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23:季行父——备豫不虞 -- 桥上

2016-12-19 04:01:24桥上
《左传》人物事略23:季行父——备豫不虞

季行父,“氏”季,“名”行父,“季”这个“氏”来自鲁桓公的儿子公子友的“字”——季友。不过,《春秋经》对季行父的称呼却是季孙行父,季孙是季家族长的称号,世代相传,季家只有族长才能被尊称为季孙。因为《春秋经》中提到的只能是当上了卿的季家族长,所以就只会尊称季行父为季孙行父了。而在《左传》中,常称季行父为季文子,“文”是他的“谥”,季文子是后人对他的尊称。

季行父是季友的孙子,他父亲齊仲-无佚(字:齊仲,名:无佚)未见于《左传》,据说死在了季友前头,所以公元前六*四四年(鲁僖公十六年,周襄王九年,齐桓公四十二年)季友去世以后,年幼的季行父就直接变成了季孙行父。

我估计季友去世的时候,季孙行父也就刚生下来,即使这样,季孙行父也活了七十六岁。所以季友刚去世那时,季孙行父虽顶着族长之名,也只是傀儡而已,只好把季友的卿位让了出去。

一直到公元前六二一年(鲁文公六年,周襄王三十二年,晋襄公七年),季孙行父已经二十三岁,这才继承了卿位,他先是被派去季友的老关系陈国那里访问,同时就从陈国娶了老婆回来。接着,他又被派去晋国访问。季孙行父此时已经表现出他思虑周全的特点,事先准备了各种礼仪包括“遭丧之礼”,说是“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结果在晋国正赶上晋襄公的丧事。

又过了六年,公元前六一五年(鲁文公十二年,周顷王四年,齐昭公十八年),二十九岁的季孙行父被派去领兵为“诸”和“鄆”加筑城墙。以后,季孙行父还几次代表鲁国出访,并预见到齐懿公将被杀。

当初季友去世后,鲁国排首位的卿是鲁僖公的亲弟弟公子遂(东门襄仲)。公元前六〇九年(鲁文公十八年,周匡王四年),此人趁鲁文公去世,“杀嫡立庶”,扶持鲁宣公上位,把持了朝政。

但季孙行父对公子遂颇不以为然。当时,莒国的大子叫“仆”,他和他那国君父亲闹翻了,就杀了他父亲,来鲁国投奔,还给鲁宣公献上宝玉。于是宣公要求季孙行父安顿此人,季孙行父却利用职权,下令司寇把此人轰走了。宣公问起来,行父就派大史克去长篇大论一番,首先借鲁国著名的聪明人臧文仲(臧孙辰)之口,提出要“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再把尧和舜拉出来,铺陈发扬,论证季孙行父驱逐大子仆的行为是“去一凶矣”;借此发泄了对公子遂的不满。

八年后,公元前六〇一年(鲁宣公八年,周定王六年),公子遂突然去世,他儿子公孙归父(子家)接替了他的卿位,而约四十三岁的季孙行父则接替了他的执政之位。

又七年后,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宣公十五年,周定王十三年,晋景公六年,楚庄王二十年,齐顷公五年),五十岁的季孙行父主持了鲁国的“初税亩”,《宣十五年传》解释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虽然《春秋经》和《左传》中对此事只记下了这几句话,但对于后世的历史学者而言,此事却非同小可,可能是季孙行父此生中所干的最重要的事,尤其是郭沫若老先生曾云:

《春秋》在鲁宣公十五年(前五九四年)有“初税亩”的记载,虽然仅仅三个字,却含有极其重大的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代序》(p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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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初税亩”的含义:

在《诗?小雅?甫田之什?大田?三章(共四章)》中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30)),《礼记?王制第五》中亦曾提及:“古者:公田,藉而不税。”,上面那条《左传》中也曾提到:“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所谓“藉”,据《康熙字典》,“又《孟子》助者,藉也。《趙岐註》猶人相借力助之也。《戰國策》藉兵乞食于西周。”。因此,当时的田地是分为两类的,一类是所谓“公田”,另一类则是“私田”。而“初税亩”则是从“藉”改成了“税”。

当时,与耕作有关的主要有三类人:

第一是田地的所有者,不一定都是“公”,但一定是家族的族长,他们会在耕作的关键阶段视察一番,也会操作两下。好比“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終于千畝”(《周語上》6),或者:“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87)《周颂?臣工之什?噫嘻》),这个亲耕的传统一直在后世延续了下来。

