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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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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25,谢莉与约书亚

约书亚.贝尔擅长一切。他是这一代人当中最杰出的小提琴家;十岁那年他参加全美网球大赛并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他保有多个电子游戏的最高积分记录;他是全世界最快的魔方破解者之一;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为他提供了工作岗位,此外他在访谈节目当中露面的时候非常风趣。他相貌英俊,魅力十足,无论与谁交谈都是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情。但是就像想要在公众视野里维持私密的其他人一样,他周身也笼罩着一层拒人千里的气质。初次见面的人都会因为他的平易近人而惊讶,而熟悉他的人却会因为他的深不可测而愕然。

约书亚的父母并不太般配。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谢莉刚刚离开一家以色列集体农场,而阿兰则是一位美国圣公会的牧师。后来阿兰放弃了圣职,读了心理学博士学位,在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金斯利性学研究所谋取了一份高阶职务。“跟我相比他简直太随和了,”谢莉回忆道。“我对什么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谢莉不仅个性强硬,而且很不耐烦人际交往的界限。我在贝尔家做客的时候,她毫不客气地为我布菜,向我劝酒,拉着我打牌,直到半夜还兴冲冲地跟我聊个没完。她肤色黝黑,身材轻盈,看上去强势无比却又脆弱得令人心疼——她愿意在多大程度上直面自己,就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坦诚待人。

阿兰曾经是唱诗班的成员,谢莉也会弹钢琴。他们的孩子全都学过音乐。约书亚生于1967年。两岁的时候,他将许多橡皮筋挂在梳妆台的两侧抽屉把手之间,然后通过拉抽屉来调整橡皮筋的紧张度,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弹拨声调。贝尔家的一位熟人曾经开玩笑说,约书亚发现了“柜橱当中的音乐艺术”。四岁那年他开始学习小提琴,学习新曲目的速度非常快。“音乐从他的一个耳朵里溜进去,然后就留在他的脑袋里不走了,”谢莉说。音乐为母子二人营造了一片能够亲密分享的天地,但是约书亚的创造力总是掺杂着一丝悲哀。“他经常半夜醒来流眼泪,”谢莉接着说道。“其他几个孩子我只要抱抱亲亲就没事了,可是面对约书亚我却束手无策。”

七岁那年约书亚就成了当地的名人。当时他与老师一起与布鲁明顿交响乐团共同演奏了巴赫的《双重协奏曲》。他的演奏风格忧郁伤感,不过技巧还不够娴熟。“我母亲尽管投入了许多,也会陪我一起练习,但是她并不太擅长维持纪律,我父亲也一样。”约书亚说。“我总会在考试当天的早上临阵磨枪,在参加音乐会的前一天加紧练习,真到了演出的时候就跟着感觉走。有时候我一整天都不会摸小提琴。我会在原本应该练琴的时候偷偷溜出学校后门,打一下午电子游戏,等着我妈要来接我的时候再溜回去。”事后看来,他相信像这样缺乏监管的做法对他有好处。“除了音乐什么都不做对我的心理健康没好处,对我的音乐水平同样没好处。”

十二岁的夏天,约书亚参加了草山音乐夏令营。在这里他首次得到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提琴教师之一约瑟夫.吉戈德的辅导。贝尔夫妇恳请他将约书亚招收成为全日制的学生。“他们两个一直支持我的教育,”约书亚说。“要是我母亲不管我,我肯定不会成为一名音乐家——至少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音乐家。”

后来谢丽读到了《十七岁》杂志举办的高中生演奏家大赛。跳了一级的约书亚刚好够格参赛。谢莉太紧张了,不能陪他一起去。“当我接到电话得知他赢了的时候,我当场就尖叫了出来。”她回忆道。然后她又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我爱我的孩子们,他们就是我的生活。但是我的小女儿却遭到了忽略。如果约书亚在她的生日聚会上演奏助兴,那么她是生日聚会就变成了他的演奏会。她长大的时候我正在陪着约书亚巡演,我从没听到过她内心当中的尖叫。但是有天赋的孩子也有需求,你还能叫谁来满足这些需求呢?”问题并不仅在于时间分配。“约书亚的音乐为我带来了如此之大的欢乐,他的每一次成功都令我无比欣喜。其他孩子们都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约书亚也因为自己的音乐生涯影响了妹妹的生活而感到难过,但是他同样也觉得母亲的参与至关重要,“这个问题根本绕不过去。”

随着约书亚的演出安排逐渐密集起来,他的母亲开始担心他能不能继续抓住听众。“十四岁的他与十二岁的他相比就没那么令人惊叹了,尽管他的演奏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她说。与此同时,约书亚在学校里也待得越来越不舒服了。“我换上了鹤立鸡群综合症,”他说。“有些老师特别受不了不合常规的学生,他们把我弄得很不好受。”十六岁那年约书亚就高中毕业了。“我根本没想过高中毕业之后还要继续留在家里,”他说。这意味着谢莉也要改变自己的角色。

“像这样的共生关系需要两个人的配合。同样,要想将共生关系分离开来同样需要两个人的配合。”谢莉说道。约书亚不想再让她担任自己的经纪人了,这使得她非常痛苦。约书亚搬进了父母在布鲁明顿市购置的一套公寓,谢莉经常过去帮他洗衣服,为的是“重在参与”。约书亚回忆道,“我母亲的世界里就只剩下了管理我的生活这一项内容。后来我们终于分开了。然后我们才开始觉得彼此是不同的个人。到了此时我才能跟她谈论我的成功,我们才能像成年人那样相处。”二十二岁的时候约书亚结交了平生第一个认真的女朋友,同为小提琴家的丽莎.马崔卡迪。“我们的关系持续了七年,”他说。“到头来我对我母亲的一部分依赖转移到了丽莎身上——而且恐怕并不是最健康的那部分。”

