、认识敌人。见Henry Tudor,

Political Myth(N. Y.: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137~140.

(23) 例如民国十年，国民党系的刊物上，就有作者歌颂「五．四」：「『五．四』后，

人民有了与闻外交、谈谈国事的兴趣。看一看大的、小的政府，所有对外对内底一切措

施，简直『混蛋一个』，把事体弄得不可收拾。我们以前迷信政治，只因不晓得他们

干些什么勾当；这番看清了，他的威信当然不再有势力在我们脑中盘旋。」这种歌颂，

实际就是典型「人民外交」迷思的塑造。李宗邺，〈「五．四」后爱国运动底影响〉，

《芜湖》（1921年5月31日，上海），转引自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

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1，1994初版），170。

(24) 例如民国十年「华盛顿会议」决定，「山东问题」由中、日两国另行会外交涉。中

国在华府所谓「国民代表」即前往代表团质问。十二月一日，会外交涉开始，留学生又

图阻止代表团赴会未果，现场一片「卖国贼」叫骂不绝。参见李绍盛，《华盛顿会议

之中国问题》（台北：水牛出版社，1973初版），175，注14。

(25) 孙中山，〈宣布徐世昌卖国奸谋令〉，原载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2月23日，

转引自《孙中山全集》6（北京：中华书局，1985一版一刷），45。[/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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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巩固「合法性」的优先考量下，当局只能舍弃弹性外交，僵

硬地强调「国际仲裁」的必要性与单一性。

2、〈币原五原则〉之拒绝

与国府处境相反，以外相币原喜重郎为首的日本外交当局，则

利於「直接交涉」的解决方式。币原早年曾经面告黄郛，「难道中

－日之间，没有其他方法，打开僵局而谋两利？必欲原告、被告，

在西方人面前请裁判？」质疑中国「联洋制日」的作法。(26)加上「九．

一八」前夕，日本报章竞相揭载「中村事件」，耸人听闻；军部与

民间右翼团体又推波助澜，「强硬论」高唱入云，(27)使得币原一贯

标榜的「协调路线」陷於孤立。此时若再低调接受国联仲裁，将不

啻坐实「软弱外交」的指控。

尤其令币原忧虑者，还是军部的动向。「九．一八」在日本，

既是对外，也是对内，挟有军事政变的威胁意味。(28)如果外交部门

无法迅速解决，将更予原本强势的「少壮军人」趁隙蹈危之机，甚

至破坏日本宪政的正常运作。(29)故惊变之余，阁议一面作出「不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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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沈亦云，《亦云回忆》，355。

27 民国廿年六月廿七日，日军参谋本部派至中国东北进行「作战地志调查」的中村震

太郎上尉一行，在洮南地方遭到驻军杀害，史称「中村事件」。日本右翼团体乃得借题

发挥对华之「强硬论」。参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

平洋战争道》1，「满洲事变前夜」（东京：朝日新闻社，1962初版），403~413。

28 学界对於日本军人发动「九．一八」，向有以「国外先行论」解读者。强调当时日军

中央与驻外军间存有歧见。前者持重，认为满、蒙问题，须先由国内政治改造与国际

舆论培养解决起，是为「国内先行论」；而后者急进，主张一举占领满、蒙，再图国

内政治的根本改革，是为「国外先行论」。故「九．一八」的爆发，实另具对内夺权

之意。参见陈昭成，〈日本之大陆积极政策与九一八事变之研究〉，（台北：嘉新水

泥公司文化基金会研究论文46，1966初版），52；梁敬□，《九一八事变史述》，36。

29 民国廿一年初，日本志士萱野长知奉首相犬养毅之命，秘密来华会晤国府中委居正、

邹鲁等人，告以：「九一八事体，不特是你们中国的不幸，也是我们日本的不幸。如

果事实上完全成功，日本正常的政治，将为日本军人摧毁」。见邹鲁，《回顾录》（南

京：独立出版社，1946初版），698。[/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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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对外声明；(30)一面则由币原於十月九日照会中国驻日公使蒋

作宾，提议直接交涉。(31)迨廿六日，日本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声明，

正式提示五点，作为谈判基础，世称〈币原五原则〉：

1. 放弃相互的侵略政策及行动；

2. 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

3. 彻底取缔妨害相互通商自由、及煽动两国间恶感之组织性

运动；

4. 对日人在满洲各地所有之和平性事业，予以有效保护；

5. 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权益。(32)

首相若□礼次郎且於次日表达「不谈判．不撤兵」的立场，强调：

倘中国能够接受〈五原则〉各项，无论何时均可撤兵；否则万难先

行撤退。(33)

〈五原则〉的提出，等於逼迫国府，面对「直接交涉」的新选

项。国府对此，内部存有不同看法。为因应危机而成立的「特别外

交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会」）秘书长顾维钧，就力主积极提

出对案，「速定全盘方针、拟就具体办法，从容逐步应付」；(34)