第二是农奴(“野人”),他们应该是有自己的族群组织,自己管理自己的。这些人负责实际耕作,以及各种劳役。

第三就是“民”,他们住在“国”(城)内,负责打仗、筑城、建屋、疆田,也有一些人负责管理田地,监督并指导耕作,但他们的职能后来大概大都逐渐移交给当地耕种者族群(农奴族群)的上层了,而到了耕种和收割他们都已经仅是象征性地到场的时候,“税”法就已经要从“藉”法里面生长出来了。

由此“初税亩”应是意为:原来是“借用”农奴来耕种所谓“公田”,由所有者派出一些“民”来监督并指导,其中的收获全部归所有者;那些农奴另有“私田”,虽然所有权亦属于所有者,但收获归农奴群体。现在把公田分了下去,和原来的“私田”一起算是租给那些农奴,让他们自行耕作,按田地征收谷物,叫做“税”,而“民”在其中的作用则几乎没有了。这当然是重大的制度变革,意义深远:

“民”成了单纯的战士,会两极分化,一头上升成为地主,另一头则靠向农奴,也会从事耕作,但仍是战士。而农奴则渐次有了成为战士的权利,于是“民”就渐次消失了。

郭沫若先生认为此事的背景是所谓“黑田”:

凡是属于井田范围内的田都是公家的田,也就是所谓“公田”。……有一些臣下们超额地榨取耕奴们的剩余劳动(即在应有的耕作之外的超额耕作)以开垦井田以外的空地。这被开垦出来田地,便成为私家的黑田。这私家的黑田不可能再是四方四正,也不可能有一定的亩积,在初公家是不收税的,是纯粹的私有物。这样的垦辟一经久了,黑田面积的总和或者某一个臣下的黑田总和,会超过公家所有的井田,因而私门也就富于公家,形成上下相克的局面,实际上也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公家为了增加收入,终于被迫打破了公田和私田的区别而一律取税。这是承认臣下所享有的公田索性成为他们的合法私有,而他们所私有的黑田却不能再自由漏税了。(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代序》(p 006))。

这“黑田”之事也有旁证,即《左传》中屡屡记载有出动部队对“田”进行大规模的“疆”:

秋,晋侯疆戚田,故公孙敖会之。(《文元年传》(p 0513)(06010601))(048)。

冬十一月,郑-公孙申帅师疆许田。(《成四年传》(p 0819)(08040501))(024)。

莒人伐我东鄙,以疆鄫田。(《襄八年传》(p 0956)(09080501))(088)。

执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襄十九年传》(p 1045)(09190102))(101)。

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弗尽归也。(《襄二十九年传》(p 1159)(09291101))(082)。桥:此“治”亦“疆”也。

叔弓帅师疆鄆田,因莒乱也。(《昭元年传》(p 1217)(10011102))(122)。

所谓“疆”,是整修田界,当时的田界要夯筑出约半人高的土埂,还要种上树篱,防止牲畜侵入,工程不小。正因为田地不断扩大,所以那些“田”才需要不断地重新“疆”,扩大“疆”起来的范围。《左传》中所记载的,都是在“田”的所有权转移时,借机出动部队进行大规模的“疆”,而涉及的都是原来已经有的“田”,如果不是需要另外重新“疆”,就不必如此大动干戈。

不过,如果把“黑田”的开垦与“疆”联系起来,那么上面最后一条《左传》中鲁国之“疆鄆田”已是“初税亩”之后,则从“藉”改为“税”就不必与“黑田”关联了。另外,在鲁国“初税亩”之前五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的“晋于是乎作爰田”(《僖十五年传》(p 0360)(05150408))(037),意味着晋国对“黑田”开垦的合法化,既然“黑田”开垦早已合法化,则晋国从“藉”改为“税”亦不必与“黑田”关联了。

而且各国条件不同,“黑田”开垦的程度也不一样,好比郑国,各家在国都周围的田地恐怕已经挨上,没有再开“黑田”的余地了,以致公元前563年子驷“为田洫”,以及公元前543年子产“作封洫”都惹出很多怨言乃至乱子。而楚国的地域非常广阔,似乎可以开垦的地方很多,尤其稻作区,水田开垦的难度当更大,则上层对“黑田”的开垦倒可能会设法鼓励呢。至于秦国,要到商鞅变法才会“开阡陌封疆”,这是要开垦田地让它们都挨上,也反映到那时才没有了再保留“疆”的必要。各国情形如此不同,因此,“黑田”的开垦未必与从“藉”改为“税”有关。

但除了“黑田”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上面曾提及:经过几百年推广,周家的贵族(包括“民”)在农业技术上的优势已经逐渐丧失了,他们也已经不愿意继续泡在田里,农具也未必再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所以他们只想收租子(税亩)了。我想,这才是推动从“藉”改为“税”的主要因素。