约书亚考入了印第安纳大学,并且拿到了表演专业、音乐理论专业、钢琴专业以及德语专业的四个文凭。他很快就在卡内基音乐厅进行了首演,并且在十八岁那年赢得了艾维里.费雪职业大奖,那一年的联名获奖人恰好就是野田谦。此时他每年领衔主导的音乐会就有二百多场。此外他还是圣保罗室内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与此同时约书亚也是第一批尝试跨界创作的古典音乐家之一。他曾经以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为题材在VH1电视台录制过一段动感十足的音乐视频。他曾经与蓝草音乐贝斯演奏家埃德加.迈尔同台献艺,还曾经与爵士乐音乐家奇克.柯瑞亚以及温顿.马萨利斯合作过。约书亚曾经与斯汀、蕾吉娜.史派克特以及创作型歌手乔诗.葛洛班合作录制过唱片。他的每一张专辑都打入了年度古典音乐销量排行榜的前二十名。他的《浪漫小提琴》专辑销售了五百万张,赢得了年度最佳古典音乐专辑的荣誉。他曾多次获得格莱美奖提名并获奖一次。此外他还拥有一把价值四百万美元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这把琴能让我将我最钟爱的乐曲在我的想象当中留下的色彩引入现实世界,”他说。“用这把琴演奏的感觉就像见到了命中注定要嫁给我的姑娘那样。”他喜欢高端大气的生活方式,活像是古典音乐界的摇滚歌星。但是假如近距离仔细观察,摇滚歌星的生活其实也并非只有光彩照人的内容。“约书亚的压力太大了,他对于任何事情都关注不起来了,”谢莉心疼地说。她告诉我,约书亚还没到四十岁就开始服用降压药。我问她这些负面因素是否令她感到难过,她说:“最令我高兴的事情就是他打电话来询问我的意见,只有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依然是他的母亲。音乐是我们之间真正的纽带。可是我必须小心不能得寸进尺,而这样做正是我的天性。如今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了解他了。”

当我将这段谈话内容转述给约书亚的时候,他简直气坏了。“她非常了解我,”他说。“就算现在我也最信任她的意见。每当我筹划独奏会的时候总要让她先看一遍演出计划。音乐会结束后我依然希望得到她的认可。如果我觉得自己发挥了最好水平,她却表示更喜欢我的上一场演出,我还是会很难过。”2007年,约书亚与前女友丽莎生了一个儿子。他觉得丽莎与孩子“整天分不开,对于母亲与孩子来说这也是很正常的。不过假如你在十五岁的时候依然与母亲搅合在一起,那就不太健康了。直到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母亲依然要替我办理税务手续。”不过约书亚并没有向母亲咨询身为人父的问题。“她的赞成与反对力量太大了,最好还是不要让她搀和这么重要的事情。”

就像绝大多数具有水平身份的子女的父母一样,谢莉也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孤独寂寞。“他不喜欢亲密关系,”她说。“他不喜欢有人整天盯着他。我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不喜欢我整天盯着他。在公共场所他非常自然,也很风趣。在他面前你经常会感到自惭不如。接下来他会说什么呢?我总想听到。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是一个谜。我觉得人们正是因此才受到了他的吸引,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他。我也不行。他小时候我就不能安慰他,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我想这也是他的天才本性的一部分。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会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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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最初问世的录音技术造成了显著的社会影响。从此以后即便是不会演奏或者没钱雇佣乐师的人们也能接触到音乐了。今天欣赏音乐已经成为了全民活动,根本不需要什么技能,只要轻轻触碰一下ipod就行了,而且价钱也非常低廉,至多不会超过一台收音机的售价。一度囿于宫廷院墙之内的华丽演奏如今却会在超市里、汽车中或者家门后响起。就像耳蜗植入技术出现之前的手语或者摄像技术出现之前的绘画一样,录音技术也对现场演奏构成了迫切的挑战。有些音乐家热衷于现场氛围,因此觉得技术变革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也有些音乐家对于广泛传播作品更感兴趣,因此觉得技术变革令人兴奋。尽管导致神童的原因依然晦暗难明,但是新兴科学依旧为音乐神童群体的未来前景蒙上了一层阴云。就像聋人文化、同性恋文化以及自闭症谱系的神经多样性视角一样,神童文化也遭到了科学技术进步的威胁。对于神童来说,适应与灭绝的争论同样关系重大。在这个方面,神童与其他许多所谓的残疾状况并没有区别。

尽管技艺超群的音乐家越来越多,懂得倾听的听众数量却越来越少了——原因有很多,例如二十世纪后期音乐的刺耳特质,反精英主义的兴起,音乐会票价的上升,中小学音乐教育项目的削减,以及科技进步驱使媒体用户分散成为了众多关注范围狭窄的小群体。 这两股趋势的交叉应和着其他身份群体面临的类似窘境:正当他们逐步获得社会接受的时候,医学进步也使得他们受到了销声匿迹的威胁。就像现当代生活当中的很多其他事物一样,音乐也被我们剥夺了实体。对于神童的开发则是重新向音乐赋予实体的方法之一。比方说,亲眼观赏马克.余的演奏完全不同于仅仅在网上收听他的演奏音频,因为你在现场能看到一个堪称奇迹的孩子。贾斯汀.戴维森认为,“一位在音乐会上现场用音乐与听众交流的八岁孩子将自己的全部本质凝结在了这一刻,而他的本质的一大部分就是八岁大的年龄。正是这种本质激发了听众们的反应。并不存在脱离演奏家行为的抽象演奏。你能将舞者与舞蹈区分开吗?当然不能。假如你真打算这么做,那就是矫揉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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