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转贴】对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的一些看法 -- 梦里依稀

四、孙科主政期

1、「对日绝交」之提出

「主政者上前线」、「锦州中立区」等选项先后受挫，适足暴

露国府对日政策的左支右绌。所以十一月中旬以后，舆论迭有疾呼

当局「亟宜宣布对日整个方针」者：

中国在此和、战两难之环境中，必须决定自主的政策，以诱

导国际形势、以窥察日本决心、以之备和即备战。此无他，

即自行宣布对日外交之整个的原则是也！ 中国今日，立

於存亡兴废之歧路，对於此一大问题，亟应向世界宣布其整

个的、最后的意见，使世界人士，洞明中国具体的对日方针。

日本而承认，当然可和；日本不承认，终於必战。(93)

然而此时，国府决策体系已因持续的群众骚动与派系纷扰，陷

入无法回应的困境。权力中枢如国民政府、行政院、乃至中央党部，

罢课请愿行列遍布内外，人员几於无办事之地、无进出之隙。(94)

外交部长先有王正廷、后有顾维钧；教育部门则广东、浙江、山西三

省教育厅长，北京、中央、中山三所大学校长，相继请辞。十二月

十一日，在无法重组教育部的情况下，国府另行成立「特别教育委

员会」，由蔡元培负责学生请愿运动。(95)结果十五日，蔡在出见学

生代表时，又与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同遭殴辱。(96)

混乱的高潮，出现在蒋中正十五日辞去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

务之后。尽管宁（蒋）、粤（胡）、沪（汪）三方随即召开国民党

「四届一中全会」，推举林森继任主席、孙科担任行政院长，但派

系互动显然已陷僵局。宁方刻意对以粤人为主的新内阁坚壁清野，(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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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中国亟宜宣布对日整个方针〉，天津《大公报》，1931年12月6日。

94 戴传贤，〈题民国二十年外交三文件〉、收入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1（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出版，1959初版），381。

95 John Israel（易社强）,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Press, 1966), 75.

96〈学生示威暴动〉，《国闻周报》8：50（1931），「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9。

97 据统计：孙科内阁中，行政院正、副院长暨十二位部会首长中，有九位是粤人。见陈

锡璋，《广州枢府史话》（台南：作者自刊，1974初版），471。所以时属宁方的考试

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邵元，十二月廿五日记曰：「午聚餐於『励志社』，讨论

本届政府人员人选问题。佥以吾方愈少加入愈佳，不与计较」。邵元著，王仰清、

许映湖注，《邵元日记》，810。[/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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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身当前敌的陆海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总绾对日事务的署理外交

部长顾维钧、以及肩负筹款重任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相率挂冠求去。

从各部部长到重要员司，无论辞呈批准与否，也都一走了之。其中

财政部更连简任人员、科署长等事务官吏，全体总辞；不待交接，

即不到部办公。孙科求助原实业部长孔祥熙接掌该部，亦遭拒绝。

宁方之外，汪兆铭及胡汉民亦皆消极以对。按孙科之出线，原

系蒋、汪笼络的结果。十一月廿九日，汪致电孙，许以行政院长职。

陈铭枢向蒋报告谓：

汪电哲生〔孙科〕，大意叙述钧座〔蒋〕辞职决心、辞职后

过渡办法、及钧座必须〔欲〕汪、孙担任主席及行政院长之

意。〔汪电〕并云：弟〔汪〕意：主席应以年高德劭为宜；

为全党团结便利计，弟绝不敢担任。惟行政院长，真如〔陈

铭枢〕只允暂任过渡，弟已代兄〔孙〕答应。益一则介石同

志既属望我两人，始放心卸责，不宜峻却；二则真如亦非兄

答应，不肯暂任过渡也。??(98)

不料临事，蒋、汪两人却蓄意放手，均未出席「一中全会」；而胡

汉民则始终不愿入京，在粤自组局面。(99)三巨头天各一方、合而不

作，形成了政治僵局。

实力人物的抵制，使得派系共识持续难产，外交方针自乏新意。虽

然「一中全会」前后，锦州军情告急、大言壮语盈廷；(100)多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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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陈铭枢自上海致蒋中正．十一月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蒋档．领袖特

