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许多父母都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接受程度。超过一半的跨性别者遭到了家庭的排斥。即便是在接受他们的家庭里，父母当中也往往只有一人能够接受。“双亲家庭的常见模式往往是一位父母心怀恐惧，另一位父母选择接受，”布里尔说。克里斯.比姆在回忆里描述了自己与处境不利的跨性别儿童打交道的经历。他写到了一位跨性别女孩的母亲，“她告诉克里斯蒂娜，自己宁肯她死于艾滋病也不想见到她继续这样表现。”另一位显然更有文化的母亲给他的跨性别女儿写了一封信，“你将‘男人打扮成女人’的自我渗透进入了身为女性的过程与现实，这种行径既傲慢又侮辱人。你不仅诋毁与贬低了我本人身为女性的体验，还伤害了整个女性群体。”

2009年5月，萨克拉门托地区一档流行广播节目《罗伯阿尼道恩早间播报》当中插入了一段关于跨性别儿童的环节，主持人罗伯特.威廉姆斯与阿尼.斯泰茨将跨性别儿童称作“白痴”与“怪物”，认为他们“无非是想吸引眼球而已”，而且“需要想办法把他们的神经失调毛病从体内弄出去。”他们还补充道，“这种话简直让我恶心，‘妈咪，人家是一个困在男孩纸身体里的女孩纸啦，人家要穿裙子啦。’”后来他们又说，“要是允许跨性别的存在，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爱上畜生了。”一位主持人还夸口说，假如他的儿子敢穿高跟鞋，他非得把高跟鞋扒来抽死他不可。

这期节目引起的反对呼声导致了广告赞助商的抵制。金.皮尔森与圣地亚哥的跨性别活动家奥特姆.桑蒂恩受邀来到节目录制现场讨论这一话题。金解释道，但凡是曾经开车带着有跨性别倾向的子女上学的母亲在车上听到这段广播之后都不会与她谈论这个话题了。在听众提问环节，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他是一位跨性别男性的哥哥，他的兄弟最近刚刚自杀。金警告威廉姆斯与斯泰茨说他们的手上沾着无辜者的鲜血。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两位主持人还嘴硬地宣称他们的道歉只是为了缓和广告赞助商的情绪。临近节目末尾的时候，他们两个全都垂头丧气，讷讷无言。

财富与教育并不一定能保证跨性别子女的家庭顺利过关，但是贫困只能加剧事态全面恶化的风险。哈丽.克鲁格与简.雷特的困境就遭到了贫困的火上浇油。她们两人都经历过漫长的秘密生活，两人都不愿意向母亲承认自己是女同性恋，两人也都嫁给了男人。她们的空洞婚姻充满了谎言、虐待与机能失调。家住堪萨斯的哈莉在九年级的时候辍学了。简在密苏里州完成了高中学业，但是没有职业资质。简有一个青春期的女儿，两人各有一个小儿子。哈莉是顺从一方，简是强势一方，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威奇托的流浪人员收容所。

哈莉的丈夫喜欢变装，但只有在独自在家的时候才会这么做。婚后不久两人生有一子，起名杰登。哈莉回忆道，“我的儿子总是因为下半身而感到尴尬。即便在婴儿时期他也总想把下半身遮住，无论撒尿还是擦屁股，他都会像女生那样坐在马桶上。”五岁那年，杰登宣称他的名字应该是汉娜，取自《汉娜.蒙塔娜》。这个迪斯尼角色白天过的是正常青少年生活，晚上就成了摇滚歌星。这个故事让很多过着双重生活的跨性别儿童都心有戚戚。

简说，“我第一次见到杰登的时候是在收容所里，当时它六岁，我真心以为它是个女孩子。”几个月后哈莉与简在一辆拖车里同居了，杰登以及简的两个孩子布莱恩与莉莉安和她们住在一起。“杰登已经躲藏够了，”哈莉说。“我们刚刚安顿下来他就说，‘妈妈，我能把胸罩戴上吗？’我说‘戴上吧，谁也看不见。’”然后杰登赶紧跑去告诉简说她有事情要宣布。“他说，‘我戴上胸罩了。’”简回忆道。“我说，‘好啊。’他说，‘你不生气吗？’我说，‘不，宝贝。因为简妈妈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做自己。’他的小脸一下子亮堂了起来。他特别快乐。”简告诉布莱恩与莉莉安不许拿弟弟开玩笑。没过多久杰登就开始向其他孩子介绍自己是汉娜。他的父亲吓坏了。