但包括蒋主席在内的一派，则倾向「信赖国联」、「不撤兵．不谈判」

等既有方针。世论於兹，多谓蒋的决策，系临场受到国联秘书处卫(30)

九月廿四日，日本政府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第一次声明。除了为日军行动辩护

之外，还强调内阁会议「不扩大」的方针、以及对於「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云云。

然而在政府－军部「二元外交」的畸形发展下，这项声明不久即成废纸。参见（日本）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文书」（东京：原书房，1988六版），

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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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外相币原覆驻日公使蒋作宾照会〉，《革命文献》34，903。

32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文书」，185~186。

33 蒋作宾著，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江苏海门：江苏古籍

出版社，1990一版一刷），374。

34 〈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寒申电〉（1931年10月14日），收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

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上）（以下简称〈顾维钧密电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1

期（1985，南京），11。[/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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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局长拉西曼（ Ludwik J. Rajchman）与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的左右。

(35惟笔者认为，蒋实具个人定见；尤其上述方针，皆系「不抵抗政

策」之固有环节，而为「九．一八」直后，国府所始终坚持者。所

以廿七日，上海「统一会议」召开，(36)蒋即叠电南京方面代表蔡元

培、李煜瀛等人，声言「不撤兵．不谈判」是「党国存亡之惟一关

键」，强势要求广东方面，就此达成一致：

弟意：现时对外所急应表示者，即日本如不撤兵完毕，则我

国决不与其「直接交涉」之方针。此为今日外交成败、党国

存亡之惟一关键。请公等须於此点，有一共同精神之表现，

其他则非今日外交之所急需也。(37)

四日之后，中国政府致电国联，拒绝接受〈五原则〉，重申谈判先

决条件，必须日军开始撤兵；并由国联设立永久调解机关，公正解

决两国纠纷。(38)

对此，日后史家颇有致憾者 (39)；即连蒋主席本人，也在廿三年

十月〈敌乎？友乎？〉一文中，惋叹当初「步步错过」：

及至「九．一八」事变既起，彼时中国舆情昂奋异常。??

胡适之先生等，即有不惜依据日本所提《五项原则》，毅然

「直接交涉」的主张。当局终於迟回却顾，坚持「不撤兵．

[size=1]

35 颜惠庆原著、姚崧龄译，《颜惠庆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初版），

164~165；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1，417~418。

36 按：上海「统一会议」，系国民党内为解决自该年三月以来，所谓「宁－粤之争」，

而由南京、广州双方代表，自十月廿七日至十一月七日，於上海所展开的协商会议。

过程见《国闻周报》8卷44期（1931，北平），「上海会议」。

37〈蒋中正致张群转蔡元培等．十月感电〉（ 1931年10月2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

（以下简称「蒋档」），《革命文献拓影》12，「统一时期．渖阳事变」，66~68；〈蒋中

正致张群转李煜瀛等．十月俭午电〉（1931年10月28日），《蒋档．筹笔》，「统一

时期」，档号2010.20／4450.01~061，国史馆庋藏。

38〈中国政府为日政府宣言事致国联「行政院」节略〉（1931年10月31日），《革命文献

》39，2385~2387。

39 例如史家沈云龙即曾批评此一决策「殊难索解」。见氏著，〈九一八事变的回顾〉，

《传记文学》33：3（1978年9月），18。[/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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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

问题愈陷僵化。??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

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40)

然而回顾其事，实则十月下旬，中、日两国当局，皆已非稳固

之政府。南京方面固然内逢党争、外困舆论；东京方面也同样遭遇

少壮军人的挑战。该时以日军参谋本部课长桥本欣五郎为首的「樱

会」份子，因不满内阁「不扩大」方针，计划於十月廿一日串连海、

陆军官，发动兵变，攻杀内阁首相、各党党魁、乃至财界钜子 (41)

。此一「十月事件」虽因行动不慎，胎死腹中，但已慑服日本朝野。

蒋作宾的观察：西园寺〔公望，日本政坛元老〕来兴津，若□往访，嘱若□

对於「满洲事件」应速为妥善办理。宫内、政府、军界、各

重臣均形忧虑，各方均陷於进退维谷之境。「民政党」亦陷

於不得不服从军阀之地位。??

