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转贴】对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的一些看法 -- 梦里依稀

（一）　张学良不抵抗因为判断错误吗？

张学良不抵抗是因为自己对日军的意图“判断错误”，这是近年很流行的说法，主要凭据是张学良自己的回忆口述，但是问题在于口述历史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一个是当事人自己的记忆错误和选择性记忆，另一个是鉴于当事人的处境有时不得不隐讳一些说法。人们质疑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曾电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说法，就是因为其来源是当初张学良部下的回忆录，迄今没有见到当初的电报原件。回忆录，口述历史都只能作为参考，原始文件，电报，信件，乃至当事人的日记，都比多年以后的回忆更具有可靠性。

下面我们用更多的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论述这一个问题。

首先，人们在这里都忽略了一个逻辑，如果是“判断错误”，以为日军是“例行的挑衅行为”，而不是真的要“侵占东三省”，那么即使如此，怎么说日本人也是在炮轰北大营，难道就不能“自卫”吗？为什么要“不抵抗”呢？实际上，大背景是“打不过”，所以才会在面临挑衅时尽量避免冲突，以防“事态扩大”。

那么是谁认为打不过呢？简单的说，张学良认为以东北军的力量，打不过日本，他希望“全国抗战”，“全国抗战”的话，东北军自当为先锋，否则以东北军的力量和日本单独作战，是“无谓的牺牲”，而蒋介石认为，当时国内军阀割据，共匪作乱，粤系也在广东另立中央，此时和日本作战，中国是“自取灭亡”。

一九三一年夏天，日本为制造侵占东北的借口，正频频挑起事端。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得到日本袒护的朝鲜农民，强行在中国农民的耕地上开掘又宽又长的引水渠，当地官民，反复劝阻了一个多月，毫无效果。七月二日，日警竟向中国农民开枪，造成了震动全国的惨案。同时，日本在其殖民地朝鲜造谣，说鲜民在东北遭到了迫害，从而煽起了惨杀华侨的大风潮。于是，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广泛抗议，北平的多家报纸发出了明确警告：这是日本武装侵略东三省的“先声”，东三省“前途危机”。 此即“万宝山事件”。

一九三一年七月初，躺在病床上的张学良(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担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因患伤寒病住进北平协和医院。) 接到“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风潮的报告，得知东北形势严重，大有开战之势，十分焦虑，但他认为东北军如单独与日本作战，后果不堪设想，故于六日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东北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１）　但同时，他非常渴望全国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于是代表东北集团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应“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并“直接抵抗日本侵略”。（《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北京版第1册，第425页）

当时，正在江西忙于第三次“剿共”的蒋介石，特意在庐山召集会议，讨论张学良的建议，结果，决定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二日，蒋在其复电中说：“日本诚狡猾阴险，但现非我国抗日之时，除另电外交部王部长外，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２）　国民党中央常委于右任也向张学良表示：“目前以平定内乱为急务，希望东北同志此时切勿轻率对外行动”。（３）这里所说的“内乱”，指江西等省的红军，也包括集中在广东的国民党反蒋派(五月二十八日，汪精卫、陈济棠等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表通电，说“不先消灭赤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则不能攘外”，揭开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这时拥有六万军队的石友三，受日本和广东的策动，在河南发动了叛乱，蒋的中央军配合张的东北军，南北夹击，迅速平定了叛乱。但为了平叛，张学良又从东北调入关内六万东北军。上年九月十八日，在蒋、冯、阎大战中，为了支援蒋介石，压跨阎锡山、冯玉祥，从而赞助中国统一，张学良已派十二万精兵入关。至此，东北军大部分精锐部队，都离开了东北。但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认为“赤祸”是中国“最大祸患”，“中央决以全力扑灭”。为了使张学良更加坚信国民党中央的决策，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蒋又一次密电张：“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铣电《“九?一八”事变史》、《从中国看“满洲事变”》)。