简在麦当劳找到了一份工作，哈莉则在一元店找到了工作。两人住进了威奇托的萧条贫民区。杰登七岁那年在学校炫耀自己涂的花指甲。“学校提起这件事，我说，‘孩子就是孩子嘛。’”哈莉说。“然后他想留长头发，想穿紧身裤，想抹化妆品。他整天诉苦，想要以女孩的身份去上学。”杰登一回家就会换上女孩的衣服。有一天晚上他对简说，“你太让我生气了，”简说吗“为什么，宝贝？”杰登说，“因为你能做你自己，我就不行。”简对我说，“这件事简直让我的心都碎了。”

学校想让杰登接受治疗，但是按照简的说法，哈莉与她并不希望让他与一个会将他“重新编程”的人打交道。她们从没听说过跨性别者这个词，也根本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其他与汉娜一样的孩子。他们得知有一位六十五岁的跨性别女性莱昂娜.兰伯特举办了一个互助组。莱昂娜又将她们介绍给了她本人所属的大都会社区教会（MCC）以及她的牧师克里斯蒂娜.科洛。MCC是一个向来支持LGBT群体权益的教派，也是第一个允许汉娜以女孩身份表现自己的公共组织。

汉娜上一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始逐渐对她施压，要求她像男孩一样表现，与此同时汉娜也越来越希望公开以女孩身份上学。莱昂娜对汉娜说，“为了你的安全，你现在最好还是先过一段双重生活，要不然他们会打你，还会骂你。权且先遵守一下规矩，等你回家以后再换上衣服看电视好了。这个州的法律保护不了你。”克里斯蒂娜.科洛也说，“她这一辈子都不得不进行各种妥协，我们都一样。”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哈莉与珍和学校方面一连会面三次。“我告诉杰登，‘如果你的肤色是紫色的，而且你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紫色的人，我也依然到死都会爱你。’”哈莉说。“但你不能在学校当汉娜，”简补充道。“汉娜管自己叫怪胎，这太让我难过了。我说，‘汉娜，不要用这个词，你不是怪胎。’”

简的女儿莉莉安此时已经搬了出去，但是她的儿子布莱恩还住在家里。布莱恩一直被确诊患有对立违抗性障碍——也就是与当权者的关系失调——还有严重的抑郁症。十三岁那年他攻击了自己的母亲，然后又试图自杀。于是简联系了社会服务人员，想让他接受治疗。布莱恩向社工们投诉他的两位母亲，并且被纳入了州立看护体系。他在控诉当中提到了她们两个鼓励他的弟弟穿裙子。

2009年2月24日，简带着汉娜去上学。“在校门前我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和一个吻。我说，‘今天放学之后我为你准备了一场惊喜，我们要去吃披萨饼，打保龄球。’”当天中午一点半，经手布莱恩的社工给哈莉打来了电话。“我们把你的孩子接走了，”她说。“周四早晨八点半你们要参加法院听证会。”社工在学校里采访了杰登，询问他如果有三个愿望的话会选什么。杰登说：“我要把所有男孩的衣服换成女孩的衣服，我要成为一个女孩，我要让男孩的身体部分变成女孩的部分。”社工将这番言论当成了哈莉与简说服孩子相信自己是女性的证据。文件注意到哈莉有一位女性伴侣，而她的孩子也要遭受“与其他孩子相比更严重的困惑与社交障碍。”法院裁决汉娜必须要被送进寄养家庭当中受到“健康父母”的监护。

就这样，哈莉与简在一周多一点的时间里失去了两个孩子。克里斯蒂娜成为了她们的首席法律顾问。“哈莉与简都没怎么受过教育，她们的出身家庭向上追溯好几辈都是穷人，“克里斯蒂娜告诉我。”她们的孩子从没看过牙医或者医生，从没穿过合脚的鞋子。养活孩子并不简单，但她们爱这些孩子，汉娜也绝对爱她的家。”汉娜的寄养家庭不允许汉娜使用女性名字、穿着女性服饰或者采取男性规范以外的任何行为。哈莉与简第一次获准受监督家访的时候，汉娜说：“如果我必须做男孩子才能回家，我为了回家什么都愿意做。”

