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015年12月“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镇压事件述评 -- 包子1971

国家为何要打击服务部？

什么理由，让国家转变了“允许生存、适可而止”的态度，大张旗鼓地打击服务部？2010年前后，服务部把精力转向工人集体行动的深层动机是什么？服务部以及被捕人士，是否真的构成了对统治秩序的威胁？这要从珠三角工人精神面貌的变化说起。

珠三角的上千万产业工人，逐步解决温饱问题后，各种“文明需求”（从了解法定权利、重视生活质量到家庭观念的转变）相对增多，但长期受到主流社会的漠视。近十年来，他们不仅需求的层次提高了，眼界也开阔了，许多人正在追求更接近“体面市民”的生活方式。珠三角的罢工，因此有了相应的变化。从反对拖欠工资、要求加薪或抗议取消年终奖，开始过渡到更复杂的一些要求，比如补缴社保，搬厂时的离职补偿。

工人要求的复杂化，意味着早晚得面对劳资之间更有韧性的较量，包括阵营分明的经常性谈判。说到底，要把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自我组织，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近十年来，投入抗争的工人，无论有什么样的物质目标，都普遍没有触及一个问题：如何长期斗争？或者换个问法：到底要不要长期斗争？

工业飞跃带来的惊人就业机会，生活改善造成的“放松感”，工人在工厂生活中长期形成的务实、谨慎和忍耐，决定了珠三角工人的“回旋余地”很大。从思想到现实，他们还远远谈不上无路可退，或感到无须后退，而应该与眼前的老板坚持不懈地斗下去。有时，工人也会自发喊出“改选工会！”的口号，但多半是把“工会活动”当作解决眼前矛盾的又一种手段，而不是工人集体自我保护的长期行为。简单说，珠三角工人阶级尚未遭遇“猛击一掌”式的转折[19]，还没有出现以集体行动产生工人组织，以经常性的劳资较量，在一定范围内落实工人利益的明显倾向。

与此同时，某些西方主流工会早就急不可耐地希望进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建立起他们极之纯熟的劳动力买卖规矩。以追求市场稳定为目标的劳资集体协商制度，是“买卖规则”的重要部分，也是统治秩序的一根支柱。而在国内，希望在劳动力议价制度的规范过程中分一杯羹的，更是不乏其人。

迄今为止，服务部一类机构对珠三角工人的影响，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么多年里，受国家政策所限，这些机构对工人的接触、协助（从工伤官司到补缴社保），一直停滞在个体或小群体的范围。相比珠三角几千万工人以及文员、技术员的庞大基数，机构打过交道的员工数量，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形象一点说，这些机构就像一群级别很低的劳动力议价代理商，在市场的某个角落里惨淡经营，难以出头。假如有朝一日成为劳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一个参与者，机构的影响将空前扩大，顺理成章，也将获得更扎实的物质基础（从收取工人会费到拿国家项目）。相应的，机构的头头，比如曾飞洋，可以得到远比现在体面的收入与地位。

但大生意不容易做。在国家或明或暗的限制下，就连打出一定名气的服务部，支撑了快20年，在“创收”方面还是不成气候。2015年12月的抓捕事件中，警方翻箱倒柜，却只坐实了曾飞洋有一部车两套房[20]。

自2011年起，曾飞洋半公开地接受了“中国劳工通讯”的资助[21]，延续到他入狱为止。这是服务部的一个重要转折，埋下了五年后灭顶之灾的伏笔。“中国劳工通讯”是一家具有美国政府外围背景的机构，1994年成立于香港。它资金比较充裕，专门致力于向中国引进西方主流工会的“劳资合作”模式[22]，多方渗透内地工人，是国内警方的长期侦察对象。

曾飞洋为何冒险接受了“中国劳工通讯”的资助？也许是因为广东当局昙花一现的“态度松动”而误判形势，急于在劳资集体谈判的新时代抢到前排位子[23]？也许是厌倦了到处化缘讨一点小钱，想拿到一张貌似稳定而有潜力的“美国饭票”？又或者自欺欺人地以为与有关部门建立了足够的默契，惹不了大麻烦？[24]

不管怎样，曾飞洋的决定是一场赌博。因为“中国劳工通讯”给他的主要任务，是介入工人行动，推动劳资谈判[25]，必然把服务部推向社会冲突的漩涡中央。“中国劳工通讯”主张引入劳资谈判，以便“减少劳资冲突，避免不必要的罢工，化解劳资敌意，实现劳、资、政三赢。”[26] 但服务部的有关实践证明，先要发生威胁到老板赚钱的工人行动，然后老板才愿意坐下来谈。“中国劳工通讯”期望减少罢工，但它通过服务部搞的活动，现阶段而言，客观上让工人更容易“寻衅滋事”。开始反抗的工人往往变得不计后果、难以控制，冲击厂内的管理秩序，可能让劳资对立复杂化、长期化。以上种种，踩到了统治者的禁忌神经，让它必须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