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原创转贴】对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的一些看法 -- 梦里依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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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转贴】对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的一些看法

    这是我一年前写的文章，当时以山海关的ID在其他网站发表的，

    本来在那个九一八事变的专辑里面有连接的，但是已经失效，这里把缺的几个再转贴上来。

    呵呵，为张学良的辩护多了一些， 也就给各位看看另外一个侧面的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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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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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张学良不抵抗因为判断错误吗？

    （二）　张学良到底有没有收到蒋介石或者南京政府的不抵抗的命令？

    （三）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呢？

    （四）　新上任的孙科南京政府命令“死守锦州”，张学良为什么抗命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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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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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九一八当晚的东北军的不抵抗命令到底来自何方？

    B.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和张学良所面临的国内政局

    C. 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中所藏张学良档案里面张学良自己记述的九一八事变和热河抗战的经过

    • 复 【原创转贴】对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的一些看法
      家园 您不是说一个月不在政治版面上贴吗? 食言了吧

      http://www.talkcc.com/article/260077

      一个月内，这将是我在政治/争议版面最后一次上贴，也不会再做其他回复。

    • 复 【原创转贴】对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的一些看法
      家园 支持一下，

      资料丰富，并注明出处。

      兼听则明。

    • 复 【原创转贴】对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的一些看法
      家园 偷偷的顶一下
    • 复 【原创转贴】对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的一些看法
      家园 另外还有几个没有发到西西河的转贴

      【纪事】九一八事变与国民政府之应变――专辑

      • 复 另外还有几个没有发到西西河的转贴
        家园 【文摘】由「不抵抗」到抵抗──国府因应「九．一八」之决策过程与困境

        由「不抵抗」到抵抗──国府因应「九．一八」之决策过程与困境

        台湾大学历史系

        提 要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曾使国府陷入「和则政府必

        推倒於内，战则必推倒於外」的两难局面。延至翌年「一．二

        八」之役，前后四个多月间，决策过程的迟回却顾，形成了近

        代对日关系史上，最受批评的课题之一。本文就此提出个人看

        法，认为此一时期国府外交政策，实际处於某种青黄不接的「空

        窗」阶段；表现而外，就是不稳定的「尝试－错误」特徵。详

        究其因，主要来自政治体系的种种问题：内则派系不和、共识

        难产；外则无法维持「自主性」功能，有效扮演「守门员」角

        色。以致「国内因素」惯常凌驾「国际因素」，成为左右决策

        的真正关键；外交政策的产出，自然缺乏应有的稳定性与一贯

        性，动辄陷入周边环境的冲突当中。

        故本文尝试改以「政策选项」的概念，取代一般以「实力人物」为

        主线的研究途径；并将此一「尝试－错误」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不

        抵抗政策」延续时期、事变扩大时期与孙科主政时期。透过决策者「为」

        与「不为」的各种选项，凸显国府对国内、对日本、乃至对国联的复杂

        困境与政策考量。最后归结於对此一主题之现有研究，提出笔者的管见

        与修正，以期考察反思，有待日后超越。

        关键词：中日关系 九一八 不抵抗政策 抗战 外交 政策过程 蒋

        汪合作 张学良 派系 锦州中立区 宁粤之争

        一、前言

        二、「不抵抗政策」延续时期

        三、事变扩大时期

        四、孙科主政时期

        五、结论

        一、前言

        1、决策的迟回却顾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午后十时三十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

        铁路」轨道一段，而后展开全面军事行动，史称「九．一八」事变。事变既起，国府随之

        陷入「和则政府必推倒於内，战则必推倒於外」的两难局面。(1) {cchere.com 阿康}

        延至翌年「一．二八」之役，四个多月间，决策的迟回却顾，形成国府对日关系史上，最

        受批评的课题之一。天津《大公报》曾指为「误国害事，其咎深矣」：政府审度实力，权

        衡利害，战苟可能，立应准备；若曰不可，应谋转圜。乃对内既迎合群众、隐蔽真情，坐

        令怒潮高张，不可遏止；对外则一无策画、听其自然，实行推宕不负责任之官僚办法。直

        至拖无可拖、内外瓦解，主席下野、全局倒坍，误国害事，其咎深矣！ (2)

        论史者也率持负面看法，认为期间的「不交涉」、「空言抵抗」，失策「较不抵抗尤重」

        、「才是真正应被指责的不抵抗」。(3) 批评固多，惟真能由「决策过程」著手，详其肇

        因端由之作，却相对少见。大陆学者一般由於意识形态的局限、以及资料来源的欠缺，论

        述层次仍多停留在「不抵抗」的挞伐之上。 (4) 至於台湾此间研究，早期有梁敬□氏所

        著《九一八事变史述》，内容著重事变经纬；然对国府因应，则叙述明显过简，或系格於

        当时环境之故。(5) 另外，中研院近史所谢国兴氏在有关《塘沽协定》的大作中，亦曾以

        相当篇幅，界定所谓「不抵抗政策」；不过其所谓「九．一八」至「七．七」，中国对日

        皆采「不抵抗」，恐怕也有待商榷。(6)最后，此课题专门研究之翘楚，当推政治大学蒋

        永敬氏；无论分期架构、观点推论，多已成为学者必加参考之典范。 (7) 惟在国府决策

        过程、与人物历史评价上，现已容有补充修正的空间。(8)

        以上诸作品，可得检讨者：

        第一，在「研究途径」方面，此一时期国府内部派系竞逐关系，实际仍相当激烈；影响所

        及，决策过程自难免於「派系政治」的若干惯性。例如当时几位实力人物，蒋中正、汪兆

        铭、胡汉民、乃至张学良，身处环境结构的形格势禁中，对日主张往往只在少许选项的差

        异；然而对外表达上，或者基於党同伐异的需要、或者出自意气宿怨的争执，经常都有夸

        大彼此分歧的倾向，凸显了「派系政治」下，所谓「教条主义」（doctrinalism）的问题

        。因此，过去学者在「研究途径」上所惯以单一人物为主线、或以「和／战」两极为分类

        ，解释效力可能容易受到限制，甚至造成简化或误导的历史印象。(9)

        第二，在「史料解读」方面，由於此一时期，国府对日政策正处於「不抵抗」到「一面抵

        抗．一面交涉」的过渡阶段；内则派系纵横捭阖、外则步伐歧出杂沓，整个决策过程明显

        呈现不稳定的「尝试－错误」特徵。所谓「摸著石子过河」，当局者面对一日数变、矛盾

        充斥的复杂环境，不免常有朝令夕改、乃至虚虚实实的演出。因此如何甄别、判断史料的

        重要性与落实度，就构成学者在政策分析上，极为严肃的另一挑战。除了掌握、重组各项

        时地因素外；史料背后所透露的派系立场、以及存在政治竞技场中的谣言诳说、人格中伤

        ，在在都会影响结论的产出，也都须要学者的抽丝剥茧、步步为营。

        第三，在「历史评价」方面，由於事变初期「人民外交」迷思盛行、加上史家长期「民族

        主义」写作需要，似乎相关论著中，多有某种倾向，即将「战／和」抉择，视为价值上「

        是／非」、「对／错」，乃至道德上「忠／奸」、「善／恶」的单一检验标准。导致历史

        人物的描述，必须不断肯定其抵抗的决心；彷佛不由此径，便无法证明其领导的正确性。

        相反的，「不抵抗」也几乎成为一种魔咒，被拿来攻讦特定的历史对象。实则，当初由於

        和－战两难，国府采取的是「策略性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的作法，刻意避免

        明确表态。於是就在后世的道德检验上，留下无穷争论。有无必要？亦是值得检讨的第三

        点。

        故此，本文改采「政策选项（alte rnative）概念，取代过去以「实力人物」为主线的研

        究途径；并将整个决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九月十八日事变爆发，至十月廿四日国联「行政院」第二次会议闭幕，是为

        原有「不抵抗政策」延续时期。 (10) 包括诉诸国联、「不撤兵．不谈判」等选项，均系

        沿袭过去既有的步骤。

        第二阶段，由十月廿四日，至十二月十五日蒋主席宣布下野，是为事变扩大时期。日军北

        进黑龙江、南犯锦州，使得国府左支右绌；「主政者上前线」、「锦州中立区」等选项，

        亦因内外共识难产、决策者举棋不定，而著著落空。

        第三阶段，由十二月十五日，至翌年一月廿八日「蒋－汪合作」出现、孙科请辞为止，是

        为孙科内阁时期。由於派系互动已呈僵局，所谓「对日绝交」、「锦州抗战」等选项，相

        继沦为画饼。最后有待蒋中正、汪兆铭两人复出，派系生态趋於稳定，政策规划才渐复正

        轨。

        2、「政策空窗期」与国府决策过程 所以笔者认为：自「九．一八」至「一．二八」，

        国府在决策上所表现的迟回却顾，既不宜括约为「不抵抗」或「空言抵抗」等简化概念；

        亦不应只是一味指责当局「一无策画」、「不负责任」以为足。此一时期，毋宁乃为国府

        在政策制定上「尝试－错误」的一段过程。由於起始之「不抵抗政策」，业经证明无法因

        应危机；而接替的新政策，又因政治体系内外的种种顾虑与困难，仍有待筹维，终至形成

        四个多月间某种「政策空窗」的现象。

        这种「空窗」现象，大抵可由国府决策过程中所存在的各项问题，得到解释。按北伐以后

        ，「中国统一，而国民党不统一」，派系竞逐关系，不但形塑了国府政治体系的实质结构

        ，也始终是其「苦於对内」的主要根源。(11) 有效的决策，既须先在体系之中，透过派

        系凝聚共识、甚至斤斤计较，其产出自是难免所谓「停滞性」（immobilisme），过程注

        定缓慢而艰辛；(12)加上派系冲突的表达，往往夸大彼此在解决方案上的些微差异，更使

        得政策的公开辩论，容易流於「教条主义」。通电、宣言尽管你来我往，却鲜少能够真正

        兑现；在意识形态与政策规划上，彼此距离也极其有限。(13) 除了政治体系内部所存在

        的派系紧张之外，体系对外还必须不时面对周边环境的挑战。

        学者咸认，发展中国家与已开发国家，在外交政策制定上，有其截然之不同。盖后者「政

        治制度化」（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程度较高，政策系由专业的官僚部门

        、体制化的政党与利益团体，协调运作而成。政治结构的稳定，使得当局能够有效扮演「

        守门员」（gatekeepers）的角色，整合筛选环境的各项需求；相对地，当局本身的「自

        主性」（Autonomy）也较高，能独立於社会价值和群众行为之外，强调内部的行政准则与

        法定程序。 (14) 与之相反，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系，多数欠缺「守门员」与「自主性」

        能力；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当局往往为了避免自身遭受反对力量的致命冲击，而将「

        国内因素」摆在「国际因素」之前，成为左右决策的真正关键；外交政策的产出，也经常

        是以政策对内的「功能」与「效应」，凌驾对外的「准则」与「程序」考量。其结果，自

        然欠缺正常行政所应有的稳定性与一贯性，动辄陷入周遭环境的影响与冲突当中。民国廿

        四年，时任湖北省主席的张群，为了推辞赴日任务，致电主持华北外交的黄郛，对於国内

        的意态分歧，表示忧虑；主张「先定国是」，不能只是「以人应付」。著实说明国府对日

        政策制定的困境：又据言：京中有命弟赴日之议。现在对日外交，重在先定国是，并负责

        实行。如仅以人应付，纵有苏、张之才辩；绛、桧之请盟；昭君、文姬之绝色，亦无济於

        事；即李鸿章奉诏议和，亦先电清廷，请定国是。现在全国意态分歧、枝节横生，如仅在

        用人上著想，而不从办法上打算，纵再牺牲数人，复何裨益？??(15) 所以决策过程的分

        析，应该包含决策者「为」与「不为」（inaction）的各色选项。 (16) 「为」固然代表

        了某种决策的产出，「不为」也经常凸显著决策环境的局限。这是吾人在尝试重新诠释国

        府因应「九．一八」之过程时，需要加以全面考察者。因此，下文将就期间国府所面临的

        政策选项，分阶段探讨，藉以了解决策者当初何以「不为」？ 以及迟回却顾背后，国府

        对日政策所遭遇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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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蒋廷黻，〈九．一八──两年以后〉，《独立评论》68 号（1933 年9 月17 日，东

        京影印再版）)

        (2)〈真爱国者不应误国〉，天津《大公报》，1931 年12 月28 日。

        (3) 梁敬□，《九一八事变史述》（台北：世界书局，1968四版），〈序〉，15；谢国兴

        ，〈塘沽协定的由来及其意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3（198 4 年6 月，

        台北）

        (4) 大陆南开大学教授俞辛□氏，即对此提出若干反思，当系近年较客观的论著之一。见

        氏著，〈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抗日战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45。

        (5) 梁书对於国府的因应处置，仅以「和战之窘局」一节带过；并将窘局形成，归咎於学

        运、中共与党争。於今视之，均有过度简化之弊。见梁敬□，《九一八事变史述》，10

        7~137。

        (6) 谢国兴，〈黄郛与华北危局〉（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2，1984

        初版），39~56。

        (7) 例如蒋氏高足，党史会刘维开氏，在大作中亦曾多所沿循乃师原有架构与评价。参见

        氏著，《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台北：国史馆，1995 初版），7~94。

        (8) 蒋永敬，〈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中国对日政策之争议〉，收入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1984 初版），355~379。

        (9) 谢国兴曾尝试以「和／战」两极做成分类，来诠释「九．一八」之后的各界言论。但

        也坦承：「其实从『九．一八』到《塘沽协定》，甚至到『七．七』事变及全面抗战以后

        ，和－战问题一直未能在国人议论中，得到一个共同认可的定论。不仅舆论界如此，政府

        官员中也不例外。而且仅『和』、『战』两字所产生的内涵上之歧义，就可能造成许多争

        论与混淆。??因此所谓『和－战问题』，原非二分所能完全说明白。」参阅氏著，〈黄郛

        与华北危局〉，1990

        (10) 按：本文所谓「不抵抗政策」，专指国府自民国十七年「济南事变」以来，所发展

        而成的一套因应日、俄军事入侵的标准行动模式。具体内容，参阅拙著，〈「九．一八」

        前后「不抵抗」政策的再思考〉，《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51（1999年12月，台北）

        ，176~185。

        (11) 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初版），432。

        (12) 派系政治下，决策过程的各色特徵，参阅Andrew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

        he Failure California Press, 1976), pp.41~43.

        (13) 所以「九．一八」前后，国民党内各派系还州「非常会议」的分裂与宁粤沪「四全

        代9月1日，台北），17。

        (14)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68), pp.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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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抵抗政策」延续时期

        1、「直接交涉」之回避

        「九．一八」爆发之初，国府回应，均系沿袭原有「不抵抗政策」的

        作业程序：一面在纠纷地区避免冲突，一面将事端提交国际仲裁。

        十九日午后八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首开会议，议决四点，

        包括训令驻外代表向国际宣布等。(17) 国府外交部即於同日电告出

        席「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要求依照《国联盟约》，促使日军退出

        占领区域。(18)

        __________________

        [size=1]

        (1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60次常务会议纪录〉，收入中国国民党「党史

        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35（1964年12月，台北），1191。另参见邵元著，

        王仰清、许映湖注，《邵元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一版），775。

        (18)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5（以下简称《史料丛编》

        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4初版），

        104~105。[/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然而，与民国十七年「济南事变」、十八年「中东路事件」相

        比，国府处置殊显胶柱鼓瑟者，则为「直接交涉」之回避。所谓「直

        接交涉」，系指双方外交部门的直接接触、进行谈判。历年中－日

        两国争端解决，率皆循此途径；幕后折冲、侧面疏解，尤不可少。

        即如「济案」期间，军事对立严重，前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与后方国民政府，也仍与日本朝野维持多重管道，随机运用。(19)

        如此弹性，一则得以试探对方底线，掌握谈判状况；二则利於营造良

        好气氛，有助争端解决。(20)此等功能，国府决策阶层自是了然於胸，

        但却碍於舆论，不敢采行。(21)缘「九．一八」直后，国内反对「直

        接交涉」声浪迭起；所持理由，盖系多年积累而成「交涉＝卖国」的

        政治迷思（ myth）。 (22)

        ________________

        [size=1]

        19) 这些管道，包括东京方面，有张群（国府特使）、殷汝耕（外交部驻东京特派员），

        与日本松井石根（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田中义一（首相）间的会谈；山东前线方面，

        有何成浚（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熊式辉（总司令部高参）、罗家伦（委员），与日

        军福田彦助（第五师团长）间的交涉；上海方面，有黄郛（国府外交部长）与矢

        田七太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间的联系。此外，还有民间人士，如胡霖（天津《大

        公报》总经理，代表天津日本驻屯军）、头山满等，穿梭其间、传递讯息。皆见沈亦

        云，《亦云回忆》，361~362、373。

        (20) 「九．一八」翌日清晨，时居张学良幕下的顾维钧，就曾提议找日本人直接交涉：

        「我认为，要紧的是－－事实上真正能使问题得到解决的唯一希望是－－探听出当地日本

        负责人士的意向。??关于『三百件悬案』的事实或细节，我了解不多，而且我怀疑

        是否有那么多。但是无论数目若干、问题性质如何，必定有些案件是能够经由互相妥

        协来解决的。解决几个案件就会缓和气氛，从而铺平更全面解决的道路。」足见「直

        接交涉」的功能所在。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1（北京：中华书局，1983初版），

        415。

        (21) 十二月廿九日，国府「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铁城就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坦承：

        「现在我们都是同志，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进行『直接交涉』，这严重的局面，马上可

        以打开。但全国人民反对『直接交涉』，所以定了之后就很难办。」〈「中央政

        治会议」第300次速纪录〉，收入李云汉、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

        要文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2初版），215。[/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因民国以来，国事日非，当局「合法性」随著国民觉醒，每下

        愈况。「五．四」一役，学生殴击驻日公使章宗祥、焚毁前外次曹

        汝霖家宅，进而迫使北洋政府拒签《巴黎和约》，乃为所谓「人民

        外交」树立一项迷思。(23)尔后群众游行、学生串连，形成外交危机

        常景；包围代表、谴责攻讦，每为交涉关头梦魇。(24)各方党派又乘

        势利导，即连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也在「华盛顿会议」后，

        指责徐世昌政府，同意会外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悬案，乃系「卖国

        奸谋」，号召全民起而诛之：

        山东问题，徐世昌久欲与日本「直接交涉」，只因国民监视

        綦严，不敢肆行己意。今竟借「华盛顿会议」，派遣代表赴

        美，以英、美两国代表劝告为词，悍然与日本「直接交涉」，

        而无所忌惮。似此甘心卖国，挟外力以压国民，实属罪不容

        诛！本大总统以「救国讨贼」为己任，??特宣布徐世昌及

        其党羽卖国奸谋。凡我国民，其共起诛之，毋后！(25)

        「直接交涉」变为「私相授受」、斡旋让步视同「甘心卖国」，迷

        思形成的心理牢笼，压缩了「九．一八」之后，应有的决策空间。

        _______________

        [size=1]

        (22) 所谓「迷思」，系指某类故事典型，被以后世的观点，赋予特别的含意

        或重要性，以使群众的经验更趋一致，教育他们理解困境、认识敌人。见Henry Tudor,

        Political Myth(N. Y.: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137~140.

