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015年12月“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镇压事件述评 -- 包子1971

2010-14年间，服务部的“集体谈判”实践面面观

2011-14年间，相比广东其他城市（比如深圳、东莞），广州对工人群体事件的态度相对容忍。也许是广东当局把“劳资关系调节”的试点限制在了广州，避免波及太大；也许是广州的相关官员有先走一步出政绩的动机。当时的广州市工会主席陈伟光，甚至大声疾呼仅仅维护工人的合法利益是不够的[27]。更重要的原因，是相比深圳工厂、工人的巨大数量，广州的工厂相对较少，不容易失控。毫不奇怪，同样领取“中国劳工通讯”的资金，服务部在广州“履行金主要求”推动集体谈判，要比深圳的某些同行有成效得多[28]。

2011-2015年间介入劳资冲突时，服务部的通常手法是：接触有不满情绪的工人，从中挑选积极性较高、或是社会经验多的“苗子”，推动他们选代表，对选出的代表加以培训，讲解谈判技巧[29]。在工人要求有所实现或陷于僵持后，服务部可能会引导工人建立、改选工会，名义上是作为集体维权的另一个突破口，更实质的目的，是向渴望插手工会领域的境外赞助方交差。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整套环节看上去有声有色，在服务部的落实中往往形式大于实质，组织架子按金主的意愿搭起来了，“建工会”的口号喊出去了，现实中的工人行动却可能跟这套架子、口号没关系。

番禺某珠宝厂的一位工人代表认为，服务部对抗争工人的实际价值，首先在于帮他们比较容易迈出第一步（聚会、讨论），其次是搭架子，让工人面对资方像是一支层次分明的队伍，而不是乌合之众[30]。

佛山某首饰厂的一位工人代表认为，服务部的一项重要价值，在于向工人传授劳资集体对抗的起码知识，让工人不至于过分盲目[31]。在珠三角，即便是那些脑子活、阅历广的工人，对集体行动的知识也未必有多少了解。

对许多工人来说，服务部或类似组织的存在本身，就鼓舞了他们，感觉不是孤军奋战。前述番禺某珠宝厂工人代表的一位同事说过：“没有（服务部这家）机构，我们不可能坚持这么久”[32]。2014年成为服务部工作人员的朱小梅，谈到她经历的日资厂补缴社保经过时，认为服务部的姐妹机构“向阳花”作为社会因素的介入，让资方不愿纠缠下去，而选择息事宁人[33]。

无论怎样，一旦发生罢工，它就可能沿着自身的逻辑往前走。2013年，广州某模具厂部分工人罢工要求加薪。服务部的指导人员告诫他们不要堵路，但工人并没缩手缩脚（可能与指导者协商过），转而在各个车间吹着哨子游行，并阻止还在上班的车间继续生产，最终让资方屈服。

毫无疑问，产业工人的核心力量在于影响生产。服务部希望借助工人力量谋取未来劳资集体协商体制的一席之地，就要有心理准备“适当”释放这股力量，而这股力量，未必总是听服务部的话。2014-15年间的利得罢工，明显揭示了这个逻辑演进的过程，也让统治者警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