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8孙子与左传的背景 -- 桥上

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军事技术进步可能是骑兵的出现和弩的发明：

据说弩机是战国时期才发明的，到了秦始皇时期，弩机的制造已极为精密，达到了零件互换性，可以说是超越了时代。但在《左传》中，从未出现“弩”字。《左传》中出现过“机”字，“知伯怒，投之以机，出于其间”（《襄十年传》（p 0975）（09100202）），或认为此处的“机”意为弩机，但细玩当时场景，还是以释为“几”为妥。

而且考古发掘发现的弩机最早是战国时期的，比较原始，与所发现的后来的弩机排比，可以看见明显的发展脉络。因此也许可以推测，春秋时期弩机还没有真正出现。关于考古结果，上述转述是否准确，我没有把握，请河友指教。

考之《左传》，则有多处当时在战斗中使用弓的记载：

公元前六八三年（鲁庄公十一年，宋闵公九年），“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歂孙生搏之。”（《庄十一年传》（p 0189）（03110401））。“公”是鲁庄公，“金仆姑”是当时鲁国著名的好弓。当时好弓是宝物，甚至是国宝，其得失甚至上了《春秋经》和《左传》：“盗窃宝玉、大弓。”（《定八年经》（p 1563）（11080016））“阳虎说甲如公宫，取宝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寝而为食。”（《定八年传》（p 1568）（11081003））“得宝玉、大弓。”（《定九年经》（p 1570）（11090003））“夏，阳虎归宝玉、大弓，书曰“得”，器用也。”（《定九年传》（p 1572）（11090301））。在《左传》中还曾多次提及周天子用好弓以赏赐诸侯，诸侯之间以好弓互相馈赠。例如《僖二十八年传》：“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p 0463）（05280312），这里周天子赏赐给晋文公的就包括“彤弓”和“玈弓”，前面曾提到过的《彤弓》这首诗，诗中唱的就是诸侯有功，天子赐以彤弓的事。又例如《定四年传》：“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以法则周公。”（p 1535）（11040104），这里的“繁弱”是出于“封父”族的好弓。还例如《昭七年传》：“楚子享公于新台，使长鬛者相。好以大屈。”（p 1289）（10070601），这里的“楚子”是楚灵王，“公”是鲁昭公，“长鬛者”是身高体壮的好汉，“相”是指当助手，“大屈”是楚国著名的好弓。楚灵王后来又舍不得这把好弓，派手下吓唬鲁昭公，结果鲁昭公又把“大屈”还给了楚国。而根据本段最前面的例子，当时的好弓并非仅仅是用来炫耀的珍宝，还是仍然在战斗中使用着的利器。

公元前五五五年（晋平公三年，齐灵公二十七年），晋平公率大军伐齐，齐军败退，殖绰断后，“晋-州绰及之，射殖绰，中肩，两矢夹脰，曰：“止，将为三军获。不止，将取其衷。”顾曰：“为私誓。”州绰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后缚之。”（《襄十八年传》（p 1038）（09180305））。最后一句话是说松开弓弦用来捆人，从整个叙述的语气看，前面州绰“射殖绰，中肩，两矢夹脰（脖子）”，所用的应该是弓。

公元前五四九年（楚康王十一年，郑简公十七年，晋平公九年，齐庄公五年），“冬，楚子伐郑以救齐，门于东门，次于棘泽。诸侯还救郑。晋侯使张骼、辅跞致楚师，求御于郑。郑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国之人不可与也。”对曰：“无有众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娄(pǒu lóu)无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后食之。使御广车而行，己皆乘乘车。将及楚师，而后从之乘，皆踞转而鼓琴。近，不告而驰之。皆取胄于櫜而胄，入垒，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挟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复踞转而鼓琴，曰：“公孙！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谋？”对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则怯也。”皆笑，曰：“公孙之亟也。””（《襄二十四年传》（p 1091）（09240801）），“抽弓而射”，这二位用的也是弓。

公元前五二二年（宋元公十一年），宋国华氏、向氏两家叛乱，已经失败，但由于宋元公处置失当，第二年他们又死灰复燃，还召来了吴国军队助战，宋元公也召来齐国、晋国等各诸侯国的军队助战，在战斗中，宋元公一方的“子禄御公子城，庄堇为右。”另一方的“干犨御吕封人华豹，张匄为右。相遇，城还。华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将注，豹则关矣。曰：“平公之灵，尚辅相余。”豹射，出其间。将注，则又关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张丐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击之，折轸。又射之，死。干犫请一矢，城曰：“余言汝于君。”对曰：“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干刑而从子，君焉用之？子速诸！”乃射之，殪。”（《昭二十一年传》（p 1428）（10210602））。上面叙述中提到“将注，豹则关矣”，“将注，则又关矣”，这里的“注”是将箭置于弓上的意思，“关”是拉满弓的意思，细玩公子城与华豹的动作，仍然以所用的是弓比较合理。

