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翻译原创】《走出毛泽东阴影》之富婆 -- eraser

译者的唠叨：

这篇报道分五个小节，以下是第二小节，作者带我们走入富婆陈丽华的生活。在第一小节，作者的笔调略带温情；这一小节，作者的笔锋陡然一变。

另，翻译如有不妥之处，请不吝赐教，多谢了。

当金宝街工程破土动工之时，陈丽华已经是北京城一个传奇人物。她体格粗壮，带一副宽边眼镜，头发烫得很糟糕，看起来像是位刚中了奖的乡下阿姨。市民们偶尔提起她，就两个字，“富婆”。她五十九岁，主管着一个巨大的房地产集团，在政府的咨询或顾问机构拥有显赫的头衔。她住在城市东边的一座十层的公馆内，公馆前面，正是她所建的一座博物馆。她是入选2001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两名女性中的一位，排行榜中名列第六，总资产超过5.5亿美元。政府媒体肉麻地吹捧她的白手起家和慈善事迹，公众们茶余饭后谈论她与小她十岁的电视明星迟重瑞先生的婚姻。也许是为了打消关于迟先生娶陈女士只是为了钱的流言，她的公关人员加班加点地在媒体上宣传这对贤伉俪的缠绵悱恻的罗曼史。几乎每次我在交谈中提起陈丽华，人们总是先谈她的婚姻，再讨论她的财富。但是，真正引起我兴趣的，是她的财富，以及她是怎样获得的。

西方有一种假定，中国的不断增长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将成为民主改革的一股力量。这些商界人士，如同全世界的商界人士一样，更喜欢自由贸易的政治环境，而民主制度比专制制度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具体说来，他们喜欢法律的可预知性，不喜欢党政官员的独断专行；他们喜欢能够履行合同，解决纠纷，保护私有财产的公正的法庭；他们对政府控制银行心存不满，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影响经济政策，而政府官员却在市场中如鱼得水。一部分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符合这一描述。比如，2003年，著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在发表了一些批评当地政府的言论后，以“非法融资罪”被投入监狱五个月。但是，这种依靠资产阶级领导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想法，极大地可能只是痴人说梦。中国新兴的商业精英是想法各异的一群人，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渴望政治改革，但更大的一部分支持和依靠专制制度，坚信一党制，并通过一党制取得商业上的成功。陈丽华属于后面一部分，她的故事告诉我们，那些最有钱的人——因此也拥有最大能量去维持现状或者推进变革的人——却是最有可能与中共一条心的人。

陈丽华攀登财富之巅的过程是资本主义通常在中国如何运行的一个夸张的例证。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政治动荡之后，如陈一般的雄心勃勃的一群人将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看作千载难逢的致富的机遇。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随着旧的计划经济的瓦解，不断地有新的市场在放开，这些创业者意识到致富的诀窍在于先抢占这些市场——通过获得执照和经营许可证，或者一些低价购买商品的特权，来收购行将破产的国有企业的资产，或在黄金地段开发房地产。最成功的商界人士，他们中很多都是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的子女，知道最佳的确保优势的方法就是赢得政府官僚机构的青睐。像陈这样的强盗大亨所做的并不是完全非法的。在制度不断变化的时候，他们钻了制度的空子，人们称这叫做“原罪”。当政治的风向标改变，他们在党内的保护伞失去权力的时候，这些新兴的富豪中的一部分被以腐败相关的罪名起诉，投入监狱。但如陈一般的另一些富豪，成功地免受政治波动的影响，笑傲江湖。

陈丽华的故事在政府媒体上宣讲过多次，但真实的版本，由于诸多粉饰和省略，变得象谜一样。她经常自称满清贵族后裔，甚至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远亲，在颐和园附近长大。但是，这样的描述总让人感觉不太靠谱。陈说，文革期间，为了避免迫害，她家里销毁了能证明血统的材料，使得确认她的贵族身份变得不可能。就算这是真的，陈的童年和早年生活仍然是一个谜。清王朝1911年被推翻，三十年后陈才出生，关于陈的公开资料，没有任何陈的父母在王朝覆灭后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共掌权之后，他们如何生存的描述。当我初次与陈会面并且提出这一疑问时，她又一次强调她的父亲是满清贵族，但我往深里追问的时候，陈只说她父亲从事“普通”工作，并拒绝详细说明。

