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8孙子与左传的背景 -- 桥上

前面已经提到过，《左传》中有迹象表明，在春秋时期，农业族逐渐取代了游牧族，农业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中原一带逐渐占了上风。在这样的过程背后，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左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时”或“不时”，“时”本意是四时之“时”，《说文》：“时，四时也。”指的是季节。而季节主要体现了农业生产的时间节点，也就是所谓农时。因此，“时”在农业上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左传》中多次提到“时”，主要就是指的动员军队要不违农时（也有几处涉及祭祀等），所谓“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隐五年传》（p 0041）（01050101）），所谓“时以作事”（《文六年传》（p 0553）（06060901）），所谓“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成十六年传》（p 0880）（08160502）），所谓“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成十八年传》（p 0908）（08180301）），所谓“田以时”（《襄四年传》（p 0939）（09040703），这里“田”是指田猎，也是一种训练军队的方式），所谓“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下等也；计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襄十九年传》（p 1047）（09190401）），所谓“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昭七年传》（p 1287）（10070401）），所谓“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昭八年传》（p 1300）（10080101）），所谓“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惧以待时”（《昭三十二年传》（p 1517）（10320301））。总而言之，在当时，无论是训练军队（所谓“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其实都是在训练军队），出兵进攻，筑城防御，甚至为国君营筑宫室（例如就曾经因为要在农忙时为国君筑台引起了一场小风波，前面讲劳动中赋诗时提到过，见《襄十七年传》（p 1032）（09170601）），凡是要征集人力，都要讲农时。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人对农时的重视，也说明当时农业生产力低下，只有按照农时在必要时动员几乎全部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才能保证足够的收成。统治者一旦有违农时而动用民力，就很可能影响收成，进而动摇其统治基础。所以按《左传》的解释，凡是出现了“时”或“不时”，《春秋经》都会记录在册，以示儆戒。在现存《春秋经》中，这种记录共出现了十五次，春秋前期隐公到成公时期较多（一百五十年出现了十二次），春秋后期襄公到哀公时期较少（九十几年只出现了三次），反而较多的出现了“时事”、“时命”等采用“时”的引申义而与农时关系不大的词汇，这恐怕是反映了情况正在起变化。

而《孙子兵法》中，虽有几处用到“时”字，但都与“农时”无关，农时已经不在当时将领的考虑范围之内。看起来，当时的农业生产能力已经有了较大提高，例如，据说战国早期已经开始出现了牛耕，还出现了铁犁。所以，在《孙子兵法》里讨论的已经是“兴师十万，出征千里，……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孙子译注》（p 092）李零（130100）《用间第十三》），反映出让大量人力长期脱离农业生产已经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剩下的人仍然能保证供给，军队则更加专业化。相形之下，在《左传》中，军队是由农民临时编成的，只在农闲时集合起来训练，农忙时就得回去种地，所以军队组织不可能很严密。当时这种军队，驻守在外时间一长，就可能生乱（《庄八年传》（p 0174）（03080301）），甚至可能溃散（《闵二年传》（p 0268）（04020601））。

显然，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变，《孙子兵法》和《左传》两书中反映的军队的编成已经大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