交文电专案整理》，「淞沪事件」1，资料号20013976。

99 蒋辞职前夕，负责在港、穗收集情报的杨永泰，就向其报告：「胡语粤当局：无论和

议成否，彼不赴京，当留粤一年。纵和〔议〕成，西南各省『政务委会』、『军事分

会』必组织。」是则早在孙科就任前，蒋已知胡动向矣。见〈陈群自上海致蒋中正．

十二月删电〉（1931年12月15日），《蒋档．领袖特交文电专案整理》，「淞沪事件」

2，资料号20014318。

100 例如中央执行委员□锡山在会中提出「派遣十万大军死守锦州」案、冯玉祥提出「以

武力收复东北失地」案，粤选候补中执委梁寒操会后也有在锦州设置「收复失地委员

会」等主张。参见〈阎锡山等提案，整师死守锦州〉，上海《申报》，1931年12月25

日，一张四版；〈政府应付〉，《国闻周报》9卷2期（1931），「一周间国内外大事

述评」，5。[/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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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仍主审慎，循外交正轨办理。(101)前外交部长伍朝枢代理「特委会」

主委后，向全会提交《关于外交方针案》三条，则连粤方自选的候

补中央执行委员梁寒操都批评，「没有能使民众满足的地方」。(102)

延至廿一年元月二日，锦州失守；八日，在美国「不承认主义」

照会的激励之下，孙阁外长陈友仁终於推出所谓「对日绝交」方案，

希望藉此唤起国际注意，迫使《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各国召

开会议，解决东北问题。(103)不过陈氏显然无意於「战争边缘」策略；

为了表达中国只求和平解决、并不准备开战的诚意，据说他还主张，

将所有军队都开往江西，去打共产党云。(104)

如此矛盾，自不免使催生「对日整个方针」已久的言论界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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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中国青年军人社编著，《反蒋运动史》（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重排初版，）（下），519。

102 按：伍氏所提三条方针，概为：（一）竭力从外交方面活动，防制日本侵略扩大；

（二）日军侵扰，守土军队应实行正当防卫；（三）即日进行收复东三省失地，使之隶属中

央管治。内容实无超越旧政府先前所研拟者。故「侨委会」委员长吴铁城亦有「空空

洞洞」之批评。俱见〈「中央政治会议」第300次速纪录〉，李云汉、刘维开编，《国

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212、217。

103 一月九日，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奉化蒋先生处，提及前一日「中央谈话会」决策；「

昨晚『中央谈话会』拟定四种对日方针：先援引《国联盟约》第十六条，使联盟国对日

经济封锁；应用国际上外交方式，制止日军暴行；要求九国召集会议，制止破坏远东

和平之日本；宣布中－日断绝邦交，唤起世界注意。外部昨接美国分致中、日〔不承

认主义〕照会，词极严正。因此我方或即采行第四种办法。哲生今日或来奉〔化〕，

其希望钧座与汪、胡来京，主持大计。」见〈何应钦自南京致蒋中正．一月佳午电〉

（1932年1月9日），《蒋档．革命文献拓影》12，112；另见〈陈友仁辞呈〉，天津《大

公报》，1932年1月26日，一张三版。

104〈「中央政治会议」第24次「临时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8日）。转引自李云汉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总统的对日政策〉，《师大学报》21（1976年4月，台北），

13。[/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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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天津《大公报》即质疑此一选项在执行上的可能性。毕竟以

两国经济关系之复杂、日方对华渗透之广泛，全面绝交，恐怕欲办

不得：

以今日情势而宣布绝交，则第一必须考虑如何能贯彻「绝交」

之令。盖「绝交」之义，当然系撤去使领、收管租界。然彼

不允撤、不允管则如何？政府有无强制执行之方法及其准

备？此首应解决者也。

况且，「绝交」常为「宣战」之先声，不准备宣战，何能轻言绝交：

大抵事实上「绝交」之宣布，将至入於交战状态；纵不至此，

然吾国如不能使绝交之宣布有效执行，是绝交为空文，徒使

日本得寻□各处之便利；且诿责中国，以杜各国发言。??

是以应绝交、应为自卫而宣战者，理也；不能宣战，便不能

绝交者，势也。

从而责论此案为「卤莽灭裂之举动」、「较之主张宣战，尤为疏漏矣」。

(105)而原本还远游托疾、屡请不出的蒋中正、汪兆铭两人，也相率

提出批评。蒋於十一日公开讲演，直指「绝交者，绝路也」；(106)

私下则电覆何应钦等人，认为「对日绝交」，须先与俄复交；但后者

将使欧、美列强疏离，故策不可行：

此时我国地位若「战而不宣」，尚犹可言；如绝交，即为「宣

而不战」，则国必危。正以对俄复交，则列强对我不但不助，

而且反而助日。故东三省问题未决之前，如对俄复交，则不

止断送满、蒙，是乃断送全国也。(107)

接著十六日，蒋－汪会於杭州，合作关系正式浮现；十八日，孙科

移樽就教，汪氏诸人也面达反对「绝交」立场 (108)。陈、孙二人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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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论绝交〉，天津《大公报》，1932年1月17日。