至于季孙行父推行“初税亩”的直接动因,我想是他发现那些“民”对于耕作的监督与指导已经是虚应故事,所以要免除他们的这项义务,让他们更专心在他们的主要工作——打仗上面,好让鲁国军队的战斗力更强。另一方面,这样一来,只需丈量土地就可知道要收的租子的数量,技术上很明确,免得纠缠不清,也能多收些租子,这样就能更好地面对各家诸侯之间越来越残酷的战争。他这也是“备豫不虞”吧。

这里还有一个背景,三年后,公元前590年(鲁成公元年),鲁国“为齐难故,作丘甲”,正与五十五年前公元前645年晋国几乎同时“作爰田”并且“作州兵”相似,恐怕也反映鲁国到此时也“甲兵益多”,自然,农具恐怕也“益多”而有了可以让那些农奴族群更独立地进行耕作的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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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过,鲁宣公是由上一位执政的卿公子遂(东门襄仲)“杀嫡立庶”之后才扶持上位的,所以此时鲁国的卿之一,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子家)也就“有宠”于鲁宣公。于是他就和鲁宣公一起谋划要把占据鲁国三个卿位的所谓“三桓”那三个家族打下去,同时加强公室的控制。

在“初税亩”三年后,公元前五九一年(鲁宣公十八年,周定王十六年,晋景公九年),公孙归父(子家)和鲁宣公商定由他出访晋国,争取晋国支持。哪想到还没等他回来,这年冬天,鲁宣公忽然去世。于是季孙行父(季文子)趁机在朝堂上扬言:“使我杀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公子遂)也夫!(在我们这里“杀嫡立庶”以致得罪了我们“大援”的,不就是“仲”吗?)”,于是贵族们决定把东门那家伙(即公孙归父,子家)赶出鲁国。同时扶持了鲁宣公年幼的儿子鲁成公上位。

两年后,公元前五八九年(鲁成公二年,周定王十八年,晋景公十一年,楚共王二年,齐顷公十年,卫穆公十一年),春天,齐国进攻了鲁国的“北鄙”,占领了鲁国属于季家的“汶阳之田”。鲁国向晋国求援,正好卫国也被齐国进攻,也去向晋国求援,而当时晋国执政的中军元帅郤克和齐国有仇,于是晋军带领各家诸侯前去惩罚齐国。

鲁国的四位卿(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一起出动,跟随晋军去攻打齐国,齐军大败,最终答应交还鲁国的“汶阳之田”,这就是著名的“鞌”之战。在这一战中,五十五岁的季孙行父(季文子)大概表现得很突出,甚至在四年以后,他还不顾“非礼”,主持在鲁国城内建立了纪念这一战的“武宫”。

到这年冬天,齐国的盟友楚国来为齐国找场子,“悉师,王卒尽行”,而晋国则“畏其众也”,避不出战。于是楚人去攻打卫国,接着和鲁军发生了冲突。尽管鲁国早就向楚人示好,但楚军还是逼近鲁国。鲁国只好再想方设法贿赂楚人,不过因为楚军劳师远征,其实已经呆不下去了,就答应接纳鲁人和其手下的诸侯一起盟誓,然后撤兵。

又过了将近两年,公元前五八九年(鲁成公二年,周定王十八年,晋景公十一年,楚共王二年),鲁成公去晋国朝见晋景公,但晋景公接待他时并不尊重他,季文子(季孙行父)就预言晋景公不会有好下场。

受了气的鲁成公(可能实际上是他母亲穆姜)想要背弃与晋国的结盟,投向楚国。但季文子告诉他《史佚之志》中说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人和鲁国不是一族的,不会真心照顾鲁国。于是鲁成公打消了叛离晋国的念头。

再过五年,公元前五八四年(鲁成公七年,周简王二年,吴寿梦二年),吴国进攻了郯国,郯国只好屈服。这是吴国首次北进侵扰到鲁国东南不远、尤其是离季家采邑“费”东南不远的邻国,引起季文子警觉,说是:“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弔者也夫!《诗》曰,‘不弔昊天,乱靡有定’,其此之谓乎!有上不弔,其谁不受乱?吾亡无日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吴国号称是与鲁国同属姬“姓”,但季文子并不认为他们属于“中国”,反而认为他们是“蛮夷”,甚至楚国打到更靠北的地方季文子也没有这么大反应,这恐怕反映当时鲁国和吴国的文化差异比和楚国的更大。

下一年,公元前五八三年(鲁成公八年,周简王三年,晋景公十七年,齐顷公十六年),晋国为安抚齐国,又准备把“汶阳之田”给齐国,季文子很生气,诅咒晋国将“失诸侯”。因此鲁国开始对与晋国一起出征三心二意。