各方为军阀造成恐怖时代，颇有正义无人敢於公然主持。日

本军阀之横行，可谓极矣！彼等常谓：政府若不要我辈军人，

我等即可在满洲成立一新国家云。(42)

结果，首谋桥本，以叛国犯上之行径，竟只罹二十日「重谨慎」（禁

闭）之处分。(43)

日本内阁至此，俱连制裁军部的勇气，亦已丧失；(44)

外交部门所余者，「从恶」与「补苴」二途而已。(45)

所以说，国府回拒〈五原则〉，固然有其「未尽人事」之憾；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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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蒋中正，〈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以下简称《史料初编．绪编》)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初版），620。

41 关于「十月事件」之行动计划，参见今井清一、高桥正卫编，《现代史资料4──国家

主义运动Ｉ》（东京： 书房，1963初版），66~67。

42 此为蒋作宾十月廿七、廿八日日记。见蒋作宾，《蒋作宾日记》，374~375。

43 李炯，《军部昭和史》（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7初版）（上），72~75。

44 梁敬□，《九一八事变史述》，92。

45 沈亦云，《亦云回忆》，345。[/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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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直接交涉」期於必成，则内外变数犹多，前途未可乐观。毕

竟当时两国政府的「自主性」，都已受到考验；妥协空间能有几何，

实是值得怀疑。

3、「不撤兵．不谈判」之坚持

国府拒绝〈五原则〉的理由，乃在坚持「不撤兵．不谈判」之

连环套，强调事变收束，必日军先自占领地区撤兵，由中国接收，

才有「直接交涉」可能。此一选项，本系国府自「济南事变」以来，

「不抵抗政策」的一环。惟过去多持相当弹性，现实层面并未真正

贯彻 (46)；而今却於「九．一八」交涉关头的十月、十一月间，逆势

操作、动见坚持。追论其因，殆有四端：

首先，事变猝起，国府对於日方外交部门的角色、与乎「直接

交涉」的要求，俱乏信任；唯恐入彼彀中，演成「城下之盟」。九

月廿二日，蒋对日智囊之一的上海市长张群，报告间接探问驻华日

使重光葵的印象是「讳莫如深」；判断日方欲藉事变，要挟所谓「满、

蒙悬案」。故宜坚持「双不」，以免为所劫持：

??再，昨托人间接向重光密探日方意旨，重光讳莫如深，

但谓彼本主张，暂置满、蒙问题，先行解决其他悬案；今渖

事发生，不能如愿，实深遗憾云云。观其意旨，似日方必须

我方先行承认，解决满、蒙悬案，方可撤兵。似此蛮横，殊

可痛恨。此间一般识者意见，应不问日之久暂，必须忍辱负重，坚接

〔持〕日先撤兵，我始谈判；庶免为所劫持，损失更大。(47)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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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例如「济案」的官方交涉，始自民国十七年七月十九日，日本上海总领事矢

田七太郎拜会国府外长王正廷。其事即在山东日军撤退之前。后者撤退，甚至延宕到协

议达成的两个月后。可见「双不」原则，早期并非不可变通。（日本）参谋本部编，

《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东京：岩南堂，1971再版），142~143；乐炳南，

《日本出兵山东与中国排日运动》（台北：国史馆，1988初版），235。

47 〈张群自上海致蒋中正．九月养电〉（1931年9月22日），《蒋档．领袖特交文电专案

整理》，「渖阳事变」2，资料号20011063。[/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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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主流舆论在此阶段，也呈一面倒态势。(48)天津《大公报》即

屡发社评，申论「双不」的必要性；要义皆是对於日方谈判诚意，

表示怀疑。(49)

其次，事变以后，各地学生、民众几无日不会，各党各派又间

而运用。(50)九月廿八日，外交部长王正廷遭到围殴，旋即辞职，更

直接冲击决策体系。(51)在「人民外交」迷思之下，众人偏好就是合

理，遂使「力排众议」的可能性趋於微渺。十月廿九日，蒋主席在

「特委会」上，虽明知「日本对於此次国联决议坚不接受，已甚明

显」，以后情势「更为严重」；但还是决定「信任国联」：

吾人处此情状之下，单独对付既有许多顾虑；而一方在国际

上，已得到一致同情。以后自应信任国联，始终与之合作。

而为国联本身设想，倘此事无法解决，以后世界和平一无保

证，国联即可不必存在。对外宣言中，应将此层意思，明白

表示。(52)充分显露国府在内忧外患的困局中，决策上的保守倾向。

第三，日本政府之所以在国际上，频频释放「直接交涉」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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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暨南大学李盈慧氏，曾就此一阶段，舆论一面倒支持「双不」原则，提供了

量化证明。见氏著，〈抗战前三种刊物对中日问题言论之分析－－东方杂志、国闻周报、

独立评论之比较研究〉（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3），81。

49 例如：〈现状之下何从交涉〉，天津《大公报》，1931年9月27日；〈今日之国联会议

〉，天津《大公报》，1931年10月13日。

50 十二月十四日，时任「京沪卫戌司令长官」的陈铭枢，就向蒋报告示威学生的政治背

景：「此次上海请愿示威运动，据闻其主动份子，首为『国家主义』派、及与该派同

主张之罗隆基、王造时等；次为『苏社』之黄炎培等。共产份子势力甚微，即『国家

派』及『苏社』人士，亦极不欲共产份子参加其间。」云云。可窥各派运用学生之一

斑。〈陈铭枢自上海致蒋中正．十二月寒申电〉（1931年12月14日），《蒋档．领袖

特交文电专案整理》，「淞沪事件」2，资料号20014297。

51 王正廷受殴一幕，参见沈云龙，〈九一八事变的回顾〉，16。

52〈「特委会」第25次纪录〉，李云汉、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

献》，89。此处所谓「国联决议」，系指十月廿四日国联「行政院」第二次决议，限

期日军自东北撤兵。[/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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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亦不无离间各国之意图。九月廿二日，国联初次就事变举行辩论，