当国民党中央一再忍辱退让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已经做好了发动战争的种种准备，剩下的就是制造和寻找借口了。七月，关东军制定了“柳条湖炸车计划”，驻沈阳的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也在兵营里架好了从东京运来的重型攻城炮，北大营、飞机厂等重要目标，都在炮上标好了距离刻度，发射时只须对准刻度就行了。“最好的”机会和借口自然很快就找到了。八月十七日，日军公布了中村震太郎一行所谓 “遇难”的“调查报告”。现役军官中村等四人，到不准外国人进入的兴安屯垦区搞军事间谍活动，于六月二十六日被我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处死。日本军部隐瞒真相，歪曲事实，借此在整个日本迅速煽起了战争狂热，日本青年军官们在东京靖国神社为中村祭灵时，纷纷割破皮肤，用鲜血在白布上涂成太阳旗（日本国旗），剩下的血则互相喝下去，以示侵占中国东北并为中村复仇的决心。陆军大臣南次郎关于“满州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的”讲话在日本公开发表后，日军将出兵 “满蒙”的传说，传遍了整个日本。南京政府也获悉了这些情报。

八月下旬，驻沈阳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在研究了日方一连串的军事活动后，发觉关东军即将发动战争，即写成报告，赴北平面呈张学良，请求回师御敌。张学良一方面难以忍受日本的种种挑衅和污辱，另一方面，也感到和平方式难以制止战争，乃再次密电蒋介石：“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现共匪歼灭期近，广东力薄，似无用兵之意，吾公似宜值此外患煎迫之机，务期在政治范围解决西南问题，则党国幸甚。”（４）。这就是说，对外应该抗日，对内应当和平解决。他在另一电文中又说：“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为苏联，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４）。既然关系东北 “存亡”，且 “非藉武力无以确保”，当然是意识到日本想要侵吞东三省的意图，并请求抵抗了。

但蒋认为张在“安内”大军已发之时，请求一致抗日，无异于动摇军心，因而颇为不快，复电只强调说“剿共”和解决广东皆为必要，余则只字未提（４）。蒋后来曾说：“中国若有适当之国防实力”，当“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风潮发生时，就应对日“绝交宣战”，但是，由于中国国力太弱，如果贸然开战，“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为了避免亡国，只好靠妥协退让来争取和平了。但对共军，却“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张学良与蒋相仿，也把日军看得过于强大，他两次全国抗战的请求都被拒绝了，而他又认为东北军孤军作战，不过是作“无谓的牺牲”，而且，还可能“扩大事态”，给国家和人民招致更大的灾祸和苦难。因此，还不如忍辱退让，以便保存实力，并维持与中央政府的亲密关系。

前面的这些资料说明，无论是南京政府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看清，日本要武力侵占东北了，而且张学良多次请求全国抗日，但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正面答复，南京政府的基本态度是“此时不是中国对日作战的时候”。9月14 日，正在锦州小岭子为其父治丧的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紧急召见其部下李济川，李向张作相报告了盛传日军要对东北“实行武装占领”，“多门师团的部队已开到（沈阳）南站，日本在乡军人都发了武器，战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作相令李马上去北平，“请示张学良究竟怎么办，是准备抵抗，还是屈膝求和”，当晚李到北平协和医院拜见张学良，张重复了驻日公使汪荣宝前些天讲的话：“日本各地都在搞游行示威，跃跃欲试，想以武装占领东北”，张学良让张作相赶紧回沈阳，让李转告张作相，蒋介石告诉他，“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到了事变前夕，张学良已与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在如何对待日本武装侵略东北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于是，他就切实奉行不抵抗方针。这时，他与国民政府一样，都已得到多种情报，表明日军即将“武装占领”东北，他当时对部下的讲话，就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张学良又说是判断错误呢？事实上，打既不行，而日本中央政府在事先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事后又不断地有“不扩大事态”的表态，张学良当时心存很强的侥幸心理。皇姑屯事件时，关东军原来就打算借机侵占东北，东北当局应付过去了；易帜之前，日本又强横地以武力相威胁，也应付过去了；后来的铁路问题等等交涉，一直拖延搪塞。“总以为这许多年来，一切问题都敷衍过去了，这次也能敷衍过去。” 　（沈云龙等《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台湾，第181页）　怕刺激人家，怕让人找到借口，既不做应变的计划，更不做应变的准备。九月六日，张又一次密电东北政委会代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同日，张拒绝了阎宝航等人把关内东北军“赶快回调”东北的建议，只是一再派人去日本恳求和平，甚至内定牺牲(下令处死日本间谍中村的)关玉衡团长，以为万般忍让就可使日本政府控制住其军队。岂不知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根本利害关系上是一致的；而在豺狼面前甘当羔羊，反倒纵容了豺狼。十六日，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已经获悉情报，中国军队很可能不进行抵抗，他们便信心十足地决定，无论中国军队是否应战，沈阳城必须首先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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