        (23) 例如民国十年，国民党系的刊物上，就有作者歌颂「五．四」：「『五．四』后，

        人民有了与闻外交、谈谈国事的兴趣。看一看大的、小的政府，所有对外对内底一切措

        施，简直『混蛋一个』，把事体弄得不可收拾。我们以前迷信政治，只因不晓得他们

        干些什么勾当；这番看清了，他的威信当然不再有势力在我们脑中盘旋。」这种歌颂，

        实际就是典型「人民外交」迷思的塑造。李宗邺，〈「五．四」后爱国运动底影响〉，

        《芜湖》（1921年5月31日，上海），转引自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

        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1，1994初版），170。

        (24) 例如民国十年「华盛顿会议」决定，「山东问题」由中、日两国另行会外交涉。中

        国在华府所谓「国民代表」即前往代表团质问。十二月一日，会外交涉开始，留学生又

        图阻止代表团赴会未果，现场一片「卖国贼」叫骂不绝。参见李绍盛，《华盛顿会议

        之中国问题》（台北：水牛出版社，1973初版），175，注14。

        (25) 孙中山，〈宣布徐世昌卖国奸谋令〉，原载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2月23日，

        转引自《孙中山全集》6（北京：中华书局，1985一版一刷），45。[/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后在巩固「合法性」的优先考量下，当局只能舍弃弹性外交，僵

        硬地强调「国际仲裁」的必要性与单一性。

        2、〈币原五原则〉之拒绝

        与国府处境相反，以外相币原喜重郎为首的日本外交当局，则

        利於「直接交涉」的解决方式。币原早年曾经面告黄郛，「难道中

        －日之间，没有其他方法，打开僵局而谋两利？必欲原告、被告，

        在西方人面前请裁判？」质疑中国「联洋制日」的作法。(26)加上「九．

        一八」前夕，日本报章竞相揭载「中村事件」，耸人听闻；军部与

        民间右翼团体又推波助澜，「强硬论」高唱入云，(27)使得币原一贯

        标榜的「协调路线」陷於孤立。此时若再低调接受国联仲裁，将不

        啻坐实「软弱外交」的指控。

        尤其令币原忧虑者，还是军部的动向。「九．一八」在日本，

        既是对外，也是对内，挟有军事政变的威胁意味。(28)如果外交部门

        无法迅速解决，将更予原本强势的「少壮军人」趁隙蹈危之机，甚

        至破坏日本宪政的正常运作。(29)故惊变之余，阁议一面作出「不扩

        _____________

        [size=1]

        26 沈亦云，《亦云回忆》，355。

        27 民国廿年六月廿七日，日军参谋本部派至中国东北进行「作战地志调查」的中村震

        太郎上尉一行，在洮南地方遭到驻军杀害，史称「中村事件」。日本右翼团体乃得借题

        发挥对华之「强硬论」。参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

        平洋战争道》1，「满洲事变前夜」（东京：朝日新闻社，1962初版），403~413。

        28 学界对於日本军人发动「九．一八」，向有以「国外先行论」解读者。强调当时日军

        中央与驻外军间存有歧见。前者持重，认为满、蒙问题，须先由国内政治改造与国际

        舆论培养解决起，是为「国内先行论」；而后者急进，主张一举占领满、蒙，再图国

        内政治的根本改革，是为「国外先行论」。故「九．一八」的爆发，实另具对内夺权

        之意。参见陈昭成，〈日本之大陆积极政策与九一八事变之研究〉，（台北：嘉新水

        泥公司文化基金会研究论文46，1966初版），52；梁敬□，《九一八事变史述》，36。

        29 民国廿一年初，日本志士萱野长知奉首相犬养毅之命，秘密来华会晤国府中委居正、

        邹鲁等人，告以：「九一八事体，不特是你们中国的不幸，也是我们日本的不幸。如

        果事实上完全成功，日本正常的政治，将为日本军人摧毁」。见邹鲁，《回顾录》（南

        京：独立出版社，1946初版），698。[/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的对外声明；(30)一面则由币原於十月九日照会中国驻日公使蒋

        作宾，提议直接交涉。(31)迨廿六日，日本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声明，

        正式提示五点，作为谈判基础，世称〈币原五原则〉：

        1. 放弃相互的侵略政策及行动；

        2. 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

        3. 彻底取缔妨害相互通商自由、及煽动两国间恶感之组织性

        运动；

        4. 对日人在满洲各地所有之和平性事业，予以有效保护；

        5. 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权益。(32)

        首相若□礼次郎且於次日表达「不谈判．不撤兵」的立场，强调：

        倘中国能够接受〈五原则〉各项，无论何时均可撤兵；否则万难先

        行撤退。(33)

        〈五原则〉的提出，等於逼迫国府，面对「直接交涉」的新选

        项。国府对此，内部存有不同看法。为因应危机而成立的「特别外

        交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会」）秘书长顾维钧，就力主积极提

        出对案，「速定全盘方针、拟就具体办法，从容逐步应付」；(34)

        但包括蒋主席在内的一派，则倾向「信赖国联」、「不撤兵．不谈判」

        等既有方针。世论於兹，多谓蒋的决策，系临场受到国联秘书处卫(30)

        九月廿四日，日本政府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第一次声明。除了为日军行动辩护

        之外，还强调内阁会议「不扩大」的方针、以及对於「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云云。

        然而在政府－军部「二元外交」的畸形发展下，这项声明不久即成废纸。参见（日本）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文书」（东京：原书房，1988六版），

        181~182。

        _______________

        [size=1]

        31〈日外相币原覆驻日公使蒋作宾照会〉，《革命文献》34，903。

        32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文书」，185~186。

        33 蒋作宾著，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江苏海门：江苏古籍

        出版社，1990一版一刷），374。

        34 〈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寒申电〉（1931年10月14日），收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

        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上）（以下简称〈顾维钧密电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1

        期（1985，南京），11。[/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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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局长拉西曼（ Ludwik J. Rajchman）与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的左右。

        (35惟笔者认为，蒋实具个人定见；尤其上述方针，皆系「不抵抗政

        策」之固有环节，而为「九．一八」直后，国府所始终坚持者。所

        以廿七日，上海「统一会议」召开，(36)蒋即叠电南京方面代表蔡元

        培、李煜瀛等人，声言「不撤兵．不谈判」是「党国存亡之惟一关

        键」，强势要求广东方面，就此达成一致：

        弟意：现时对外所急应表示者，即日本如不撤兵完毕，则我

        国决不与其「直接交涉」之方针。此为今日外交成败、党国

        存亡之惟一关键。请公等须於此点，有一共同精神之表现，

        其他则非今日外交之所急需也。(37)

        四日之后，中国政府致电国联，拒绝接受〈五原则〉，重申谈判先

        决条件，必须日军开始撤兵；并由国联设立永久调解机关，公正解

        决两国纠纷。(38)

        对此，日后史家颇有致憾者 (39)；即连蒋主席本人，也在廿三年

        十月〈敌乎？友乎？〉一文中，惋叹当初「步步错过」：

        及至「九．一八」事变既起，彼时中国舆情昂奋异常。??

        胡适之先生等，即有不惜依据日本所提《五项原则》，毅然

        「直接交涉」的主张。当局终於迟回却顾，坚持「不撤兵．

        [size=1]

        35 颜惠庆原著、姚崧龄译，《颜惠庆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初版），

        164~165；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1，417~418。

        36 按：上海「统一会议」，系国民党内为解决自该年三月以来，所谓「宁－粤之争」，

        而由南京、广州双方代表，自十月廿七日至十一月七日，於上海所展开的协商会议。

        过程见《国闻周报》8卷44期（1931，北平），「上海会议」。

        37〈蒋中正致张群转蔡元培等．十月感电〉（ 1931年10月2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

        （以下简称「蒋档」），《革命文献拓影》12，「统一时期．渖阳事变」，66~68；〈蒋中

        正致张群转李煜瀛等．十月俭午电〉（1931年10月28日），《蒋档．筹笔》，「统一

        时期」，档号2010.20／4450.01~061，国史馆庋藏。

        38〈中国政府为日政府宣言事致国联「行政院」节略〉（1931年10月31日），《革命文献

        》39，2385~2387。

        39 例如史家沈云龙即曾批评此一决策「殊难索解」。见氏著，〈九一八事变的回顾〉，

        《传记文学》33：3（1978年9月），18。[/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

        问题愈陷僵化。??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

        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40)

        然而回顾其事，实则十月下旬，中、日两国当局，皆已非稳固

        之政府。南京方面固然内逢党争、外困舆论；东京方面也同样遭遇

        少壮军人的挑战。该时以日军参谋本部课长桥本欣五郎为首的「樱

        会」份子，因不满内阁「不扩大」方针，计划於十月廿一日串连海、

        陆军官，发动兵变，攻杀内阁首相、各党党魁、乃至财界钜子 (41)

        。此一「十月事件」虽因行动不慎，胎死腹中，但已慑服日本朝野。

        蒋作宾的观察：西园寺〔公望，日本政坛元老〕来兴津，若□往访，嘱若□

        对於「满洲事件」应速为妥善办理。宫内、政府、军界、各

        重臣均形忧虑，各方均陷於进退维谷之境。「民政党」亦陷

        於不得不服从军阀之地位。??

        各方为军阀造成恐怖时代，颇有正义无人敢於公然主持。日

        本军阀之横行，可谓极矣！彼等常谓：政府若不要我辈军人，

        我等即可在满洲成立一新国家云。(42)

        结果，首谋桥本，以叛国犯上之行径，竟只罹二十日「重谨慎」（禁

        闭）之处分。(43)

        日本内阁至此，俱连制裁军部的勇气，亦已丧失；(44)

        外交部门所余者，「从恶」与「补苴」二途而已。(45)

        所以说，国府回拒〈五原则〉，固然有其「未尽人事」之憾；

        ___________________

        [size=1]

        40 蒋中正，〈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以下简称《史料初编．绪编》)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初版），620。

        41 关于「十月事件」之行动计划，参见今井清一、高桥正卫编，《现代史资料4──国家

        主义运动Ｉ》（东京： 书房，1963初版），66~67。

        42 此为蒋作宾十月廿七、廿八日日记。见蒋作宾，《蒋作宾日记》，374~375。

        43 李炯，《军部昭和史》（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7初版）（上），72~75。

        44 梁敬□，《九一八事变史述》，92。

        45 沈亦云，《亦云回忆》，345。[/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但若「直接交涉」期於必成，则内外变数犹多，前途未可乐观。毕

        竟当时两国政府的「自主性」，都已受到考验；妥协空间能有几何，

        实是值得怀疑。

        3、「不撤兵．不谈判」之坚持

        国府拒绝〈五原则〉的理由，乃在坚持「不撤兵．不谈判」之

        连环套，强调事变收束，必日军先自占领地区撤兵，由中国接收，

        才有「直接交涉」可能。此一选项，本系国府自「济南事变」以来，

        「不抵抗政策」的一环。惟过去多持相当弹性，现实层面并未真正

        贯彻 (46)；而今却於「九．一八」交涉关头的十月、十一月间，逆势

        操作、动见坚持。追论其因，殆有四端：

        首先，事变猝起，国府对於日方外交部门的角色、与乎「直接

        交涉」的要求，俱乏信任；唯恐入彼彀中，演成「城下之盟」。九

        月廿二日，蒋对日智囊之一的上海市长张群，报告间接探问驻华日

        使重光葵的印象是「讳莫如深」；判断日方欲藉事变，要挟所谓「满、

        蒙悬案」。故宜坚持「双不」，以免为所劫持：

        ??再，昨托人间接向重光密探日方意旨，重光讳莫如深，

        但谓彼本主张，暂置满、蒙问题，先行解决其他悬案；今渖

        事发生，不能如愿，实深遗憾云云。观其意旨，似日方必须

        我方先行承认，解决满、蒙悬案，方可撤兵。似此蛮横，殊

        可痛恨。此间一般识者意见，应不问日之久暂，必须忍辱负重，坚接

        〔持〕日先撤兵，我始谈判；庶免为所劫持，损失更大。(47)

        _________________

        [size=1]

        46 例如「济案」的官方交涉，始自民国十七年七月十九日，日本上海总领事矢

        田七太郎拜会国府外长王正廷。其事即在山东日军撤退之前。后者撤退，甚至延宕到协

        议达成的两个月后。可见「双不」原则，早期并非不可变通。（日本）参谋本部编，

        《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东京：岩南堂，1971再版），142~143；乐炳南，

        《日本出兵山东与中国排日运动》（台北：国史馆，1988初版），235。

        47 〈张群自上海致蒋中正．九月养电〉（1931年9月22日），《蒋档．领袖特交文电专案

        整理》，「渖阳事变」2，资料号20011063。[/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时，主流舆论在此阶段，也呈一面倒态势。(48)天津《大公报》即

        屡发社评，申论「双不」的必要性；要义皆是对於日方谈判诚意，

        表示怀疑。(49)

        其次，事变以后，各地学生、民众几无日不会，各党各派又间

        而运用。(50)九月廿八日，外交部长王正廷遭到围殴，旋即辞职，更

        直接冲击决策体系。(51)在「人民外交」迷思之下，众人偏好就是合

        理，遂使「力排众议」的可能性趋於微渺。十月廿九日，蒋主席在

        「特委会」上，虽明知「日本对於此次国联决议坚不接受，已甚明

        显」，以后情势「更为严重」；但还是决定「信任国联」：

        吾人处此情状之下，单独对付既有许多顾虑；而一方在国际

        上，已得到一致同情。以后自应信任国联，始终与之合作。

        而为国联本身设想，倘此事无法解决，以后世界和平一无保

        证，国联即可不必存在。对外宣言中，应将此层意思，明白

        表示。(52)充分显露国府在内忧外患的困局中，决策上的保守倾向。

        第三，日本政府之所以在国际上，频频释放「直接交涉」空气，

        ____________________

        [size=1]

        48 暨南大学李盈慧氏，曾就此一阶段，舆论一面倒支持「双不」原则，提供了

        量化证明。见氏著，〈抗战前三种刊物对中日问题言论之分析－－东方杂志、国闻周报、

        独立评论之比较研究〉（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3），81。

        49 例如：〈现状之下何从交涉〉，天津《大公报》，1931年9月27日；〈今日之国联会议

        〉，天津《大公报》，1931年10月13日。

        50 十二月十四日，时任「京沪卫戌司令长官」的陈铭枢，就向蒋报告示威学生的政治背

        景：「此次上海请愿示威运动，据闻其主动份子，首为『国家主义』派、及与该派同

        主张之罗隆基、王造时等；次为『苏社』之黄炎培等。共产份子势力甚微，即『国家

        派』及『苏社』人士，亦极不欲共产份子参加其间。」云云。可窥各派运用学生之一

        斑。〈陈铭枢自上海致蒋中正．十二月寒申电〉（1931年12月14日），《蒋档．领袖

        特交文电专案整理》，「淞沪事件」2，资料号20014297。

        51 王正廷受殴一幕，参见沈云龙，〈九一八事变的回顾〉，16。

        52〈「特委会」第25次纪录〉，李云汉、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

        献》，89。此处所谓「国联决议」，系指十月廿四日国联「行政院」第二次决议，限

        期日军自东北撤兵。[/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亦不无离间各国之意图。九月廿二日，国联初次就事变举行辩论，

        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即倡言两国「直接交涉」；并称有国府大员，已

        在布署此项事宜；(53) 警告国联勿事干涉，以免刺激日人舆情云云。(54)

        为此，「特委会」还於十月一日，郑重电告施肇基，重申「不撤兵．

        不谈判」原则，保证不会撇开国联，另辟溪径：

        在日本未撤兵以前，中国不能与日本作任何交涉；即在日本

        完全撤兵后，中国对于日本之侵略与压迫，亦惟有信任国联

        始终主持公道，以维持世界之和平。(55)

        第四，十月中旬以后，由於调停前途日趋暗淡，列强开始透过

        管道，希望国府接受日方安排，以为国联解套。十五日，英国驻华

        公使蓝浦生（Miles W. Lampson）在南京、国联「行政院」主席白里

        安（Aristide Briand）在日内瓦，分别会见蒋主席与施肇基，建议仿照

        当年「华盛顿会议」解决山东问题模式，在第三国旁听之下，由中

        －日双方「直接交涉」。(56)

        对於这项发展，中国朝野俱感忧虑。「促谈」压力既次第浮现，

        列强中途松手可能性大增，反而更迫使国府，紧抱「双不」原则，

        以策万全。天津《大公报》即公开质疑国联态度，认为唯有「双不」，

        才能自我保护：

        盖国人须知：国联所欲防止者，乃中－日战争。至於中－日

        间之「蒙、满悬案」，本非所欲问，且亦无暇问。吾人今日

        只可坚执「不撤兵，不能交涉」；断不应以中－日交涉，全

        部倚赖国联。如果口口声声，听之国联，万一彼以不能轻率

        _______________

        [size=1]

        53 按：此处所谓「国府大员」，实指九月十九日，宋子文与重光葵在上海之密商。两人

        原本计划同赴东北视察。但因「九．一八」猝发，而告中止。事见币原喜重郎，《外

        交五十年》（东京：读卖新闻社，1951初版），173。

        54 韦罗贝（W. W. Willoughby）著，薛寿衡等译，《中日纠纷与国联》（上海：商务印

        书馆，1936初版），42。

        55〈「特委会」第2次纪录〉，李云汉、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

        献》，10。

        56〈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删未电〉（ 1931年10月15日），〈顾维钧密电选〉（上），

        《民国档案》1985：1，12。[/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容许之先决条件，劝我承认，岂不更僵？(57)

        「特委会」也连日会商，於十七日议决六项原则，坚持日军须在国

        联监视下撤兵；将来两国交涉，也须在国联照拂下进行。(58)

        迨廿六日〈币原五原则〉揭晓，国府终究仍以「不撤兵．不谈判」为词，

        加以回拒。

        _______________

        [size=1]

        57〈不撤兵何能商条件〉，天津《大公报》，1931年10月21日。

        58 关于国际促谈以后，国府内部决策过程，分见〈顾维钧密电选〉（上），《民国档案

        》1985：1，12~14；〈「特委会」第16次纪录〉、〈「中央政治会议」第294次速纪录〉，

        李云汉、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62、196~197[/size]。

        三、事变扩大时期

        1、「主政者上前线」之表态

        十月下旬以后，「九．一八」已非原来面目。日军动作频频、

        国联处置又长期延宕；国府逐步体认「夜长梦多，殊堪忧虑」，(59)

        「不抵抗政策」显然面临「图穷匕现」困境。所以十一月上、中旬间，

        针对日军进犯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国府发出一连串「就地抵抗」

        的督促、与代理省主席马占山「江桥战役」的嘉勉。(60)然而由於地

        理悬隔，黑省战事，南京当局所能著力处甚少；欲求维系国内认同、

        _______________

        [size=1]

        59 十月廿五日，国联「行政院」第二次会议闭幕翌日，顾维钧即致电张学良：「国联结

        果，道德上固属胜利；实际成为僵局，未免令吾进退维谷。夜长梦多，殊堪忧虑」。

        见〈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有亥电〉，〈顾维钧密电选〉（上），《民国档案》1985：

        1，19。

        60 按：十一月四至六日，日本关东军藉口修理「洮－昂铁路」嫩江铁桥，向齐齐哈尔挺

        进，与马占山部发生激战，是为「江桥战役」。九日，南京「特委会」致电张学良，

        敦促马氏，必须「坚守防地，尽力自卫」。蒋主席也於十二及十九日两度嘉勉，「为

        国争光、威声远播」。分见〈「特委会」第35次会议纪录〉，李云汉、刘维开编，《国

        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114；〈马占山自齐齐哈尔致蒋中正．十一月巧

        电〉（1931年11月18日），《蒋档．革命文献拓影》12，92。[/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唤起国际注意，仍有另觅强势作为的必要。

        原本事变以来，学生群众即有「对日宣战」诉求。这类诉求初

        始多系自发性、草根性，或基於民族主义情绪、或假於「人民外交」

        迷思，而表现为未经政治体系「转换」（unmediated）的特徵。(61)

        所以内容上，往往直觉性多於辩证性、道德性大於军事性。(62)

        但也正因未经「转换」，朝野各军、政派系，虽时予呼应，多数利在「倒

        蒋」、以困当局；执政柄权者，则无人主张。某些要员且对学运深

        怀反感，「特委会」委员吴铁城至有干脆「将各大学改为军营」之

        动议：至学生方面既再三请愿宣战，何妨即将各大学改为军营，即

        日由政府派军官前往训练，一切皆用军法部署。(63)

        因此，如何在不宣战、不扩大的考量之下，作出更强硬的姿态，

        就成了国府亟需面对的两难。十一月十九日，蒋主席亲自於「宁方」

        个别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上提案：如果与会代表愿意将该届

        中央执、监委名额，全部退让予「粤方」，促成党内团结；他愿意

        「自己亲到北方，站在国民前面去救国」。翌日，大会即作成决议，

        ____________________

        [size=1]

        61 芝加哥大学伊斯顿（David Easton ）曾经提出所谓「未转换之输入

        （unmediatedinputs ）概念，指涉群众对於灾难、危机等紧急状况的集中反应，

        所导致具有感染力与传布力的政治诉求。这类诉求系直接由诉求者传达到当局，

        并未经过各级政治掮客（intermediaries）的媒介。见David Easton,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 N.Y.:John Wiley & Sons, Inc., 1967), 88~89.

