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青铜时代的蜗角战争 第七章 血染红桃A 1(修改后的) -- 潇水

看了楼下各个网友的回复，我觉得叔孙通说瞎话和轻易去就，都算较为情有可原，所以，我打算把贬低叔孙通的文字内容（我自己写的评论性的）大大删减一些。但是，他的一些问题还是必须保留。一是在秦二世朝堂上发言的时候，上来就说：“诸生所言皆非。”上来就大力抨击那些博士，而自己说的又是假话。这无论如何不算什么值得肯定的事。

还有，上边的网友说他在刘邦那里改衣服，是为了将来更好的推行自己的儒学。我觉得这是太美化他的动机了。当时鲁国的诸生说的很清楚，他一贯面谀以得亲贵。 他改衣服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自己的亲贵，个人利益考虑。

叔孙通确实做了一些贡献（就像郭沫若也有贡献），特别是礼仪上的，但他的为人是不足取的。他在秦二世朝堂上瞎说，在刘邦那里改衣服，都不是好事，最多能勉强算是情有可原。

以腐儒的观点衡量人和刻板地要求人，固然不对。但即便以最大度和变通的人来看，他在秦二世朝堂上瞎说和改衣服，都不算是光彩的事。

司马迁特意把他改衣服那事专门写一段出来，我觉得就是为了彰显他的丑的。所以司马迁在这两件事上，应该不是持赞同态度的。至于最后司马迁说了叔孙通很多好话，那是看在儒家同门的面子上。但这并没妨碍司马迁在故事行文中还是彰其丑的。

再有，叔孙通谏太子，更可能是因为他加入了吕后帮而发出的一种政治斗争，而不是出于纯粹的梗直。至于他推荐壮士而不推荐徒弟，这固然是对刘邦的贡献，但这事中的一些细节，还是表现了他的为人的不足取，我在后面的帖子中说了。

另外，叔孙通逃离咸阳，也很突兀，请教不知各位如何理解和解释它。

叔孙通在秦二世那里的表现虽然不能说有什么气节，可是秦二世的反应是把所有说实话的人都治了罪。这种情况也并不是从那天才开始的。秦二世积威之下，说出那番话来也并不希奇。叔孙通后来说“我差点逃不出虎口”还是有他的道理的。何况叔孙通回到家里立马就逃，恐怕不能简单的用怕谎言被揭穿来解释吧。赵高天天在指鹿为马，怎么不见他逃？

乱世中“君固择臣，臣亦择君”。叔孙通固然可以说是轻易去就，刘邦手下的大臣又有几个不是“轻易去就”的？如果没有张良、韩信、陈平、叔孙通这些“轻易去就”的大臣，刘邦又哪能那么容易就夺取天下？

一个人总是有各种缺点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轻易去就”的。一个成功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如果眼睛死盯在人家“轻易去就”上，恐怕就会成了项羽了。

叔孙通虽然好“面谀”，但是对秦二世的“面谀”和对刘邦的“面谀”还是有所不同的。

对秦二世的“面谀”，那是除了满足秦二世的虚荣心就没有下文了。而改穿楚服却是因为刘邦对儒生有成见，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而不得不作的改变。盖要别人接受你的主张，总是要先取得别人的信任才容易进行。衣服之类不过是小节罢了。后世的一些儒生，认为进谏就是要严肃认真，把别人当作儿子来教训，成功的机会有多大，可想而知。就算是魏征，唐太宗又有几个？

叔孙通跟了刘邦之后就再也没有“轻易去就”。即使后来刘邦倒霉的时候，被项羽打得一败涂地的时候也没有改弦易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因为和秦二世，项羽这些人不同，刘邦是真正能够让叔孙通施展抱负的领导。

叔孙通跟了刘邦之后除了“面谀”之外，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战争年代，他推荐勇士给刘邦。他手下的弟子不满意，说跟着老师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投降了汉王，老师却胳膊肘往外拐，老是推荐一些不相干的人给汉王。叔孙通听了就说：“汉王现在正在打天下，你们几位能打仗吗？所以我先推荐能斩将搴旗的勇士。你们等着瞧（等天下太平了），我不会忘了你们的。”（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从这件事看，叔孙通非常了解事情的轻重缓急。也不是一味的拍马屁。还是推荐了不少人才的。

战争结束，刘邦当了皇帝，可是这帮人大多出身土匪，绿林习气严重，见了皇帝也没规矩，喝醉了拔出剑来乱砍宫中的柱子。刘邦对这种行为头痛的要命（换了我有这么一帮喝醉了就乱砍我房子的主，我也头痛。），可是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解决。于是叔孙通就建议由他来制定一套礼仪，规范上下级的关系。这套礼仪参照了前代的礼仪，又照顾到刘邦集团中大多是文盲和流氓地痞出身的情况，简便易行。

