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青铜时代的蜗角战争 第七章 血染红桃A 1(修改后的) -- 潇水

史迁将叔孙通和刘敬共同立传，是有其深意的。史迁立传的标准，不是完全按势利的原则以地位区分，而是根据一个人在历史的现实中所代表的意义，或者表现出某种时代的风气和时代精神来甄选的。史迁所选出来的立传之人物，其代表的意义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但绝不是平庸或碌碌无为的，这从其对汉初历任丞相的立传选择中就可以看出来。

在太史公自序中，史迁名言为刘敬叔孙通立传的依据是“徙彊族，都关中，和约匈奴；明朝廷礼，次宗庙仪法。”，说明刘敬和叔孙通两人，尤其是后者，在汉初政策建立方面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叔孙通对上古礼制的改造和更新，这是汉初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基本上确定了西汉立国的根本制度，对后世更是影响深远。史迁对其的评价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他是“汉家儒宗”，鲁两生对叔孙通行看不惯，认为他“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後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汙我！”，而史迁对此的看法却是“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为何彼此的看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究竟那种看法更客观呢？

我认为两种看法都没有错，只是因为评价的标准和出发点不同。史迁的评价是站在一个史学家的角度去阐发的，他的着眼点是叔孙通的个人行为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其个人的人生价值在历史中的展现与延续，因此他的态度是积极的肯定的；而鲁生乃至后来的汉儒如扬雄等人，对叔孙通的为人都不甚感冒，盖因他们是以道德和人生态度作为评价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看，叔孙通的个性确实有圆滑的一面，对刘邦投其所好也是事实，但当叔孙通在鲁生批评他的时候，其大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不经意间反映出的真性情为史迁敏感的把握住并载入列传中。叔孙通为诸郎求官，并将所获赏赐五百金系数散发给众人，宽财疏义的态度也是其他儒生不曾表现过的。一个人思维的复杂性是很难为外人完全把握的，仅仅抓住其投机的一面加以指责，而对其其他表现不加思索，那么必然会有所偏颇。

再者，叔孙通的投机，其动机即有牟取个人利益的成分，也有为实现人生价值而权衡作出的取舍。这是每个人面对此类事件必然要做的选择，要么为了理想而自我放逐，要么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而委屈求全，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是高尚的死去，还是卑微的活着，个人的选择必然影响到后人的评价和褒贬，完美如周公者，在其还政于成王之前，同样背负着世人的怀疑和揣测。叔孙通在历史机遇面前做了自己的选择，虽然与私德有亏，但鉴于其历史意义，还是不要对其本人太过苛求为好。

当然，太傅和太子的依存关系我在前面也讲了，不过可能讲的比较含糊，我的看法跟你一样，我说的为斩草除根以防后患，也是这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