106 蒋中正，〈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1932年1月11日），《史料初编．绪编》1，320。

107〈蒋中正致何应钦、朱培德、陈果夫．一月灰电〉（1932年1月10日），《蒋档．革命

文献拓影》14，「统一时期．蒋主席下野与再起」，64。

108〈「中央政治会议」第24次「临时会议」速记录〉，转引自李云汉，〈「九．一八」

事变前后蒋总统的对日政策〉，13。[/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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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不及一月的孙科内阁，又告结束。随即「一．二八」事变爆发，

对日政策开始峰回路转。

2、「锦州抗战」的落空

孙科内阁时期，除了要面对党内派系的纵横捭阖之外；外交上

最大难题，就是锦州防卫的困境。而於此，势不能不回顾，当时负

责该地防务的张学良，自「九．一八」以来，在对日决策过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功过问题。

事实上，从民国十七年底「东北易帜」起，张学良就一直是蒋

在政治竞技场上的派系同盟。包括十八年「中东路事件」、十九年

「中原大战」，台面下固然不免尔虞我诈的「内交」互动；但大体

上，「东北军」最后总是出以「支持中央」；而蒋地位的巩固，也

著实得力於张不少。所以曾在「中原大战」落败的汪系大将陈公博，

就不无恨意地形容蒋－张之间：

他和张汉卿的关系，比什么都密切。张汉卿自从举兵入关，

摧破「扩大会议」，蒋先生当他是中兴的功臣。并且听说，

张汉卿的夫人于凤至曾拜宋老太太作乾娘；社会上又久已传

闻，说张汉卿要聘孔庸之〔祥熙〕的小姐作媳妇。这样差不

多等於君主时代，立中兴之功，兼外戚之贵。(110)

这样的利益结合关系，一直维持到「九．一八」之后，仍未稍

变。所以一般「九．一八」论述，经常有意无意，视两人为敌

体，不归「抑张扬蒋」，即归「抑蒋扬张」，实皆有商榷必要。

两人此一时期的公私关系与决策互动，实要较外界想像密切。

欲言历史责任，不应有所厚薄。

对於「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同意了现地「不予抵抗」的安排；

但对於中央「不撤兵．不谈判」、以及「依赖国联」等处置，则不

以为然；而倾向与日方「直接交涉」。九月底，他派副手万福麟等

入京谒蒋，表示「完全听中央主持」；惟希望「不要失去迅速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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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陈孙相继辞职〉，《国闻周报》9卷6期（1932），「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3。

110 陈公博原著，赵令扬、李锷、汪瑞炯编注，《苦笑录──陈公博回忆，1925~1936》

（香港：香港大学，1979初版），362。[/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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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解决之机会」。(111)十月六日，蒋覆电进行说服：

如果日方於接洽撤兵之际、或对蒋〔作宾，驻日〕公使有希

望交涉之表示，我方自可迎机与之谈判。否则我愈著急，彼

愈蛮横，不仅无补危机，且恐益1陷绝境。??盖国联虽不可

尽恃，亦非尽不可恃。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尽力於使国联

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少

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於此。(112)

具体点出了「不抵抗政策」下，两人歧异之处。(113)然虽如此，张在

整个「政策空窗期」中，尤其是在宁－粤双方的纠葛争执上，依旧

扮演了蒋的盟友角色。

可是另一方面，对於锦州的防卫问题，张学良却明显消极。究其原因，一则可能无

所谓於该地的主权象徵意义；(114) 二则南京中央对於东北危机，也始终未能定出

明确政策；(115) 三则「九．一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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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特委会」第1次会议纪录〉（1931年9月30日）。李云汉、刘维开编，《国民政府

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4。

112〈蒋中正自南京致张学良．十月鱼电〉（1931年10月6日〉，《蒋档．革命文献拓影》

12，53。

113 由此对照日后，蒋在〈敌乎？友乎？〉一文中所自承，「九．一八」初期有「迟回却

顾」、「步步错过」之失，则似乎反证，张氏此时「迅速解决」的主张，可能才是更

正确的选项。而这，或许也是若干习惯将张定性为「率尔行事」之论述，需要重新加

以思考的是非功过问题。参照刘维开，《战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12。

114 十一月廿五日，日军首度迫近锦州，顾维钧即自南京转达蒋嘱，锦州「关系东省存亡

甚巨」，「请兄特加重注」：「弟意1：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

东省全归掌握，彼於『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

存亡甚巨。??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

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与今晨『外委会』讨论，众意佥同。顷见

蒋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张，嘱电请兄特加重注。」似已早见张氏放弃锦州的倾向。〈顾

