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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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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达喀尔受挫

我们在卡萨布兰卡得手后,活动重点转向达喀尔。戴高乐亲自给我们指定了目标:美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

今天,人们会说达喀尔是一个间谍麇集的地方。其实,这座城市更象是“一个蜜糖横溢的蜂巢”。美国人动用了巨额基金,答应提供大笔贷款,并提出进行贸易的种种建议。这一切对整个黑人政界有着很大的诱惑力,使他们感到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美国人对驻在国如此慷慨,我们要与这帮富翁匹敌是困难的。

诚然,我们得到了各国国家元首的信任,并在他们手下安插了不少可以掌握的人士,这是我们的有利条件。尽管如此,法语非洲这块势力范围仍有可能从我们手中失去,并被纳入美国营垒。我们守住阵地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持警惕,刺探对手的动静,换句话说,摸清他的底牌。

我获悉美国刚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对它们伸向非洲的“触角”下达了一系列新的指示,目前正在送往达喀尔的途中。我们必须想方设法了解这些指示的内容。

我在达喀尔有一个能够胜任这一微妙使命的两人小组,组长是一名年轻有为的中尉。这两名特工人员不可能天天到大使馆去从事盗窃活动,平时他们以经营汽车加油站为掩护。不巧的是,中尉当时身体不适,难以从命。

中尉的助手向我解释说:“修理汽车的活把组长累垮了。过去,他从来没有干过这一行。”

中尉本来身强体壮,来到这里后,他整天穿着蓝色工作服干活,累得背都驼了。

等他恢复健康后再去执行任务,那就太晚了。也不能把这件事交给他的助手去办。我应该避免考虑不周而使这个业已顺利潜伏下来、并且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小组毁于一旦。我想最好是从别处调人执行这一项任务,事毕马上离开。

可是,调谁呢?万一调来的特工人员不能得手,甚至被当场抓住,那就砸锅了。想到这些,我头上冒出了冷汗。如今,华盛顿和巴黎之间的关系已不能与昔日相比,远非“万里无云”。倘若此事败露,成为一桩公开的丑闻,那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最后,我决定亲自走一趟。我觉得必须恪守我的信条,亲自赴汤蹈火,去执行最棘手,最艰巨的任务。

开始时,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美国大使馆设在达喀尔市中心一幢大楼的第三层,这幢楼的正面各层都有阳台。法国有一家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正好就在同一幢楼的第四层。办事处的主任叫科克,是我们第一流的联络员。他虽不属于我们的特工人员之列,但自愿为我们义务效劳。以往他为我们出过不少力,并且已加入我们的系统。

局里有关他的档案说明,他这个人是很值得利用的,因此我对他深信无疑。我本该更仔细地核实一下他的履历,严格审查他的历史。这样,我就可以发现,1941年他曾同勒克莱尔将军在利伯维尔市发生过一场奇异的冲突。

当时,勒克莱尔将军代表夏尔·戴高乐去非洲接管加蓬。为了继续进行战争,勒克莱尔需要征用打仗需要的各种物资和器材。科克那时在联合装卸公司工作。勒克莱尔要求他提供一艘大型平底驳船,但科克拒绝了这一要求。

“科克是个什么东西!真该把他投进监狱!”勒克莱尔愤怒地说。

如果我了解这段历史,也许就会产生怀疑,对科克不那么完全信赖了。

科克装出一副愿意协助我的样子。他吩咐各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下班后不要关门。这样,我就可以在夜间进入四楼的阳台,然后下到三楼美国大使馆的阳台。

科克显得特别卖力,他还帮助解决了打开大使馆落地窗的问题,通过落地窗,就可以从阳台进入到大使馆的房间里面去。科克利用他负责大楼卫生等各项事务的总管身份,让我们的一名女特务假冒清洁工,在美国大使馆当女佣人。她的任务是在晚上离开大使馆前,把落地窗虚掩上,但不上栓。届时,只要轻轻推一下,落地窗就能打开。

我们注意到,美国大使馆保卫科对所有的出入口检查都非常仔细,但从来不检查这扇落地窗是否关闭严实。

一连十天,我们和女佣人一起演习落地窗关而不拴的把戏,结果发现没有一个美国人注意到这扇落地窗。

我说;“不管怎样,我还要随身带上撬窗的必要工具,以防万一。不过,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不宜过长。站在阳台上‘作业’难免要被人看见。”

再说,从打开的落地窗溜进去可以使我赢得宝贵的时间。因为,接下去还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做:开启保险柜,找出我感兴趣的文件、拍摄照片等等。若是从三楼大使馆的正门进出,撬锁、安锁的时间要长得多,而且也不安全。

总之,我把一切都寄托在这扇落地窗上面。此举成败与否,落地窗乃是关键的一环。动手之前,我感觉有点忐忑不安,但一切都似乎准备就绪。女佣人告诉我们,她已经将落地窗推紧,但没有上栓。

科克本人也显得十分乐观。

我问他:“你确信一切都安排好了吗?”