        62 例如上海《申报》就曾刊出高冠吾等卅余名在野军人投书，除了强调所谓「我国十可

        战」之外，无非诉诸「自决争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国历史何等久远、中国民族

        何等伟大，奈何坐受凌辱、坐待宰割，不能自决、不能自救，而惟乞怜於他人。??

        今日兵不撤，则我政府当立刻对日作战。政府不自决，则国民自决之。??彼暴日以

        数日之间，侵占我数千里之领土，如此国交早已破裂、责任早有攸归，更何待於通牒、

        更何待於宣战。自7决争存，此为一绝大之时机。舍此不图，噬脐莫及。」〈高冠吾等

        论我国十可战〉，上海《申报》，1931年11月26、27日，第12版。

        63〈「特委会」第59次纪录〉，李云汉、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

        献》，174。[/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蒋中正同志速即北上，保卫国土、收回失地」。(64)

        揆诸蒋意，此 案除了透过「亲征」，宣示政府对於黑省战事武

        力抵抗的决心外；党内派系动态，应才是主要考量。稍早十一月七

        日，上海「统一会议」达成协议：双方各於所在地，分别召开「四

        全大会」；另为解决党争所造成的「党统」问题，下一（第四）届

        中央执、监委员名额，扩增至一六○名，将过去历届中委全数纳入。(65)

        派系妥协，至此已达紧要关头；如何凝聚共识、推动协议，成为

        当局首要课题。所以蒋案用意，部分就在凭据「抵抗」的正当性，

        摆平嫡系内部反弹，接受「上海协议」安排。

        再者，粤方内部，胡汉民系与汪兆铭系积不相能，蒋亟图离间，

        以「联汪制胡」。(66)

        蒋案提出前一日，先已透过中间人「京沪卫戌司令长官」陈铭枢，

        传达愿意出任「国防军总司令」、即日北上之

        意；拉拢滞留上海、观望情势的汪兆铭、以及与汪亲近的前铁道部

        长孙科，入京负责中央。陈铭枢回报谓：

        钧座〔北上〕主张，汪先生极表同情。惟汪与哲生〔孙科〕

        有「进退一致」之成约，未便单独行动。顷汪已急电哲生，

        大意谓：钧座见国难日亟，愿自任「国防军总司令」，即日

        出发。盼在汪、孙两人中，请一人担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

        云云。以徵其同意。孙若同意，则汪先生依钧意入京负责；

        孙不同意，则望以于右任先生代主席。汪个人可入京，并在

        可能范围内， 约粤方同志取一致行动。孙电约明日可得

        覆。??(67)

        延至廿九日，蒋又有〈艳电〉公开表示：自己「急图北上」，希望(64)

        提案与决议过程，分见蒋中正，

        __________________

        [size=1]

        64〈对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词〉、〈中

        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临时紧急动议〉，《革命文献》35，1240~1250。

        65 沈云龙，〈广州「非常会议」的分裂与宁粤沪「四全代会」的合作〉，21~22。

        66 十一月十八日，粤方「四全」在广州召开，会中胡系份子推翻原先由汪主导的「上海

        协议」。汪遂於廿四日退出，另在上海自开「四全」，时称「沪方」、「沪选」。其

        间曲折，参见张天任，《宁粤分裂之研究》（中坜：宏泰出版社，1992初版），137~145

        。

        67〈陈铭枢自上海致蒋中正．十一月巧午电〉（1931年11月18日），《蒋档．领袖特交文

        电专案整理》，「渖阳事变」1，资料号20013548。[/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汪能「克日邀约就近之同志，先来指导」。再藉北上抗日之由，试

        探两派合作可能。(68)

        最后，国际方面，蒋案显然还有透过「战争边缘」的类似动作，

        凸显远东危机、施压国联大会的作用。盖之前宁方「四全」已对外

        宣言，「国民政府应速准备，实力收回东三省」；警告「中国忍耐

        至今，已至最后之限度」，如果国联无法履行义务，则将「执行民

        族生存自卫权」。(69)

        所以蒋案一出，「特委会」立於廿日电告施肇

        基，催促国联尽速将各决议案付诸实施，并派遣视察团前往黑垣调

        查；否则待蒋北上，将有「造成非常状态」可能。宋子文也分头约

        见英、美、法公使，告以斯旨；据称「三使颇为所动，惟表示希望

        不致有此事实发生」云。(70)

        然「亲征」之议，在经一度布署后，(71) 却悄然以终。论者指为张

        学良有所「顾虑」，侧重「和平方法」，是以无成。(72) 实则当时表

        示怀疑者，并不只张一人。天津《大公报》即直指，此案徒然自暴

        「整个的政策之难知」而已：

        两月以来，〔东北〕三省直接之军事当局，受责难甚烈。然

        究之最高责任，在於政府。政府所决之国家整个的政策，毕

        竟如何，不但关三省，并且关全国。??观数日来新闻电所

        报告者：如「四全代会」决议，请蒋主席北上；如施代表向

        国联提议，划锦州缓冲；如汪精卫氏谈，愿随张发奎军赴援

        龙江。参合互照，足仗一般社会感觉，整个的政策之难知。(73)

        _________________

        [size=1]

        68〈蒋致汪精卫电〉，上海《申报》，1931年11月30日，二张六版。

        69〈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外宣言〉（1931年11月14日），《革命文献》35，1237。

        70〈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号亥电〉（ 1931年11月20日），〈顾维钧密电选〉（上），

        《民国档案》1985：1，23。

        71 十一月廿三日，蒋一度致电张学良，谈及北上驻节与「警卫军」布署事宜。见〈蒋中

        正致张学良．十一月漾电〉，《蒋档．革命文献拓影》12，94。

        72 蒋永敬，〈顾维钧与「九一八」事变〉，收入李云汉、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

        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686。

        73〈望政府速决整个政策〉，天津《大公报》，1931年11月28日。按：当时表态上前线者

        ，除蒋之外，还有汪兆铭。后者於廿五日发表通电，表示将随张发奎第四军北上作战。[/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尤其蒋之原意，「亲征」「重在对内」，只为「应付激昂之民

        意起见，固属不能不有此举」。所以外交智囊如顾维钧等，亦表反

        对，认为日本正欲借题发挥；一旦北上，「欧美之利於我者，尚未

        可逆睹；而日本之有所藉口，则不可不事先预防」。至於国内，「主

        席北上，如仅至北平，犹不足餍国人之意；若一至关外，则引起日

        人反感，比较害多而利少」。(74)

        迨〈艳电〉发表，党内大老李煜瀛、张人杰、吴敬恒，政府要

        员何应钦、朱培德、邵元，乃至所欲拉拢的对象汪兆铭等，更加

        同声反对。李致蒋电称：

        今早静〔江，张人杰〕来此，精卫亦同坐，谈公致彼〔艳〕

        电，仍有北行之意。渠谓：日本〔锦州〕撤兵，公更无须北

        行；嘱电劝公，以勉〔免〕北行反引出枝节。弟亦以为日本

        或图转圜，我方不宜高调至成僵局。??(75)

        由於十一月底，日军曾一度自锦州外围后撤，两国关系似有转圜余

        地；重以粤方加紧「逼宫」，蒋随於十二月十五日宣告下野。「亲

        征」选项，遂乃不了了之。

        2、「锦州中立区」之失败

        正当国内各方主政者纷然表态，宣言北上抗敌之际，十一月十

        二日，日军已向黑龙江省发起攻击，十九日进入齐齐哈尔。至此，

        见〈汪电退席代表〉，上海《申报》，1931年11月26日，三张九版。

        ________________

        [size=1]

        74〈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稿．漾戌电〉（ 1931年11月23日），〈顾维钧密电选〉（下），

        《民国档案》1985：2，3。

        75〈李煜瀛自上海致蒋中正．十二月东电〉（1931年12月1日），《蒋档．领袖特交文电

        专案整理》「淞沪事件」2，资料号20014025。李稍早另有一电，同样提及众人反对之

        意：「何〔应钦〕、朱〔培德〕、邵〔元〕诸同志来谈尊意，同与精卫交换意见后，

        弟以告吴〔敬恒〕先生。公以为：公〔蒋〕本无北行或辞职之必要；但公若已决定下

        野，亦无可如何」云。见〈李煜瀛自上海致蒋中正．十一月宥电〉（1931年11月26日），

        《蒋档．领袖特交文电专案整理》，「淞沪事件」1，资料号20013883。[/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东北三省只余锦州一隅为中国所有，成为主权象徵。(76)包括「东北

        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均设行署於此办公。

        当然，对於急欲一统东北、以建傀儡的日本关东军，自是不容

        中国鼾睡榻旁。因此继十月八日，日机首度轰炸之后；十一月廿七

        日，关东军一度逼近该城。最后只因引发美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的强烈不满，致电诘问币原。(77)关东军才在东京参谋本部

        的重大压力之下，暂停前进。这是「九．一八」以来，日本阃外军人

        首次、也是最后一次，服从中央命令。(78)

        鉴於锦州危机迫在眉睫，已代理外交部长的顾维钧，廿四日紧

        急会晤美、英、法公使，提出其「中立区」的构想：如果三国愿意

        担保，日军不向锦州－山海关地区进兵、且不干扰中国行政及警察

        权，则现有驻军可以撤至山海关。以期隔离双方、避免冲突，并阻

        绝日方进一步企图，等待调停结果。(79)翌日，施肇基提报国联「行

        政院」，要求「立采必要步骤，在中－日屯驻军队之间，划出一中

        立区。在行政院权力之下，由英、法、义等国中立军队驻防」。(80)

        [size=1]

        76 锦州存在的意义，宋子文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曾有陈词：「现在锦州已成为东三省

        最后的一个根据地；锦州如失了，则东三省便完全没有了。所以锦州是很重要的」。

        见〈中央政治会议第297次速纪录〉，李云汉、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

        之重要文献》，204。

        77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Japan,1931~41 Vol.1 (Washington, 1943), pp.50~51。事实上，事变以来，各国

        对於华府史汀生动向的注意，远超过对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会议。但史氏始终顾

        虑过度干预，反将危及「币原外交」在日本国内威信；并且坚持，纠纷处理，应由

        国联带头。故延宕至今，才首度回应。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1933~1938 (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 Press,

        1964), 1~16.

        78 当时由於顾虑关东军冒进，可能引致国际经济制裁，东京参谋本部只得以天皇之名，

        一夜连颁四道「临参委命」，制止前线。见《太平洋战争道》2，「满洲事变」，

        91~96。

        79〈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敬亥电〉（ 1931年11月24日），〈顾维钧密电选〉（下），

        《民国档案》1985：2，4；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1，422。

        80 韦罗贝著，薛寿衡等译，《中日纠纷与国联》，141。[/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政策分析而言，「锦州中立区」计划，原本只是某种危机处

        理的临时措施。故其决策，系仅由「特委会」几位核心成员，蒋主

        席、戴传贤、宋子文、颜惠庆与顾维钧，仓促作成。至其用意，则

        在试探各国意愿。(81)因此提出前，不但未及整合共识，内容亦有未

        尽周延之处。对於「中立区」划设，究竟是「一条线」、还是「一

        个区」？是属於「临时措施」、还是「常设区域」？是否作为日后

        纠纷处理通例？是否影响东三省主权存续？乃至国联、列强支持与

        否？国人态度接受与否？都未及评估。(82)结果讯息一经释出，立即

        引来轩然大波。首先是国内舆论的群起挞伐。计划於国联披露翌日，

        天津《大公报》即以「一辱再辱，国且不国」，鸣鼓攻之：

        至於今日，一辱再辱，国且不国。应守之土，而不敢自认其

        兵力集中；主权所在，而竟至自请画「中立地域」。(83)

        学生群众反应更形激烈。上海各校学生廿六日群聚国府请愿；至有

        横卧门前，要求蒋主席，亲笔承诺对内团结、北上御侮者。十二月

        以后，学运达到高潮。北平、济南学生占领车站，瘫痪交通；上海

        ______________

        [size=1]

        81 关于该计划的决策过程，顾维钧曾於十二月二日专电向张学良解释：「??至向三国

        公使所提之办法，当时曾声明：系为探询各该国政府意见；如认为可行，再由吾方正

        式提议。嗣因三国政府对担保一层，均不允可，故迄未正式提出〔国联〕。日方以驻

        日法大使之误解巴黎白〔里安〕氏训令，竟认为吾方提案，未免故意装聋。」见〈顾

        维钧等致张学良电稿．冬午电〉（1931年12月2日），〈顾维钧密电选〉（下），《民

        国档案》1985：2，8。

        82 所以在十二月二日，国民党权力核心的「中央政治会议」上，此一计划遭到严重质疑

        。中常委们就各项疑点，发言盈廷。见〈中央政治会议第297次速纪录〉，李云汉、刘维

        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201~214。顾维钧日后也指出：党内

        派系干扰，是计划失败重要原因，目的在逼蒋下台。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1，

        422。

        83〈粤会波折感言〉，天津《大公报》，1931年11月27日。[/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捣毁党部、包围市长张群，市区戒严。(84)

        其次，国际反应亦不如预期。国联「行政院」於十一月廿六日

        秘密会议之后，以「各国驻军不敷分布」为由，拒绝中国「派兵驻

        防中立区」的申请；(85)

        而仅代以「视察员」派遣方案，任务限於考

        察，是否有建立「中立区」，以阻止两国冲突之可能。各国代表私

        下甚至力劝施肇基，敦促南京片面撤军、接受日方对案。(86)面对新

        一波「促谈」压力，国府虽於廿七日覆文，接受「视察员」赴锦，

        实则不无「骑虎难下」之感。十二月二日，面对党内质疑，蒋主席

        表示，「现在不好说不要中立区」：

        我们对「国际联合会」已说了出去，现在不好说不要中立区。

        其实如果中立国派不出军队，中立区便不能存在；中立区不

        成立，我们仍旧可以抵抗的，我们并不吃亏。如有中立团体

        来保证日本不再进攻，我们可以划缓冲地带。(87)

        然而，最令南京困窘的，恐怕莫过此案意外为日方「作」了一

        个球。久谋「直接交涉」的日本政府，竟於获悉「中立区」构想之

        后，以「打蛇随棍上」之势，多方诱迫国府就范。币原十一月廿五

        日自驻日法使马提尔（Damien de Martel）处，得知顾维钧之表示。

        廿七日，即向日内瓦白里安提出对案：

        日本政府在原则上可以声明：如中国军队，按照新近中国政

        府由法国政府所作之提议，自锦州撤至山海关以西；则日本

        _________________

        [size=1]

        84《国闻周报》8卷48~49期（1931，北平），「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张群旋於翌日向

        蒋辞职，见〈张群自上海致蒋中正．十二月蒸电〉（1931年12月10日），《蒋档．领袖特交

        文电专案整理》，「淞沪事件」2，资料号20014238。

        85〈顾维钧等致张学良电稿．冬午电〉（1931年12月2日），〈顾维钧密电选〉（下），

        《民国档案》1985：2，8。

        86 韦罗贝著，薛寿衡等译，《中日纠纷与国联》，143~144。廿六日，顾维钧在南京会晤

        美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后者亦曾出示史汀生训令，希望中国自动撤军，以

        避冲突。至於「担保」一事，则绝口不提。见〈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宥亥电〉（1931

        年11月26日），〈顾维钧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2，5。

        87〈中央政治会议第297次速纪录〉，李云汉、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

        重要文献》，203~204。[/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军队，除华北日侨生命、财产、及当地〔日本〕驻军之安全，

        受严重急迫之妨害外，决不侵入华军退出之区域。(88)

        原本试探性质的临时提案，一变而为法国出面的正式斡旋。日本驻

        南京领事上村伸一、驻北平参事矢野真，且同时於廿八日，煞有介

        事地找上国府外交部、以及北平张学良处；驻华公使重光葵更自十

        二月二日起，连续三度与顾维钧洽谈。重点皆在咬定华方，曾经「承

        诺」自锦州撤军。(89)

        日方对案，国府自是不愿接受。因为顾氏原案，著重「列强担

        保」、「中立军驻防」；而日方对案，却要求中国片面撤军；且仅

        「原则上」不进入「中立区」，保留日后华北动乱之自由行动权。(90)

        但对於彼等外交攻势，国府则显得招架乏力。外电报导、对手宣扬、

        再加上双方会谈的大动作，使得「直接交涉」之疑云、「承诺撤军」

        之谣言，先已在国内泼酵，形成决策压力。顾维钧面对群众骚扰、

        施肇基遭到华侨殴辱，双双於十二月五日请辞。

        国府不得已，乃於四日通知国联：绝不接受日方对案、锦州驻

        军也不撤退；(91)

        八日特为发表〈告全国学生书〉，郑重声明「政府

        绝未有锦州设中立区、直接交涉、天津共管等之主张」。(92)「锦州

        中立区」选项，至此胎死腹中；有待日后上海、滦东等「非军事区」

        的划设，才又转型重现。

        _________________

        [size=1]

        88 按：廿五日施肇基提报国联，有关「中立区」计划后，白里安裁定，向两国徵询接受

        「视察员」的意愿。日方乃在拒绝之余，藉机提出对案。见韦罗贝著，薛寿衡等译，

        《中日纠纷与国联》，143。

        89 日领、参事会谈内容，可见〈张学良致蒋介石．艳丑电〉（1931年11月29日），〈顾

        维钧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2，6~7；重光－顾氏会谈，参见（日本）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满州事变》第1卷第2册（东京：编者印行，1977），

        445~448。

        90〈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稿．艳亥电〉（1931年11月29日），〈顾维钧密电选〉（下），

        《民国档案》1985：2，7。

        91 南京《中央日报》，1931年12月5日。

        92〈国民政府为御侮救国对全国学生通告〉，《革命文献》35，1272~1273。[/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复 【文摘】由「不抵抗」到抵抗──国府因应「九．一八」之决策过程与困境
          家园 续

          四、孙科主政期

          1、「对日绝交」之提出

          「主政者上前线」、「锦州中立区」等选项先后受挫，适足暴

          露国府对日政策的左支右绌。所以十一月中旬以后，舆论迭有疾呼

          当局「亟宜宣布对日整个方针」者：

          中国在此和、战两难之环境中，必须决定自主的政策，以诱

          导国际形势、以窥察日本决心、以之备和即备战。此无他，

          即自行宣布对日外交之整个的原则是也！ 中国今日，立

          於存亡兴废之歧路，对於此一大问题，亟应向世界宣布其整

          个的、最后的意见，使世界人士，洞明中国具体的对日方针。

          日本而承认，当然可和；日本不承认，终於必战。(93)

          然而此时，国府决策体系已因持续的群众骚动与派系纷扰，陷

          入无法回应的困境。权力中枢如国民政府、行政院、乃至中央党部，

          罢课请愿行列遍布内外，人员几於无办事之地、无进出之隙。(94)

          外交部长先有王正廷、后有顾维钧；教育部门则广东、浙江、山西三

          省教育厅长，北京、中央、中山三所大学校长，相继请辞。十二月

          十一日，在无法重组教育部的情况下，国府另行成立「特别教育委

          员会」，由蔡元培负责学生请愿运动。(95)结果十五日，蔡在出见学

          生代表时，又与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同遭殴辱。(96)

          混乱的高潮，出现在蒋中正十五日辞去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

          务之后。尽管宁（蒋）、粤（胡）、沪（汪）三方随即召开国民党

          「四届一中全会」，推举林森继任主席、孙科担任行政院长，但派

          系互动显然已陷僵局。宁方刻意对以粤人为主的新内阁坚壁清野，(97)

          _______________

          [size=1]