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稿．有亥电〉（1931年11月25日），〈顾维钧密电选〉（下），

《民国档案》1985：2，4。

115 十一月廿八日，顾维钧在「特委会」上，即直言中央应速定方针，俾「与地方共同负

责」：「弟钧谓：近日天津情形，日方调军遣舰，形势严重。??设使津局动摇，不

特锦州后路断绝，北平亦复可危。现除运用国际牵制，冀免危局外；似当由中央政府

决定方针，电告张副司令，授以机宜。俾政府与地方共同负责，应请公同讨论；否则，

张副司令身当其冲，责任重大，应付不免踌蹰。」〈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稿．俭申

电〉（1931年11月28日），〈顾维钧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2，6。电

文所谓「天津情形」，系指廿六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谋劫

持溥仪，所制造之「天津事件」。[/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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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丧失原有地盘，张学良正面临财政困难；(116)四则粮饷不

继，难免影响所部士气。(117)所以廿一年元旦，锦州失守前夕，张即

致奉化蒋先生〈东亥电〉，明白「预告」：

日军肆虐有加无已，近且大举西来，三路攻锦。良已督饬前

方部队极力死守。该□平原旷野，无险可恃，日军陆、空联

合进攻，我必四面受敌。??总之，锦州情况危急万分，我

为发扬民族爱国情神，自必血战死守。右盼〔？〕地势、敌

我实力之种种关系，终难坚持到底；在战略上亦非决战之地。

事实俱在，无庸讳言。??倘中央能於最近期内，求有解决

办法，则此一线生机，或可保存；否则外无实力应援，纵此

一隅之师全部牺牲，实亦无补艰危者也。??

故此，锦州危机期间，张学良始终怀疑国联能力，倾向「直接

交涉」、主动撤军。南京提出「中立区」计划后，日本驻平参事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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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十一月十二日，顾维钧曾代张向宋子文告窘，会后报告结果：「下午晤子文兄，面交

尊函，并告以吾兄近来困难情形，请其赶紧设法。渠颇表同情，并云：近因公债无从再发，

中央财政亦感艰窘；现拟商由银行垫现，以资接济。故新组之『财政委员会』定十五日开

会，与银行代表等商议每月所需最低数目。如能成议，当可垫款。届时兄处所需，渠必竭力

拨助。」〈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文酉电〉（1931年11月12日），〈顾维钧密电选〉

（上），《民国档案》1985：1，21。

117 黄郛夫人沈亦云即坦言：「阎、冯战〔中原大战〕后的北方，大部成为『东北军』世

界。『九．一八』后，自北方归者，论晋军尚属可望，奉军不可救药。然中央无法、

亦不敢开罪失土之疆吏。」或见东北军士气之低落。沈亦云，《亦云回忆》，443。故

据云锦州失陷以后，东北军代表还对外表示：「饷项械弹均无接济，如何作战？中央

仅下令死守，岂欲军士徒手搏敌耶？」见腾霞，〈辽西沦陷，国难无已〉，《国闻周

报》9：3（1932年1月11日），6。

118〈张学良自北平致蒋中正．一月东亥电〉（1932年1月1日），《蒋档．领袖特交文电

专案整理》，「渖阳事变」1，资料号21004590。[/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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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真於十一月廿八日来谒洽商，张即乘机表示：虽未获训令，「惟

个人对此亦颇赞成」；并当场提出对案。此后日方极力说服张学良：

避免锦州冲突，是其切身利害攸关；又系地方局部问题，应该就地

解决云云。甚且招请前东北参议汤尔和进行游说。张显为所动，乃迳於

十二月七日首肯，自锦州撤军。(119)

「北平会谈」，蒋主席应有所闻，甚或是默许的；然对於「主

动撤军」一节，则期期以为不可。张同意撤军的翌日清晨，曾向其

报告，外交方面，已「临机决定处理办法之一部」，希望双方中间

人熊式辉，能够速行北上：

外交情势愈益紧张，业由〔学〕良处临机决定处理办法之一

部；但全盘方略仍待筹商。请迅嘱天翼〔熊式辉〕即日北来，

免失机宜。

蒋覆电初仅表示，待熊摒挡一切，即行趋候。言下似无意外之感。

但稍后又急电，「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翌日并告以「航空第

一队已令其限三日内到平，归〔张〕副司令指挥」。(120)

惟据信年底之前，前线驻军仍有相当部分已移入关内。)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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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日本外交文书．满州事变》第1卷第2册，219。