堪萨斯州社会与康复服务体系（SRS）接管了汉娜的案件。“SRS挖出了一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变装者的心理精神病学期刊条目，”克里斯蒂娜告诉我。“我说，‘这些文章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情况没什么意义。’但是我说话没多大影响力。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这里的环境多么糟糕。”恐跨与恐同原本就难以区分。SRS在法院上公然表示，“我们不会把这个孩子交回给那对女同手里。”最终SRS为汉娜与她的母亲们指派了一位治疗师米娅.亨茨曼。三个人全都很喜欢米娅。哈莉说，“治疗期间我们给汉娜带了一些女性衣服，因为米娅说她在这里可以穿，”哈莉说。“汉娜说，‘不行，要是我的养父母发现就不好了。’米娅说，‘我是治疗师，规矩由我来定。不过为了你的安全起见，你只能在我的办公室里、在家里以及在教堂里穿女孩的衣服。在这三个地方你可以做你自己。’”还有一次米娅说，“我知道你想和你的妈妈们说话，我会留出让你们谈话的时间来的。”汉娜说，“不，不要这么做，我不想在SRS那里惹上麻烦。”哈莉一边哭一边对我说，“汉娜都让他们吓成这样了。”她抱怨道汉娜正在变得越来越孤僻，“她原本是一只能飞的小鸟。现在就算在我们身边她也要被关进笼子里。”

莱昂娜.兰伯特负责开车带着哈莉与简一起与汉娜参加治疗，最终她也获准参与了治疗过程。“上帝啊，我真希望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也能这么勇敢，”莱昂娜说。“即便是被人从妈妈身边夺走，即便是心都碎了，我还是特别希望我能与汉娜交换一下处境。”她让我看了她的名片，上面写着“女性模仿者”。我问她这是不是她对自己的看法，她说，“我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我真希望汉娜日后能比我更强。”

哈莉与简获准参观了汉娜的棒球比赛，“在球场上，她很喜欢我的粉色拖鞋，”哈莉说。“她说，‘妈妈，我能穿着这双拖鞋去参加野餐吗？’我坐那里就想尖叫，‘我的孩子穿我的拖鞋到一个她自己有鞋穿的地方去究竟会伤害什么人呢？’但是他们告诉我不行，我只能遵守他们的规矩。”遵守规矩似乎成为了让汉娜回家并且帮助汉娜在威奇托生活下去的最佳方法。“在疗程当中她说她厌倦了双重生活，”哈莉说。“然后她又说，‘可是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是坏孩子。’”米娅.亨茨曼诊断她患有情境性抑郁症。此时哈莉说她已经准备放弃了。她说也许她与简真应该再生一个孩子，不再费心费力地想要将布莱恩与汉娜接回来。这只是丧气话，但是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我第一次见到哈莉与简的时候，汉娜已经离开她们七个月了。两名女性每周可以在治疗室里与她们的孩子见面一个小时，还能在社工监督下去寄养家庭访问两个小时。她们不能给汉娜打电话，汉娜也不能给他们打电话。当时是汉娜的八岁生日，哈莉与简尽其所能地营造了节日气氛。“我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哈莉说，“我把礼物交给汉娜说道，‘拿好吧小伙子。’她看着我的眼神好像在说，‘妈妈，你不再接受我了吗？’等着社工一出去，汉娜立刻看了我一眼问道，‘你是想说小姑娘吧？’我说，‘当着这些人咱们可不能这么说。’我觉得自己太卑下了。”简也说，“你怎么能告诉孩子‘在这里你能做自己，在那里你不能做自己’呢？这不是说嘴打嘴吗？”哈莉说，“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把她接回来然后再次失去她，无论是对于汉娜还是对于我们来说，让她做自己都太危险了。”

父母很有理由为了跨性别子女感到害怕。那些从未面对过这些问题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跨性别者面对着怎样的歧视。2009年，全国跨性别平等中心以及全国男女同性恋工作队进行了一场规模庞大的调查，面向美国各州及各地区的跨性别者，受访者的种族分布与美国一般人口大致相同。问卷以在线形式发布，意味着调查范围会稍稍偏偏向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每五位受访者当中就有四人曾经在学校里遭受过骚扰或者身体与性攻击，将近一半的攻击者是老师。尽管将近90%的受访者至少接受过一定程度的大学教育，而接受过同等教育的一般公众只有不到一半，但是跨性别者失业的可能性却比一般公众高出一倍。每十位受访者当中就有一人在工作环境中遭到性攻击，遭受肢体攻击的人数也差不多。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因为性别表现不合规范而遭到过解雇。跨性别群体当中的贫困人口比例比全国人口比例高出一倍。每五位受访者当中有一人曾经无家可归，其中又有三分之一的人曾经因为性别问题被收容所拒之门外。有三分之一受访者曾经推迟或回避接受医疗服务，因为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不尊重或者歧视他们。超过一半的跨性别青少年曾经尝试过自杀，一般青少年尝试自杀的比率则只有2%。吸毒酗酒与抑郁症发作的几率同样高得吓人。在所有的无家可归青少年中，同性恋与跨性别者的比例占到了20%到40%。此外超过一半的有色人种跨性别者有过街头卖淫的经历。纽约皇后区某家跨性别儿童收容所里的一位性工作者说道，“我喜欢别人关注我，这让我感到有人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