          93〈中国亟宜宣布对日整个方针〉，天津《大公报》，1931年12月6日。

          94 戴传贤，〈题民国二十年外交三文件〉、收入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1（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出版，1959初版），381。

          95 John Israel（易社强）,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Press, 1966), 75.

          96〈学生示威暴动〉，《国闻周报》8：50（1931），「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9。

          97 据统计：孙科内阁中，行政院正、副院长暨十二位部会首长中，有九位是粤人。见陈

          锡璋，《广州枢府史话》（台南：作者自刊，1974初版），471。所以时属宁方的考试

          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邵元，十二月廿五日记曰：「午聚餐於『励志社』，讨论

          本届政府人员人选问题。佥以吾方愈少加入愈佳，不与计较」。邵元著，王仰清、

          许映湖注，《邵元日记》，810。[/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包括身当前敌的陆海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总绾对日事务的署理外交

          部长顾维钧、以及肩负筹款重任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相率挂冠求去。

          从各部部长到重要员司，无论辞呈批准与否，也都一走了之。其中

          财政部更连简任人员、科署长等事务官吏，全体总辞；不待交接，

          即不到部办公。孙科求助原实业部长孔祥熙接掌该部，亦遭拒绝。

          宁方之外，汪兆铭及胡汉民亦皆消极以对。按孙科之出线，原

          系蒋、汪笼络的结果。十一月廿九日，汪致电孙，许以行政院长职。

          陈铭枢向蒋报告谓：

          汪电哲生〔孙科〕，大意叙述钧座〔蒋〕辞职决心、辞职后

          过渡办法、及钧座必须〔欲〕汪、孙担任主席及行政院长之

          意。〔汪电〕并云：弟〔汪〕意：主席应以年高德劭为宜；

          为全党团结便利计，弟绝不敢担任。惟行政院长，真如〔陈

          铭枢〕只允暂任过渡，弟已代兄〔孙〕答应。益一则介石同

          志既属望我两人，始放心卸责，不宜峻却；二则真如亦非兄

          答应，不肯暂任过渡也。??(98)

          不料临事，蒋、汪两人却蓄意放手，均未出席「一中全会」；而胡

          汉民则始终不愿入京，在粤自组局面。(99)三巨头天各一方、合而不

          作，形成了政治僵局。

          实力人物的抵制，使得派系共识持续难产，外交方针自乏新意。虽

          然「一中全会」前后，锦州军情告急、大言壮语盈廷；(100)多数代

          _________________

          [size=1]

          98〈陈铭枢自上海致蒋中正．十一月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蒋档．领袖特

          交文电专案整理》，「淞沪事件」1，资料号20013976。

          99 蒋辞职前夕，负责在港、穗收集情报的杨永泰，就向其报告：「胡语粤当局：无论和

          议成否，彼不赴京，当留粤一年。纵和〔议〕成，西南各省『政务委会』、『军事分

          会』必组织。」是则早在孙科就任前，蒋已知胡动向矣。见〈陈群自上海致蒋中正．

          十二月删电〉（1931年12月15日），《蒋档．领袖特交文电专案整理》，「淞沪事件」

          2，资料号20014318。

          100 例如中央执行委员□锡山在会中提出「派遣十万大军死守锦州」案、冯玉祥提出「以

          武力收复东北失地」案，粤选候补中执委梁寒操会后也有在锦州设置「收复失地委员

          会」等主张。参见〈阎锡山等提案，整师死守锦州〉，上海《申报》，1931年12月25

          日，一张四版；〈政府应付〉，《国闻周报》9卷2期（1931），「一周间国内外大事

          述评」，5。[/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仍主审慎，循外交正轨办理。(101)前外交部长伍朝枢代理「特委会」

          主委后，向全会提交《关于外交方针案》三条，则连粤方自选的候

          补中央执行委员梁寒操都批评，「没有能使民众满足的地方」。(102)

          延至廿一年元月二日，锦州失守；八日，在美国「不承认主义」

          照会的激励之下，孙阁外长陈友仁终於推出所谓「对日绝交」方案，

          希望藉此唤起国际注意，迫使《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各国召

          开会议，解决东北问题。(103)不过陈氏显然无意於「战争边缘」策略；

          为了表达中国只求和平解决、并不准备开战的诚意，据说他还主张，

          将所有军队都开往江西，去打共产党云。(104)

          如此矛盾，自不免使催生「对日整个方针」已久的言论界殊感

          ___________________

          [size=1]

          101 中国青年军人社编著，《反蒋运动史》（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重排初版，）（下），519。

          102 按：伍氏所提三条方针，概为：（一）竭力从外交方面活动，防制日本侵略扩大；

          （二）日军侵扰，守土军队应实行正当防卫；（三）即日进行收复东三省失地，使之隶属中

          央管治。内容实无超越旧政府先前所研拟者。故「侨委会」委员长吴铁城亦有「空空

          洞洞」之批评。俱见〈「中央政治会议」第300次速纪录〉，李云汉、刘维开编，《国

          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212、217。

          103 一月九日，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奉化蒋先生处，提及前一日「中央谈话会」决策；「

          昨晚『中央谈话会』拟定四种对日方针：先援引《国联盟约》第十六条，使联盟国对日

          经济封锁；应用国际上外交方式，制止日军暴行；要求九国召集会议，制止破坏远东

          和平之日本；宣布中－日断绝邦交，唤起世界注意。外部昨接美国分致中、日〔不承

          认主义〕照会，词极严正。因此我方或即采行第四种办法。哲生今日或来奉〔化〕，

          其希望钧座与汪、胡来京，主持大计。」见〈何应钦自南京致蒋中正．一月佳午电〉

          （1932年1月9日），《蒋档．革命文献拓影》12，112；另见〈陈友仁辞呈〉，天津《大

          公报》，1932年1月26日，一张三版。

          104〈「中央政治会议」第24次「临时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8日）。转引自李云汉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总统的对日政策〉，《师大学报》21（1976年4月，台北），

          13。[/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失望。天津《大公报》即质疑此一选项在执行上的可能性。毕竟以

          两国经济关系之复杂、日方对华渗透之广泛，全面绝交，恐怕欲办

          不得：

          以今日情势而宣布绝交，则第一必须考虑如何能贯彻「绝交」

          之令。盖「绝交」之义，当然系撤去使领、收管租界。然彼

          不允撤、不允管则如何？政府有无强制执行之方法及其准

          备？此首应解决者也。

          况且，「绝交」常为「宣战」之先声，不准备宣战，何能轻言绝交：

          大抵事实上「绝交」之宣布，将至入於交战状态；纵不至此，

          然吾国如不能使绝交之宣布有效执行，是绝交为空文，徒使

          日本得寻□各处之便利；且诿责中国，以杜各国发言。??

          是以应绝交、应为自卫而宣战者，理也；不能宣战，便不能

          绝交者，势也。

          从而责论此案为「卤莽灭裂之举动」、「较之主张宣战，尤为疏漏矣」。

          (105)而原本还远游托疾、屡请不出的蒋中正、汪兆铭两人，也相率

          提出批评。蒋於十一日公开讲演，直指「绝交者，绝路也」；(106)

          私下则电覆何应钦等人，认为「对日绝交」，须先与俄复交；但后者

          将使欧、美列强疏离，故策不可行：

          此时我国地位若「战而不宣」，尚犹可言；如绝交，即为「宣

          而不战」，则国必危。正以对俄复交，则列强对我不但不助，

          而且反而助日。故东三省问题未决之前，如对俄复交，则不

          止断送满、蒙，是乃断送全国也。(107)

          接著十六日，蒋－汪会於杭州，合作关系正式浮现；十八日，孙科

          移樽就教，汪氏诸人也面达反对「绝交」立场 (108)。陈、孙二人旋以

          _______________

          [size=1]

          105〈论绝交〉，天津《大公报》，1932年1月17日。

          106 蒋中正，〈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1932年1月11日），《史料初编．绪编》1，320。

          107〈蒋中正致何应钦、朱培德、陈果夫．一月灰电〉（1932年1月10日），《蒋档．革命

          文献拓影》14，「统一时期．蒋主席下野与再起」，64。

          108〈「中央政治会议」第24次「临时会议」速记录〉，转引自李云汉，〈「九．一八」

          事变前后蒋总统的对日政策〉，13。[/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立不及一月的孙科内阁，又告结束。随即「一．二八」事变爆发，

          对日政策开始峰回路转。

          2、「锦州抗战」的落空

          孙科内阁时期，除了要面对党内派系的纵横捭阖之外；外交上

          最大难题，就是锦州防卫的困境。而於此，势不能不回顾，当时负

          责该地防务的张学良，自「九．一八」以来，在对日决策过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功过问题。

          事实上，从民国十七年底「东北易帜」起，张学良就一直是蒋

          在政治竞技场上的派系同盟。包括十八年「中东路事件」、十九年

          「中原大战」，台面下固然不免尔虞我诈的「内交」互动；但大体

          上，「东北军」最后总是出以「支持中央」；而蒋地位的巩固，也

          著实得力於张不少。所以曾在「中原大战」落败的汪系大将陈公博，

          就不无恨意地形容蒋－张之间：

          他和张汉卿的关系，比什么都密切。张汉卿自从举兵入关，

          摧破「扩大会议」，蒋先生当他是中兴的功臣。并且听说，

          张汉卿的夫人于凤至曾拜宋老太太作乾娘；社会上又久已传

          闻，说张汉卿要聘孔庸之〔祥熙〕的小姐作媳妇。这样差不

          多等於君主时代，立中兴之功，兼外戚之贵。(110)

          这样的利益结合关系，一直维持到「九．一八」之后，仍未稍

          变。所以一般「九．一八」论述，经常有意无意，视两人为敌

          体，不归「抑张扬蒋」，即归「抑蒋扬张」，实皆有商榷必要。

          两人此一时期的公私关系与决策互动，实要较外界想像密切。

          欲言历史责任，不应有所厚薄。

          对於「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同意了现地「不予抵抗」的安排；

          但对於中央「不撤兵．不谈判」、以及「依赖国联」等处置，则不

          以为然；而倾向与日方「直接交涉」。九月底，他派副手万福麟等

          入京谒蒋，表示「完全听中央主持」；惟希望「不要失去迅速与日

          _______________

          [size=1]

          109〈陈孙相继辞职〉，《国闻周报》9卷6期（1932），「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3。

          110 陈公博原著，赵令扬、李锷、汪瑞炯编注，《苦笑录──陈公博回忆，1925~1936》

          （香港：香港大学，1979初版），362。[/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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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解决之机会」。(111)十月六日，蒋覆电进行说服：

          如果日方於接洽撤兵之际、或对蒋〔作宾，驻日〕公使有希

          望交涉之表示，我方自可迎机与之谈判。否则我愈著急，彼

          愈蛮横，不仅无补危机，且恐益1陷绝境。??盖国联虽不可

          尽恃，亦非尽不可恃。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尽力於使国联

          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少

          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於此。(112)

          具体点出了「不抵抗政策」下，两人歧异之处。(113)然虽如此，张在

          整个「政策空窗期」中，尤其是在宁－粤双方的纠葛争执上，依旧

          扮演了蒋的盟友角色。

          可是另一方面，对於锦州的防卫问题，张学良却明显消极。究其原因，一则可能无

          所谓於该地的主权象徵意义；(114) 二则南京中央对於东北危机，也始终未能定出

          明确政策；(115) 三则「九．一八」使

          __________________

          [size=1]

          111〈「特委会」第1次会议纪录〉（1931年9月30日）。李云汉、刘维开编，《国民政府

          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4。

          112〈蒋中正自南京致张学良．十月鱼电〉（1931年10月6日〉，《蒋档．革命文献拓影》

          12，53。

          113 由此对照日后，蒋在〈敌乎？友乎？〉一文中所自承，「九．一八」初期有「迟回却

          顾」、「步步错过」之失，则似乎反证，张氏此时「迅速解决」的主张，可能才是更

          正确的选项。而这，或许也是若干习惯将张定性为「率尔行事」之论述，需要重新加

          以思考的是非功过问题。参照刘维开，《战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12。

          114 十一月廿五日，日军首度迫近锦州，顾维钧即自南京转达蒋嘱，锦州「关系东省存亡

          甚巨」，「请兄特加重注」：「弟意1：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

          东省全归掌握，彼於『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

          存亡甚巨。??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

          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与今晨『外委会』讨论，众意佥同。顷见

          蒋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张，嘱电请兄特加重注。」似已早见张氏放弃锦州的倾向。〈顾

          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稿．有亥电〉（1931年11月25日），〈顾维钧密电选〉（下），

          《民国档案》1985：2，4。

          115 十一月廿八日，顾维钧在「特委会」上，即直言中央应速定方针，俾「与地方共同负

          责」：「弟钧谓：近日天津情形，日方调军遣舰，形势严重。??设使津局动摇，不

          特锦州后路断绝，北平亦复可危。现除运用国际牵制，冀免危局外；似当由中央政府

          决定方针，电告张副司令，授以机宜。俾政府与地方共同负责，应请公同讨论；否则，

          张副司令身当其冲，责任重大，应付不免踌蹰。」〈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稿．俭申

          电〉（1931年11月28日），〈顾维钧密电选〉（下），《民国档案》1985：2，6。电

          文所谓「天津情形」，系指廿六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谋劫

          持溥仪，所制造之「天津事件」。[/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东北军」丧失原有地盘，张学良正面临财政困难；(116)四则粮饷不

          继，难免影响所部士气。(117)所以廿一年元旦，锦州失守前夕，张即

          致奉化蒋先生〈东亥电〉，明白「预告」：

          日军肆虐有加无已，近且大举西来，三路攻锦。良已督饬前

          方部队极力死守。该□平原旷野，无险可恃，日军陆、空联

          合进攻，我必四面受敌。??总之，锦州情况危急万分，我

          为发扬民族爱国情神，自必血战死守。右盼〔？〕地势、敌

          我实力之种种关系，终难坚持到底；在战略上亦非决战之地。

          事实俱在，无庸讳言。??倘中央能於最近期内，求有解决

          办法，则此一线生机，或可保存；否则外无实力应援，纵此

          一隅之师全部牺牲，实亦无补艰危者也。??

          故此，锦州危机期间，张学良始终怀疑国联能力，倾向「直接

          交涉」、主动撤军。南京提出「中立区」计划后，日本驻平参事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ze=1]

          116 十一月十二日，顾维钧曾代张向宋子文告窘，会后报告结果：「下午晤子文兄，面交

          尊函，并告以吾兄近来困难情形，请其赶紧设法。渠颇表同情，并云：近因公债无从再发，

          中央财政亦感艰窘；现拟商由银行垫现，以资接济。故新组之『财政委员会』定十五日开

          会，与银行代表等商议每月所需最低数目。如能成议，当可垫款。届时兄处所需，渠必竭力

          拨助。」〈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文酉电〉（1931年11月12日），〈顾维钧密电选〉

          （上），《民国档案》1985：1，21。

          117 黄郛夫人沈亦云即坦言：「阎、冯战〔中原大战〕后的北方，大部成为『东北军』世

          界。『九．一八』后，自北方归者，论晋军尚属可望，奉军不可救药。然中央无法、

          亦不敢开罪失土之疆吏。」或见东北军士气之低落。沈亦云，《亦云回忆》，443。故

          据云锦州失陷以后，东北军代表还对外表示：「饷项械弹均无接济，如何作战？中央

          仅下令死守，岂欲军士徒手搏敌耶？」见腾霞，〈辽西沦陷，国难无已〉，《国闻周

          报》9：3（1932年1月11日），6。

          118〈张学良自北平致蒋中正．一月东亥电〉（1932年1月1日），《蒋档．领袖特交文电

          专案整理》，「渖阳事变」1，资料号21004590。[/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野真於十一月廿八日来谒洽商，张即乘机表示：虽未获训令，「惟

          个人对此亦颇赞成」；并当场提出对案。此后日方极力说服张学良：

          避免锦州冲突，是其切身利害攸关；又系地方局部问题，应该就地

          解决云云。甚且招请前东北参议汤尔和进行游说。张显为所动，乃迳於

          十二月七日首肯，自锦州撤军。(119)

          「北平会谈」，蒋主席应有所闻，甚或是默许的；然对於「主

          动撤军」一节，则期期以为不可。张同意撤军的翌日清晨，曾向其

          报告，外交方面，已「临机决定处理办法之一部」，希望双方中间

          人熊式辉，能够速行北上：

          外交情势愈益紧张，业由〔学〕良处临机决定处理办法之一

          部；但全盘方略仍待筹商。请迅嘱天翼〔熊式辉〕即日北来，

          免失机宜。

          蒋覆电初仅表示，待熊摒挡一切，即行趋候。言下似无意外之感。

          但稍后又急电，「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翌日并告以「航空第

          一队已令其限三日内到平，归〔张〕副司令指挥」。(120)

          惟据信年底之前，前线驻军仍有相当部分已移入关内。)121)

          __________________

          [size=1]

          119《日本外交文书．满州事变》第1卷第2册，219。

          120〈张学良致蒋中正．十二月庚丑电〉（1931年12月8日）、〈蒋中正致张学良．十二月

          佳电〉（1931年12月9日），《蒋档．革命文献拓影》12，104~106。

          121 关于锦州撤军事宜，张曾於九日再催熊式辉北上：「锦方军事现正详密

          考虑。〔学〕良有难言之苦痛，急盼天翼兄迅即北来，以便商洽一切」。见〈张学良

          致蒋中正．十二月佳戌电〉（1931年12月9日），《蒋档．领袖特交文电专案整理》，

          「淞沪事件」2，资料号20014204。其中所谓「难言之苦痛」，或即日本驻平助理武官

          永津佐比重所得情报，谓彼时华北军阀阎锡山、韩复等人，有乘机进攻北平之谣；同

          时「东北军」内部反张势力，亦有崛起之势。故张撤军入关，以资戒备。见《太平洋

          战争道》2， 「满洲事变」，110~111。至於锦州驻军最终位置，张在廿一年

          元旦致蒋的〈东亥电〉中，曾有详述：「骑兵第三旅全旅、警备队约八千警察、及公

          安队约三千，驻锦县城内及附近一带；第廿旅全旅，驻女儿河附近；第十九旅全旅，

          驻绥中附近；第九旅全旅，驻万家屯、山海关附近。至第十二旅已调驻滦州、昌黎一

          带，用以戒备后方。」其中第九、十二、十九、廿各旅，似皆由锦州后调者。十二旅

          且担负「戒备后方」任务，似又证永津情报之非空穴来风。〈张学良自北平致蒋中正．

          一月东亥电〉，《蒋档．领袖特交文电专案整理》，「渖阳事变」1，资料号21004590。

          另参考熊正平，〈渖阳、锦州沦陷纪略〉，《文史资料选辑》6（北京：中国文史出版

          社，1986初版），14。[/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以尽管十二月下旬，孙科内阁在南京「一中全会」上再三声

          言，「守土军队应实行正当防卫」，实则粤－张双方关系恶劣。「中

          原大战」旧恨未消；上海「统一会议」又始终以蒋、张为敌；粤方

          「四全大会」曾发「查办张学良」通电；「一中全会」又决议命张

          「戴罪图功」。(122)故迨廿五日，日军总攻锦州之际，张即藉机致电

          孙阁，索饷索械，似意在予其难堪。(123)粤方只得由前广东省主席李

          济琛出面「内交」，透过辞职在沪的顾维钧进行笼络。(124)不过为时

          已晚，非但锦州早经撤军，张亦无意奉孙科号令。后者虽两度训令

          「积极抵抗」，(125)锦州仍於翌年一月二日失守。讽刺的是，失守当

          天下午，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孙阁副揆陈铭枢仍作报告，指

          卅日以后，即无前线消息；锦州撤守，系外国通讯社传说，张氏「并

          未有所提及」云。(126)

          3、「政策空窗期」的结束

          _______________

          [size=1]

          122「统一会议」中，粤方曾经明白表示「对人重於对事」，目标除蒋主席之外，即为张

          学良。见梁敬□，《九一八事变史述》，131；至「查办张学良」通电事，见〈顾维钧等

          致张学良电稿．漾午电〉（1931年11月23日），〈顾维钧密电选〉（上），《民国档

          案》1985：1，63~64；「戴罪图功」事，则见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反蒋运动史》，

