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一个中国叛逃者角度描述苏联最后二十年-飞扬军事 -- 绝对不是白领

四月二十八日早上，哈萨克大尉端来了一大搪瓷盆手拉面条和一盆羊肉炒芹菜和韭菜。他告诉我：“我的老婆是维吾尔人，今天我要她做了中国饭菜（其实是新疆维族式的“中国饭”），来招待你这个中国客人。”踏上异国土地后的第四天，我吃到了中国饭菜，连吃了两大盘，自己也不好意思了。翻译见着我尴尬的神请笑着说：“没关系，你现在吃的很多，用不多久就会和我们一样，吃的很少的。”他是吹牛了，我后来发现普通苏联人都很能吃，饭量比我大得多。吃饭时我发现那位混血翻译不在场了。吃完饭，中尉翻译马上通知我：“现在我们要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你是非法越境进入苏联的，而我们的边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你现在的身份是犯人，带你去的地方要暂时把你关起来。但你可以放心，我们不会侮辱你的。”随即拎着个大包带我上了吉普车。现在车窗上没有黑布罩了，没走多久开到一座城市，是有名的普非诺夫市，现在更名热尔干特，当时是对付中国的苏联边境军事重镇。

　　车子开进一座规模很大的军营，军营周围是高高的砖砌围墙，墙顶还有铁丝网。军营中间是操练场，四周是营房，军营中响着雄壮而喧嚣的军乐。他们把我带进一排房子，阴暗的走廊两边是一间间上着锁的小房间，是军中的牢房了。一名士兵打开了一间，里面除一张钢丝床外什么也没有，翻译叫我换上自己的中国衣服。

　　我从1966年11月开始就开始了劳改生涯，在伊宁市附近的煤矿挖煤，天山下的大东沟修水渠，搬煤块，抬石头，所有的衣服都磨破了，身上穿的蓝色棉衣是好友陆云章（新疆教育学院教师）送给我的。绒裤是在乌鲁木齐新疆民族研究所工作的老同学刘美崧（后任武汉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送给我的，一件黑呢子中山服和一件兔皮背心，是我中学时的恩师张国柱送的，上面都是补丁加补丁了。我换回这身衣服，他们递给我几包烟和一摞子中文小册子后走掉了，把我在军人禁闭室监禁了三夜。每天早上八点钟起床，一名士兵打开牢房把我放出来，叫我到练兵场边的水泥台阶上晒太阳，吃与他们同样的份饭，翻看他们给我的中文小册子。

　　我用很多时间看苏军的操练，军官指挥士兵操练时不喊口令，全靠音乐指挥，方队前进正步走，齐步走，前后左右走都跟着军乐。乐队在操练场正面演奏，人数多，乐曲雄壮。操练时士兵都穿着黄绿色礼服。军人都带着肩章，士兵们的肩章是带款条的软布条，用条文多少表示军阶。每个士兵胸前都有两枚徽章，一是蓝色盾形，一是有列宁头像的红旗形。我十分奇怪，难道他们都有军功章和列宁奖章吗？后来才知道，盾形的是劳卫制（“准备劳动与卫国”的体育锻炼标准）证章，另一枚是共青团团章。一当上兵，人人都得通过劳卫制体育训练，也都成了共青团员。

　　下午，士兵训练结束了，我还是坐在台阶上翻阅那些小册子，春天的太阳照的全身暖烘烘的。大部分册子印的是苏共和中共马列主义大论战苏共理论家的应战文章，轰动而肤浅，全篇充满马恩列宁和勃列日涅夫论的引文，文句也译得不通顺，我都只略翻了翻便搁下了，现在一丁点印象也没有了。只读完了一本，是王明（陈绍禹）在莫斯科写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而是武装反革命》，列举了毛泽东的“十大罪状”。王是中共元老，中共内部共产国际派即亲苏派的头领，五十年代就跑到莫斯科去了，我先还以为他的文章会有些道理的，读完以后却完全是负面感受，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没有道理，都是反中国人的，文章当然不会有说服力，不会吸引人。特别是王明在他文章中表露的一副汉奸相，一副苏共奴才相，真叫人恶心。他列举的毛的罪状之一是：“中国武装侵犯苏联领土达曼斯基岛“，我读了义愤填膺，如果王明就在我身边，我会马上给他两耳光。俄国人称的达曼斯基岛就是我国的珍宝岛。“达曼斯基”是一个殖民我东北的哥萨克军官的名字。珍宝岛在乌苏里江主航道的我国一侧，江水浅时和我国陆地连到一块儿，而且岛以北和以东的土地直到库页岛，原来都是我国的领土。指白为黑，为虎作伥当汉奸，可耻的中共元老呵！我当了十几年的反苏分子，阴差阳错，逃命逃来了苏联，我下定决心，决不能当王明类的奸贼。这些小册子都是莫斯科“和平与进步出版社”出版的，我也知道了这家出版社既不和平，也不进步，是家专门出版反华图书的出版社。以后又陆陆续续读到了一些类似的文章，和这些小册子如出一辙：啰嗦的引文，指鹿为马的事实，厚颜无耻的自吹自擂，难怪在论战中他们败下阵来，只好到边界上去向中国动武。七十、八十年代正是苏联的黄金时期，国力膨胀，武力称雄世界，国内经济建设规模大，人民生活也富裕。可是，苏联共产党在精神上已经衰败了，没有理论战斗力了。反观中共发表的论战文章，不管是“两论”（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九评”（一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不说其道理是否正确，但就文章本身来说，势如江海，气吞斗牛，逻辑严密，护己如铜墙铁壁，刺敌若快枪利剑，篇篇都是“雄文”，说明中共那时确实是集中了不少文笔如椽的才子和学如江海的学问家。可惜七十年代以后就再也读不到那样的文章了。十年前读了一篇《人民日报》批判电影《河殇》的文章，逻辑混乱，史实不清，没有文理也没有哲理，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