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即倡言两国「直接交涉」；并称有国府大员，已

在布署此项事宜；(53) 警告国联勿事干涉，以免刺激日人舆情云云。(54)

为此，「特委会」还於十月一日，郑重电告施肇基，重申「不撤兵．

不谈判」原则，保证不会撇开国联，另辟溪径：

在日本未撤兵以前，中国不能与日本作任何交涉；即在日本

完全撤兵后，中国对于日本之侵略与压迫，亦惟有信任国联

始终主持公道，以维持世界之和平。(55)

第四，十月中旬以后，由於调停前途日趋暗淡，列强开始透过

管道，希望国府接受日方安排，以为国联解套。十五日，英国驻华

公使蓝浦生（Miles W. Lampson）在南京、国联「行政院」主席白里

安（Aristide Briand）在日内瓦，分别会见蒋主席与施肇基，建议仿照

当年「华盛顿会议」解决山东问题模式，在第三国旁听之下，由中

－日双方「直接交涉」。(56)

对於这项发展，中国朝野俱感忧虑。「促谈」压力既次第浮现，

列强中途松手可能性大增，反而更迫使国府，紧抱「双不」原则，

以策万全。天津《大公报》即公开质疑国联态度，认为唯有「双不」，

才能自我保护：

盖国人须知：国联所欲防止者，乃中－日战争。至於中－日

间之「蒙、满悬案」，本非所欲问，且亦无暇问。吾人今日

只可坚执「不撤兵，不能交涉」；断不应以中－日交涉，全

部倚赖国联。如果口口声声，听之国联，万一彼以不能轻率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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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按：此处所谓「国府大员」，实指九月十九日，宋子文与重光葵在上海之密商。两人

原本计划同赴东北视察。但因「九．一八」猝发，而告中止。事见币原喜重郎，《外

交五十年》（东京：读卖新闻社，1951初版），173。

54 韦罗贝（W. W. Willoughby）著，薛寿衡等译，《中日纠纷与国联》（上海：商务印

书馆，1936初版），42。

55〈「特委会」第2次纪录〉，李云汉、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

献》，10。

56〈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删未电〉（ 1931年10月15日），〈顾维钧密电选〉（上），

《民国档案》1985：1，12。[/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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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许之先决条件，劝我承认，岂不更僵？(57)

「特委会」也连日会商，於十七日议决六项原则，坚持日军须在国

联监视下撤兵；将来两国交涉，也须在国联照拂下进行。(58)

迨廿六日〈币原五原则〉揭晓，国府终究仍以「不撤兵．不谈判」为词，

加以回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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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不撤兵何能商条件〉，天津《大公报》，1931年10月21日。

58 关于国际促谈以后，国府内部决策过程，分见〈顾维钧密电选〉（上），《民国档案

》1985：1，12~14；〈「特委会」第16次纪录〉、〈「中央政治会议」第294次速纪录〉，

李云汉、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62、196~197[/size]。

三、事变扩大时期

1、「主政者上前线」之表态

十月下旬以后，「九．一八」已非原来面目。日军动作频频、

国联处置又长期延宕；国府逐步体认「夜长梦多，殊堪忧虑」，(59)

「不抵抗政策」显然面临「图穷匕现」困境。所以十一月上、中旬间，

针对日军进犯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国府发出一连串「就地抵抗」

的督促、与代理省主席马占山「江桥战役」的嘉勉。(60)然而由於地

理悬隔，黑省战事，南京当局所能著力处甚少；欲求维系国内认同、

_______________

[size=1]

59 十月廿五日，国联「行政院」第二次会议闭幕翌日，顾维钧即致电张学良：「国联结

果，道德上固属胜利；实际成为僵局，未免令吾进退维谷。夜长梦多，殊堪忧虑」。

见〈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有亥电〉，〈顾维钧密电选〉（上），《民国档案》1985：

1，19。

60 按：十一月四至六日，日本关东军藉口修理「洮－昂铁路」嫩江铁桥，向齐齐哈尔挺

进，与马占山部发生激战，是为「江桥战役」。九日，南京「特委会」致电张学良，

敦促马氏，必须「坚守防地，尽力自卫」。蒋主席也於十二及十九日两度嘉勉，「为

国争光、威声远播」。分见〈「特委会」第35次会议纪录〉，李云汉、刘维开编，《国

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114；〈马占山自齐齐哈尔致蒋中正．十一月巧

电〉（1931年11月18日），《蒋档．革命文献拓影》12，92。[/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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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国际注意，仍有另觅强势作为的必要。