          520。

          123 张电：「火速饬拨现款百万元，用发目前火食饷需；??并请速拨枪弹某口径者一千

          六百万发、某口径者八百万粒；某生的重炮弹一万发、某生的野炮弹七万发、某生的

          某野炮弹三万发、某生的野炮弹八万发、某生的某山炮弹三万发、某英寸迫击炮弹二

          十三万发；步枪一万枝。所有弹款，务请於一星期内发到；而子弹需用最急，尤请日

          内照拨??」云云，内容需求明显异乎寻常，目的应在困窘粤方。见《革命文献》34，

          1122。

          124〈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稿．宥亥电〉（1931年12月26日），〈顾维钧密电选〉（下）

          ，《民国档案》1985：2，16~17。

          125〈国民政府令张学良主任对日军攻锦应积极抵抗电〉，《史料初编．绪编》1，313。

          126〈「中央政治会议」第21次「临时会议」速纪录〉，李云汉、刘维开，《国民政府处

          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218。[/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政策空窗期」的结束，大抵可以廿一年一月下旬，「蒋－汪

          合作」的出现、以及「一．二八」的爆发，做为两项指标。前者既

          使派系牵掣的局面，得到相对的缓和；后者则不啻成为新政府的政

          策实验场，为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新选项，逐步累积经

          验与共识。

          按「蒋－汪合作」的酝酿，为时较一般所知更早。至迟廿年十

          月中旬，上海「统一会议」前，蒋已透过前「军政府」广东省长杨

          永泰，私下在香港与汪系取得联系。(127)之后蒋即频释善意，希汪入

          京，以期「联汪制胡」，抵销粤方促其下野的压力。「主政者上前

          线」提案是其一、(128)汪派於上海独立召开「四全大会」是其二、(129)

          「沪选」中委跻身「四届一中全会」是其三，(130)惟汪始终未明确表态。

          陈铭枢告蒋，汪派图以「第三者」立场，在宁、粤之间待价而沽：

          汪派大都主张，汪仍主持第三者态度，〔陈〕璧君〔汪妻〕

          ________________

          [size=1]

          127 十月十九日，蒋手令张群，转告在港的杨永泰，与汪系接洽：「上海张市

          长。〈巧电〉悉。请畅〔卿〕兄可与汪方在港人接洽，暂时留港可也。中。皓。」〈张

          群自上海致蒋中正．十月巧电〉（1931年10月18日），《蒋档．革命文献拓影》14，33。

          另据陈公博的说法，早在其十月初自欧返港之前，另一汪系大将顾孟余，可能已与宋子

          文有所接触。见陈公博著，赵令扬、李锷、汪瑞炯编注，《苦笑录──陈公博回忆，

          11925~1936》，266~267。

          128 参见〈陈铭枢自上海致蒋中正．十一月巧午电〉（ 1931年11月18日），「渖阳事变

          」1，资料号20013548；〈蒋致汪精卫电〉，上海《申报》，1931年11月30日，二张六版。

          129 按：汪－胡决裂之后，汪系即於十二月三日假上海「大世界」游乐场，自行选出四届

          中委十名、候补委员十四名。惟该会场主人，乃法租界捕房高等顾问黄金荣。黄氏与

          蒋关系密切，当日且亲力亲为，在场指挥。相信系得宁方协力。上海《申报》，1931

          年12月4日，三张十版。

          130 十一月廿六日，汪系退出粤方「四全」之后，宁方代表李煜瀛即向蒋报告晤汪结果：

          「汪又谓：汪派退出之代表，可举廿四人，蹙〔？补〕实中委，履行〔「统一会议」〕

          和议事。至於今，惟有联汪制胡。望卓裁。煜瀛叩。宥印。」〈李煜瀛自上海致蒋中

          正．十一月宥电〉（1931年11月26日），《蒋档．领袖特交文电专案整理》，「淞沪

          事件」1，资料号20013883。所以十二月十九日，蒋在南京邀宴新任「中央委员」，沪

          选委员亦得入列，即以示事实上之默认。见沈云龙，〈广州「非常会议」的分裂与宁

          粤沪「四全代会」的合作〉，23。[/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张尤力。枢测汪意，不愿失枢〔革？〕命者的立场，未以

          然为。惟在政治上，能与钧座居同等之地位，则对内、对外，

          方免受名义上无稽之责难，所以迟迟不决者以此。国势至此，

          非急转直下，得汪等坦然入京，并使粤失其攻击之藉口，以

          团结内部，则无以挽救危局。??(131)

          所以两人合作的真正实现，需延至翌年一月中旬。主要关键，

          殆因孙科亟欲改采「积极政策」，以谋突破政治僵局：於政成立「特

          务委员会」，代替蒋、汪、胡三巨头，处理紧急政务；於军起用冯

          玉祥等人，组织「军事委员会」；(132)於财政有「停付公债本息」之

          议；(133)於外交则推动「对日绝交」。凡此，均属政策、人事上之重

          大变革，自对蒋、汪派系形成压力。包括国民党秘书长叶楚伧等宁

          方成员，即向蒋告急：

          哲生等提议组「特务委员会」，昨晚讨论至五小时。探其意

          志，将乘三常委未到时，决定「对日绝交」、「停付公债」

          决〔绝〕种亡国政策，同人等坚决拒之。至「特〔务〕会」

          拟删其职权，暂予容纳。如何？乞示。

          蒋也以手令表达坚决反对之意。(134)旋十六日，蒋－汪於杭州会晤，

          _________________

          [size=1]

          131〈陈铭枢自上海致蒋中正．十一月有亥电〉（1931年11月25日），《蒋档．领袖特交

          文电专案整理》，「淞沪事件」2，资料号20013849。

          132 由一月九日，何应钦致蒋电，即不难窥见，成立「军委会」一案，对蒋、汪的敏感度

          ：「孟潇〔唐生智，汪系〕来称：汪先生说：（一）德邻〔李宗仁〕、任潮〔李济琛〕

          日内来京，拟向『政治会议』提议，设『军委会』；??等语。冯〔玉祥〕与粤〔系〕

          勾结云深，中央设『军委会』，职拟表示反对；??职意：汪、孙既对钧座表示好感，

          汪到京后，即请钧座毅然莅京主持大计。否则职亦想引退山林。」〈何应钦自南京致

          蒋中正．一月青酉电〉（1932年1月9日），《蒋档．革命文献拓影》14，63。

          133 按：孙科鉴於财政入不敷出，遂有意将旧政府时期所发行的国内公债本息延期支付，

          以填补财政缺口。讵料引起市场恐慌，造成银行挤兑风潮。事见〈停付内债本息风潮〉，

          《国闻周报》9卷4期（1932），「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6~8。

          134 蒋覆电谓：「叶委员楚伧先生勋鉴：〈寒戌电〉悉。请转诸同志【坚决表示反对】，

          弟对兄等主张【甚??】与态度赞成。余详函中。中正。删〔十五日〕午。」【】括

          号为原件中所删去之文句。俱见〈叶楚伧、陈果夫自南京致蒋中正．一月寒戌电〉（

          1932年1月14日），《蒋档．革命文献拓影》12，112。[/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政局急转直下。廿五日孙科辞职赴沪，「中央政治会议」随於廿八

          日推举汪继任行政院长，翌日任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合作关

          系正式形成。

          然而新政府刚刚就职，就遭逢最大危机，史称「一．二八」事

          变。伴随著政治上的新局面，国府在因应选项上，也公开改以「一

          面抵抗．一面交涉」相号召。三十日发表〈移驻洛阳办公宣言〉，

          强调「双面」并进的原则：

          政府受国民付托之重，惟知保持国家人格、尊重国际信义，

          决非威武所能屈。惟有坚持原定方针，一面督励军警，从事

          自卫，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一面仍运用外交方法，要求各

          国履行其条约上之责任。??政府深信中国对於此等暴行，

          有正当防卫之权利与义务；同时深信各国为维持世界和平及

          国际信义，亦必不能坐视。??(135)

          如此「双面」政策，一方面固是惩於「九．一八」以来，现地「不

          予抵抗」之失策，要求守土军队，须於第一时间进行抵抗；然另一

          方面，更具意义者，实是对於先前「不撤兵．不谈判」的僵硬立场，

          决然修正的弹性作为。

          盖自十一月中旬，日军北进黑龙江、南犯锦州以后，国内主流

          舆论已逐步体认，事变不易善了。故一改过去对於「双不」的坚持，

          在呼吁当局制定整体方针之余，当廿一年初，传出日方秘使来京晤

          谈消息时，还鼓励孙阁，不妨「多方以试」；甚至明言「直接交涉」

          「不能遽断为卖国行为」云：

          若夫日方代表，虽有曾到京沪之传说，但迄尚未能证实。纵

          令果行交换意见，亦不能遽断为卖国行为。此际所应注意者，

          首为中央与地方意见之融洽，次为秘密外交之防止。??而

          和平方法的无效之后，仍可唤起民众，实行全国动员之抗日。

          凡此种种，又为锦防撤退后，亟应筹商进行之要事。谁为卖

          国，还须视诸日后之事实；此时舍相忍为国外，无他道也。(13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ze=1]

          135〈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1932年1月30日），《革命文献》36，1553。

          136〈锦防撤退之后〉，天津《大公报》，1932年1月3日。至舆论态度的转变，参考李盈

          慧，〈抗战前三种刊物对中日问题言论之分析──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独立评论之比较

          研究〉，91。[/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呼应言论界这项转变，国府「回避交涉」的态度，也於十一月

          下旬有所松动。张学良「北平会谈」，可谓开其端；顾维钧在京接

          见重光葵，又为接其踵，均系就「东北事变」议题，直接接触的尝

          试。(137)

          十二月底，下野在籍的蒋先生，且透过熊式辉，秘向东京探

          询解决条件：

          急。奉化总司令蒋钧鉴：○密。由公侠〔陈仪〕兄转到王〔长

          春〕君〈有〔廿五日〕〉、〈寝〔廿六日〕〉两电如下：

          晤荒木陆相，将实情详细说明。他对和议热望速成；颇以苏

          俄为忧；对於满洲统治上，并无成见，条件另电。满洲实权??

          〔原缺五字〕。

          晤荒木，对该条件均有意见。大端则：条件精神以不妨碍国

          民政府立场为标准；经济乃取「共存防共」方法。热望我国

          政府早日安定。如能一致防共，需用武器并款项，必当竭力

          援助。此人对於总座感情颇佳。详细条件面呈。寝。等语。

          谨呈。职熊式辉叩。艳印。(138)

          所以「一．二八」的爆发，实可视为旧政策的临界点、与乎新

          政策的实验场。先前的「不予抵抗」、「不撤兵．不谈判」选项，

          至此俱告身退；而原本潜流於台面下的若干动作与构想，诸如「直

          接交涉」、「战而后和」等，则陆续经由战场的实践，回馈而成「一

          面抵抗．一面交涉」新政策的实质内容。就此象徵了，国府自「九．

          一八」以来的「政策空窗」困境解脱出来，进而下开更具弹性、更

          加务实的政策阶段。

          [size=1]

          137 史家多谓，最早「直接交涉」者系陈友仁与宋子文，实皆误。陈友仁访日在「九．一

          八」之前，会谈内容无关事变解决。宋子文则於事变猝发后，立即中止接触，原因亦

          在回避交涉。故首先就事变展开「直接交涉」者，应系张学良、顾维钧。参照蒋永敬，

          〈「九一八」事变中国方面的反应〉，《新时代》5：12（1965年12月，台北），31；

          梁敬□，《九一八事变史述》，113。

          138〈熊式辉自南昌致蒋中正．十二月艳电〉（1931年12月29日），《蒋档．领袖特交文

          电专案整理》，「渖阳事变」2，资料号20022453。原件注：「原文内漏去五字，容后更

          正」。[/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结论

          总结而言，自「九．一八」至「一．二八」，国府在对日决策

          上，虽有迟回却顾之失，惟并不宜概括成「不抵抗」或「空言抵抗」

          等简化概念；亦不应一味指责当局「一无策画」、「不负责任」以

          为足。此一时期，毋宁为国府在政策制定上「尝试－错误」的一段

          过程。先前的「不抵抗政策」既经证明无法因应危机；而政治体系

          内在的派系竞逐、以及外在的环境限制，又阻滞了新政策的迅速产

          出，终至形成四个多月中，某种「政策空窗」的现象。

          其间，国府除了延续「不抵抗政策」所既有的「不撤兵．不谈

          判」原则外；还在事变扩大之后，陆续推动「主政者上前线」、「锦

          州中立区」、乃至「对日绝交」等方案。惟最后都因舆论反对、各

          方消极，而宣告失败。此处也凸显了，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府

          的外交政策，实际是将国内因素摆在国际因素之前；政策对内的「功

          能」与「效应」，也经常凌驾对外的「准则」与「程序」考量。其

          结果，自是缺乏成熟政府正常运作中，所应有的稳定性与一贯性；

          使得政治体系本身，更易陷入周遭环境的影响与冲突当中。这是吾

          人在探讨此一时期国府外交决策过程时，可予注意之处。

          至於本文对於过程细节、以及前辈研究之补充：首先，过去论

          者率皆强调，蒋主席之拒绝〈币原五原则〉，系受国联卫生局长拉

          西曼之左右。然笔者窃以，蒋於「统一会议」期间，曾多次要求粤

          方，配合宁方「不撤兵．不谈判」之原则。可见强硬立场，应系蒋

          自有定见；拉西曼的影响，恐仍有商榷余地。

          其次，关于「主政者上前线」之议，过去论者限於资料，多数

          将蒋案之未能果行，归咎於张学良反对。实则蒋在「四全」公开提

          案的前一日，已先向汪兆铭探询意见。故该议除「对内宣示」作用

          外，似亦在「作球」予汪，促其入京合作。至於最后不了了之，乃

          是与南京决策阶层的普遍反对、以及日军十一月底一度自锦州外围

          后撤有关。张学良角色，实非真正关键。

          再者，锦州於廿一年一月二日失守。世论於兹，多指张学良防

          卫不力。此一谳议大致无疑；不过值得注意者，蒋对锦州失守，态

          度亦未明确责难。元旦当日，张氏先已有〈东亥电〉向其「预告」；

          反之，南京孙阁自除夕以后，即未能获得前线只字片语。是则宁－

          粤相持不下，拉拢疆吏强藩，已成优先考量；外交成败，难免尾闾

          耳。

          锦州失守一周后，一月八日，蒋自奉化致电上海宋子文，强调「此时以巩

          固汉卿兄地位为惟一要旨」：

          「上海宋子文先生勋鉴：此时以巩固汉卿兄地位为惟一要旨，鲁、晋

          『政治分会』如有必要，中亦无成见。如汉卿兄能不辞职，务请勿辞。

          请以此转汉卿、石曾先生。中正。齐。」

          〈蒋中正致宋子文．一月齐电〉（1932 年1 月8 日），

          《蒋档．筹笔》，「统一时期」，档号2010.20／4450.01~063。

          最后，关于「蒋－汪合作」之形成，过去论者多有阙如。实际

          两人互动甚早，「统一会议」期间即已暗通款曲；汪於过程中「待

          价而沽」之态度，更非日后汪系成员所言，被动而诚恳者。「政策

          空窗」期间，蒋始终力求，藉由联汪，解缓粤方迫其下野的压力；

          对此，汪则迟迟不予表态，身段并不亚於蒋。两人合作的实现，应

          是鉴於孙科决心行动，恐真影响己身派系与布局，故於廿一年一月

          下旬，相偕入京。随即「一．二八」事变爆发，乃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之契机，进而下开更具弹性的政策新阶段。

    • 复 【原创转贴】对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的一些看法
      家园 C. 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中所藏档案里面张学良自己记述的九一八事变和热河抗战

      C. 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中所藏档案里面张学良自己记述的九一八

      事变和热河抗战的经过

      张之宇为张学良口述历史项目的主要成员，她也负责整理张学良自１９３６

      年以后的私人档案。《杂忆随感漫录》是张学良五十年代奉蒋之命而写的一部自

      传，手稿原件现在存于毅荻书斋。张之宇将这部手稿整理在台湾，海外出版。凡

      注明(“按：”处)为张之宇的校补。山海关是录入者，他补充了一些历史背景和评

      论说明。

      《杂忆随感漫录》全文见：

      http://www.ch815.com/bbs2/index.asp 人物春秋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杂忆随感漫录 原著: 张学良 校补: 张之宇 录入: 山海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一八事变之经过

      　　我伤寒症痊愈之后，身体极为衰弱，赫尔大夫建议，我须长期休养，彼并愿为我准

      备戒除嗜好。我甚同意，所以我未销假办公，仍住在协和医院，由医师护士照料，每天

      服药和注射，早晨事到公园各地散步，饮食一切，皆遵医生指定，晚间偶出观电影戏

      剧，以兹消遣，皆由两位护士陪同，随时照抚。（按：张氏与秘书二人，在南京贪食鲜

      樱桃，患染伤寒病，在协和医院治疗。石友三之变後，九一八事变起，张将军仍在协和

      医院休养。平时外出散步，外出看电影戏剧，皆有两位护士小姐陪同。因张氏不许两位

      护士着白色制服，穿戴如平时装束，引起外界纷纷传说，协和医院属美方经管，张氏为

      此被院方“请出”。）

      　　一切非重大事件，一概不加过问，北平职务，由万福麟代为负责，东北职务由参谋

      长荣臻负责。万宝山事件以及中村事件，事前我毫不知悉。迨至日本军人利用中村事

      件，大肆宣传鼓动，东北宪兵司令陈介卿（兴亚）亲至协和医院报告，并请求我必须迅

      速处理此一案件，否则恐日本少壮军人，欲藉口制造事端。我遂招中村事件直接负责之

      关瑞玑（关玉衡）亲加询问。关团长将该事实经过，尽情告知，并请求可开军法会审，

      彼到时自己承罪，愿以一死与中村偿命，结束此案，一面扩大，而日方当无可藉口矣。

      我嘱彼到宪兵司令部投案，以备向日方办理交涉。不久日本军部知我方有解决悬案的决

      心，遂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关团长关瑞玑由宪兵司令将其释放，以免落入日人之手。

      ［山海关注：

      　　万福麟将军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九一八事变时也不在东

      北。

      ］

      　　我现在欲在此处说一说，关瑞玑的爱国忠诚。当彼在内蒙防地捕获中村伪装为农学

      博士，实行调查内蒙兵要地理，搜出其日记地图等等，皆无关于农事者。中村不得已，

      承认其为日本陆军大尉。当时关团长与其部属会商，如何处理此一间谍要犯，因当时日

      本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我必须将犯人交换其本国处置，这自然彼不但无罪，反而有

      功。最重要的，中村是详知内蒙古兵要地理的情形，我虽然将其日记地图没收，但彼仍

      能记忆。关等遂决心，将其秘密处死，由彼负责，不报知上峰，以免处置上困难，不幸

      被一蒙古人出卖，将中村被捕时的情形及中村在起家中的遗物，献之日方。而关团长到

      最后愿付出自己的生命，为我弱国外交上的羔羊，以免损失国家利益，而勉发生重大事

      端。

      　　日本野心家，先利用万宝山事件，再利用中村事件，在国内大肆煽动，以期鼓荡，

      欺骗日本民众，思以制造成侵华是正当之行动的观念。当我方已知此种情形：（一）我

      决定迅速解决中村这一案件。（二）我派汤尔和渡日，向日外相币原表示，我方欲寻求

      解决东北悬案之意图，币原甚表赞同，遂决定拟由中日政府选派大员办理。（三）通令

      东北军政，凡事慎重，凡有日方挑衅之事，竭力避免，不可与之冲突对抗，以免扩大事

      端。此即为不抵抗命令，致为国人攻击我之口实。在此一问题上，我从未有过声述，因

      我想知理明事之人，一见即知，不深明理之众，我又何必在个人问题上，哓哓何为。

      ［山海关注：

      　　8月17日，日方在隐瞒中村等进行间谍活动至事实的情况下，公布中村事件情况报

      告，借机在国内煽动对华作战狂热。

      　　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挑衅，张学良于9月5日对应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

