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015年12月“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镇压事件述评 -- 包子1971

服务部开始介入工人集体行动

2003年中国入世后，珠三角工业区吹气球一般膨胀起来，工厂和工人的数量翻倍增长，对老板的反抗也在翻倍增长。2010年，深圳富士康员工跳楼、南海本田罢工，震动了海内外。珠三角迎来了数以百计的罢工[13]，受到国内舆论的关注，境外对中国工人组织起来的前景，也更有兴趣了。

与此同时，2011-2014年间，广东当局对劳工服务机构介入劳资纠纷、尤其是集体抗争的容忍尺度，有所宽松[14]。这种暂时的转变，也许是执政党上层内斗的连带产物，也许是国家在尝试新的劳资关系管理手法。不管怎样，工人反抗老板的途径似乎增多了。广州市工会推动了劳资集体谈判的汽车业试点，珠三角的各家劳工服务机构也抓住机会抛头露面，与媒体、学术界和律师圈子的交往更加密切，尝试影响舆论、刺激官方政策的改良，以及更公开地介入劳资纠纷。

曾飞洋本人被这股潮流推着走，随着赞助方要求的变化，随着最初经手的某集体案例的相对成功[15]，他逐渐把服务部的工作重点转向了工人集体抗争。2010年后，从珠宝厂、模具厂到鞋厂，服务部越来越多地介入劳资冲突。在补缴社保、公积金、索要搬迁补偿等领域，由于服务部的帮助，工人的要求有所满足。2014年，有斗争经验的原工人孟晗、朱小梅成为服务部的工作人员，让它在指导工人行动方面颇有点“如虎添翼”。2014年9月至2015年4月，为了争取离职补偿、补缴社保、公积金，番禺利得鞋厂工人连续发起三次罢工，服务部参与、指导了利得罢工的酝酿与谈判，取得较大胜利。那段时间，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中国工人》曾发文赞许利得事件“形成了一个市场化集体谈判的成功案例”[16]，并声称“各级总工会要做的，恰好是劳工NGO现在做的工作：培训工人、引导工人、组织工人，提供法律援助。”[17] 服务部也没闲着，安排利得罢工的几名工人代表组成报告团，在珠三角的各兄弟机构向当地工人巡回讲演，赢得不少掌声。

但好景不长。作为一个统治整体，国家对劳工机构“利用但限制”的态度，向着限制一方转化了。2014年起，服务部、相近工作圈子以及曾飞洋个人头上的阴云，开始不断聚集：2014年下半年，曾本人被限制出境，受到警方的恐吓式“传唤”[18]。利得工人抗争期间，甚至有不明人士闯入服务部殴打曾飞洋。此外，由于积极介入了几起罢工，原服务部某工作人员开办的“向阳花女工中心”（服务部的姐妹机构）多次遭到房东的“奉命”逼迁。虽然为了保住合法身份，“向阳花”随后与劳资纠纷拉开了距离，它还是在2015年夏天被强令“自行”注销了民政注册。

2015年12月3日至5日，警方突袭了服务部以及关系较近的几家机构，拘押了曾飞洋等近十人，其中包括利得工人抗争的关键指导者，服务部工作人员孟晗、朱小梅。服务部的办公室、宿舍被查封，曾飞洋的家也遭到搜查。陆续取保释放了几个人之后，2016年9月，番禺区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决曾飞洋、朱小梅等三人缓刑。2016年11月，番禺区法院以同样罪名判决孟晗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