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19:鲁息姑——吾将授之 -- 桥上

2016-08-25 05:07:18桥上
《左传》人物事略19附:鲁隐摄位6/7

《隐七年经》:

夏,城中丘。((p 0052)(01070003))(001)

《隐七年传》:

夏,城中丘。书,不时也。((p 0054)(01070201))(001)

我的粗译:

这年夏天,我们加筑了“中丘”的城墙,《春秋经》记录此事,是因为这不合节令。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书,不时也”曰:

不时者,谓既非国防之所急,而又妨害农功。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中丘”——“邓”(杨注:中丘古城,当在今山东省-临沂县东北。#邓,鲁地。九年为防之会,郑伯未与,故重为此盟会。《经》仅书会而未书盟,杜《注》以为鲁公还国告祖庙时,告会而不告盟;刘师培《春秋左氏传答问》以为“盟邓之役《传》文为师期,下言羽父先会齐、郑,则出师之期不与盟符,《经》为内讳,故不书盟”,皆是臆测。《春秋》全《经》盟会异地而并书者,仅襄公二十五年夏会于夷仪,秋同盟于重丘一次。此是大会,且会在夏而盟在秋,相距两三月,其间又有郑师入陈一事,故不能不分别书之。其余则或以盟包会,如八年会于温盟于瓦屋,《经》只书盟;或以会包盟,如此《经》只书会于中丘,未必有深意。),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44,北纬35.20;或东经118.48,北纬35.35,我倾向后者(葛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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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九年传》:

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绝宋使。((p 0065)(01090301))(009、001)

《隐九年经》:

冬,公会齐侯于防。((p 0063)(01090006))(001)

《隐九年传》:

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p 0065)(01090501))(001)

我的粗译:

两年后,我们隐公九年(公元前七一四年,周桓王六年,郑庄公三十年,齐僖公十七年,宋殇公六年),宋公(宋殇公)未能按时朝见天王,郑伯(郑庄公)此时正担任“王”的左卿士,就以“王”的名义前去问罪,进攻宋国。宋国却因为记恨我们“公”在“入郛之役”时不肯救援,这回就没通报我们。我们的“公”一生气,断绝了与宋国的特使往来。

这年冬天,我们“公”与齐侯在“防”会面,策划进攻宋国。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宋公不王”曰:

诸侯见于天子曰王。宋公不王,犹言宋公不朝。杜《注》谓不供王职,误。说详王引之《经义述闻》。然春秋之世,朝王者极少。以鲁而论,十二公二百四十余年,据《春秋》所载,惟僖公因晋文之霸,两朝王所;成公因伐秦之役,一至京师;隐、桓二十九年间,王使来者不绝,而两公未尝一朝王。则郑伯以宋之不王而讨宋者,亦犹齐桓伐楚,责其包茅不入,皆借辞而已。

杨伯峻先生注“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曰:

入郛之役在五年。公曾于七年为宋伐邾,欲以悦宋,而宋犹不释然,故虽见伐,而不来告。

杨伯峻先生注“公怒,绝宋使”曰:

绝宋使者,探后言之,谓此后隐公与宋殇公不复有使者来往。

杨伯峻先生注“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曰:

郑伯未与会者,或以其国有北戎之役故。是以十年又有中丘之会。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防”——“祊”(杨注:“祊”,音崩,《公羊》、《谷梁》及《汉书?五行志》引俱作“邴”。方与丙,古音同属邦母阳韵,故从方之祊与从丙之邴,可得通假。祊,郑祀泰山之邑,当今山东省-费县东约三十七里处。余详《传?注》。#郑桓公为周宣王母弟,因赐之以祊,使于天子祭泰山时,为助祭汤沐之邑。#“防”,《公羊》作“邴”,从方声之字与从丙声之字,古音多同(方、丙二字古音同属邦母阳韵),故防、邴得通假。鲁有二防,此时西防尚未为鲁所有,故知此是东防,当在今山东省-费县东北四十余里。世为臧氏食邑。石韫玉《读左卮言》谓“防”字或“祊”字之讹,祊为郑邑而新归于鲁,此时郑告伐宋,鲁会齐而谋之于祊也。姑录之以备参考。#鲁师自阳关出动迎接臧纥,至于旅松不进。阳关在今泰安县偏东而南约六十里,旅松则距防不远。),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18,北纬35.28(方城镇)。