不要小看这套礼仪制度。虽然今天的一些“民主派”们可以批评说叔孙通不搞“民主”，可汉朝毕竟不是亚瑟王的圆桌骑士。对于汉朝来讲，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皇帝是靠造反起家的。如何才能保证别人不学样子呢？事实上，不少人当时正在有样学样，只不过刘邦能够用武力镇压他们而已。叔孙通及时地提出这套制度，虽然不能够从根本上消灭叛乱，但至少建立了一个规范，使一般人能够遵循，给皇帝和群臣提供了一套参照系统。皇帝通过这个参照系统可以知道臣子至少在表面上是否忠心，而不用成天琢磨“那个家伙又在宴会上拔出剑来了。他到底是准备刺杀我呢？还是真的喝醉了？”

在制定这套礼仪的过程中，叔孙通跑回鲁国招募人手。鲁地有两个儒生不愿走，说：“您所奉事的将近十位君主，都是靠当面阿谀奉承取得亲近、显贵的。如今天下刚刚平定，死去的还来不及埋葬，伤残的还欲动不能，又要制定礼乐法规。从礼乐兴办的根由看，只有积累功德百年以后，才能时兴起来。我们不违心替您办这种事。您办的事不合古法，我们不走。您还是去吧，不要玷辱了我们！”

这两个家伙可以看作后世一切腐儒的鼻祖。如果按照这两个家伙的意见，只有积累功德百年以后才能够兴办礼乐，那这百年当中又怎么办？所以叔孙通笑他们说：“你们真是鄙陋的儒生啊，一点也不懂时世的变化。”这句话真是一点都没有说错。

叔孙通制定的汉朝的典礼制度实施之后，刘邦终于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非常高兴，于是赐金五百斤。叔孙通把这些钱都分给追随自己的各个儒生，又保荐他们当官。于是他的名声在儒生中间大好。

叔孙通的另一个贡献是劝刘邦不要费长立幼。汉高帝九年（前198），刘邦调叔孙通任太子太傅。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刘邦打算让赵王刘如意代替太子，叔孙通向刘邦进谏规劝道：“从前，晋献公因为宠幸骊姬的缘故废掉太子，立了奚齐，使晋国大乱几十年，被天下人耻笑。秦始皇因为不早早确定扶苏当太子，让赵高能够用欺诈伎俩立了胡亥，结果自取灭亡，这是陛下亲眼见到的事实。现在太子仁义忠孝，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吕后与陛下同经艰难困苦，同吃粗茶淡饭，是患难与共的夫妻怎么可以背弃她呢！陛下一定要废掉嫡长子而扶立小儿子，我宁愿先受一死，让我的一腔鲜血染红大地。”刘邦说：“您算了吧，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基，根一动摇，天下就会震荡起来，怎么能拿天下的根基之事作为戏言来说呢？” 刘邦说：“我听从您的意见。”等到皇帝设置酒宴款待宾客时，看到张良招来的四位年长高士都随从太子进宫拜见，刘邦于是再没有更换太子的想法了。

叔孙通的这段进谏可完全是义正词严，完全不见向秦二世拍马屁的那类言辞。是什么让叔孙通改变了呢？如果叔孙通真是一个见风使舵，只会揣摩上意的小人，那么他就应该支持刘邦改换太子的决定。盖他固然是太子太傅，可是不论谁当太子，他还是太子太傅。这个头衔在汉初还不是像后来那么尊贵。所以也不存在叔孙通恋栈的问题。而如果叔孙通站错了队，刘邦竟然不顾一切真的立了太子，叔孙通恐怕就又要逃亡了吧。比较利害之下，他叔孙通难道连闷声发大财也不会么？难道连说一句“此乃陛下家事，外人不得置橼”也不会么？

汉朝初建，如果刘邦的继承人问题处理不好，的确会引起各种问题。而从当时的政治生态看，如果改立太子，刘如意在朝廷中根本没有自己的根基。刘邦要么必须象后世的朱元璋一样进行大清洗，要么就是死后发生严重的政变或是地方割据。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是刚刚太平没有多久的天下之福。如果叔孙通只不过是个“轻易去就”的人，他给谁当臣子不都一样？说不定新皇帝上台，他还能像五代的冯道一样不但不丢官，还继续升官呢。

儒家固然提倡“退则独善其身”，可是更讲究“进而兼济天下。”从叔孙通的事迹来看，他并不仅仅是“独善其身”而是兼济天下之人。太史公也不是腐儒，在《史记》中给了相当中肯的评价：

“价值千金的皮裘衣，不是一只狐狸的腋皮；楼台亭榭的椽子，不是一棵树上的枝条；夏、商、周三代的当时业绩，也不是一个贤士的才智”。确实如此呀！高祖从低微的平民起事，平定了天下，谋划大计，用兵作战，可以说极尽能事了。然而刘敬摘下拉车的横木去见皇帝一次进言，便建立了万代相传的稳固大业，才能智慧怎么能会少数人专有呀！叔孙通善于看风使舵，度量事务，制定礼仪法规或取或舍，能够随着时世来变化，最终成了汉代儒家的宗师。“最正直的好似弯曲，事理本来就是曲折向前的”，大概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