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转贴】对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的一些看法 -- 梦里依稀

（四）　孙科的南京政府命令“死守锦州”，张学良为什么抗命撤军？

这主要出之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使得张学良没有下在锦州决战的决心。在国际上，由于在事先有在锦州设立国际监管的中立区的提议，没有作死守锦州的准备。而国内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蒋介石在１２月１５日在粤系的逼迫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军夺取锦州之战即在此后展开。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粤系胡汉民曾要求撤换张学良于前，广州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面告日驻广州领事须磨谓“倒蒋去张之主张，粤府与日本并无二致”于后，张焉能听命于不久以前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的孙、陈政府？

在孙科政府上台以前，蒋介石，顾维钧二人均屡次向张建议：“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关系东省存亡甚巨。”顾于12月5日致张电中犹敦促张： “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顾维钧致张学良电，见<<传记文学>>第48卷4期，P129) 　

而张学良也应该确曾有过坚守锦州的打算，据日本关宽治等的《满洲事变》记载，“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张学良在锦州驻有重兵，日本人以四万兵力，分三路攻锦，曾有作出重大牺牲的准备，但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於十五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在满州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中，录有获自中国军方的下述两件情报为例，分析张学良内心业已动摇：

十二月二十一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十二月二十二日张学良上蒋总统电 ：「公（蒋）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十二月二十六日，张学良给锦州的荣臻下达了锦州军对日军作战的指示。（关宽治等《满洲事变》）

然而，在最后的关头，张学良却没有“死守锦州”，日方的分析为“从军事上说，他可能可以这样认为，他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关东军的武力，因而企图保存实力。但是恐怕更大的原因则是，张学良当时在华北的处境要比想象的更不顺。锦州之战是与张学良关系很深的蒋介石正在下野期间发生的，所以张学良既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也没很好地控制华北将领，如果稍一马虎，乘其兵力用在锦州之时，势必要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反张运动。彻底抗战对张学良来说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这也许是实际情况。 ”。（关宽治等《满洲事变》）

就在孙科国民政府给张学良发出“死守锦州”命令的同时，身为参谋总长的朱培德就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上指出，“锦州至多只能守一个星期，而且关内无兵可援”，所以对于东北战局，他以军人立场认为：“一条路是不顾一切以赴之，另一条路便是和日本议和”（罗家伦，革命文献，第３５辑，台北，１９６５，１２７６页）。　南京政府若不是要求张学良单方面地不顾一切以赴之，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张了。

当时的锦州，国民政府一再要求张固守，张后来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说，“日军倾全国之力，而我仅一域之师”，“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不断去电请示援助。当时日本在天津有驻屯军，山海关有守备队，山海关方面还配有海军舰艇。锦州之战以前。日本就搞过一个“天津事变”，被东北军镇压，张学良担心牵动华北，不是没有道理吧？在两国没有全面开战的前提下，这些日军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关东军，华北的日本驻军似乎仍然置身事外。可华北的日本驻军有一个秘密配合关东军围歼锦州所驻东北军的计划，只是被关东军方面拒绝( ５ )。东北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激战失利后，锦州驻军担心退路被截断，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陷于背水一战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张学良不顾一切，固守锦州，在军事上来说，未免有些苛求。

同时，东北方面也质疑广东派的抗日态度是否真实，因为就是广东派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当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上尉事件闹得最凶的时候，曾经跑到日本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和日本合作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的权益，用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此事，幸而错投了门路，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所以两下没有谈拢而作罢。（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１８４０－１９４５，下，东京，１９６６，５６页。）　这样一个南京政府，向张学良共发了三个“死守锦州”的命令，张学良也三次请援，却无下文。“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东北军下级将领关于锦州附近 战事的联合宣言二件 (何新吾：东北现状第68一73页)）。当时孙科已经出任行政院长，但财政部长黄汉契手里没有一文钱可用。东北军前方的抗议回来了，奉命守锦州的荣臻就抱怨：“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这也反映了东北方面对广东派的不信任。

要说他在那个时候，张学良没有单方面牺牲自己，成全国家的精神，不假，其实，又有几个人真能够做到这点？而且，既然东北军打不过日军，“全国抗战”的主张又得不到支持，何不坚持原来外交解决的方针，求和平解决的一线希望。再者，保留东北军的势力，等全国抗战时一起使用，不是好过要东北军单独抵抗，逐次分散使用兵力？不管这种想法对形势，敌我的判断是否正确，从张学良当时的谈话来看，“玉碎（指全国抗战，东北军自当为先锋）可以，瓦碎就不必了”，的确反映了他的想法。

这是九一八前后张学良的主导思想，到西安事变前后，他的思想就大有变化了。西安事变前，他不仅要求举国一致抗日，也积极请求东北军首先开赴前线抗日。1935年夏，张学良主张“马上对日抗战”，王卓然劝他还是用实际行动来表现， “若是未干先说，国人将要责问（你）何以不抗于沈阳，不抗于锦州，不抗于热河？……造成不抵抗的罪名！将无辞以自解！”张学良回答：“你说的很对！但是天知道，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张学良一人负，就算是我一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误东北，岂能再误中国！”

注：

１　日本政治政治学会，《到太平洋战争之路》，ＩＩ，东京，１９６２，ｐ２６８　这些电报都是当时日本情报机构收集到的。

２　前书，ｐ２６８

３　日本外务省档案，６－１０－５，Ｐ４６２

４ 日本外务省档案，６－１０－５，Ｐ４３５，４２２。这些电报，日本情报档案都是日文，这里回译为中文。

５　日本天津军的计划（摘自《满洲事变》（日）关宽治 岛田俊彦 ）：

一、将我军主力调至山海关方面以东地区，截断驻锦州的中国军之退路，配合关东军的进攻歼灭之。

二、在上述前提下，我军以所余之兵力死守北平、天津和塘沽。

三、在根据临参委命第九号电指示精神而临时增派的部队尚未到达前，我军对通过山海关之令国军尽量不予进攻，待增派部队到达后，按第一条规定行动。 如有从关内向关外增援之部队应予以阻止。

也就是说天津军想利用这个机会完成增强兵力的宿愿，并与关东军遥相呼应，在山海关歼灭锦州的中国军，进而继续在华北混乱的形势下寻衅消灭平津地区的张学良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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