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一个中国叛逃者角度描述苏联最后二十年-飞扬军事 -- 绝对不是白领

正式开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逃到我们苏联来？“

　　我回答：“现在中国正在‘一打三反‘，天天杀人，我是为了活命，才逃过来的。”一下子，个人的苦难，虎口余生，受难的亲人，受难的同胞，全浮到了我的眼前，我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不到半个小时，车子开到一个村庄边的一栋小房子前，四周全用两米多高的木板围着，院子里只能看到远处的电视天线，是对越境中国人初审的地方吧！因为吃饭时有筷子，客厅里不时放着“文革”时中国放的民族音乐，军官们也都会说几句中国话。下车后，一个三十来岁，穿便服的中西混血模样的人前来与我握手问好，他说的普通话比我的带着浓重湖南乡音的普通话还要标准得多。他告诉我说，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上过学，星期日常常去西山玩，因为听说毛泽东住在西山，他想是不是可以看见毛。他把我带进一间办公室。正面桌子边坐着一位俄罗斯上校，五十来岁，表情十分严肃。上校也向我握手问好，叫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混血翻译坐在我的身边，靠墙还坐着一名俄罗斯上尉和一名俄罗斯中尉，面前小桌上摆着记录本。后来，我知道这两个人也都会说流利的中国话。这位俄罗斯上尉很活泼，言语诙谐，不时还和我开个小玩笑什么的。初审开始了，自然，上校是主审官，审问通过翻译进行。先问了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籍贯和出生前的地址、职业和文化程度（后来在每一次审问中，这一套都是开场白）。

　　我1935年10月15日出生在湘西石门县一个土家族农家，六世祖是江西客家人迁入湖广的移民和本地土家女人成婚后传下的后代。我的家族是中国的亲子家族，只看看我父子几代的名字吧：祖父雷立庭，建立家庭，家庭组成国家；父亲雷震旦，震旦系中国古名；二叔雷震军，振兴军队；三叔雷震中，振兴中华；1941年我发蒙上学，正值抗日炮火熊熊，父亲给我取书名雷光汉，光复汉家天下。1956年我已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知道了我属于土家族。当时学魏晋南北朝史，授课的是著有《两晋门阀制度》的一代名家田余庆先生，也是湖南人。在上质疑课时，田先生听到了我一口湖南腔的“国语”，便问我:“你是湖南人吧？”我回答是石门人。他马上引用了一句屈原的诗和一句嘲笑湖南土腔的古诗，教我纯正口音（到了1995年，我到了北京用电话向他请安时，他还记得我是石门人）。田先生告诉我：“我的田姓起源不是汉姓，你的雷姓也不是汉姓。你去查查你们的族谱，你祖先大概是少数民族。”不久，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从报纸上读到了社会学家潘光旦和历史学家向达（我的老师）鉴定湘西土家族的长篇发言，我知道自己是土家人了（仅仅因为这个发言，潘、向两大学者1957年都当上了“大右派”）。那时北大有个好规章，每个系办公楼墙外都掛着信箱，每个学生都可以投书向本校任何教授，包括校长马寅初提出问题，一个星期内定能得到答复。我就给向达先生写了张纸条，询问我的族籍。两天后，在未名湖边我遇到了手里抱着一大摞书的向先生，当中还有英人写的介绍西藏历法的英文书，我还好奇地翻了翻。我向向先生鞠躬后作了自我介绍，他在湖边的石头上坐了下来，详细给我解说了古代巴人、蛮人、楚人的历史变迁，和东汉大将马援的南征，以及明清两代在湘西的军政设置。叫我到图书馆善本室去查湘西州县的地方志，还说如果善本室进不去，可以找他帮忙，因为他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他还告诉我他自己是沅陵人，是土家族，向，覃，雷三姓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大姓。我一下恍然大悟，覃和向是我家乡两个最大的姓氏，在古墓地里常常可以看到刻着某“指挥使司”，某“都指挥使司”就是所谓土司的墓碑。我家对山有一处地方叫司命台，就曾经是土司衙门的所在。东边一处山头叫烽火台，是古代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军事通讯点，用作设燧点火。石门邻县桃源县还有马援南征的遗迹。马援的马蹄声唤醒了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崇山峻岭中我的先祖：你们属于中国！从此这里的人民就成了中国最忠诚的子民。看看百余年来一连串威名赫赫的爱国名将和政治家的名单吧，左宗棠、蒋翊武、宋教仁、覃振、郑洞园、向军次、贺龙、粟裕……还有同样的有名的文人们：严北岳、俞鸿远、向达、翦伯赞、沈从文、丁玲、黄永玉……湘西出名将、出才子、出美女，但他们的命运又多有“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者。

　　我的乡族先辈参加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次为中华民族命运而的争的战争。我稍知世事即逢上抗战中的常德大血战，国民军一个师的官兵全部阵亡，日本鬼子还在我的家乡打细菌战，杀死了几万同胞。我们全家逃到湘鄂交界的大山上去。进攻我们家乡的鬼子大部分是朝鲜部队，实行“三光”（杀光，烧光和抢光）。家乡成了最接近前线的后方，到处设立着兵站，医院，新兵训练站。当年还是童子军的我天天跟在抗日军人们后面跑，学打枪，学唱抗战歌曲，玩抓汉奸的游戏。1940年我五岁时父亲参加县里的抗日自卫军训练归来，教我唱“向前走，别退后，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是我学会唱的第一支歌。我还学会了不少字。那年祭祖时，记得我雷氏宗祠大门西边的新对联上有一联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六岁上小学受到了系统的激动人心的爱国教育，背会的第一课课文是“好男儿，当兵去！”第一个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最先记住的古诗词是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九岁时能全篇背诵战区军政长官薛岳将军的《告湖南全省父老同胞书》。今年（2000年）我已六十五岁了，还能背诵初小语文的一段课文：“他抬头看，是祖国蔚蓝的天空；低头看，是祖国芬芳的草地；四面看，敌人包围上来了。他掏出手枪，把子弹射向敌人，最后一颗留给了自己。”记述的是一位国民军空军勇士驾机轰炸上海日寇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飞机被敌弹击中，他跳伞后自杀殉国的壮烈事迹。三年级时学了民族英雄张煌言传，他随郑成功率水师攻进长江，“登金山遥祭长陵，三军皆痛哭失声”的文句是我到死也忘不掉的。我在他乡异国受罪时，每当心里浮上这些文句，便会增加几分生存的力量。抗战胜利前夕我们返回家乡，大好楼宇，成片的街区全都成了瓦砾之场。我从小对日本鬼子就仇恨至极，更痛恨日本军国主义者至今不向中国谢罪，赔偿中国的损失。对大口一张就放弃了几千亿美元日本赔款的领导人，我不认为他们是爱国者，对李登辉、吕秀莲等人，更认为是三流的认贼作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0年秋天，我复学上初中二年级，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我曾申请参加志愿军，因年小未获批准。如果当年战死在战场上，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罪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