毫无疑问，文革期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陈苦苦支撑，受了些罪。她那时二十多岁，做着裁缝的工作，是位年轻的母亲，丈夫是位公职人员。一位陈当年的邻居告诉我，那时红卫兵拉陈去游街，脖子上挂了块牌子，中伤她是道德败坏的女人，这是政治运动中针对女性被批斗者的常见指控。这一切都没有出现在陈的官方资料中。相反，当陈谈到文革时期，她通常会回忆起关于她家的古董家具的一段故事。她说，红卫兵抢夺和损毁了多数家具，但她却抢救了一件大而精致的紫檀木的衣柜。她把衣柜拆开，埋在乡下的猪圈附近。十年后，文革后期，她回来找到猪圈，挖出衣柜重新组装。令她惊奇的是，衣柜完好无损。据此说来，从那时起，陈就对檀木产生了热情，并以檀木作为事业的起点，开了一家修复古董家具的工场。

关于陈如何攫取第一桶金，官方资料对此语焉不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陈号称几次前往东南亚找寻稀有而濒临绝迹的紫檀木。在一些媒体报道中，陈将自己定位为虚张声势版的女印第安娜.琼斯，在丛林中骑驴穿行，击败过毒蛇，侥幸躲过毒蜂的致命攻击。然而，在这些报道中，有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好像陈在尝试不同版本的人生经历以确定最喜欢哪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陈成功地移民并定居香港。官方记录只含糊地提到陈在香港从事“国际贸易”并通过投资房地产赚了钱，没有任何细节的说明，然后，官方纪录飞快地跳至1988年，当陈重返北京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富有的女人。在这之前，她与第一任丈夫离了婚。1990年，陈嫁给了电视明星迟先生。

然而，在这些含糊不清的官方纪录背后，陈的发家史是女强人式的发家史，她很早就意识到，在中国的经济转型期，最快速的致富方式——与政府官员拉上关系。根据不少那时就认识陈的人的描述，文革结束后不久，陈与一位当官的邻居交上了朋友，在政府派遣这位邻居去香港工作期间，陈照顾了他的女儿。陈用这第一层关系移民去了香港，随后，她不断将自己的关系网向北京市政府的中高层蔓延。陈如何使自己与体制内的方方面面保持融洽关系，这是她成功途中的谜团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陈已经拥有足够的关系，足以建立一条前往北京市南边一家国有家具厂的通途，这家具厂有满满一仓库文革时期红卫兵搜刮来的古董家具。根据家具厂员工的描述，陈定期来厂，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古董。这些都是明清时期的值钱的家具，其中很多，由于是文物，国家禁止其出口。但是，厂里的工人们说，陈利用其关系网将很多购买的家具出口至香港。工人们还说，在她来访的时候，对于仓库的员工，陈总是大方地发送礼物，她还曾经送给厂长一辆苏联产的小汽车。几年后，厂长因为腐败进了监狱，而陈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调查人员告诉工人们，陈拥有来自上层的保护。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陈转向了房地产，但是，她的开山项目不是居民小区，不是办公楼，也不是商场。相反，她建了一所私人俱乐部——在北京算是第一家——以此来吸引首都政界和商界的精英。这座十层楼的会所，造价四千六百万美元，拥有顶级饭店，紫檀家具装饰的豪华休息厅，网球和壁球场地，游泳池，甚至还有保龄球馆。自1995年开业以来，很快就成为城市新富与权贵聚会的首选场所。陈的长安俱乐部离天安门广场和紫禁城都不远，就坐落在横穿北京市中心的长安大街。那时，政府仍然严格控制着房地产业，只有关系最深厚的私人开发商才有资格在如此黄金地段建楼。当我就这个项目问陈的时候，陈告诉我，为了项目的审批，她花了六年时间游说政府官员，并暗示她与市政府领导交情非浅。她回忆道，一天晚上，由于担心项目，她夜不能寐，深夜两点步行到现场，拾起根铁锹，自己就开始破土动工。“那天晚上很冷，有大风，”她说，“有人报告了副市长张百发，他赶到现场。当他看见我在挖地，挺担心的。他让我把锹给他，进屋里去。他挺感动，告诉我他会搞定批文。”