再下一年,公元前五八二年(鲁成公九年,周简王四年,宋共公七年),鲁成公姐姐伯姬出嫁宋国,由季文子送亲,他回来以后机敏地赋诗安抚了伯姬的母亲穆姜,这我前面介绍过,请见《春秋左传注读后03人人都歌唱的时代 下》

三年后,公元前五七九年(鲁成公十二年,周简王七年,晋厉公二年,楚共王十二年,宋共公十年),晋国和楚国达成和约。下年,公元前五七八年(鲁成公十三年,周简王八年,晋厉公三年,楚共王十三年,秦桓公二十七年),晋人率各家诸侯包括鲁人去进攻秦国,一直打过泾河。

又三年后,公元前五七五年(鲁成公十六年,周简王十一年,晋厉公六年,楚共王十六年,郑成公十年,齐灵公七年),晋国率领各家诸侯在鄢陵打败楚、郑两国联军,鲁成公亲自出马,还带了季文子和另一位卿叔孙宣伯(叔孙侨如)。

这叔孙宣伯的叔孙家是“三桓”之一,他本人也很有能力:当初“鞌”之战,他是和季孙行父(季文子)等出动配合晋军的四卿之一;他还曾代表鲁国率兵接收齐国交还的“汶阳之田”;以后还多次代表鲁国出征或出访;连鲁成公的夫人齊姜都是他从齐国迎回来的。所以,他就勾搭上鲁成公母亲穆姜,并想借穆姜帮助,搞掉“三桓”中另外两家季家和孟家。

此次鄢陵之战开战前,鲁成公准备出征,穆姜就要求成公先把季家和孟家的族长赶出鲁国。成公提出等处理完这次晋国的事再说,穆姜就威胁要用别的公子取代他,所以成公没赶上战斗:他先要布置对自己宫殿的警备,还把孟家的族长孟献子(仲孙蔑)留下来守住宫殿。

于是当这年秋天晋国召集各家诸侯盟会的时候,叔孙宣伯派人联系了晋国的八卿之一新军将郤犨,诬告鲁成公之所以没赶上战斗是想要观望看晋国和楚国谁能打赢就投向谁,于是晋侯不肯接见鲁成公,鲁成公只好很没面子的回去了。

紧接着在这年七月,鲁国又要随晋人出征进攻郑国,出行前,穆姜再次向鲁成公要求驱逐季家和孟家的族长,鲁成公则又布置了对自家宫殿的警备才出动,还控制自家的部队别走得太远。

而叔孙宣伯又派人联系郤犨,诬告季文子正策划要背叛晋国投向楚国,于是晋人就把六十九岁的季文子扣了起来。成公收兵后,在鲁国西部的“鄆”那里等着,派一位卿子叔声伯(公孙婴齐)向晋人请求释放季文子。经晋国的另一位卿、中军佐范文子(士燮)向晋国执政的卿、中军元帅栾武子(栾书)建议,才把季文子放了。

季文子回鲁国后,就主持各家盟誓,把叔孙宣伯逐出鲁国,召回在齐国当大夫的叔孙宣伯弟弟穆叔(叔孙豹)担任叔孙家的族长并为卿。

两年后,公元前五七三年(鲁成公十八年,周简王十三年),鲁成公寿终正寝,他的庶长子鲁襄公继位。

又过了两年,公元前五七一年(鲁襄公二年,周灵王元年,晋悼公三年,齐灵公十一年),叔孙宣伯迎来的那位鲁成公夫人齊姜去世,季文子借机把穆姜为自己准备的好棺材抢去埋葬齊姜。齐侯(齐灵公,应是齊姜父亲)派了一大群命妇来送葬。

再过两年,公元前五六九年(鲁襄公四年,周灵王三年,晋悼公五年),秋天,鲁襄公母亲、鲁成公的妾定姒也去世了,季文子不肯按照夫人的规格为她举行葬礼,工匠的头儿匠庆看不过去,就把季文子为自己准备的六棵梓木砍了为定姒做棺材,季文子也没拦着,似乎早有预见。

下一年,公元前五六八年(鲁襄公五年,周灵王四年,晋悼公六年),十有二月辛未那天(杨注:辛未,二十日。),季文子(季孙行父)自己也去世了,享年七十六岁。鲁襄公率领大夫亲自参加入歛,发现他家“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于是贵族们都认为季文子“忠于公室”。

他儿子季武子(季孙宿)接替季文子的族长之位,而由穆叔(叔孙豹)接替季文子的执政之位,但穆叔一直准备把执政之位传给季武子,八年后果然就传给了他,而且一直到《左传》结束,鲁国的执政之位就再没离开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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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春秋经》和《左传》中的相关段落及我的粗略翻译和一些补充说明(063行父逐仆2节、064仲杀恶视7节、070穆姜怒成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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