原本事变以来，学生群众即有「对日宣战」诉求。这类诉求初

始多系自发性、草根性，或基於民族主义情绪、或假於「人民外交」

迷思，而表现为未经政治体系「转换」（unmediated）的特徵。(61)

所以内容上，往往直觉性多於辩证性、道德性大於军事性。(62)

但也正因未经「转换」，朝野各军、政派系，虽时予呼应，多数利在「倒

蒋」、以困当局；执政柄权者，则无人主张。某些要员且对学运深

怀反感，「特委会」委员吴铁城至有干脆「将各大学改为军营」之

动议：至学生方面既再三请愿宣战，何妨即将各大学改为军营，即

日由政府派军官前往训练，一切皆用军法部署。(63)

因此，如何在不宣战、不扩大的考量之下，作出更强硬的姿态，

就成了国府亟需面对的两难。十一月十九日，蒋主席亲自於「宁方」

个别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上提案：如果与会代表愿意将该届

中央执、监委名额，全部退让予「粤方」，促成党内团结；他愿意

「自己亲到北方，站在国民前面去救国」。翌日，大会即作成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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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芝加哥大学伊斯顿（David Easton ）曾经提出所谓「未转换之输入

（unmediatedinputs ）概念，指涉群众对於灾难、危机等紧急状况的集中反应，

所导致具有感染力与传布力的政治诉求。这类诉求系直接由诉求者传达到当局，

并未经过各级政治掮客（intermediaries）的媒介。见David Easton,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 N.Y.:John Wiley & Sons, Inc., 1967), 88~89.

62 例如上海《申报》就曾刊出高冠吾等卅余名在野军人投书，除了强调所谓「我国十可

战」之外，无非诉诸「自决争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国历史何等久远、中国民族

何等伟大，奈何坐受凌辱、坐待宰割，不能自决、不能自救，而惟乞怜於他人。??

今日兵不撤，则我政府当立刻对日作战。政府不自决，则国民自决之。??彼暴日以

数日之间，侵占我数千里之领土，如此国交早已破裂、责任早有攸归，更何待於通牒、

更何待於宣战。自7决争存，此为一绝大之时机。舍此不图，噬脐莫及。」〈高冠吾等

论我国十可战〉，上海《申报》，1931年11月26、27日，第12版。

63〈「特委会」第59次纪录〉，李云汉、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

献》，174。[/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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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蒋中正同志速即北上，保卫国土、收回失地」。(64)

揆诸蒋意，此 案除了透过「亲征」，宣示政府对於黑省战事武

力抵抗的决心外；党内派系动态，应才是主要考量。稍早十一月七

日，上海「统一会议」达成协议：双方各於所在地，分别召开「四

全大会」；另为解决党争所造成的「党统」问题，下一（第四）届

中央执、监委员名额，扩增至一六○名，将过去历届中委全数纳入。(65)

派系妥协，至此已达紧要关头；如何凝聚共识、推动协议，成为

当局首要课题。所以蒋案用意，部分就在凭据「抵抗」的正当性，

摆平嫡系内部反弹，接受「上海协议」安排。

再者，粤方内部，胡汉民系与汪兆铭系积不相能，蒋亟图离间，

以「联汪制胡」。(66)

蒋案提出前一日，先已透过中间人「京沪卫戌司令长官」陈铭枢，

传达愿意出任「国防军总司令」、即日北上之

意；拉拢滞留上海、观望情势的汪兆铭、以及与汪亲近的前铁道部

长孙科，入京负责中央。陈铭枢回报谓：

钧座〔北上〕主张，汪先生极表同情。惟汪与哲生〔孙科〕

有「进退一致」之成约，未便单独行动。顷汪已急电哲生，

大意谓：钧座见国难日亟，愿自任「国防军总司令」，即日

出发。盼在汪、孙两人中，请一人担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

云云。以徵其同意。孙若同意，则汪先生依钧意入京负责；

孙不同意，则望以于右任先生代主席。汪个人可入京，并在

可能范围内， 约粤方同志取一致行动。孙电约明日可得

覆。??(67)

延至廿九日，蒋又有〈艳电〉公开表示：自己「急图北上」，希望(64)

提案与决议过程，分见蒋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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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