120〈张学良致蒋中正．十二月庚丑电〉（1931年12月8日）、〈蒋中正致张学良．十二月

佳电〉（1931年12月9日），《蒋档．革命文献拓影》12，104~106。

121 关于锦州撤军事宜，张曾於九日再催熊式辉北上：「锦方军事现正详密

考虑。〔学〕良有难言之苦痛，急盼天翼兄迅即北来，以便商洽一切」。见〈张学良

致蒋中正．十二月佳戌电〉（1931年12月9日），《蒋档．领袖特交文电专案整理》，

「淞沪事件」2，资料号20014204。其中所谓「难言之苦痛」，或即日本驻平助理武官

永津佐比重所得情报，谓彼时华北军阀阎锡山、韩复等人，有乘机进攻北平之谣；同

时「东北军」内部反张势力，亦有崛起之势。故张撤军入关，以资戒备。见《太平洋

战争道》2， 「满洲事变」，110~111。至於锦州驻军最终位置，张在廿一年

元旦致蒋的〈东亥电〉中，曾有详述：「骑兵第三旅全旅、警备队约八千警察、及公

安队约三千，驻锦县城内及附近一带；第廿旅全旅，驻女儿河附近；第十九旅全旅，

驻绥中附近；第九旅全旅，驻万家屯、山海关附近。至第十二旅已调驻滦州、昌黎一

带，用以戒备后方。」其中第九、十二、十九、廿各旅，似皆由锦州后调者。十二旅

且担负「戒备后方」任务，似又证永津情报之非空穴来风。〈张学良自北平致蒋中正．

一月东亥电〉，《蒋档．领袖特交文电专案整理》，「渖阳事变」1，资料号21004590。

另参考熊正平，〈渖阳、锦州沦陷纪略〉，《文史资料选辑》6（北京：中国文史出版

社，1986初版），14。[/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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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尽管十二月下旬，孙科内阁在南京「一中全会」上再三声

言，「守土军队应实行正当防卫」，实则粤－张双方关系恶劣。「中

原大战」旧恨未消；上海「统一会议」又始终以蒋、张为敌；粤方

「四全大会」曾发「查办张学良」通电；「一中全会」又决议命张

「戴罪图功」。(122)故迨廿五日，日军总攻锦州之际，张即藉机致电

孙阁，索饷索械，似意在予其难堪。(123)粤方只得由前广东省主席李

济琛出面「内交」，透过辞职在沪的顾维钧进行笼络。(124)不过为时

已晚，非但锦州早经撤军，张亦无意奉孙科号令。后者虽两度训令

「积极抵抗」，(125)锦州仍於翌年一月二日失守。讽刺的是，失守当

天下午，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孙阁副揆陈铭枢仍作报告，指

卅日以后，即无前线消息；锦州撤守，系外国通讯社传说，张氏「并

未有所提及」云。(126)

3、「政策空窗期」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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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统一会议」中，粤方曾经明白表示「对人重於对事」，目标除蒋主席之外，即为张

学良。见梁敬□，《九一八事变史述》，131；至「查办张学良」通电事，见〈顾维钧等

致张学良电稿．漾午电〉（1931年11月23日），〈顾维钧密电选〉（上），《民国档

案》1985：1，63~64；「戴罪图功」事，则见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反蒋运动史》，

520。

123 张电：「火速饬拨现款百万元，用发目前火食饷需；??并请速拨枪弹某口径者一千

六百万发、某口径者八百万粒；某生的重炮弹一万发、某生的野炮弹七万发、某生的

某野炮弹三万发、某生的野炮弹八万发、某生的某山炮弹三万发、某英寸迫击炮弹二

十三万发；步枪一万枝。所有弹款，务请於一星期内发到；而子弹需用最急，尤请日

内照拨??」云云，内容需求明显异乎寻常，目的应在困窘粤方。见《革命文献》34，

1122。

124〈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稿．宥亥电〉（1931年12月26日），〈顾维钧密电选〉（下）

，《民国档案》1985：2，16~17。

125〈国民政府令张学良主任对日军攻锦应积极抵抗电〉，《史料初编．绪编》1，313。

126〈「中央政治会议」第21次「临时会议」速纪录〉，李云汉、刘维开，《国民政府处

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218。[/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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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空窗期」的结束，大抵可以廿一年一月下旬，「蒋－汪

合作」的出现、以及「一．二八」的爆发，做为两项指标。前者既

使派系牵掣的局面，得到相对的缓和；后者则不啻成为新政府的政

策实验场，为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新选项，逐步累积经

验与共识。

按「蒋－汪合作」的酝酿，为时较一般所知更早。至迟廿年十

月中旬，上海「统一会议」前，蒋已透过前「军政府」广东省长杨

永泰，私下在香港与汪系取得联系。(127)之后蒋即频释善意，希汪入

京，以期「联汪制胡」，抵销粤方促其下野的压力。「主政者上前

线」提案是其一、(128)汪派於上海独立召开「四全大会」是其二、(129)

