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游子哼（0）引子 -- 胡亦庄

本篇聊聊信息技术革命给美国基督教带来的影响。

对教会来说，信息产业最初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美国突然涌入了一批毫无宗教背景的华人IT技术移民，有些工科人士收入不低却不善交际，很容易就可以用老套路吸引到教会里来。而且他们在生命的前半段生活都在宗教的真空里，相比其他国家的移民来说更容易信基督教。

但是信息技术毕竟是革命性的，互联网后来的发展完全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不但使美国华人教会的传教陡然变难，甚至连美国本土基督教的传播都受到影响。

以近年的中国留学生为例：他们到美国之前就频繁使用网络，考英语和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几乎人手一台电脑，外加多个论坛的账号，以及各种聊天通信的手段。到美国之前，许多事情就已摸了个门清；到美国之后，原本需要向人请教的事情也可以上网解决——从生活小知识到交友婚恋都可以借助互联网。还有一批人在网上义务整理论坛精华区，把原本在口头交流后就消失的信息都记录在网上——沟通手段发达到这个程度，熟人帮忙反而不如陌生人多，靠人拉人的传教就受到削弱，教会作为社交场所也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前面说过，美国基督教会的竞争结果之一是教会差异化经营，即兴趣相投的人聚在同一个教会。但是这对于美国华人教会并不成立，美国华人本身就少，除非是大城市，不然能凑足一个教会的人数都不容易，何谈差异化经营呢？许多华人为了找文化归属感，不管口音和观念上的差异，不管相处有没有摩擦，也坐到一起了。从这个一点来看，美国华人教会之所以能生存，并不是宗教服务的水平高，而是提供了第一代华人移民需要的稀缺服务——对这种稀缺资源的垄断，既提供了超额利润，也暗含危机。

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垄断：中文论坛不受空间的约束，全地球兴趣相投的人都可以结识，这些论坛也很早就出现了差异化经营，也能更细地分出多个版面。即时消息软件、视频通话、SNS社区的出现，使离开故土的中国人仍然能够保持与原有文化土壤的联系，进一步降低了这些人参与教会活动的兴趣。

中文互联网不但与基督教会的活动竞争，还直接与传教活动发生了对抗——海外教会传教的活动逐渐被论坛和blog低成本的记录传播，降低了“文化冲击”的刺激程度——例如有位“老党员”被拉到美国风景区听传教，结果回来就图文并茂的写成blo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908bff0100apeo.html），还有一些基督教人士总结传教经验的资料也出现在公众面前，例如《直奔标杆》一书（http://www.cclw.net/book/zibenbiaogan/index.html），这在传统媒体时代是很难出现的。有些网络论坛甚至形成了反基督教的版面和抨击传教活动的风气，进一步挤压了公开传教的空间——放在以前，哪个中国人会财力在美国办媒体抨击基督教呢？更何况还要面对政治压力。

近年来中国发展迅速，年轻的留学人员回国在增多，而IT行业不像传统工业那样依赖基础设施建设，“IT民工”回国工作的机会甚至要更多一些——尤其是90年代的一次泡沫破碎成就了众多海归，这对于华人教会是一件伤元气的事情。当时有美国华人教会提出要搞“海归传教”，但是海归的基督徒或者在中国繁华的城市生活里丧失了“与上帝沟通”的能力，或者发现中国基督教会和美国的根本不是一个游戏规则，所以因为事业而归国的“海归传教”并没有大规模出现。

现在的中文互联网，可能已经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国家：道德法庭，人肉搜索，廉政监督，事业发展，技术讨论，网上长城，当然还有网络宗教，什么都可以找到。现在的虚拟世界不再是现实世界的从属，不时地表现出对现实世界决定性作用——2008年全球范围华人圈里的几场事件就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华人教会的业务水平再不明显的提高，其下场可能会比报纸等传统媒体更惨。

互联网除了影响“传教”，还给已经信教的基督徒带来了困扰。调查显示，部分地区华人基督徒浏览成人网站成瘾，或者因为偷菜和对战类的游戏耽误宗教生活，已经引起华人教会的重视。在全美国的基督教人群中，类似问题的影响范围更为严重，有些调查数据认为上瘾基督徒高达90%。某些人口密集的美国社区在停电或网络突发故障时，会有大量年轻人涌上街头散步的现象（此处为“散步”一词的本意）——可见对于荷尔蒙丰富的美国年轻人来说，网络发挥着消耗过剩精力的作用。即便是每日课后大搞体育活动的美国神学院与教会高中，也不得不用网络端口屏蔽的方式，来禁止年轻的学生们在宿舍访问成人网站及娱乐性网站，以免学生疏远了“与上帝的距离”。

