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路军历史再考辩(简略版)㈠ -- 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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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27 03: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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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石
双石`12362`http://blog.daqi.com/upload/1149993618_small.jpg`70`1958`49902`363000`从四品上:太中大夫|宣威将军`2006-06-19 07:53:18`
【原创】西路军历史再考辩(简略版)㈤ 74

五、西路军再次东返动议为什么被放弃?

西路军停止西进后,每况愈下。

1937年1月12日起,高台、抚彝相继续被围攻,西路军陷入困境。

于是,西路军“东返”之议,再度被提出。

㈠西路军准备东返

这次“东返”是谁动议的,《历史的回顾》的陈述是从1月16日开始的中央一系列指示,这当然与该书“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结论想吻合。然而笔者查询1937年1月16日中央指示电后发现,中央在这个通报形势、指示西路军“提高政治工作和红军纪律”的指示中提到的关于西路军行动部署的内容是:“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中央“同意”谁的意见?“同意”自己的意见?

由于目前收集公布的电报并不完备,所以这个动议究竟出自何方何人,至少根据现在史料是难以定论的。虽然这次“东进”的确是别无选择的选择,细究谁为始动议者意义并不大。但作为一部重要历史当事人回忆录的编撰者来说,如此轻率落笔,虽然配合和呼应了这部回忆录中“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结论,但却不幸触犯了史家大忌,而且大有“刻意附会”回忆录署名人纠结心态之嫌。

1月20日,敌军攻破高台,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十三师师长叶崇本、政治委员朱金畅、红三十七团团长吴岱期、红三十九团政治委员何志余、原红三十一军二九五团参谋长张静波等指挥员相继阵亡,红五军主力三千余众也损失殆尽。

1月21日1时,西路军首长致电军委主席团,报告当晚即开始东进的决定:“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所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

1小时后,毛泽东即电周恩来、博古,要求他们与东北军商洽配合策应的事宜:“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西进有穷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二十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该电中提到了红五军高台失利董振堂牺牲的情况,这在1小时前“徐陈”来电中并没有提及,毛泽东很可能是从二局截获的敌电或其他渠道的获知敌息中得知这个信息的(1月20日《青海日报》有短讯:“一月二十日讯 高台战斗,击毙匪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明、二十四师师长、三十一师师长、参谋长、特务团长、匪军共被我击毙三千五百人”。

由此也可见毛泽东等如何密切关注西路军情况的。

当晚20时,毛泽东甚至已在与周恩来等商洽西路军东返后的驻节地点了:“西路军东进,徐、陈电士气尚旺,十天可达古浪,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武。成、康地区。为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之计划”。

1月21日、22日,驻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相继突围而出,开始东进。

㈡中共中央授予西路军“行动方向自决”之权

几天后的1月24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再度授予西路军行动“自主权”,而这回更大,是“行动方向的自决权”:“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

“如你们决定东进”?这至少也间接证实了,此次“东进”之议不一定是出自中央。

而同一天里,因日前东进受阻,西路军首长自己开始犹豫起来,自己改变了“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的原计划,转为就地休整,当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主席团:“东进按原定计划,本以急行军先敌抢到永昌为口号,但因抚彝部队撤退,五军部队急须整理,未能脱离敌人,反被敌拦头,西路军全集中西洞堡,进行整理动员军行动”,“敌集团骑兵行速,我则笨重至极,即用急行军、夜行军亦难摆脱敌人,敌住下则守堡寨,不易攻击,这带地道路少粮有限制,调动敌亦难,西路军欲完成东进任务,必须克服情况地形上的诸多困难,延长时间以达黄河后”,“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

这个时候,除了打气鼓劲,毛泽东等已经没法就其行动方向和路线再作“指示”了:再说什么都难以符合“徐陈”自己的判断和决心!如此,才有了如前所述军委主席团致“徐陈”的“西路军自决行动方向”的“指示”。

虽然没有“指示”,但军委主席团在1月25日复徐、陈电中,仍然有委婉提示,如“在骑兵追堵下,欲图急行避战达到东进,危险较大,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杨旅只一团余,在永登,难能给你们大的阻碍,在兰州附近渡河,于学忠亦给你们相当的渡河援助,据调查黄河在靖远中上段和兰州上游部是结冰的,解冰当在一个月以后,但你们仍须自己确实查清”……

㈢西路军首长举棋不定,实际上自主选择了“就地坚持”

两天后的1937年1月27日21时,“徐陈”来电却是举棋不定:“敌已备于东,马上东进时[不]易,于[宜]在甘州以西周转一时,求各个击敌,争取与进□,万一东北地区受阻,可否即在现地区争取时间。东进外务[援]必不可靠,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实情望今夜速实告,以便可东则东,可西则[西],接济无望,即不能到安西”。

“西路军行动方向自决”的权力刚授予他们,他们又要选择“就地坚持”了?

《历史的回顾》关于这个选择及其理由却仅有简单的一句陈述:“二十七日,我三十军在西洞堡地区溃敌骑兵旅,歼敌宪兵团,缴枪一千二百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但因东面有敌重兵围堵,决战不利,我军复折回临泽以南,进驻倪家营子”,可这又与该书稍前段落阐示他们准备东进时所称“因为谁都明白,要么西进,要么东进,蹲在现地被动挨打,绝无出路”的理由相悖而难以互洽——想想月初吧,军委刚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要他们“暂勿西进”,就惹发了他们一大通牢骚,甚至数十年后都余音不绝!

《悲壮的征程》中《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中说得稍微详细一点:“28日,马元海李部集中防堵,西路军不能自救东返。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决定:集中兵力重返临泽倪家营子。西路军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指挥部二进倪家营子,布防于方圆10里之地的43个屯庄。马元海即调集兵力,从四面形成对西路军的包围,伺机发起进攻”。

其实他们停滞不前的真正原因是西路军刚打了一个胜仗:1月26日~27日,程世才、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主力在西洞堡、龙首堡地区反击进攻之敌,击溃马步芳第一00师手枪团韩玉龙部,全歼青海省宪兵团,缴获枪支1200余支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这也是西路军西渡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歼“马家军”团级建制单位的胜仗。

然而这个姗姗来迟的胜利起到的作用却是负面的——这个胜利不合适宜地解除了西路军此前一直就有的对“就地坚持”的游疑不定,他们又不愿意马上东进了!他们又放不下“西进”获取援助物资的期盼了,又开始指望中央已经再三相告不能指望的“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了。

这基本上是西路军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虽然不是最好的机会,但却是最后一次机会。

西路军最后一次获得生机的机会,在西路军首长的徘徊犹疑中,丧失了!

陈昌浩后来也承认:“在高台以后,我们的信心确是缺乏,必须指出之”。

这话,应该不是违心之言。

结论:这次“东进”之议,实际上是西路军脱离困境的最后一次机会。手中有了“行动方向自主”之权,他们犹豫不定,就地徘徊,丧失了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如果说,此前他们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央的说辞还有勉强能说得过去的理由的话,那么这回这个“坐以待毙”的决定,则完完全全是由他们自己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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