      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畔，退避为上”。

      　　9月6日张学良又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

      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给驻守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

      的电报称：“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

      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

      ］

      　　我曾在胡政之（霖）所办的“国闻周刊”上，看见有过关于我的一篇言论，大旨我

      略记如下：

      　　“不抵抗主义这个名辞，并不是由张学良创始的，但是如今我们，一提到不抵抗主

      义，可就联想到张学良，张学良是这个主义的一个实行者。这个名辞的出现，好像是一

      个新玩意儿，但是这主义的精神，早有他的历史渊源，具有十足的必然性。我敢武断地

      来说，加入东北负责当局不是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任何人十分之九的也是不抵抗。在

      民国十九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不是抵抗了吗？闹了个损兵折将，大为失败，内外责

      言，这是促成张学良不抵抗决心之远因也。中东路事件给日本一个暗示，暴露了中国幼

      稚无能不团结。当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军人高呼惩罚张学良，消灭东北政权。张学良

      本人自己也知道将会有事情发生，但是他总有万一的心理“日本或者是不敢吧？”等到

      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他觉着“打是打不过日本的，以不抵抗对付之，不使事端扩大，以

      待国际来解决。”那时候张学良是这种心理，中央也是这种心理。所以我说就是换作他

      人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也是十分之九的一样不抵抗。以过去的济南事件为证，凡是对

      付日本武装挑衅行为，不都是退让吗？我要是给张学良定罪的话，他的罪过不再九一八

      的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抗。”

      （按：张学良对胡政之所说：“他的罪过不在九一八的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

      抗”张氏对胡政之如此批评，至为心服。）

      　　但今日思之，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不可以再事隐默。我今略述九一八事变前后我的

      心情，和处置的经过。我先说，我在那个时代对于日本的理解，我认为日本是一个立宪

      国家，军部虽有帷幄上奏之特权，但不经天皇批准，国会通过，是不能对外用兵的。有

      国际条约之约束，元老重臣之稳重，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从事煽动，如果我方不给以可

      乘的藉口，不根他武装冲突，那是不会发生军事问题的。

      　　这是我对于九一八近年时的日本少壮军人的嚣张和日本当时的政情，未能随时彻底

      研究主义，仅根据旧日对日本之理解，此乃我的重大错误。

      　　我再说我当时在情理上对日本的判断。我想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们浮动浅识，但仍有

      其重臣元老。入日本无故对中国发动战争，以军事占领中国土地，蛮横侵略，凡有深远

      眼光的人，会明白将来的结果，对日本不会有利的。他们负责的人，安能见不到这一点

      吗？我对于这一观察，虽然是错了－－而日本终于不顾一切，发动蛮横的侵略的战事，

      但至最后，日本终自食其惨痛的结果，这一点也可以说我是没有错。

      　　上述是我对当时日本方面之判断。同时迷信条约神圣，错估计国联的制裁力量。诚

      然是，我当时料其不敢，在利害观点上，我更料其不能。当时我是认为国联可以解决争

      端的。基于这些心理，所以我自始至终，竭力避免事端扩大，以期易于解决，遵守国联

      的警告。我佩服国闻周刊的言论，他说到了我内心的隐情。

      　　日本军人，内乘我正卧病协和医院，张辅枕奔丧锦州，万寿山在北平给我代理职

      务，东北长官皆不在职。外则长江水灾，粤变，和共匪猖獗，发动九一八事变。该夜我

      同英国驻华公使蓝博森博士，在第一舞台观剧，约在十点三十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

      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即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

      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

      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

      总领事处接洽交涉。通话之时，电话中断。因恐尔后联络断绝，遂用无线电令，荣臻，

      臧式毅二人全权负责处理一切。并屡询情况的变化，到半夜二时许，无线电台被破坏，

      整个通讯中断矣。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情示之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

      涉，彼答以不知其祥，仅允转其驻京公使而已。我对于沈阳情况，十分焦虑，遂利用长

      途电话令新民县知事魏键，设法向沈阳联络，随时向我报告。

      　　事变之后，政府和我的见解是一样的，认为条约神圣，国际正义存在，对于日本这

      种侵略的行为，必当仗义执言。遂信赖国联，而不同日本直接交涉，以免损失权利，所

      以币原所提之五项原则，拒不接受。对于日军行动，听从国联劝告，竭力取容忍方针，

      静待国联解决。但使我痛心者，是当时全国不但未能团结一致对外，反而利用外交问

      题，发动政争，以逞私愤。在中央迫　蒋主席下野，改组为不伦不类的政府，成为一国

      三公。孙哲生（科），汪兆铭相继为行政院长，而又负不起责任，如锦州，山海关发生

      问题时，凡有请示，皆答为，相机处理，或善为处理。在地方，山东韩，刘火并，四川

      二六对垒，粤则二陈相战，贵州毛酋之争。我触目惊心，心灰意冷。

      ［

      山海关注：

      国联行政院根据中国的提议，9月30日通过了限令日军于10月14日以前撤兵的决

      议。日本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代表声明接受国联决议。张学良委托顾维钧由北平到

      达南京。１０月５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就日本撤兵问题照会日本政府。９日，

      日本提出先谈条件后撤兵的答复，并抗议中国的“排日”行动。同时，日本派遣大

      批军舰到达上海。张学良多次电南京政府，希望立即交涉。６日，顾维钧受蒋介石

      委托，由南京返回北平，向张学良“代达”蒋介石的指示，即： “日本届期延不撤

      兵或更别有暴行，自在意中。我方如何应付、此时正在研究，并须视彼时国联行政

      院开会后如何解决而定。盖国联虽不可侍，亦非尽不可侍。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

      尽力至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小日本直接

      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此。”

      币原五项原则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０日，国联行政院五国委员会劝告中日两国直接谈判。10月26

      日，币原提出解决“东北纠纷”的基本条款五项：(一)彼此放弃侵略政策及侵略行为，

      (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三)凡有妨碍自由贸易及足以惹起国际间仇恨之一切有组织之

      举动，一概予以取缔， (四)日人在满洲全境内经营之所有和平事业，予以有效的保

      护，(五)尊重日本在满洲条约上之所有权利。币原并表示，愿与中国开始谈判，恢复两

      国通常关系，还主张将东三省日军撤回铁路区域。币原的“基本条款”，反映了日本统

      治集团中主张用政治、外交、经济的方法，以渐进步伐实现日本对华侵略目标的那一派

      人的主张。币原的声明发表后，国民政府有关要员“在主席（蒋介石)官邸集会讨沦，

      一部分出席人员认为日本“此举可能是(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不妨试探其真意，随后斟

      酌馆情形，作进一步之处理，不宜不留余地的拒绝”。“一时会场空气，倾向于采取若

      即若离之态度。然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说，主张拒绝”。结果，主张依靠

      和通过国际联盟处理中日事件的意见占了优势，接受币原声明之说遂被否定。正加蒋作

      宾后来不无惋惜地回忆道：“我国政府在熟辩深思之后，仍予拒绝，一心一意听候国联

      之处决。”

      ］　

      ［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５日，蒋介石下野，

      　　１９３２年　１月２１日蒋介石重回南京；

      　　１９３２年　１月　２日下午二时日军侵入锦州。

      　　１９３３年　１月　２日日军陆，海，空军及装甲部队协同作战，攻占榆关。

      ］

      　　汪兆铭于廿一年夏间偕宋子文，李济深莅平，见面之后，出示　蒋委员长亲笔函，

      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

      日本有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真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

      蹈当年抗俄的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的言论攻击希

      望我对日做一个战争的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

      论之指责夜。”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你牺牲将

      士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　蒋委员长的意思。”

      我说：“你若说是　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使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他

      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

      拿人家的性命来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汪呈不悦之

      色，乃言曰：“我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亲来同你商量，那么同蒋委员长的命令，又有什

      么分别哪？”我说：“命令是命令，我服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命令，那是我军人的职

      份。至于命令所做的事，我只是执行，我不负道义上的责任。商谈是商谈，我不计较什

      么行政院长的身份，为了政治上的利益而牺牲我部属的生命，我良心上是作不下去，我

      决不敢苟同。请汪先生你要原谅我。”此一会见，遂不欢结果而散，汪兆铭返回南京。

      导致因热河问题，发生汪院长通电请我同他共同下野。我立即辞职，经华北诸将坚决的

      挽留，而政府亦未允准。此事的发生，在华北引起数端不良之后果，使东北将领，不分

      皂白，对中央人员，发生误会，使我处于其间，很是为难。在热河的问题上，亦受了相

      当的影响。

      （按：张学良引咎辞职，北方将领联名愿与其共进退。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特任张以全

      权代表委员长名义，代蒋处理一切，仍留北平。厚爱之。）

      ［山海关注：

      汪，张之争的背景是日军要攻热河，中国军队当然要准备防守，但是热河

      的汤玉麟并不是张学良的嫡 系，也是独霸一方已久的军阀，和日本人，

      国内的粤系等也暗中有往来，汤不愿意张学良的嫡系部队进入热河。处理

      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很麻烦的，张和蒋两人对此事如何处理，如何让张学良

      的军队能够妥善的进入热河布防，而不激出“兵变”或“内战”，一直在进行

      密商，这就是下面蒋的日记里面提到的“出兵热河计划之实情”。 而汪精卫

      对军队系统内部的这些过节自然不怎么明了，而汪与张本有宿怨，致使本

      可以协商解决的事情，却搞得政坛顿起风波。

      　　蒋介石一九三二八月十日之日记，『今思汪兆铭、张学良二人之言行，皆为私而不

      顾大局，令人愤慨，汪尤不如张也。惟徒愤无益，须勉强支持，为国相忍，决令张辞

      职，嘱其顾全大局，而以另组北平军事委员会，嘱张推举人选报核，对汪则嘱唐有壬转

      告北方及出兵热河计画之实情。如鱼（六）日能略加忍耐，不发表攻击电文，则出兵之

      计可成；今竟激成北方将领之怨愤，而使此计画中阻，未审汪氏能自悔卤莽否也？呜呼

      ！汪氏终非可共谋国是之人耳！』

      　　联名挽留张学良的为宋哲元，万福麟，商震等二十九路军，东北军，晋军共５７名

      将领。

      汪张之争的经过，摘自《汪精卫评传》：

      　　　汪精卫上台后曾想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给自己涂上一些抗日

      的色彩，作―点抵抗的姿态。一九三二年三月，刚当上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指令陈公博、

      李济深去北平，劝说张学良在山海关外向日军反攻，以策应上海抗战。但张学良答称他

      道循：‘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的方针，不肯出兵。上海停战之

      后，热河吃紧，国联调查团来中国，日寇制造伪国等一系列棘手的外交问题要由汪精卫

      负责处理。他既要讨好国联调查团，又不敢迁怒于日本，既想逃避国人对他的谴责，还

      得按国民党中央制定的对日妥协方针行事。为此，汪精卫偕同顾维钧、罗文干、宋子

      文，一次又一次地上庐山与蒋相商，然后再去北平征求张学良的意见。

      　　汪精卫不甘心处处做矮人，想增加一点身价。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九日汪精卫到北

      平，曾与张学良相商，请张能整理华北政务，出兵东北，张答，须委员长亲自下令。汪

      再想与其相商，张称病进入医院，汪精卫在平住了四天，张一直对他怠慢。六月二十二

      日，汪精卫经过济南，劝韩复渠出兵抗日。韩受张学良节制，未得张的允许不敢应允。

      汪回到南京后为指挥棒不灵而十分苦恼。此时蒋介石催促军费，汪精卫飞沪晤宋子文，

      也不顺利。七月，热河告急的电报接连送到南京。汪精卫连续召开谈话会议，但拿不出

      一项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只好至电张学良，指示出兵抵抗。但汪所见到的仍然是告急的

      电报，而不见张学良的抗敌措施。于是，汪情卫便以行政院长的名义于七月二十二日发

      表通电：“…，国难日深，凡我军政长官，应督饬所属，从今努力，共谋捍卫”意在压

      张学良进兵热河，发电同时军事参议院的参议们拟具了抵御日本侵略的计划。

      　　消息传到北平，张学良立即召开华北治安会议，又开北平政务会议，张群代表蒋介

      石参加了会议。七月三十一日，北平政务委员会发表宣言称：“本大会认为，长期御

      侮，应以改善内政为根本之图。……至军事负责人员，在此国难期中，整理军政，贵无

      旁贷，所有恢复失地，巩固国防诸端，自为全国军人之专责，而华北军人负责尤重，更

      应遵照中央命令，同心协力，共谋捍卫，精诚团结，生死相依，以身许国，义无反顾。

      此次本大会全体委员倾诚会商之结果，决定按照上列两项方针，切实施行。”此电驳斥

      了汪精卫二十二日的通电内容，暗示汪无权指挥华北军事。

      　　

      　　汪见此电气愤不已，希望蒋介石回南京会商。但蒋介石既不返宁，又不让汪上庐

      山。汪精卫主张惩罚张学良，蒋默不表态。汪认为这是蒋，张在表演双簧，给自己难

      看。于是，汪精卫于八月五日晚偕曾仲鸣、陈碧君、唐有壬赴沪。六日晨，汪访晤宋子

      文请他回南京主持行政院工作。当天，汉精卫分别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

      府主席林森、行政院各部长、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等发了五

      份电报，提出辞职。其中给张学良的电报措词严厉，斥责张屡次丧地失土，拥兵不前，

      违抗反攻命令，控诉他只知向中央要巨款，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而不为国家出力的罪

      责，要求张学良“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

      　　汪精卫的五份电报一发出，南京政海顿起波涛。张学良被汪精卫一顿臭骂，火冒三

      丈，又是开会，又是通电，发泄他的满腹牢骚，声称准备交待工作，辞职下野。国民党

      中央破例于八月七日下午三时召开第三十二次中央临时常会，决定通电挽留汪精卫，派

      居正、何应钦赴上海劝汪留职。林森也从庐山赶到上海劝慰。蒋介石向汪致电称：“吾

      二人既均以共赴国难而来，现在无论有何困难，必须共负仔肩，勉渡难关，不可于国难

      益加严重之际，遽萌退志，务请即日返京，照常主持党务”。一时之间，庐山、南京、

      上海、北平，使者往来如梭；张学良八日电汪，请求辞职。江立即电国民党中央称：

      “今者张主任既称已电中央罢免本职，选员接替，切望中央即允其所请，以为打破军人

      割据之发韧；同时并望中央允兆铭之请，罢免行政院长之职”。他又向记者发麦谈话，

      申诉坚决辞职的原因，称：“国难日亟．而内部不统一如故。言军事则各自为政，无法

      指挥，财政则各省截流，仰屋兴叹。今热河告急，平津危殆，张汉卿拥兵不前，民族沦

      亡，指日可待，故救国唯有去军阀，统一内政”。建议由何应钦或者朱培德接替张学良

      的职务，蔡元培或于右任接替自己的职务。随后汪即避入德国医院，拒绝任何人的访

      晤。宋子文无奈，于八月九日中午领衔通电，宣布行政院各部长总辞职。

      　　张学良不知所措，等待蒋介石定夺。此时蒋介石离不开汪，但又要按自己的旨意行

      事；蒋又不能抛弃张，但也要张听命于己，于是他便施连环计：留住汪以牵制张，留住

      张以限制汪。于是他首先设法留住汪。八月中讯转向汪“诚恳”表示，希汪继续负政治

      责任，汪如坚持辞职，则与其共进退，并称同意张学良辞职。汪见此情，同意先回南

      京，八月十六日汪从上海返宁。

      　　蒋介石通过蒋伯城试探张学良所能接受的处置办法。十六日，何应钦主持第五十六

      次行政院会议，称奉军事委员会之命，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十七日，由汪

      精卫主持召开第一二三次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委会北平分

      会，张学良以中央军委会委员的身份留在北平。会后汪上庐山晤蒋，表示可留任中央政

      治会议常委职，坚辞行政院长职，中央不准。最后决定汪、张的遗留问题待国民党四届

      三中全会解决。八月十九日，南京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任命了北平军分会委员，由蒋介

      石兼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八月二十日蒋汪由庐山分手，汪返宁，蒋赴武汉。

      　　汪精卫到南京后召开中央谈话会，他提议由宋子文暂代行政院长。由于张学良坚持

      辞职，华北五十七名将领名通电，表示要与张共进退，经各方调解张学良取消了避入颐

      和园，不再过问政治的计划。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常会正式作出决定由宋子文代

      理行政院长。

      　　酿成这场风波的根源在于蒋介石。张学良从东北易职以后，一直听命于国民党中

      央。东北丧失，退入关内，他误认为只有依靠蒋记中央才能反攻复土，因此对蒋介石唯

      命是从；蒋介石对张学良表面看来多方关怀，但因张重兵在握，又有反攻复土之心，恐

      难以驾驭，有碍于推行他的对日妥协政策，所以一直在计议把东北军的指挥权抓到手。

      蒋介石一手制造了汪张矛盾，又顺风使舵：借汪之力压张交出部分兵权，又借张之口给

      汪以难堪，控其锋芒。他两边作好人：允张辞职，结汪出了一口气；张同意改组东北

      军，由蒋介石兼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标志东北军巳开始由蒋介石直接指挥。可是蒋介

      石又将华北军队的主持权交给了张学良，让他代行委员长的职权，使张感恩于他；蒋介

      石给汪很大面子，使汪感到蒋介石确实离不开他，但又对蒋介石明显袒护张学良的作法

      极为不满。为了观察蒋介石是否有诚意继续与他合作，汪于九月初躲进上海医院，又进

      莫干山，行踪诡秘，让蒋介石的人找不到他。汪称病重，须出国疗养，向中央请假三个

      月，坚持辞职。汪精卫的意图在于压蒋放弃对他的控制。可是蒋介石虽然仍要利用他，

      又不肯给他更大的权力，于是决定，不同意汪辞职，只给假三个月出国体养。这样，汪

      精卫便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去德国。 　

      ］

      杂忆随感漫录　热河失陷和我之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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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忆随感漫录 原著: 张学良 校补: 张之宇 录 入: 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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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河失陷和我之去职

      　　热河本为我方接济东北义勇军唯一之陆地路线。自东北沦陷以后，各地义勇军之活

      动，使日方深为困扰。国联调查团之李顿爵士，曾深为注意这一问题，认为此乃真正中

      国民意，不承认满洲国的表现。说到热河问题，我也甚为感慨，汤玉麟乃我父亲的旧

      部，亦系我之长辈，其为人粗野贪昏，我执政东北，即谋将其调换。在九一八事变之前

      ：（一）屡次失职，方欲将其调动，每因有他事发生，致以迟延；（二）他为我的父执

      之辈，我得设法给他筹划一个下台的体面；（三）必须顾虑到他不服从，准备使用武

      力。致使他久祸热河地方，在这一点上，我实觉对热河的父老，深为咎歉。迨至九一八

      之后，汤之态度，更形暧昧，我决心将其撤换，但必须顾及到投鼠忌器，得布置周密。

      拟派商启予进入热河，取而代之。彼时，孙哲生（科）的代表何遂，在汤处大事活动，

      希图拉拢汤之武力，而为汤撑腰。汤还为何发表一个有名无实的军长名义，互相表里。

      致商启予入热之议未得实行。有一度热河情况吃紧，汤派其秘书长谈国恒来平求助。我

      乃利用此机会，设法将其调动。曾在北平政务会议席上，公推李石曾先生赴京说明热河

      紧急情形，向政府请求款项。不意，汪院长兆铭（精卫），大发雷霆，通电促我下野，

      致使热河问题，整个停顿。

      　　迨至日本向阜新开始进军，汤既不布防，将其军队皆集结于古北口，承德间，暗中

      表示，不许我军通过承德。我当时若以武力解决汤玉麟，是不成问题的，但如不幸同他

      发生冲突，或如汤投向伪满，不但有利于日本方面，而外患如斯，自相操戈，诚饴笑中

      外，我心中的隐情，不能对外人道及。但又不能坐视日军长驱直入，遂令万福麟军出喜

      峰口，避过承德，转道由平泉向凌源布防，给养补充，皆由此一路线补给，发生许多困

      难迟滞。奉军布防尚未完成，日军来攻，情况紧急求援。我遂令宋哲元军进援，但仍由

      喜峰口行进，致宋明轩及其部下曾对我发生误会，谓为何不由承德行进，而侧敌走此崎

      岖路线，我不得已秘向宋明轩说明内中隐情，请其切勿公开，明轩深体我之苦衷，立即

      向喜峰口进援，但其部属始终仍多愤愤不平。

      　　方热河吃紧之际，中央已看明汤玉麟的态度。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曾会同我亲至承

      德，希望促汤觉悟。汤虽口中承诺布防，但始终未向前调动一兵一卒。迨至奉军危旋，

      请求张辅枕（作相）墨＊从军，我思以旧日的老关系，张辅枕或可对汤有所周旋。但张

      进至古北口，汤以前方紧急，阻其前往，致张未能到达承德，不二日而承德已失陷矣。

      （按：日军以一百余士兵，战车十一辆，于三月四日从容进入承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