《隐九年经》: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 庚辰,大雨雪。((p 0063)(01090002))(001)

《隐九年传》: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书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书,时失也。((p 0064)(01090101))(001)

《隐九年传》:

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平地尺为大雪。((p 0064)(01090102))(001)

《隐九年经》:

挟卒。((p 0063)(01090003))(001)

《隐九年经》:

夏,城郎。((p 0063)(01090004))(001)

《隐九年传》:

夏,城郎。书,不时也。((p 0065)(01090201))(001)

我的粗译:

还在这一年,从春王三月癸酉那天(杨注:癸酉,十日。)开始,我们这里连着下了好多天大雨,打雷闪电。《春秋经》写上此事,是记录本年第一次下雨的时间。到庚辰那天(杨注:庚辰,十七日。),又下了大雪。《春秋经》上写此事的原因是相同的。不过,《春秋经》记录这些事也都是因为与节令不合。

凡是下雨,达到三天的,《春秋经》中就称为“霖”,而平地积雪达到一尺,《春秋经》中就称为“大雪”。

这年夏天,我们加筑了“郎”的城墙。《春秋经》写上此事,也是因为这与节令不合。

一些补充:

《年表》于“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处云:“隐公九年三月,大雨,震电。”

杨伯峻先生注“庚辰,大雨雪”曰:

雨为动词,即下雪,《传》文可证。

杨伯峻先生注“大雨霖以震”曰:

“大雨霖以震”为句。以,连词,与也。《商书?金縢》“天大雷電(电)以风”,与此句法同。臧琳《经义杂记》谓“大雨霖”为句,“以震书始也”为句,误。书始也者,依杜《注》义,谓癸酉日为开始霖雨之日。霖雨为久雨,当不止一日。《经》作“大雨震电”,《传》作“大雨霖以震”,文异而义同,所谓错综成辞。杜《注》、孔《疏》必谓《经》文脱“霖以”二字,“电”字乃后人妄加,考之《公》、《谷》与《汉书?五行志》,知《经》文本作“大雨震电”,并无误。说本臧琳《经义杂记》与洪颐煊《读书丛录》。

杨伯峻先生注“书,时失也”曰:

意谓《经》文所以书此者,当时误以王三月为夏正正月,不当有雷电;既有雷电,则不当有大雪。乃雷电之后八日复有大雪,皆节候不得其正,故言时失。《汉书?五行志》云“刘向以为周三月,今正月也,当雨水,雪杂雨,雷电未可以发也。既已发也,则雪不当复降。皆失节,故谓之异”,可以为证。

杨伯峻先生注“挟卒”曰:

无《传》。《公》、《谷》“挟”皆作“侠”,挟、侠字得通用。挟为鲁大夫之名。不书氏族者,杜《注》以为未赐族。元-齐履谦《春秋诸国统纪》云:“鲁卿之嗣不见于《经》者三人,然益师之后,《传》有众仲;无骇之后,《传》有展禽、展嘉、展瑕、展叔、展王父;惟挟之后无见。”至章炳麟《春秋左传读》以庄公二十四年之御孙当挟之后,则纯是臆测之辞。《谷梁传》云:“侠者,所侠也。”孔《疏》转引汉?尹更始说,谓“所者,侠之氏”,但《春秋》无所氏,说未必可信。

桥按:或者《左传》作者认为上面之“大雨,震电”乃“挟卒”之兆,而“挟卒”带来卿位空缺,也使有资格担任首席执政的人又少一个,“公子翚”因而野心膨胀,开始觊觎首席执政之位。

杨伯峻先生注“书,不时也”曰:

此年建丑,周正之夏,当夏正之春,正农忙季节,若非急难,不宜大兴土功,故云不时。

“郎”(杨注:元年春,费伯已城郎,而今年又城郎,盖鲁有两郎。费伯城者为旧鱼台县治东北八十里之郎,去鲁(曲阜)约二百里,为远。此年城者,盖鲁(曲阜)近郊之邑。说见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又互详庄三十一年《经?注》。#鲁有两郎,一为隐元年“费伯帅师城郎”之郎,离曲阜约二百里。一为鲁近郊之郎,隐九年“夏城郎”,即此郎。《公羊传》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则三国之师已至曲阜近郊。#《檀弓下》亦载此事,云“战于郎”,郎当是鲁郊地名,但公为属右师,战场必不与左师同。),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5,北纬35.0(鱼台县-前-后-郁郎村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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