「沪选」中委跻身「四届一中全会」是其三，(130)惟汪始终未明确表态。

陈铭枢告蒋，汪派图以「第三者」立场，在宁、粤之间待价而沽：

汪派大都主张，汪仍主持第三者态度，〔陈〕璧君〔汪妻〕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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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十月十九日，蒋手令张群，转告在港的杨永泰，与汪系接洽：「上海张市

长。〈巧电〉悉。请畅〔卿〕兄可与汪方在港人接洽，暂时留港可也。中。皓。」〈张

群自上海致蒋中正．十月巧电〉（1931年10月18日），《蒋档．革命文献拓影》14，33。

另据陈公博的说法，早在其十月初自欧返港之前，另一汪系大将顾孟余，可能已与宋子

文有所接触。见陈公博著，赵令扬、李锷、汪瑞炯编注，《苦笑录──陈公博回忆，

11925~1936》，266~267。

128 参见〈陈铭枢自上海致蒋中正．十一月巧午电〉（ 1931年11月18日），「渖阳事变

」1，资料号20013548；〈蒋致汪精卫电〉，上海《申报》，1931年11月30日，二张六版。

129 按：汪－胡决裂之后，汪系即於十二月三日假上海「大世界」游乐场，自行选出四届

中委十名、候补委员十四名。惟该会场主人，乃法租界捕房高等顾问黄金荣。黄氏与

蒋关系密切，当日且亲力亲为，在场指挥。相信系得宁方协力。上海《申报》，1931

年12月4日，三张十版。

130 十一月廿六日，汪系退出粤方「四全」之后，宁方代表李煜瀛即向蒋报告晤汪结果：

「汪又谓：汪派退出之代表，可举廿四人，蹙〔？补〕实中委，履行〔「统一会议」〕

和议事。至於今，惟有联汪制胡。望卓裁。煜瀛叩。宥印。」〈李煜瀛自上海致蒋中

正．十一月宥电〉（1931年11月26日），《蒋档．领袖特交文电专案整理》，「淞沪

事件」1，资料号20013883。所以十二月十九日，蒋在南京邀宴新任「中央委员」，沪

选委员亦得入列，即以示事实上之默认。见沈云龙，〈广州「非常会议」的分裂与宁

粤沪「四全代会」的合作〉，23。[/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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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尤力。枢测汪意，不愿失枢〔革？〕命者的立场，未以

然为。惟在政治上，能与钧座居同等之地位，则对内、对外，

方免受名义上无稽之责难，所以迟迟不决者以此。国势至此，

非急转直下，得汪等坦然入京，并使粤失其攻击之藉口，以

团结内部，则无以挽救危局。??(131)

所以两人合作的真正实现，需延至翌年一月中旬。主要关键，

殆因孙科亟欲改采「积极政策」，以谋突破政治僵局：於政成立「特

务委员会」，代替蒋、汪、胡三巨头，处理紧急政务；於军起用冯

玉祥等人，组织「军事委员会」；(132)於财政有「停付公债本息」之

议；(133)於外交则推动「对日绝交」。凡此，均属政策、人事上之重

大变革，自对蒋、汪派系形成压力。包括国民党秘书长叶楚伧等宁

方成员，即向蒋告急：

哲生等提议组「特务委员会」，昨晚讨论至五小时。探其意

志，将乘三常委未到时，决定「对日绝交」、「停付公债」

决〔绝〕种亡国政策，同人等坚决拒之。至「特〔务〕会」

拟删其职权，暂予容纳。如何？乞示。

蒋也以手令表达坚决反对之意。(134)旋十六日，蒋－汪於杭州会晤，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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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陈铭枢自上海致蒋中正．十一月有亥电〉（1931年11月25日），《蒋档．领袖特交