      失踪。）

      ［山海关注：

      蒋介石与张学良曾就调兵入热，撤换汤玉麟，反复进行电商。蒋介石提出由张学良

      调动五个旅兵力集中热边，解决汤玉麟的计划。１９３２年７月７日，蒋介石在电报中

      提出；“此事既决行，则务须从速，先派三旅用夜间动作，到热河附近，使倭 (日本)

      与汤皆不及防，一俟我军接近热河，再调汤至察省，则汤必遵令，倭亦无法。”同月23

      日，蒋介石再次发电，要张群转告张学良：“请汉兄迅照预定计划解决热河，以安北

      局。”

      　　张学良以事关重大，犹疑未决，向东北军元老张作相征询意见。张作相与汤玉麟有

      很深的历史关系，深知汤不会接受命令，不同意蒋，张的驱汤计划。汤玉麟获悉蒋、张

      有逐其出热河的图谋，大为愤慨，表示坚决反对，并准备倒向伪满。后来在张作相的劝

      告下作罢，但仍在北平与沈阳之间“心怀携贰，摇摆不定”。

      10月间，按张学良的指令，万福麟指挥独立第八旅丁喜春部、独立第十六旅缪征流

      部、独立第十九旅孙德茎部，从河北越过长城，进入热河。第四十一军孙殿英部亦奉军

      委会命令，从山西晋城开抵热河。　

      中国方面直接投入热河战场的，有万福麟、汤玉麟等部东北军和热河驻军共约7万

      人，孙殿英部约2万人，义勇军各部约四万人，总计约13万人。日军投入第六、九两师

      团和其他部队共约3万余人，伪军在5万人上下。两军在数量上，中国方面只占微弱的优

      势，但日军的组织力、火力和战斗力占有压倒优势，加上汤玉麟部临阵脱逃，热河很快

      沦陷。

      ］

      　　热河汤玉麟的问题，虽然有何遂，汪兆铭之困扰，但我不能委过于人。此一问题，

      是我上对国家，下对热河人民，一件重大的过失。我早知汤玉麟昏聩贪悍，虽屡思除

      去，在九一八之前，不能当机立断，致延至九一八之后，为投鼠忌器，无可奈何，每一

      思及，我深感愧怍也。

      　　当前方战事吃紧之际，中央派何敬之（应钦）率第二，第二十五师增援北上，抵平

      之时，承德已失陷矣。我谒见蒋委员长于平汉路某车站，请训之下，我决定去职。连

      夜返平，将职务交付何敬之。我未与任何部属会面，仅留一亲笔长函恳切告诫，翌日即

      离平赴沪。我之不肯同僚属见面的原因是，恐彼等又效上年坚决挽留种种举措，致彼我

      等诸多不便。我速离平，使继任者易于指挥和处理一切。

      （按：张自称火车上与蒋委员长，宋子文之谈话，外间传说纷纭如亲见目睹，使张氏为

      之大笑。至于坚持张学良之毒瘾已到非戒除不可，乃由端纳先生去上海，进行安排米勒

      医生断除张氏毒瘾。动议者是谁已很明显。张氏陷东北三千万人民于日敌之手，蒋氏无

      功而赏，有罪不罚，坚持戒毒后，去欧避风。难怪张氏崇敬蒋氏一如恋父心怀。日后挽

      蒋联有“情同父子”之句，应无伪饰。)

      ［山海关评：

      　　蒋氏有那么义气么？“有罪不罚”，恐怕是因为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吧！至于此事张

      学良对蒋是感激还是其他，从胡汉民对张学良态度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观感：

      　　胡汉民一直认为张学良是无德无才的纨绔子弟，由於有蒋介石出於私心的百般偏

      袒，才在国民党内有重要地位。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对张学良封官许愿，拉入自己阵

      营。胡汉民竭力阻止蒋介石委张以重任，为此两人激烈争执，蒋因急需张学良的军事支

      持，无计可施之际，竟以辞职相威胁。“九一八”事变后，胡更要求惩办丧地辱国、

      “不抵抗”的张学良。1931年底，蒋介石被迫下野后，胡汉民便把清除张学良当成另一

      个重要的政治目标。1932年1月3日，胡汉民自香港指示在上海的刘庐隐等人联络行政院

      长孙科：“起冯去张，同时分拆蒋、张势力。”13日，胡汉民直接致电孙科：

      　　弟屡电兄言，欲打开目前僵局，首当从东北革新，故起冯（玉祥）去张，实今日要

      著。且去张抗日，最得国民同情，务望当机立断，即与焕章、德邻（李宗仁）两兄密商

      进行，庶阴谋可破，新政府之基础得以巩固。

      　　当时，胡汉民等视张为仇寇，为驱逐他制订了实现目标的具体步骤，并专拨巨款。

      　　然而，1933年初张学良因榆关热河失守被迫去职，胡汉民就试著把对张学良的主张

      由“去张反蒋”改为“联张反蒋”，积极争取其加入西南阵营。他先后数次派人带亲笔

      信去北方联络张学良，以图构成反蒋联合阵线，其中7月4日托陈中孚交给张的信谓：

      　　自榆关陷落，即得陈言同志来电，谓兄已决心抵抗，顾荏苒经月，未见有实际之表

      现。……兄前以不抵抗而丧失东北，兹又以不抵抗而丧失榆关，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虽云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顾兄身当其任，究何以自解於国人？纵不为个人计，

      独不为数万万人民之身家性命计耶？西南同志持抗日断共之旨，戮力经年，限於地域效

      命无所，然所以期望於兄者至极殷厚，切盼毅然决然，先求华北将领步调一致，振奋一

      心与日抗战，使中国不至自此而亡，则绵薄所及，必当力为应援也。

      　　

      　　张学良也积极回应，他在覆信中希望胡汉民能不时指示，“於精神物质两方面并予

      惠赐鼎助，俾得循率兼利进行”。而陈中孚给胡的秘密报告则更乐观：“汉卿现派米、

      宁二人在沪，与中密商今后反蒋工作，俟汉病痊，商定切实步趋，即派人南来。”汉、

      汉卿是张学良；中是陈中孚自称。

      　　年底，张学良从国外归来途经香港，胡汉民派女儿胡木兰及秘书到码头迎接。两人

      相见时，胡汉民对张学良在北方的活动期望甚高，并介绍张的秘书直接与广东的实力人

      物陈济棠讨论合作细节。此后，胡、张之间不断有人员与书信往来，张学良透过他人向

      胡表示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目前仍与汪蒋敷衍，免其猜忌，其计划须与两广互

      为呼应”。此时的张学良正在高唱他的“拥护领袖论”，他是敷衍哪一方面倒是很难

      说，但是至少已经开始接近胡汉民等反蒋派。

      ］

      　　关于九一八事变，时至今日，使我发生感想：负政治责任者，必须具有沉敏远大的

      心怀和眼光，能一叶知秋，见击烛照。我当时未能测知国联之无能，条约之无效，日本

      军人如斯之跋扈，元老重臣亦不能如昔日可以约束军人。在欧美方面，当时执政者，以

      事不关己，取隔岸观火态度。迨国联的纸老虎被戳穿，国际条约被撕破，墨索里尼，希

      特勒相继的侵略行动，后果是引起世界大战，自身遭殃。美国更未能预料到，日本就是

      他的正面敌人，轰炸北大营会同轰炸珍珠港是一系列的事。往事已矣，前车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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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复 【原创转贴】对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的一些看法
      家园 B.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和张学良所面临的国内政局

      B.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和张学良所面临的国内政局

      台湾历史学家蒋永敬描述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关系为

      “生命共同体”，即两人立场，利益一致，休戚相关。他们面临共同的

      国民党党内，党外的反对派，而各反对派也十分清楚，“反蒋”，必然

      要“倒张”。

      关于粤系：

      当时宁粤分裂。因训政时期的约法问题，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

      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于1931年2月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

      院长胡汉民，导致粤系国民党于5月在广州设立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

      议及国民政府，并屡次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

      1931年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后，为对抗南京，广东派的外交部长陈友仁，

      当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上尉事件闹得最凶的时候，曾经跑到日本向币原

      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和日本合作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

      的权益，用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此事，幸而错投了门路，

      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所以两下没有谈拢而作罢。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１８４０－１９４５，

      东京，１９６６，５６页。）　

      广州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曾面告日驻广州领事须磨谓“倒蒋去张之主

      张，粤府与日本并无二致”。 (梁敬敦：<<日本侵华有关史料>>，

      <<革命文献>>第34辑，P133；粤方与日本交涉，拟成立东北政务委

      员会，以居正为主席，许崇智，陈中孚，傅汝霖为委员，并查办张学

      良，见“犬养密使”，<<中央公论>>1946年8月　P82-85。)

      关于民生：

      当年我国发生百年不遇的水灾，水灾漫延十众省，尤以长江及淮河流域

      为甚。灾民达5000万人，死亡枕籍；千百万人流离失所，急待赈济。连

      年内战之兵灾早已造成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无已。

      关于中共：

      1979年中共中央党校编辑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有在日本人发动

      “九一八”事变以后两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

      满洲事变宣言」（按：那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未正式成立）。宣言

      认为日本人的企图是压迫中国，“尤其是进攻苏联的战争。所以日本帝

      国主义这次行动不啻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与进攻苏联战争的序幕。”

      基于这点，该宣言发问道：“全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你们是愿意生息在国

      民党的统治下而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还是愿意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

      进行彻底的反日帝国主义的战争？”于是号召：“你们要联合起来，在国民

      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兵士哗变”

      并且指出这是“唯一胜利的道路”

      在1931年11月7日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继续以武装暴力推翻

      国民政府的方针。

      关于华北局面：

      下文摘录自<<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日本帝国主义因代表英美势力的蒋介石日渐强大，而揣揣不安，固谋

      保持其既得利益之东北，并进一步掠夺全中国。阎锡山也想得到日本

      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支持，早日回晋继续统治晋绥人民。他们为了各自

      的利益，就互相利用，暗中进行勾结活动。

      当时石友三部驻河北南部的顺德一带，韩复渠任山东省主席，他们原

      是国民军系统的，关系自然密切，旦和奉军素多仇隙。虽都投靠蒋介

      石，但蒋对他们也只是一时的利用。此时蒋把北方军政委托张学良全

      权负责处理，因而石友三和韩复渠等均感不安，认为必将受到歧视和

      排斥。日本帝国主义和阎锡山深知这种情况，即派人和石、韩取得联

      系，秘密商定由石友三沿平汉线向北进攻张学良,

      韩复渠从山东，晋军和退在山西的宋哲元等部队出兵策应，日军进军

      东北抄张之后路，并制定军事布量和行动的地图，分送各有关方面待

      机执行。阎锡山派刘噬把地图送给铃永吕、杨爱源，并瞩其按计划进行。

      张学良改编石友三部队，石即向张发动进攻。正当晋军准备出动之际，

      徐、杨忽然截获萧振瀛致宋哲元一电，谓蒋允好月给宋哲元军的二百

      王十万元；晋军出动后，宋即就近夺取山西地盘，军政全归宋掌握。

      这样，徐、杨便改变计划，决定晋军不出动，以应付宋哲元之变。此

      时石友三军已越过石家庄向保定进攻，各联合军见晋军末动，都观望

      不前，而蒋介石却命令商震出兵娘子关，直捣石友三的后路。石孤军

      无援，腹背受击，不几日即行失败。

      山西军队没有按阎、日原订计划出兵协助石友三进攻张学良，致使石

      遭到失败。阎对违背与日本帝国主义所订密约，感到不安，为取得日

      本帝国主义的谅解，并作进一步的拉拢，于一九三二年就任太原绥靖

      主任后，曾特派晋绥财政整理处处长邱仰睿、川至医专校长靳瑞萱(

      字祥垣)相偕赴日，借考查村政名义，向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

      郎陈述石友三当时失败的经过和山西未出兵的苦衷。

      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日本关东军司令曾派走狗赵欣伯(后作了伪满

      洲国的大臣)由东北到大连见阎说：“东北人民在张学良的统治下，

      有如水深火热，希望你以治晋之方，治理东北。”并说： “此为东

      北人之希望，亦为关东军之意见。”嗣由阎派靳瑞萱、宋彻向赵答拜，

      赵返东北复命。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分裂蒋的力量，利用阎作侵略中国的工具，于一九

      三一年八月五日，用飞机护送阎回山西。阎到达大同当日，在赵承授

      家住了―晚，赵曾问阎： “你回山西，不怕蒋介石和张学良压迫吗?”

      阎说：“恐怕不久全国就要行动起来，反对他们，他们会自顾不暇，对

      我也无可如何。”果然，过了月余时间， “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

      可见阎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事变，是早有所闻或参与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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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园 A. 九一八当晚的不抵抗命令到底来自何方？

      A. 九一八当晚的不抵抗命令到底来自何方？

      情况是这样的：

      九一八之前的各种迹象表明在东北的中日冲突已经迫在眉睫

      　　7 月份发生万宝山事件，在东北的中国和朝鲜农民争夺土地，

      　　日本趁机在朝鲜鼓动反华风潮，致使上百中国人死伤。

      　　8月发生中村事件，东北军兴安屯垦区的一个团长

      　　捕杀了两名化装成农业考查家的日本间谍，日本关东军

      　　趁机在日本，满洲大造舆论，鼓动侵略。

      --->情况上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荣臻(沈阳)

      ---------->北平张学良

      ------->南京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商量应变方案,决定, "此非对日作战时",

      并决定外交上, 甚至在实际的权益上作一定的让步，军事上尽量忍让，

      　　　　　　　　　　　派宋子文与日方重光葵商议, 张学良也派汤尔和去日本

      甚至日本政府也派专员来华,想制止日本关东军的盲动

      => 七月十二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表示“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十三日， 于右任电张：“中央现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

      =>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蒋又一次密电张：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

      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铣电）

      => 1931年9月6日张学良又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

      “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张学良给驻守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的电报称：

      “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

      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

      |

      |

      东北军 <---------- 这些命令在 918 事发前都传达到东北军各部队

      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偷袭----> 上报荣臻(沈阳)

      <--------　荣臻 (沈阳) 根据事先的命令直接下令“不抵抗”

      　　　　　　　　　　同时，情况上报

      　　　　　　　　　　　　------->　　北平张学良

      　　　　　　　　　　 <------　　张学良确认“不抵抗”命令

      　　　　　　　　　　　　 同时，情况上报　--------->南京国防部和蒋介石

      　　　　　　　　　　 　　　　　　 <----------　蒋介石和南京政府

      　　　　　 确认张学良的处理方针

      二十二日，蒋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宣示对日国策时说： “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同日，国民党中央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和翌日国民政府发表的《告全国国民书》，其主旨与蒋介石的讲话完全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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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军 <------ 在这一原则下,更多的不抵抗命令在 918 事发后再次传达到东北军各部队

      九一八当天晚餐时张学良还曾接待宋哲元等将领，讨论华北军事问题，当晚张学良在北平招待英国公使和香港的何东爵士，看梅兰芳的京剧，属于外交活动。得到沈阳电话报告后张学良马上返回协和医院处理事情。因为前一段时间患伤寒病，张学良住入协和医院治疗，九一八事发时尚未正式销假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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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园 （四）　孙科的南京政府命令“死守锦州”，张学良为什么抗命撤军？

      （四）　孙科的南京政府命令“死守锦州”，张学良为什么抗命撤军？

      这主要出之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使得张学良没有下在锦州决战的决心。在国际上，由于在事先有在锦州设立国际监管的中立区的提议，没有作死守锦州的准备。而国内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蒋介石在１２月１５日在粤系的逼迫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军夺取锦州之战即在此后展开。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粤系胡汉民曾要求撤换张学良于前，广州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面告日驻广州领事须磨谓“倒蒋去张之主张，粤府与日本并无二致”于后，张焉能听命于不久以前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的孙、陈政府？

      在孙科政府上台以前，蒋介石，顾维钧二人均屡次向张建议：“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关系东省存亡甚巨。”顾于12月5日致张电中犹敦促张： “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顾维钧致张学良电，见<<传记文学>>第48卷4期，P129) 　

      而张学良也应该确曾有过坚守锦州的打算，据日本关宽治等的《满洲事变》记载，“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张学良在锦州驻有重兵，日本人以四万兵力，分三路攻锦，曾有作出重大牺牲的准备，但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於十五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在满州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中，录有获自中国军方的下述两件情报为例，分析张学良内心业已动摇：

      十二月二十一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十二月二十二日张学良上蒋总统电 ：「公（蒋）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十二月二十六日，张学良给锦州的荣臻下达了锦州军对日军作战的指示。（关宽治等《满洲事变》）

      然而，在最后的关头，张学良却没有“死守锦州”，日方的分析为“从军事上说，他可能可以这样认为，他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关东军的武力，因而企图保存实力。但是恐怕更大的原因则是，张学良当时在华北的处境要比想象的更不顺。锦州之战是与张学良关系很深的蒋介石正在下野期间发生的，所以张学良既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也没很好地控制华北将领，如果稍一马虎，乘其兵力用在锦州之时，势必要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反张运动。彻底抗战对张学良来说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这也许是实际情况。 ”。（关宽治等《满洲事变》）

      就在孙科国民政府给张学良发出“死守锦州”命令的同时，身为参谋总长的朱培德就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上指出，“锦州至多只能守一个星期，而且关内无兵可援”，所以对于东北战局，他以军人立场认为：“一条路是不顾一切以赴之，另一条路便是和日本议和”（罗家伦，革命文献，第３５辑，台北，１９６５，１２７６页）。　南京政府若不是要求张学良单方面地不顾一切以赴之，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张了。

      当时的锦州，国民政府一再要求张固守，张后来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说，“日军倾全国之力，而我仅一域之师”，“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不断去电请示援助。当时日本在天津有驻屯军，山海关有守备队，山海关方面还配有海军舰艇。锦州之战以前。日本就搞过一个“天津事变”，被东北军镇压，张学良担心牵动华北，不是没有道理吧？在两国没有全面开战的前提下，这些日军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关东军，华北的日本驻军似乎仍然置身事外。可华北的日本驻军有一个秘密配合关东军围歼锦州所驻东北军的计划，只是被关东军方面拒绝( ５ )。东北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激战失利后，锦州驻军担心退路被截断，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陷于背水一战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张学良不顾一切，固守锦州，在军事上来说，未免有些苛求。

      同时，东北方面也质疑广东派的抗日态度是否真实，因为就是广东派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当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上尉事件闹得最凶的时候，曾经跑到日本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和日本合作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的权益，用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此事，幸而错投了门路，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所以两下没有谈拢而作罢。（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１８４０－１９４５，下，东京，１９６６，５６页。）　这样一个南京政府，向张学良共发了三个“死守锦州”的命令，张学良也三次请援，却无下文。“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东北军下级将领关于锦州附近 战事的联合宣言二件 (何新吾：东北现状第68一73页)）。当时孙科已经出任行政院长，但财政部长黄汉契手里没有一文钱可用。东北军前方的抗议回来了，奉命守锦州的荣臻就抱怨：“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这也反映了东北方面对广东派的不信任。