公元前五一六年（鲁昭公二十六年，齐景公三十二年），鲁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炊鼻作战，鲁国的“冉竖射陈武子，中手，失弓而骂。”（《昭二十六年传》（p 1472）（10260403）），这里齐国的陈武子在作战中手执着弓，显然是要在实际战斗使用的。

公元前五〇二年（齐景公四十六年），鲁定公“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齐，门于阳州。士皆坐列，曰：“颜高之弓六钧。”皆取而传观之。阳州人出，颜高夺人弱弓，籍丘子鉏击之，与一人俱毙。偃，且射子鉏，中颊，殪。”（《定八年传》（p 1563）（11080101）），显然攻城的“士”们在战斗中用的也都是弓。

公元前四九一年（蔡昭公二十八年），鲁哀公“四年春，蔡昭侯将如吴，诸大夫恐其又迁也，承公孙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两矢门之。众莫敢进。文之锴后至，曰：“如墙而进，多而杀二人。”锴执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锴遂杀之。”（《哀四年传》（p 1625）（12040101）），在此种情况下，使用的仍然是弓。

总之，从春秋早期一直到春秋晚期，《左传》中关于战斗场面的描述显示，当时在战斗中使用的发射“箭”的武器仍然是“弓”，未见用“弩”的痕迹。

至于骑兵，著名的“胡服骑射”当然是发生在战国时期，《左传》中几处提到“乘马”，应是指驾车马，有人以为是提到了骑兵，但都没有什么根据。具体说法可见杨伯峻先生的两处《注》。

《闵二年传》“归公乘马”《注》：“归读为馈。杜《注》：“四马曰乘。”章炳麟《左传读》：“乘马者，通指当乘之马，非四马为乘之谓也。《管子小匡》云‘狄人攻卫，卫人出旅于曹，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马三百匹’，是不止四匹也。牛羊豕鸡狗皆三百，故马亦三百矣。”章说是也。昭六年《传》云“其以乘马八匹私面”，二十年《传》云“卫侯以为乘马”，二十九年《传》云“卫侯来献其乘马”，乘马皆指驾车之马，以《传》证《传》，足知杜《注》之误。”（p 0266）（04020502）。

《昭二十五年传》“左师展将以公乘(shèng)马而归”《注》：“杜《注》、孔《疏》及陆德明《释文》皆谓此为骑马，王应麟《困学纪闻》四亦言之。宋翔凤《过庭录》卷九则云：“乘读去声，言以车一乘归鲁。”疑宋说较近事实。《左传》凡五言乘马，如六年《传》云：“以其乘马八匹私面。”《公羊》、《谷梁》亦各言乘马，俱见隐元年《传》，皆驾车马。”（p 1466）（10250609）。

当然当时的人可能已经知道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骑乘的，在《宣十二年传》中曾提到“赵旃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p 0742）（07120214），我理解应该是说赵旃让其“兄与叔父”趴在马背上渡河，但这离在战斗中骑乘还是有不小的距离的。

其实当时中原的游牧族在战斗中也未见将马用于骑乘，例如，《隐九年传》中有：“北戎侵郑。郑伯禦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p 0065）（01090601）），《昭元年传》中有：“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以什共车，必克。困诸阨，又克。请皆卒，自我始。””（（p 1215）（10011001））。这两处提到戎、狄的军队与己方军队的区别时，不约而同地指出“彼徒我车”，可见当时游牧族的军队也还是徒兵，既没有用马来驾战车，也还没有把马用于在战斗中骑乘。当然后来的“胡人”与此时的“戎狄”未必是一回事。不过这些当时与从事农业的华夏族一起居于中原的游牧族“戎狄”，应该比华夏族更可能驯马用于骑乘，但按《左传》中的叙述，这些“戎狄”此时仍未将马用于在战斗中骑乘，这恐怕也是值得注意的。

弩的发明和骑兵的出现，显然会改变战争样式，相应的，兵书也会就此作出修改，以适应新的战争条件。我感觉正由于这两项技术的出现以及其他技术改进，《孙子兵法》中才更重视地形险阻，更强调要避实击虚，才特别提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译注》（p 019）李零（030200）《谋攻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