理论上讲，凡是可以被称为“精神鸦片”的东西都有互相替代的功能，所以美国基督教一直在举办精神治疗班，用基督教信仰的力量，来克服对烟、酒、毒品、性甚至同性恋倾向的“上瘾”——现如今，这种治疗还被用到了戒除网瘾上面。但美国基督教最有效的选项可能还是主动利用网络来传教护教。美国网络上的传教活动不一定是直接讲经传教，只需要在facebook和twitter上简单发几条恐怖分子在威胁美国的新闻，就可以保持甚至增加美国基督教会的活动人数——因为美国的民族主义和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

2008年之后美国几个网络巨头迅速向美国联邦政府靠拢，已经明确发出了网络政治化的信号。美国宗教界也有一批制度化的学术机构，在研究互联网对宗教的影响。

总之，互联网的存在将第一代海外华人纳入到中华文化圈里，使海外基督教会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但是对于美国本国来说，仍然没有出现一种与基督教竞争的意识形态，所以基督教会受到的影响并不严重。（中国互联网显然也对中国之内的基督教造成了影响，但这就不在本文的范畴之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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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声称自己的宗教政策是“政教分离”，但这四个字并不能概括二百多年来美国政权与宗教的关系，因为这一直是随着美国政权实力以及美国国际地位而调整的。

美国独立之初，美国政要们多自称“自然神论者”，只承认上帝以“大自然”的形式存在，而不承认基督教对于上帝的解释权。这种神学观点其实就是是让宗教靠边站，和“黑猫黄猫论”没有什么区别。

由于当时内外交困，政府实力虚弱，所以美国从法律上规定“政教分离”，不许政府干涉教会具体事务（既不能支持也不能打压）。这个政策看起来是对政府的限制，实际上却是一种保护——要说不让教会影响政策，那是不可能的，毕竟教徒们有选票，而且教堂一直是民间政治动员的重要所在。关键是政府从法律上禁止自己干预宗教，就没有被教派利用的价值了，也就不用总被教会们惦记着。

政教分离政策避免了美国政权的“宗教化”，却没有禁止宗教被“政治化”。政府仍然有不少手段可以“挟宗教以令教徒”——爱国主义就是很有效的一招。

爱国和宗教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由于基督徒可以在几个教派之间选择，“爱国的基督教派”更容易获得社会认可，基督教会和爱国就有关系了。天主教是所谓的美国第一大教派，但人数处于美国基督徒总人口中的少数，所以长期被其余小教派联手挤压，负面新闻不断。挤压方式之一就是说天主教不爱美国，因为天主教徒对教皇的效忠高于对国家的效忠。在越南战争时，美国天主教特别鼓励教徒参战，以示爱国。第一大教派尚且如此狼狈，小教派们就更要随“政”起舞了。

美国成为发达工业国之后，宗教已经无法影响政局，工人运动称为对美国政权的最大威胁。于是美国政权对基督教变“压”为“拉”，用基督教对抗共产主义。今天中国每年放假的的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都来美国的工业名城芝加哥的罢工事件。面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美国政权对基督教的兴趣相当浓厚，因为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互斥的，一次只能信一个。在冷战初期的1956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布：为了反对共产主义，“In God We Trust”要印到每一张美钞上。美国的基督教就这样进入了不是国教、胜似国教的状态。

美国用基督教对抗共产主义并不局限于美国，冷战前线上的异国也不例外。最有意思的要数三个亚洲国家，都在二战后出现了一南一北两个政权对峙的状态，北边的领袖都是共产党员，南边的领袖都是基督徒——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是卫理宗基督徒，受洗于美国；大韩民国总统的李承晩，是卫理宗基督徒，受洗于美国；越南共和国总统的吴廷琰，是罗马天主教徒，家传（越南早先是法国殖民地）。

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还主动外出，广布亚非拉，他们的活动费用多半来自民间资金，不给国家财政添负担。这些传教士以“民间身份”深入各国，作为美国官方、商业、军事之外的信息渠道补充。有些海外传教士任满回乡之后还开了咨询公司，帮助美国军、官、民提高全球竞争力。

世界国家给美国提供的移民也一直是美国基督教的工作对象，主要是转化移民的信仰使之“归化”：外来移民在美国受洗成了基督徒，等于写一封“政治自白书”，证明自己不是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主流——至于能不能成为美国社会主流就很难说了，好多黑人和墨西哥劳工的脖子上都坠着硕大的十字架呢。

前面说过，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美国基督教行业效率和规模都不低，与其他主要产业相似，基督教行业一旦团结起来也足以影响美国国策。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意识形态方面与军工行业一样面临需求不足的局面，为了维护自身的景气，美国基督教与军事基本保持步调一致。例如911事件后美国社会动荡，基督教会抓住机会，配合虔诚的小布什总统进行战争动员，接连打了两场战争——此时美军行动产生的留守家庭、经济景气、以及国民情绪的紧张，又增加了社会成员对教会活动的需求，也带来教会多年未见的成员增涨。

