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一个中国叛逃者角度描述苏联最后二十年-飞扬军事 -- 绝对不是白领

我在这里被软禁了三天，顿顿饭都是这样。后来我才知道，在苏联，这就算是上等宴席了。和我一起吃饭的就是那五个人，上校，大尉，上尉，中尉和混血的翻译。大尉是哈萨克人，其余四人都是或自称俄罗斯人。吃饭时，上校一改严肃之常态，客气地劝我吃菜，喝酒，饮酒前还碰杯，还说：“为中苏友谊而干杯！”文革以前，我本来是滴酒不入的，文革挨斗时，借酒消愁，常常一个人悄悄地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的小饭馆买酒喝，一来二去，我的酒量得到锻炼，才发现自己是一个很能喝的人，酒量可以算得上是惊人了。1968年。在乌鲁木齐我还曾和一位落难朋友赛酒，席上无人能敌，并随口吟出了“且看湘涟百尺水，能淹中华八亿人？”的“豪语”。但此时和苏联军人相比，我也只能甘拜下风，真是小巫见大巫。我是一次一口，他们是一口一杯。吃吃停停，还唱歌助兴，他们几个人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莫斯科—北京》，我也唱了两支：《松花江上》和《秋水伊人》，都是我在四十年代学会的。祖国啊，逃到外国才两天，我就想念你了。唱了又吃，还要跳，几个男人抱在一起跳交谊舞，上校还跳了乌克兰马车舞，我也跳了几下秧歌。闹着闹着，半夜以后才睡觉。我和混血翻译睡在一室，床上没有被子，盖的只是白布单子上放条薄薄的毛毯。今晚是开始出逃后是第四个晚上了，我才在床上睡觉。我睡不着，只感到焦燥，惶恐不安，不知道明天又会碰到什么。

　　第二天，四月二十六日了，我起的早，洗漱之后，走过几道门去到昨天吃饭的餐厅，见到他们还在睡觉，上校合衣裹着毯子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性格活跃的上尉也跟进来了，窗台上有一架收音机，他打开了，把波段拨到我国中央台，正是早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报道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了，中国有了自己的人造卫星，我十分兴奋，喜形于色。令我略感意外的是，上尉也用中国话向我表示祝贺，使我感到我虽已身逃外国，仍然有当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上校接连询问了我两天，主要关注我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在苏联有没有认识的人。我一下回出了三个。第一个是徐英斌，是我在霍城一中教书的同事。他是乌鲁木齐人，在俄罗斯居民区长大，俄语说得好，高中毕业后进入新疆足球队，足球队解散后他下放到霍城一中教俄语。在霍城一中大院内，还有霍城第一小学一位十分漂亮的维吾尔族女教师，是从新疆女子排球队下放下来的，徐和她原系同事，他乡遇故知，两人谈起恋爱来了，帕提曼怀了孕。未婚先孕而且搞的还是少数民族女人，这可是徐的大错误。两个人都害怕了，1962年边民外逃时，双双逃来苏联。第二位安东诺娃，是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其实苏联并没有“副教授”一职，实际上是讲师。但中国对苏联派到中国的讲师都给予“副教授”的专家待遇，而中国派到苏联的副教授，苏联却只按讲师对待。在中苏交往中吃亏的老是中国一方，整个中外交往往都是如此，而管事的官们又老是自以为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第三位叫刘克福，是苏联人，北大历史系苏联留学生，起了个中国名字。五六十年代时，北大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留学生很多，刘克福与众不同，他不住留学生宿舍，而和中国学生住在一起，不进留学生食堂，而在大食堂吃饭，为人随和。我们住在一层楼上，天天见面。1958年修十三陵水库，我们编在一个排，他劳动卖力，评为先进。他的妻子是中国女人，四川籍，原来是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演员。总政文工团去苏联巡回演出，刘克福是随团翻译，两人谈恋爱并结了婚。1994年我探亲重回母校，和田余庆先生通电话，田先生告诉我他去台湾讲学时在台北遇见过刘克福，原来他们夫妇都去了台湾教俄文了。

　　上校反复询问了我和他们的关系，做了详细记录。可以说这三个人帮了我很大的忙，因为他们证明了我的身份，在以后审查中少了不少麻烦。

　　在这两三天，每天只向我问两三个小时的话，剩下的时间都是吃喝。闲谈中他们还非常注重从我身上挖中国的军事情报，特别是民兵是不是发枪了，是不是经常有军事训练。对此，我一向是一问摇头三不知。我发现他们非常熟悉中国，知道一个书呆子老右派新黑帮长期受到管制，当然和“军事”沾不上边。后来也就再不问了。上校相当有学问，闲谈中还就马尔萨斯人口论和中国的人口问题，伊斯兰教的历史和哲学，高尔基的作品发表了他的看法，还当面用阿拉伯语背诵可兰经。幸好我多年积累的一些旁门外道的知识没被他问倒。在谈及中国人口问题时，我还批判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人口学说，他也点头称是。一次吃饭时他突然问我：“你说中国权力最大的除毛泽东外是谁？”我随口而出：“当然是林彪”。他马上说：“不对，我看是谢富治。”我吃了一惊，不知他的根据何在。他又接着说：“你们中国也有KGB，头子是康生。”我吃惊了，因为是第一次听到。他一边谈话一边喝酒，可真有海量，常常用面包干浸到白兰地酒中，一下就吸干了半杯，两口就吃掉了。几个翻译也常常与我天南海北的瞎聊。苏联的边防军属于KGB管辖，他们也都是KGB的官员。多年和他们打交道，我发现他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文化水平高，都是大学毕业，国际国内，文学艺术，科学哲学都能说一套；一是维护苏联利益的立场非常坚定，只要与苏联有关的事情，对的一方总是苏联，错的都是外国。譬如谈到两年前苏军入侵布拉格的捷克事件时，他们说：“雷同志，你要知道，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除了国际关系以外，还有一个阶级关系，我们华沙条约集团出兵捷克是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义务。”当时苏联到处扮演着“国际专政”的世界警察角色。第三个特点就是态度和气，言谈随便，也没有开口禁声的高强度保密观点，不像中国同类官员们那么“敌我界限分明”，满面严肃，气势逼人。上尉还告诉我苏联姑娘多好，说他的娘叫他记住一个俄文词，是钓女人的诀窍。我不明白，去请教混血翻译，他一本正经的骂道：“厚颜无耻。”晚上睡觉时，混血翻译用相当诚恳的语气对我说：“老雷，你别以为到苏联来了什么都好，要有思想准备，准备吃苦，干体力活。不过你放心，总会比在中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