文电专案整理》，「淞沪事件」2，资料号20013849。

132 由一月九日，何应钦致蒋电，即不难窥见，成立「军委会」一案，对蒋、汪的敏感度

：「孟潇〔唐生智，汪系〕来称：汪先生说：（一）德邻〔李宗仁〕、任潮〔李济琛〕

日内来京，拟向『政治会议』提议，设『军委会』；??等语。冯〔玉祥〕与粤〔系〕

勾结云深，中央设『军委会』，职拟表示反对；??职意：汪、孙既对钧座表示好感，

汪到京后，即请钧座毅然莅京主持大计。否则职亦想引退山林。」〈何应钦自南京致

蒋中正．一月青酉电〉（1932年1月9日），《蒋档．革命文献拓影》14，63。

133 按：孙科鉴於财政入不敷出，遂有意将旧政府时期所发行的国内公债本息延期支付，

以填补财政缺口。讵料引起市场恐慌，造成银行挤兑风潮。事见〈停付内债本息风潮〉，

《国闻周报》9卷4期（1932），「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6~8。

134 蒋覆电谓：「叶委员楚伧先生勋鉴：〈寒戌电〉悉。请转诸同志【坚决表示反对】，

弟对兄等主张【甚??】与态度赞成。余详函中。中正。删〔十五日〕午。」【】括

号为原件中所删去之文句。俱见〈叶楚伧、陈果夫自南京致蒋中正．一月寒戌电〉（

1932年1月14日），《蒋档．革命文献拓影》12，112。[/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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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急转直下。廿五日孙科辞职赴沪，「中央政治会议」随於廿八

日推举汪继任行政院长，翌日任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合作关

系正式形成。

然而新政府刚刚就职，就遭逢最大危机，史称「一．二八」事

变。伴随著政治上的新局面，国府在因应选项上，也公开改以「一

面抵抗．一面交涉」相号召。三十日发表〈移驻洛阳办公宣言〉，

强调「双面」并进的原则：

政府受国民付托之重，惟知保持国家人格、尊重国际信义，

决非威武所能屈。惟有坚持原定方针，一面督励军警，从事

自卫，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一面仍运用外交方法，要求各

国履行其条约上之责任。??政府深信中国对於此等暴行，

有正当防卫之权利与义务；同时深信各国为维持世界和平及

国际信义，亦必不能坐视。??(135)

如此「双面」政策，一方面固是惩於「九．一八」以来，现地「不

予抵抗」之失策，要求守土军队，须於第一时间进行抵抗；然另一

方面，更具意义者，实是对於先前「不撤兵．不谈判」的僵硬立场，

决然修正的弹性作为。

盖自十一月中旬，日军北进黑龙江、南犯锦州以后，国内主流

舆论已逐步体认，事变不易善了。故一改过去对於「双不」的坚持，

在呼吁当局制定整体方针之余，当廿一年初，传出日方秘使来京晤

谈消息时，还鼓励孙阁，不妨「多方以试」；甚至明言「直接交涉」

「不能遽断为卖国行为」云：

若夫日方代表，虽有曾到京沪之传说，但迄尚未能证实。纵

令果行交换意见，亦不能遽断为卖国行为。此际所应注意者，

首为中央与地方意见之融洽，次为秘密外交之防止。??而

和平方法的无效之后，仍可唤起民众，实行全国动员之抗日。

凡此种种，又为锦防撤退后，亟应筹商进行之要事。谁为卖

国，还须视诸日后之事实；此时舍相忍为国外，无他道也。(13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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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1932年1月30日），《革命文献》36，1553。

136〈锦防撤退之后〉，天津《大公报》，1932年1月3日。至舆论态度的转变，参考李盈

慧，〈抗战前三种刊物对中日问题言论之分析──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独立评论之比较

研究〉，91。[/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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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应言论界这项转变，国府「回避交涉」的态度，也於十一月

下旬有所松动。张学良「北平会谈」，可谓开其端；顾维钧在京接

见重光葵，又为接其踵，均系就「东北事变」议题，直接接触的尝

试。(137)

十二月底，下野在籍的蒋先生，且透过熊式辉，秘向东京探

询解决条件：

急。奉化总司令蒋钧鉴：○密。由公侠〔陈仪〕兄转到王〔长

春〕君〈有〔廿五日〕〉、〈寝〔廿六日〕〉两电如下：

晤荒木陆相，将实情详细说明。他对和议热望速成；颇以苏

俄为忧；对於满洲统治上，并无成见，条件另电。满洲实权??

〔原缺五字〕。

晤荒木，对该条件均有意见。大端则：条件精神以不妨碍国

民政府立场为标准；经济乃取「共存防共」方法。热望我国

政府早日安定。如能一致防共，需用武器并款项，必当竭力

援助。此人对於总座感情颇佳。详细条件面呈。寝。等语。

谨呈。职熊式辉叩。艳印。(138)

所以「一．二八」的爆发，实可视为旧政策的临界点、与乎新

政策的实验场。先前的「不予抵抗」、「不撤兵．不谈判」选项，

至此俱告身退；而原本潜流於台面下的若干动作与构想，诸如「直

接交涉」、「战而后和」等，则陆续经由战场的实践，回馈而成「一

面抵抗．一面交涉」新政策的实质内容。就此象徵了，国府自「九．

一八」以来的「政策空窗」困境解脱出来，进而下开更具弹性、更

加务实的政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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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史家多谓，最早「直接交涉」者系陈友仁与宋子文，实皆误。陈友仁访日在「九．一