长安俱乐部是一项极精明的投资。陈回忆道，甚至在建成以前，她就认为其潜力就像一处“金矿”。在毛泽东去世大约二十年后，私营产业如雨后春笋，新兴的商人阶层显示出实用主义的追逐利益的特性，他们认识到接近政府官员的重要性，并舍得花钱与之建立联系。对他们来说，长安俱乐部提供了绝佳的平台，使他们可以向官员们示好，建立联系，达成协议。因此，商人们时常来这里坐坐。俱乐部给陈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但是，陈更看重的是作为俱乐部老板带来的无形资产。俱乐部给她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一个认识所有来客的借口，一个了解所有谈判和协议的机会，一个向包括最高层领导在内的政府官员大献殷勤的平台。她，比任何一个前裁缝都更靠近权力的中心。张副市长也许帮助她修建这所俱乐部，但是，陈很快就与政治局委员们建立了联系，比如，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甚至，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与她也有交情。李瑞环曾被人拍摄到在长安俱乐部与新加坡总理同打网球。

陈将其公司，富华集团的总部，设置在长安俱乐部的顶楼。陈是董事会主席，她的儿子是首席执行官，她的女儿是董事会成员。1999年，公司开发第一处居民社区，豪华的北京丽苑公寓。北京分为十六个区，每个区都有政府。陈的俱乐部和居民社区都建在东城区，这个区位于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东侧，人口超过五十万。陈精心培养与东城区政府官员的关系。一些官员甚至退休后加入陈的公司。对于陈的成功来说，与基层政府的联系十分重要，并不亚于与政府高层领导的联系。基层政府的支持对于陈的雄心勃勃的开发项目至关重要，比如，金宝街工程，同样横穿东城区。遇到问题，陈不能拿起电话，直接就拨给一位政治局委员，然而，她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做。只要基层的政府官员知道她在高层有靠山，她通常就能无往不利。

偶尔，陈的大胆开发也会遇到阻碍。2004年，当陈的公司在东城区为新项目清理另一片老城区时，一个市政部门拒绝签发土地转让权。居民们抱怨对自己的小区的拆迁，这一事件成了国外媒体的头条。政府机构中有人明智地决定暂缓这一项目，哪怕只是暂时。陈决定给有交情的李瑞环写信，李瑞环曾做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曾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一年后，我看到了这封信的复印件。这是一封手写在白纸上的信，陈在纸的上端写下了公司的名称。行文比较正式，开头感谢这么多年来李瑞环对公司的大力支持，接着，陈用职业的口吻陈述了目前的困境。她强调，她遵照了所有的程序，符合土地审批转让的所有条件，并且，她表达了对于延期转让土地的困惑：

“李主席，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实在不能理解。经过几年的规划，我们已经在利山大厦项目上投入了亿万元的资金，仅在赔偿安置费用上，就投入了六千万元。所有的前期手续都已经完成。我们获得了各部委的批准，项目也早已宣布合法。为什么不能根据规定将土地转让给我们？这一切都令人费解。附上之前的审批手续的文件，请您过目。我们的情况万分紧急。我们衷心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关心一下我们的情况，并指示北京相关部门协助我们解决。”

这封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陈发出信的当天，李瑞环将信转发给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的继承人，并附上批语：“贾庆林同志，请审查并协调。”三个星期后，贾将这封信转发给北京市长，并附上另一条指示，“岐山同志，请调查研究。”第二天，王岐山市长，加了一条批语，“志华，请研究并解决。”副市长，刘志华——三年后，他因为与奥运相关的腐败事件被逮捕——随后将信转发给一位下属，“家声同志，请研究并解决。”在陈发出信的一个多月后，土地转让被批准，又一个大型城市重建项目破土动工，同时，陈将变成更富有的女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