      要说他在那个时候，张学良没有单方面牺牲自己，成全国家的精神，不假，其实，又有几个人真能够做到这点？而且，既然东北军打不过日军，“全国抗战”的主张又得不到支持，何不坚持原来外交解决的方针，求和平解决的一线希望。再者，保留东北军的势力，等全国抗战时一起使用，不是好过要东北军单独抵抗，逐次分散使用兵力？不管这种想法对形势，敌我的判断是否正确，从张学良当时的谈话来看，“玉碎（指全国抗战，东北军自当为先锋）可以，瓦碎就不必了”，的确反映了他的想法。

      这是九一八前后张学良的主导思想，到西安事变前后，他的思想就大有变化了。西安事变前，他不仅要求举国一致抗日，也积极请求东北军首先开赴前线抗日。1935年夏，张学良主张“马上对日抗战”，王卓然劝他还是用实际行动来表现， “若是未干先说，国人将要责问（你）何以不抗于沈阳，不抗于锦州，不抗于热河？……造成不抵抗的罪名！将无辞以自解！”张学良回答：“你说的很对！但是天知道，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张学良一人负，就算是我一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误东北，岂能再误中国！”

      注：

      １　日本政治政治学会，《到太平洋战争之路》，ＩＩ，东京，１９６２，ｐ２６８　这些电报都是当时日本情报机构收集到的。

      ２　前书，ｐ２６８

      ３　日本外务省档案，６－１０－５，Ｐ４６２

      ４ 日本外务省档案，６－１０－５，Ｐ４３５，４２２。这些电报，日本情报档案都是日文，这里回译为中文。

      ５　日本天津军的计划（摘自《满洲事变》（日）关宽治 岛田俊彦 ）：

      一、将我军主力调至山海关方面以东地区，截断驻锦州的中国军之退路，配合关东军的进攻歼灭之。

      二、在上述前提下，我军以所余之兵力死守北平、天津和塘沽。

      三、在根据临参委命第九号电指示精神而临时增派的部队尚未到达前，我军对通过山海关之令国军尽量不予进攻，待增派部队到达后，按第一条规定行动。 如有从关内向关外增援之部队应予以阻止。

      也就是说天津军想利用这个机会完成增强兵力的宿愿，并与关东军遥相呼应，在山海关歼灭锦州的中国军，进而继续在华北混乱的形势下寻衅消灭平津地区的张学良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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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园 （三）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呢？

      （三）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呢？

      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并不是在军令下被迫执行的，而是因为他和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有一致的认识。张学良曾于一九二一年秋去日本参观军事演习，亲见日本国势和军力之强盛，他亦深知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十分强大。一九二八年，他所以实行易帜，归服国民政府，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举国合力对抗日本侵占东北的图谋，否则的话，他大可以在日本的“保护”下做他的“满洲皇帝”。一九二八年八月九日，他在致蒋介石先生的电报中说，如以武力对付日本，“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

      九月十九日午夜，张学良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拚，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以后，张学良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分别讲话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

      由这些情况看，张学良对中央政府是有依赖心理的。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要是不顾中央政府的态度，单方面抗战，固然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不过，这样的事情，并非具体的战斗，战役，需要指挥员因地制宜，而是涉及两国是否因此开战，涉及整个国家和战之计的大事，地方当然不应该擅做主张。蒋，张如果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则执行的政策即使是错误的，下级应该是没有责任的。不过，当时蒋，张并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带有合作者的意思，因此张仍然有很大的责任。

      蒋介石对张学良决策最大的影响就是，张知道擅自开战，他得不到蒋的全力支援，而东北军单方面的抗战，只是“无谓的牺牲”，张学良不愿意做这样的牺牲。蒋介石毕竟是代表中央政府，东北地方面临如此大事，既要在力量上依赖中央，又会在总体上影响全国，因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个原则放在这里是不合适的。东北虽然在内政上自成一体，但在外交上，还是中央作主的，只要看看中东路事件的处理和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外交努力就可以明了这一点。在面临事关外交的大事，东北当局并非，也不可能完全自行其是的。

      中东路事件实际上在开战与否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１９２９年中东路事件蒋是竭力怂恿东北对苏用武，信誓旦旦全力支持。但由于后来国内爆发蒋，冯内战，中央军无力北上援助与苏军苦战的东北军，从而导致失败。这也是张学良一再强调“全国抗战”的原因。１９３１年中国国内的形势比１９２９年更加险恶，国共内战扩大，宁粤分裂，中国一时有三个中央政府。东北军若独自对日开战，张学良自然担心既保不住东北，又损失自己的力量，同时还搞坏同中央的关系，并要冒为国家招致全面战争之巨祸的指责。因此，如果蒋在九一八时的态度有他在中东路事件时候的一半积极，张学良和东北军也许就不会毫无作为的“不抵抗”了。

      　　　

      而１９３１年的中国无力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恐怕也是事实。我们作为后人看清楚了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可以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的“下克上”，只要东北军能够给与他们相当的打击，日本人可能就会因为内部的不和而退缩。实际上，这也还只是一种假设，而当时的人，从中央政府，东北当局，外交官员，几乎没有人认为有这种可能性的。即使是主战的人也只是认为“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

      比如，蒋介石派到日本去探听情况的齐世英回来后，蒋只问齐一句话： “日本怕不怕我们打仗？”

      齐回答说： “根据我的看法，日本现在不怕我们打仗......目前愚意以为还是要同日本交涉，不可以跟日本作战。” (沈云龙等：<<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146-147页)

      蒋介石也认为日本人不会轻易罢手，蒋在九月十九日 、二十日、二十二日留有如下的日记：

      　『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呜吁，痛哉！夫我内乱不止，叛逆既无悔祸之意......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呜呼，痛哉！』九月十九日日记）

      　『日寇野心既一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九月二十日日记）

      　『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大战於是开 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否？』（九月二十二日日记）

      蒋对通过外交方法解决事态的侥幸心理也与张学良如出一辙，他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记有：

      　『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家内部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

      台湾出版的《蒋总统秘录》记载：二十三日，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学良派其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到达南京，请示机宜， 蒋总统也对之指示听候国联仲裁如左：『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三）省地位，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日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日寇一战，虽败犹荣也。』

      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分歧在于，张学良虽然在最开始时对顾维钧的直接和日本交涉的建议有所保留，但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他渐渐希望能够通过和日本人直接交涉，作出一定的让步而使日军撤兵，而蒋介石则倾向于不同日军直接交涉，单纯地寄希望于国联。张学良最终服从了中央政府不同日本直接交涉的政策，所以中国后来的方针基本上是拒绝同日本交涉，而期盼国联主持公道。但是，蒋介石在三年以后总结教训时说　“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缓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　显然蒋认为当时是应该和日本直接交涉的。（《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 吴天威 美国）

      在国际上，由于非战公约的签订，由于东北“三国干涉换辽”的历史，使得中国中央政府和东北当局在出现问题时，都倾向与利用国际干涉，而不是武装冲突来解决问题。英国公使蓝浦生（Miles Lampson）也认为张学良的命令（指东北军不抵抗，避免和日军冲突）显示了张“明智的判断”。（转引自 《顾维钧与九一八事变》 林振宙中华民国九十年）

      在军事上，当时东北军的精锐部队多数都在关内，驻防关外的东北军人数虽然多，但多是省防军，而且分驻各地，日军的朝鲜师团是在事变后三天就越境进入中国东北的。要同日本在东北进行一场一定规模的战争，是需要调关内的东北军回防的。而在华北，中原大战，石友山叛乱的烽烟刚熄，局势仍然紧张，日本在华北又有驻屯军，如果东北军出关作战，张学良自然担心被华北军阀和日军从背后攻击。事实上，阎锡山等人和日军确实有这样的协议，而粤系国民政府也有出卖东北，换取日本对他们支持的尝试（见附录“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和张学良所面临的国内政局”），因此东北的抵抗需要蒋的中央政府的配合与支持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总的来说，张学良的不抵抗，除了东北的特殊处境导致的外交考虑外，有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当时不愿意，或者暂时没有能力支持他抗战的因素，有张学良自己想“保存实力”，以待“全国抗战”的想法，有希望日军只是“挑衅”，“不抵抗”以“避免事态扩大”，并通过外交方法解决问题的侥幸心理，也有中国政局混乱，不能一致对外的因素在。要论责任，中央政府，和东北当局都有责任，当时忙于内斗，甚至不惜借助外力的各路军阀政客，也都脱不了责任。

      凭心而论，在这里，蒋介石要先安内，再攘外，张学良要“全国抗战”，都有他们维护自己权力和集团利益的心理在（其实极少有政治领袖会不考虑自己的集团利益的），但同时也还是有考虑到国计民生的因素在里面的。以中国整个的力量尚且打不过日本人，那么用东北军一部分，怎么能对抗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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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园 （二） 张学良到底有没有收到蒋介石或者南京政府的不抵抗的命令？

      （二） 张学良到底有没有收到蒋介石或者南京政府的不抵抗的命令？

      张学良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过蒋介石给他的不抵抗的命令，甚至还在九十年代（当时他还在台湾）多次否认这种说法，但是张学良的很多部属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在各自的回忆录中众口一词地说到，张学良接到过“不抵抗”命令。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回忆说就在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曾经亲自到石家庄面嘱张学良不要抵抗。张学良的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说：九月十八日夜间，据荣臻电话报告，“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还有秘书回忆说，张与荣臻通过电话后，立刻往南京军委会打电话(这时已到十九日凌晨了)，得到的指示是“不能打”，待报告国际联盟处理。洪钫还回忆说，二十三日，张学良复派万福麟、鲍文樾飞南京见蒋介石，蒋嘱万、鲍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

      张学良在十九日致国民政府电(实际是转呈部下荣臻皓电)中，说“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首先公开使用了“不抵抗主义”这个词。此后，“不抵抗”的发明权，到底属蒋还是属张，一直有争论。在事变发生的最初几天里，张学良，把他下令不抵抗和各地迅即沦陷的情形，向报界毫不掩饰地公布出来。这在当时也是针对日军造谣说东北军首先破南满坏铁路的说法，但在后来，在私下他曾多次表白过自己的苦衷，说他是在“奉命”行事。

      蒋介石在公开场合未曾使用“不抵抗”或“不抵抗主义”这两个词。二十二日，蒋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宣示对日国策时说：“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同日，国民党中央发表了的《告全国同胞书》其主旨与蒋介石的讲话完全一致，翌日国民政府发表的《告全国国民书》也说“政府此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当时的《大公报》及后来的许多著作（如旅美学者梁敬逶之大作《九?一八事变史述》等），都已指出：国民党中央在事变前后所采取的对日政策，与张学良公开讲出的“不抵抗主义”，实际完全一致，只是用词不同而已。

      至于张学良在九十年代会见日本记者时谈到中央政府要张学良“相机处理”之类的电令，有没有呢？查阅张学良当时的亲信王化一先生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的日记，说张在十九日天亮以前给沈阳的回电，便是“相应处理”。但王化一在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已请示南京，命令关外不准抵抗，大好河山，行将断送倭奴之手”。

      无论张学良的那些部属的回忆录是否准确，前面的档案资料已经证明，在九?一八事变前的紧张局面下，张学良和蒋介石已经就如何处理可能的突发事件达成了“力避冲突”的共识；蒋介石，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天内公开发表的大量原始文献，也说明了事发之后，张学良的处理方式得到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赞同，所以，九?一八当晚有没有行诸文字的“不抵抗”命令已经不重要了。而王化一的日记证实，事变刚刚发生后，南京政府确有“关外不准抵抗”的命令，二十三日国民政府发表的《告全国国民书》也佐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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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复 【原创转贴】对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的一些看法
      家园 （一）　张学良不抵抗因为判断错误吗？

      （一）　张学良不抵抗因为判断错误吗？

      张学良不抵抗是因为自己对日军的意图“判断错误”，这是近年很流行的说法，主要凭据是张学良自己的回忆口述，但是问题在于口述历史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一个是当事人自己的记忆错误和选择性记忆，另一个是鉴于当事人的处境有时不得不隐讳一些说法。人们质疑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曾电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说法，就是因为其来源是当初张学良部下的回忆录，迄今没有见到当初的电报原件。回忆录，口述历史都只能作为参考，原始文件，电报，信件，乃至当事人的日记，都比多年以后的回忆更具有可靠性。

      下面我们用更多的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论述这一个问题。

      首先，人们在这里都忽略了一个逻辑，如果是“判断错误”，以为日军是“例行的挑衅行为”，而不是真的要“侵占东三省”，那么即使如此，怎么说日本人也是在炮轰北大营，难道就不能“自卫”吗？为什么要“不抵抗”呢？实际上，大背景是“打不过”，所以才会在面临挑衅时尽量避免冲突，以防“事态扩大”。

      那么是谁认为打不过呢？简单的说，张学良认为以东北军的力量，打不过日本，他希望“全国抗战”，“全国抗战”的话，东北军自当为先锋，否则以东北军的力量和日本单独作战，是“无谓的牺牲”，而蒋介石认为，当时国内军阀割据，共匪作乱，粤系也在广东另立中央，此时和日本作战，中国是“自取灭亡”。

      一九三一年夏天，日本为制造侵占东北的借口，正频频挑起事端。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得到日本袒护的朝鲜农民，强行在中国农民的耕地上开掘又宽又长的引水渠，当地官民，反复劝阻了一个多月，毫无效果。七月二日，日警竟向中国农民开枪，造成了震动全国的惨案。同时，日本在其殖民地朝鲜造谣，说鲜民在东北遭到了迫害，从而煽起了惨杀华侨的大风潮。于是，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广泛抗议，北平的多家报纸发出了明确警告：这是日本武装侵略东三省的“先声”，东三省“前途危机”。 此即“万宝山事件”。

      一九三一年七月初，躺在病床上的张学良(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担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因患伤寒病住进北平协和医院。) 接到“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风潮的报告，得知东北形势严重，大有开战之势，十分焦虑，但他认为东北军如单独与日本作战，后果不堪设想，故于六日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东北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１）　但同时，他非常渴望全国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于是代表东北集团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应“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并“直接抵抗日本侵略”。（《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北京版第1册，第425页）

      当时，正在江西忙于第三次“剿共”的蒋介石，特意在庐山召集会议，讨论张学良的建议，结果，决定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二日，蒋在其复电中说：“日本诚狡猾阴险，但现非我国抗日之时，除另电外交部王部长外，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２）　国民党中央常委于右任也向张学良表示：“目前以平定内乱为急务，希望东北同志此时切勿轻率对外行动”。（３）这里所说的“内乱”，指江西等省的红军，也包括集中在广东的国民党反蒋派(五月二十八日，汪精卫、陈济棠等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表通电，说“不先消灭赤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则不能攘外”，揭开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这时拥有六万军队的石友三，受日本和广东的策动，在河南发动了叛乱，蒋的中央军配合张的东北军，南北夹击，迅速平定了叛乱。但为了平叛，张学良又从东北调入关内六万东北军。上年九月十八日，在蒋、冯、阎大战中，为了支援蒋介石，压跨阎锡山、冯玉祥，从而赞助中国统一，张学良已派十二万精兵入关。至此，东北军大部分精锐部队，都离开了东北。但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认为“赤祸”是中国“最大祸患”，“中央决以全力扑灭”。为了使张学良更加坚信国民党中央的决策，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蒋又一次密电张：“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铣电《“九?一八”事变史》、《从中国看“满洲事变”》)。

      当国民党中央一再忍辱退让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已经做好了发动战争的种种准备，剩下的就是制造和寻找借口了。七月，关东军制定了“柳条湖炸车计划”，驻沈阳的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也在兵营里架好了从东京运来的重型攻城炮，北大营、飞机厂等重要目标，都在炮上标好了距离刻度，发射时只须对准刻度就行了。“最好的”机会和借口自然很快就找到了。八月十七日，日军公布了中村震太郎一行所谓 “遇难”的“调查报告”。现役军官中村等四人，到不准外国人进入的兴安屯垦区搞军事间谍活动，于六月二十六日被我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处死。日本军部隐瞒真相，歪曲事实，借此在整个日本迅速煽起了战争狂热，日本青年军官们在东京靖国神社为中村祭灵时，纷纷割破皮肤，用鲜血在白布上涂成太阳旗（日本国旗），剩下的血则互相喝下去，以示侵占中国东北并为中村复仇的决心。陆军大臣南次郎关于“满州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的”讲话在日本公开发表后，日军将出兵 “满蒙”的传说，传遍了整个日本。南京政府也获悉了这些情报。

      八月下旬，驻沈阳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在研究了日方一连串的军事活动后，发觉关东军即将发动战争，即写成报告，赴北平面呈张学良，请求回师御敌。张学良一方面难以忍受日本的种种挑衅和污辱，另一方面，也感到和平方式难以制止战争，乃再次密电蒋介石：“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现共匪歼灭期近，广东力薄，似无用兵之意，吾公似宜值此外患煎迫之机，务期在政治范围解决西南问题，则党国幸甚。”（４）。这就是说，对外应该抗日，对内应当和平解决。他在另一电文中又说：“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为苏联，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４）。既然关系东北 “存亡”，且 “非藉武力无以确保”，当然是意识到日本想要侵吞东三省的意图，并请求抵抗了。

      但蒋认为张在“安内”大军已发之时，请求一致抗日，无异于动摇军心，因而颇为不快，复电只强调说“剿共”和解决广东皆为必要，余则只字未提（４）。蒋后来曾说：“中国若有适当之国防实力”，当“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风潮发生时，就应对日“绝交宣战”，但是，由于中国国力太弱，如果贸然开战，“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为了避免亡国，只好靠妥协退让来争取和平了。但对共军，却“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张学良与蒋相仿，也把日军看得过于强大，他两次全国抗战的请求都被拒绝了，而他又认为东北军孤军作战，不过是作“无谓的牺牲”，而且，还可能“扩大事态”，给国家和人民招致更大的灾祸和苦难。因此，还不如忍辱退让，以便保存实力，并维持与中央政府的亲密关系。

      前面的这些资料说明，无论是南京政府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看清，日本要武力侵占东北了，而且张学良多次请求全国抗日，但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正面答复，南京政府的基本态度是“此时不是中国对日作战的时候”。9月14 日，正在锦州小岭子为其父治丧的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紧急召见其部下李济川，李向张作相报告了盛传日军要对东北“实行武装占领”，“多门师团的部队已开到（沈阳）南站，日本在乡军人都发了武器，战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作相令李马上去北平，“请示张学良究竟怎么办，是准备抵抗，还是屈膝求和”，当晚李到北平协和医院拜见张学良，张重复了驻日公使汪荣宝前些天讲的话：“日本各地都在搞游行示威，跃跃欲试，想以武装占领东北”，张学良让张作相赶紧回沈阳，让李转告张作相，蒋介石告诉他，“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到了事变前夕，张学良已与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在如何对待日本武装侵略东北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于是，他就切实奉行不抵抗方针。这时，他与国民政府一样，都已得到多种情报，表明日军即将“武装占领”东北，他当时对部下的讲话，就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张学良又说是判断错误呢？事实上，打既不行，而日本中央政府在事先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事后又不断地有“不扩大事态”的表态，张学良当时心存很强的侥幸心理。皇姑屯事件时，关东军原来就打算借机侵占东北，东北当局应付过去了；易帜之前，日本又强横地以武力相威胁，也应付过去了；后来的铁路问题等等交涉，一直拖延搪塞。“总以为这许多年来，一切问题都敷衍过去了，这次也能敷衍过去。” 　（沈云龙等《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台湾，第181页）　怕刺激人家，怕让人找到借口，既不做应变的计划，更不做应变的准备。九月六日，张又一次密电东北政委会代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同日，张拒绝了阎宝航等人把关内东北军“赶快回调”东北的建议，只是一再派人去日本恳求和平，甚至内定牺牲(下令处死日本间谍中村的)关玉衡团长，以为万般忍让就可使日本政府控制住其军队。岂不知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根本利害关系上是一致的；而在豺狼面前甘当羔羊，反倒纵容了豺狼。十六日，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已经获悉情报，中国军队很可能不进行抵抗，他们便信心十足地决定，无论中国军队是否应战，沈阳城必须首先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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