64〈对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词〉、〈中

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临时紧急动议〉，《革命文献》35，1240~1250。

65 沈云龙，〈广州「非常会议」的分裂与宁粤沪「四全代会」的合作〉，21~22。

66 十一月十八日，粤方「四全」在广州召开，会中胡系份子推翻原先由汪主导的「上海

协议」。汪遂於廿四日退出，另在上海自开「四全」，时称「沪方」、「沪选」。其

间曲折，参见张天任，《宁粤分裂之研究》（中坜：宏泰出版社，1992初版），137~145

。

67〈陈铭枢自上海致蒋中正．十一月巧午电〉（1931年11月18日），《蒋档．领袖特交文

电专案整理》，「渖阳事变」1，资料号20013548。[/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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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能「克日邀约就近之同志，先来指导」。再藉北上抗日之由，试

探两派合作可能。(68)

最后，国际方面，蒋案显然还有透过「战争边缘」的类似动作，

凸显远东危机、施压国联大会的作用。盖之前宁方「四全」已对外

宣言，「国民政府应速准备，实力收回东三省」；警告「中国忍耐

至今，已至最后之限度」，如果国联无法履行义务，则将「执行民

族生存自卫权」。(69)

所以蒋案一出，「特委会」立於廿日电告施肇

基，催促国联尽速将各决议案付诸实施，并派遣视察团前往黑垣调

查；否则待蒋北上，将有「造成非常状态」可能。宋子文也分头约

见英、美、法公使，告以斯旨；据称「三使颇为所动，惟表示希望

不致有此事实发生」云。(70)

然「亲征」之议，在经一度布署后，(71) 却悄然以终。论者指为张

学良有所「顾虑」，侧重「和平方法」，是以无成。(72) 实则当时表

示怀疑者，并不只张一人。天津《大公报》即直指，此案徒然自暴

「整个的政策之难知」而已：

两月以来，〔东北〕三省直接之军事当局，受责难甚烈。然

究之最高责任，在於政府。政府所决之国家整个的政策，毕

竟如何，不但关三省，并且关全国。??观数日来新闻电所

报告者：如「四全代会」决议，请蒋主席北上；如施代表向

国联提议，划锦州缓冲；如汪精卫氏谈，愿随张发奎军赴援

龙江。参合互照，足仗一般社会感觉，整个的政策之难知。(73)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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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蒋致汪精卫电〉，上海《申报》，1931年11月30日，二张六版。

69〈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宣言〉（1931年11月14日），《革命文献》35，1237。

70〈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号亥电〉（ 1931年11月20日），〈顾维钧密电选〉（上），

《民国档案》1985：1，23。

71 十一月廿三日，蒋一度致电张学良，谈及北上驻节与「警卫军」布署事宜。见〈蒋中

正致张学良．十一月漾电〉，《蒋档．革命文献拓影》12，94。

72 蒋永敬，〈顾维钧与「九一八」事变〉，收入李云汉、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

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686。

73〈望政府速决整个政策〉，天津《大公报》，1931年11月28日。按：当时表态上前线者

，除蒋之外，还有汪兆铭。后者於廿五日发表通电，表示将随张发奎第四军北上作战。[/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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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蒋之原意，「亲征」「重在对内」，只为「应付激昂之民

意起见，固属不能不有此举」。所以外交智囊如顾维钧等，亦表反

对，认为日本正欲借题发挥；一旦北上，「欧美之利於我者，尚未

可逆睹；而日本之有所藉口，则不可不事先预防」。至於国内，「主

席北上，如仅至北平，犹不足餍国人之意；若一至关外，则引起日

人反感，比较害多而利少」。(74)

迨〈艳电〉发表，党内大老李煜瀛、张人杰、吴敬恒，政府要

员何应钦、朱培德、邵元，乃至所欲拉拢的对象汪兆铭等，更加

同声反对。李致蒋电称：

今早静〔江，张人杰〕来此，精卫亦同坐，谈公致彼〔艳〕

电，仍有北行之意。渠谓：日本〔锦州〕撤兵，公更无须北

行；嘱电劝公，以勉〔免〕北行反引出枝节。弟亦以为日本

或图转圜，我方不宜高调至成僵局。??(75)

由於十一月底，日军曾一度自锦州外围后撤，两国关系似有转圜余

地；重以粤方加紧「逼宫」，蒋随於十二月十五日宣告下野。「亲

征」选项，遂乃不了了之。

2、「锦州中立区」之失败

正当国内各方主政者纷然表态，宣言北上抗敌之际，十一月十

二日，日军已向黑龙江省发起攻击，十九日进入齐齐哈尔。至此，

见〈汪电退席代表〉，上海《申报》，1931年11月26日，三张九版。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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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稿．漾戌电〉（ 1931年11月23日），〈顾维钧密电选〉（下），