八」之前，会谈内容无关事变解决。宋子文则於事变猝发后，立即中止接触，原因亦

在回避交涉。故首先就事变展开「直接交涉」者，应系张学良、顾维钧。参照蒋永敬，

〈「九一八」事变中国方面的反应〉，《新时代》5：12（1965年12月，台北），31；

梁敬□，《九一八事变史述》，113。

138〈熊式辉自南昌致蒋中正．十二月艳电〉（1931年12月29日），《蒋档．领袖特交文

电专案整理》，「渖阳事变」2，资料号20022453。原件注：「原文内漏去五字，容后更

正」。[/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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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总结而言，自「九．一八」至「一．二八」，国府在对日决策

上，虽有迟回却顾之失，惟并不宜概括成「不抵抗」或「空言抵抗」

等简化概念；亦不应一味指责当局「一无策画」、「不负责任」以

为足。此一时期，毋宁为国府在政策制定上「尝试－错误」的一段

过程。先前的「不抵抗政策」既经证明无法因应危机；而政治体系

内在的派系竞逐、以及外在的环境限制，又阻滞了新政策的迅速产

出，终至形成四个多月中，某种「政策空窗」的现象。

其间，国府除了延续「不抵抗政策」所既有的「不撤兵．不谈

判」原则外；还在事变扩大之后，陆续推动「主政者上前线」、「锦

州中立区」、乃至「对日绝交」等方案。惟最后都因舆论反对、各

方消极，而宣告失败。此处也凸显了，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府

的外交政策，实际是将国内因素摆在国际因素之前；政策对内的「功

能」与「效应」，也经常凌驾对外的「准则」与「程序」考量。其

结果，自是缺乏成熟政府正常运作中，所应有的稳定性与一贯性；

使得政治体系本身，更易陷入周遭环境的影响与冲突当中。这是吾

人在探讨此一时期国府外交决策过程时，可予注意之处。

至於本文对於过程细节、以及前辈研究之补充：首先，过去论

者率皆强调，蒋主席之拒绝〈币原五原则〉，系受国联卫生局长拉

西曼之左右。然笔者窃以，蒋於「统一会议」期间，曾多次要求粤

方，配合宁方「不撤兵．不谈判」之原则。可见强硬立场，应系蒋

自有定见；拉西曼的影响，恐仍有商榷余地。

其次，关于「主政者上前线」之议，过去论者限於资料，多数

将蒋案之未能果行，归咎於张学良反对。实则蒋在「四全」公开提

案的前一日，已先向汪兆铭探询意见。故该议除「对内宣示」作用

外，似亦在「作球」予汪，促其入京合作。至於最后不了了之，乃

是与南京决策阶层的普遍反对、以及日军十一月底一度自锦州外围

后撤有关。张学良角色，实非真正关键。

再者，锦州於廿一年一月二日失守。世论於兹，多指张学良防

卫不力。此一谳议大致无疑；不过值得注意者，蒋对锦州失守，态

度亦未明确责难。元旦当日，张氏先已有〈东亥电〉向其「预告」；

反之，南京孙阁自除夕以后，即未能获得前线只字片语。是则宁－

粤相持不下，拉拢疆吏强藩，已成优先考量；外交成败，难免尾闾

耳。

锦州失守一周后，一月八日，蒋自奉化致电上海宋子文，强调「此时以巩

固汉卿兄地位为惟一要旨」：

「上海宋子文先生勋鉴：此时以巩固汉卿兄地位为惟一要旨，鲁、晋

『政治分会』如有必要，中亦无成见。如汉卿兄能不辞职，务请勿辞。

请以此转汉卿、石曾先生。中正。齐。」

〈蒋中正致宋子文．一月齐电〉（1932 年1 月8 日），

《蒋档．筹笔》，「统一时期」，档号2010.20／4450.01~063。

最后，关于「蒋－汪合作」之形成，过去论者多有阙如。实际

两人互动甚早，「统一会议」期间即已暗通款曲；汪於过程中「待

价而沽」之态度，更非日后汪系成员所言，被动而诚恳者。「政策

空窗」期间，蒋始终力求，藉由联汪，解缓粤方迫其下野的压力；

对此，汪则迟迟不予表态，身段并不亚於蒋。两人合作的实现，应

是鉴於孙科决心行动，恐真影响己身派系与布局，故於廿一年一月

下旬，相偕入京。随即「一．二八」事变爆发，乃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之契机，进而下开更具弹性的政策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