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转贴】对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的一些看法 -- 梦里依稀

（三）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呢？

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并不是在军令下被迫执行的，而是因为他和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有一致的认识。张学良曾于一九二一年秋去日本参观军事演习，亲见日本国势和军力之强盛，他亦深知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十分强大。一九二八年，他所以实行易帜，归服国民政府，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举国合力对抗日本侵占东北的图谋，否则的话，他大可以在日本的“保护”下做他的“满洲皇帝”。一九二八年八月九日，他在致蒋介石先生的电报中说，如以武力对付日本，“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

九月十九日午夜，张学良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拚，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以后，张学良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分别讲话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

由这些情况看，张学良对中央政府是有依赖心理的。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要是不顾中央政府的态度，单方面抗战，固然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不过，这样的事情，并非具体的战斗，战役，需要指挥员因地制宜，而是涉及两国是否因此开战，涉及整个国家和战之计的大事，地方当然不应该擅做主张。蒋，张如果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则执行的政策即使是错误的，下级应该是没有责任的。不过，当时蒋，张并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带有合作者的意思，因此张仍然有很大的责任。

蒋介石对张学良决策最大的影响就是，张知道擅自开战，他得不到蒋的全力支援，而东北军单方面的抗战，只是“无谓的牺牲”，张学良不愿意做这样的牺牲。蒋介石毕竟是代表中央政府，东北地方面临如此大事，既要在力量上依赖中央，又会在总体上影响全国，因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个原则放在这里是不合适的。东北虽然在内政上自成一体，但在外交上，还是中央作主的，只要看看中东路事件的处理和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外交努力就可以明了这一点。在面临事关外交的大事，东北当局并非，也不可能完全自行其是的。

中东路事件实际上在开战与否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１９２９年中东路事件蒋是竭力怂恿东北对苏用武，信誓旦旦全力支持。但由于后来国内爆发蒋，冯内战，中央军无力北上援助与苏军苦战的东北军，从而导致失败。这也是张学良一再强调“全国抗战”的原因。１９３１年中国国内的形势比１９２９年更加险恶，国共内战扩大，宁粤分裂，中国一时有三个中央政府。东北军若独自对日开战，张学良自然担心既保不住东北，又损失自己的力量，同时还搞坏同中央的关系，并要冒为国家招致全面战争之巨祸的指责。因此，如果蒋在九一八时的态度有他在中东路事件时候的一半积极，张学良和东北军也许就不会毫无作为的“不抵抗”了。

而１９３１年的中国无力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恐怕也是事实。我们作为后人看清楚了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可以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的“下克上”，只要东北军能够给与他们相当的打击，日本人可能就会因为内部的不和而退缩。实际上，这也还只是一种假设，而当时的人，从中央政府，东北当局，外交官员，几乎没有人认为有这种可能性的。即使是主战的人也只是认为“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

比如，蒋介石派到日本去探听情况的齐世英回来后，蒋只问齐一句话： “日本怕不怕我们打仗？”

齐回答说： “根据我的看法，日本现在不怕我们打仗......目前愚意以为还是要同日本交涉，不可以跟日本作战。” (沈云龙等：<<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146-147页)

蒋介石也认为日本人不会轻易罢手，蒋在九月十九日 、二十日、二十二日留有如下的日记：

　『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呜吁，痛哉！夫我内乱不止，叛逆既无悔祸之意......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呜呼，痛哉！』九月十九日日记）

　『日寇野心既一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九月二十日日记）

　『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大战於是开 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否？』（九月二十二日日记）

蒋对通过外交方法解决事态的侥幸心理也与张学良如出一辙，他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记有：

　『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家内部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

台湾出版的《蒋总统秘录》记载：二十三日，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学良派其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到达南京，请示机宜， 蒋总统也对之指示听候国联仲裁如左：『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三）省地位，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日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日寇一战，虽败犹荣也。』

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分歧在于，张学良虽然在最开始时对顾维钧的直接和日本交涉的建议有所保留，但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他渐渐希望能够通过和日本人直接交涉，作出一定的让步而使日军撤兵，而蒋介石则倾向于不同日军直接交涉，单纯地寄希望于国联。张学良最终服从了中央政府不同日本直接交涉的政策，所以中国后来的方针基本上是拒绝同日本交涉，而期盼国联主持公道。但是，蒋介石在三年以后总结教训时说　“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缓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　显然蒋认为当时是应该和日本直接交涉的。（《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 吴天威 美国）

在国际上，由于非战公约的签订，由于东北“三国干涉换辽”的历史，使得中国中央政府和东北当局在出现问题时，都倾向与利用国际干涉，而不是武装冲突来解决问题。英国公使蓝浦生（Miles Lampson）也认为张学良的命令（指东北军不抵抗，避免和日军冲突）显示了张“明智的判断”。（转引自 《顾维钧与九一八事变》 林振宙中华民国九十年）

在军事上，当时东北军的精锐部队多数都在关内，驻防关外的东北军人数虽然多，但多是省防军，而且分驻各地，日军的朝鲜师团是在事变后三天就越境进入中国东北的。要同日本在东北进行一场一定规模的战争，是需要调关内的东北军回防的。而在华北，中原大战，石友山叛乱的烽烟刚熄，局势仍然紧张，日本在华北又有驻屯军，如果东北军出关作战，张学良自然担心被华北军阀和日军从背后攻击。事实上，阎锡山等人和日军确实有这样的协议，而粤系国民政府也有出卖东北，换取日本对他们支持的尝试（见附录“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和张学良所面临的国内政局”），因此东北的抵抗需要蒋的中央政府的配合与支持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总的来说，张学良的不抵抗，除了东北的特殊处境导致的外交考虑外，有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当时不愿意，或者暂时没有能力支持他抗战的因素，有张学良自己想“保存实力”，以待“全国抗战”的想法，有希望日军只是“挑衅”，“不抵抗”以“避免事态扩大”，并通过外交方法解决问题的侥幸心理，也有中国政局混乱，不能一致对外的因素在。要论责任，中央政府，和东北当局都有责任，当时忙于内斗，甚至不惜借助外力的各路军阀政客，也都脱不了责任。

凭心而论，在这里，蒋介石要先安内，再攘外，张学良要“全国抗战”，都有他们维护自己权力和集团利益的心理在（其实极少有政治领袖会不考虑自己的集团利益的），但同时也还是有考虑到国计民生的因素在里面的。以中国整个的力量尚且打不过日本人，那么用东北军一部分，怎么能对抗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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