《民国档案》1985：2，3。

75〈李煜瀛自上海致蒋中正．十二月东电〉（1931年12月1日），《蒋档．领袖特交文电

专案整理》「淞沪事件」2，资料号20014025。李稍早另有一电，同样提及众人反对之

意：「何〔应钦〕、朱〔培德〕、邵〔元〕诸同志来谈尊意，同与精卫交换意见后，

弟以告吴〔敬恒〕先生。公以为：公〔蒋〕本无北行或辞职之必要；但公若已决定下

野，亦无可如何」云。见〈李煜瀛自上海致蒋中正．十一月宥电〉（1931年11月26日），

《蒋档．领袖特交文电专案整理》，「淞沪事件」1，资料号20013883。[/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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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省只余锦州一隅为中国所有，成为主权象徵。(76)包括「东北

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均设行署於此办公。

当然，对於急欲一统东北、以建傀儡的日本关东军，自是不容

中国鼾睡榻旁。因此继十月八日，日机首度轰炸之后；十一月廿七

日，关东军一度逼近该城。最后只因引发美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的强烈不满，致电诘问币原。(77)关东军才在东京参谋本部

的重大压力之下，暂停前进。这是「九．一八」以来，日本阃外军人

首次、也是最后一次，服从中央命令。(78)

鉴於锦州危机迫在眉睫，已代理外交部长的顾维钧，廿四日紧

急会晤美、英、法公使，提出其「中立区」的构想：如果三国愿意

担保，日军不向锦州－山海关地区进兵、且不干扰中国行政及警察

权，则现有驻军可以撤至山海关。以期隔离双方、避免冲突，并阻

绝日方进一步企图，等待调停结果。(79)翌日，施肇基提报国联「行

政院」，要求「立采必要步骤，在中－日屯驻军队之间，划出一中

立区。在行政院权力之下，由英、法、义等国中立军队驻防」。(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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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锦州存在的意义，宋子文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曾有陈词：「现在锦州已成为东三省

最后的一个根据地；锦州如失了，则东三省便完全没有了。所以锦州是很重要的」。

见〈中央政治会议第297次速纪录〉，李云汉、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

之重要文献》，204。

77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Japan,1931~41 Vol.1 (Washington, 1943), pp.50~51。事实上，事变以来，各国

对於华府史汀生动向的注意，远超过对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会议。但史氏始终顾

虑过度干预，反将危及「币原外交」在日本国内威信；并且坚持，纠纷处理，应由

国联带头。故延宕至今，才首度回应。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1933~1938 (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 Press,

1964), 1~16.

78 当时由於顾虑关东军冒进，可能引致国际经济制裁，东京参谋本部只得以天皇之名，

一夜连颁四道「临参委命」，制止前线。见《太平洋战争道》2，「满洲事变」，

91~96。

79〈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敬亥电〉（ 1931年11月24日），〈顾维钧密电选〉（下），

《民国档案》1985：2，4；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1，422。

80 韦罗贝著，薛寿衡等译，《中日纠纷与国联》，141。[/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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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策分析而言，「锦州中立区」计划，原本只是某种危机处

理的临时措施。故其决策，系仅由「特委会」几位核心成员，蒋主

席、戴传贤、宋子文、颜惠庆与顾维钧，仓促作成。至其用意，则

在试探各国意愿。(81)因此提出前，不但未及整合共识，内容亦有未

尽周延之处。对於「中立区」划设，究竟是「一条线」、还是「一

个区」？是属於「临时措施」、还是「常设区域」？是否作为日后

纠纷处理通例？是否影响东三省主权存续？乃至国联、列强支持与

否？国人态度接受与否？都未及评估。(82)结果讯息一经释出，立即

引来轩然大波。首先是国内舆论的群起挞伐。计划於国联披露翌日，

天津《大公报》即以「一辱再辱，国且不国」，鸣鼓攻之：

至於今日，一辱再辱，国且不国。应守之土，而不敢自认其

兵力集中；主权所在，而竟至自请画「中立地域」。(83)

学生群众反应更形激烈。上海各校学生廿六日群聚国府请愿；至有

横卧门前，要求蒋主席，亲笔承诺对内团结、北上御侮者。十二月

以后，学运达到高潮。北平、济南学生占领车站，瘫痪交通；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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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关于该计划的决策过程，顾维钧曾於十二月二日专电向张学良解释：「??至向三国

公使所提之办法，当时曾声明：系为探询各该国政府意见；如认为可行，再由吾方正

式提议。嗣因三国政府对担保一层，均不允可，故迄未正式提出〔国联〕。日方以驻

日法大使之误解巴黎白〔里安〕氏训令，竟认为吾方提案，未免故意装聋。」见〈顾

维钧等致张学良电稿．冬午电〉（1931年12月2日），〈顾维钧密电选〉（下），《民

国档案》1985：2，8。

82 所以在十二月二日，国民党权力核心的「中央政治会议」上，此一计划遭到严重质疑

。中常委们就各项疑点，发言盈廷。见〈中央政治会议第297次速纪录〉，李云汉、刘维

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201~214。顾维钧日后也指出：党内

派系干扰，是计划失败重要原因，目的在逼蒋下台。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1，

422。

83〈粤会波折感言〉，天津《大公报》，1931年11月27日。[/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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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捣毁党部、包围市长张群，市区戒严。(84)