他回答说:“没问题!包你马到成功!”

这家伙心里有鬼,但丝毫没有向我透露。

我按照预定计划跳到大使馆阳台上。我满怀信心地走近落地窗。这时,使我感到吃惊的是,落地窗竟然推不动。莫非落地窗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于是,我又使劲推。结果还是无济于事。落地窗被人从里面仔细拴上了。

这幢九楼座落在达喀尔市中心,靠着一条马路,即使是夜间也有许多行人来来往往。此时此刻,我的处境十分危险。我异常恼火,不由得暗暗咒骂起那个女佣人来。说不定是她疏忽,偏偏在今天晚上拴上了落地窗。

要不,就是美国大使馆的哪位工作人员突然发觉落地窗没有关严,便给拴上了。

我掏出专门撬门的工具,捅了一阵,仍然不管用,落地窗紧紧地闭着,好象故意在向我示威。

我急得手足无措,顿时紧张起来。我意识到今天溜进大使馆是无望了。爬回四搂,也不可能。在大楼建筑的这个部位向上攀登是妄想。肯定有人在捉弄我。眼下,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跳楼。

俯身往下看,从我站的地方到楼下的水泥人行道高约十二米。从这里往下跳是不适宜的。如果我摔折了骨头,躺在地下不能动弹,过路行人发现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大使馆楼底下,肯定会产生怀疑。一想到这一点,我便觉得毛骨悚然,仿佛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就要发生。

藏在附近暗处准备接应我的特工人员想象不到我会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也许他们还在静候我凯旋归去。如此糟糕的结局,我怎么毫无预感呢?

我用双手紧紧抓住阳台栏杆,随后吸了一口气,纵身跳了下去。这一跤可摔得不轻,但总的说来,我身体着地时还算顺利。我站起身来,只是感觉腿有点瘸,其它没什么异常。我瘸着腿向前走去,接应我的那几个特工人员见我如此狼狈都笑了起来。这些笨蛋真是无知!

岂能责怪他们?我当时确实神色慌张,裤子都破了,走路一摇一晃,象个醉汉似的。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次任务未能按原先精心研究的计划执行而彻底破产了。他们一个个都止住了嘻笑。

肯定有人把我们出卖了。是谁呢?我一直想搞个水落石出。

我后来听说的情况比我原先料想的更令人气愤。航空公司驻达喀尔办事处主任科克是我们的合作者。多年来,他一直为我们效劳。他了解我们的组织情况,也怕我们。但在协助我们策划这次行动后,他突然变卦了。他的内心和理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到底是帮助自己的祖国还是帮助美国朋友,到底是协助我们盗窃大使馆的文件还是阻止这一次活动?他本来应该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的顾虑告诉我。比如他应该对我说:“这一次,你别指望我,你对我的要求太过分了。”

如果他真的对我这样说了,我也不会介意。我会另行设法解决问题。然而,科克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选择了搞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他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另一方面,到了最后的时刻,他却去找美国人。他虽然没有向美国人告发我,也没有透露我们的计划,但给美国人敲了警钟:“最近,我发现这里有小偷出没,你们应该加强防备。”

就这样,他在最关键的时刻使自己摆脱了窘境,而且又觉得心安理得,问心无愧。

美国人很快就明白了科克传话的含意。当天晚上,他们就采取了行动。大使馆全体雇员离开使馆后,他们不仅检查了所有门窗的锁,还到处增加了特别插拴,从里面把每扇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这样一来,就是专家用撬锁器具也无法不留痕迹地打开门窗。除非用斧子砸、捅,否则是打不开的。

我们能采取什么措施惩罚科克呢?不能。也不能到法院去告他,因为我们的全部活动都是秘密的。他使我险些陷入绝境,给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我们没有任何堂而皇之的理由可以指责科克。

我能做的,只不过是让人把科克召回巴黎,使他从此得不到提升。

我的朋友卢伯利是他的顶头上司。卢伯利在自己的办公室旁边给科克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从此以后,卢伯利总让科克闲着,不办案,不处理任何文件。每天,卢伯利招呼他两三次,对他说:“去,给我买盒烟,顺便把我的车挪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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