其次，国际反应亦不如预期。国联「行政院」於十一月廿六日

秘密会议之后，以「各国驻军不敷分布」为由，拒绝中国「派兵驻

防中立区」的申请；(85)

而仅代以「视察员」派遣方案，任务限於考

察，是否有建立「中立区」，以阻止两国冲突之可能。各国代表私

下甚至力劝施肇基，敦促南京片面撤军、接受日方对案。(86)面对新

一波「促谈」压力，国府虽於廿七日覆文，接受「视察员」赴锦，

实则不无「骑虎难下」之感。十二月二日，面对党内质疑，蒋主席

表示，「现在不好说不要中立区」：

我们对「国际联合会」已说了出去，现在不好说不要中立区。

其实如果中立国派不出军队，中立区便不能存在；中立区不

成立，我们仍旧可以抵抗的，我们并不吃亏。如有中立团体

来保证日本不再进攻，我们可以划缓冲地带。(87)

然而，最令南京困窘的，恐怕莫过此案意外为日方「作」了一

个球。久谋「直接交涉」的日本政府，竟於获悉「中立区」构想之

后，以「打蛇随棍上」之势，多方诱迫国府就范。币原十一月廿五

日自驻日法使马提尔（Damien de Martel）处，得知顾维钧之表示。

廿七日，即向日内瓦白里安提出对案：

日本政府在原则上可以声明：如中国军队，按照新近中国政

府由法国政府所作之提议，自锦州撤至山海关以西；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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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国闻周报》8卷48~49期（1931，北平），「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张群旋於翌日向

蒋辞职，见〈张群自上海致蒋中正．十二月蒸电〉（1931年12月10日），《蒋档．领袖特交

文电专案整理》，「淞沪事件」2，资料号20014238。

85〈顾维钧等致张学良电稿．冬午电〉（1931年12月2日），〈顾维钧密电选〉（下），

《民国档案》1985：2，8。

86 韦罗贝著，薛寿衡等译，《中日纠纷与国联》，143~144。廿六日，顾维钧在南京会晤

美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后者亦曾出示史汀生训令，希望中国自动撤军，以

避冲突。至於「担保」一事，则绝口不提。见〈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宥亥电〉（1931

年11月26日），〈顾维钧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2，5。

87〈中央政治会议第297次速纪录〉，李云汉、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

重要文献》，203~204。[/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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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除华北日侨生命、财产、及当地〔日本〕驻军之安全，

受严重急迫之妨害外，决不侵入华军退出之区域。(88)

原本试探性质的临时提案，一变而为法国出面的正式斡旋。日本驻

南京领事上村伸一、驻北平参事矢野真，且同时於廿八日，煞有介

事地找上国府外交部、以及北平张学良处；驻华公使重光葵更自十

二月二日起，连续三度与顾维钧洽谈。重点皆在咬定华方，曾经「承

诺」自锦州撤军。(89)

日方对案，国府自是不愿接受。因为顾氏原案，著重「列强担

保」、「中立军驻防」；而日方对案，却要求中国片面撤军；且仅

「原则上」不进入「中立区」，保留日后华北动乱之自由行动权。(90)

但对於彼等外交攻势，国府则显得招架乏力。外电报导、对手宣扬、

再加上双方会谈的大动作，使得「直接交涉」之疑云、「承诺撤军」

之谣言，先已在国内泼酵，形成决策压力。顾维钧面对群众骚扰、

施肇基遭到华侨殴辱，双双於十二月五日请辞。

国府不得已，乃於四日通知国联：绝不接受日方对案、锦州驻

军也不撤退；(91)

八日特为发表〈告全国学生书〉，郑重声明「政府

绝未有锦州设中立区、直接交涉、天津共管等之主张」。(92)「锦州

中立区」选项，至此胎死腹中；有待日后上海、滦东等「非军事区」

的划设，才又转型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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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按：廿五日施肇基提报国联，有关「中立区」计划后，白里安裁定，向两国徵询接受

「视察员」的意愿。日方乃在拒绝之余，藉机提出对案。见韦罗贝著，薛寿衡等译，

《中日纠纷与国联》，143。

89 日领、参事会谈内容，可见〈张学良致蒋介石．艳丑电〉（1931年11月29日），〈顾

维钧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2，6~7；重光－顾氏会谈，参见（日本）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满州事变》第1卷第2册（东京：编者印行，1977），

445~448。

90〈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稿．艳亥电〉（1931年11月29日），〈顾维钧密电选〉（下），

《民国档案》1985：2，7。

91 南京《中央日报》，1931年12月5日。

92〈国民政府为御侮救国对全国学生通告〉，《革命文献》35，1272~1273。[/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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