简单回顾美国的政教关系史可以发现，今天出现在中国城乡与美国华人社会的美国传教活动，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对历史的延续。美国基督教能在人类热战与冷战的丛林世界里生存下来，绝非泛泛之辈。不过，冷战后的信息技术革命打破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也给美国传教活动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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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观察欧洲乡村的天主教堂容纳量都超过了当地人口，用农业人口外迁，宗教业产能过剩之类的理论来解释。但美国即使在人口增加地区，教堂容纳总量也可以多于当地人口，表现出一种类似于“重复建设”的现象。

美国各地的旧城闹市区，往往在视力可及的范围里就能看到几个教堂尖顶和十字架。而居民较多的郊区，也经常在几分钟的公路路程上看到数个教堂。教堂如此扎堆，是因为美国人宗教活动的需求很大么？或者因为一个教堂不够大？

其实不然，这种教堂分布情况类似于不同快餐店品牌扎堆的现象，是一种在人口密集区的竞争。

仔细观察这些教堂的名字就会发现，这些教堂分属于不同的教派：比如methodist church，是美国第二大新教教派卫理宗的教堂；Baptist Church，是美国第一大新教教派浸信会。即使同一个大教派，还会再分，比如教堂名字里有AME的，表示这是一个黑人教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非洲裔卫理宗新教教会），而浸信会也分为北方和南方两派——这两派并非如南北少林那样依地点划分业务范围，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组织管理的理念，实际多数州都有这两派的分布。

从人数上讲，美国第一大宗教是基督教，美国基督教第一大教派是天主教。但是天主教在美国基督教人群里却只占30% 左右，还经常成为被“围观”的少数派——因为还有许多宗教观点各异的新教教派，它们各自的成员人数只是少数，但是加起来却组成了占据多数的美国新教势力，犹如经济学里的“长尾”。

这么多教派，肯定会鼓励教众的比较挑选，岂不是鼓励教徒流动么？这么做会不会无谓的增加竞争压力呢？

竞争压力是难免的，但是带来了一个好处：就是教会之间的竞争会降低了教会之内的矛盾——因为相处不愉快的教徒们逐渐分散到不同教会，同一个教会里的人就更为相似，这不但解决“人斗人”的风险，还可以提高教徒参与教会的积极性。

很多简单的政治分歧都可能导致教徒相处出现问题：试想一个教会里，如果同时有现役军属与和平主义者；或者意外怀孕打算堕胎的人和反对任何形式堕胎的人；或支持现任总统的人和反对现任总统的人；或喜欢流行文化的年轻人和活动不便的老人；或年轻夫妇们和不屑于组建家庭的单身人群。只要有一种情况出现，就足以搞得牧师头大，处理不好的话，教会组织崩溃也不是不可能。这种“不合群”的人转投其他教会，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上面这些都可以归为某种程度上的歧视，所以不用猜也可以想到——种族歧视同样可以造成美国教会的分隔：有一些教会里可以多种族共处，但是也有许多美国教会进门之后肤色都整齐的吓人，而且语言口音都完全统一，远不像美国电影里的那样“多彩”。如果说个人情趣的偏好还可以用“咖啡大蒜之争”来比拟，那教会里的种族隔阂有时候可能达到“水火不容”的程度。插说一句，喜欢看美剧的中国观众可能注意到，在《成长的烦恼》、《好友记》、《生活大爆炸》这些电视剧里，黑人等少数族裔的出现比例极低，而另有一些美剧里却全是黑人演员，或者都是说西班牙语的演员，这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宗教服务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同样要迎合消费者的偏好——至于促进美国的种族融合的重担，只好交给财大气粗的美国主流媒体和官办文化了。

除了肤色语言，甚至同性恋也可以成为教会特色。在一些中国人的印象里，教会是美国保守势力的代表，他们反对同性恋。但实际上包容同性恋的教会早在几十年前的美国就出现了（www.gaychurch.org上面列出了全球6400家对同性恋友好的教会），今天美国的一些教派允许同性恋者担任神职工作，甚至还出现了属于同性恋教会。这种现象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当年美国黑人基督教，或许几十年后美国会出现一位有同性恋血统的总统呢。

几乎在每个美国争议话题上，都可以找到支持双方观点的教派/教会。正是由于教会的组织作用，这些话题才可能成为长期的“争议”；也正是有争议的存在，教会才更有存在的理由——在这些炒作之中，众多教会并没有不择手段的互相拆台，而是你来我往的“费厄泼赖”，打出了配合，赛出了友谊。原因就如前面所说，在市场经济的宗教产业中，神职人员跨行业流动的困难很大，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做多了是要影响社会安定的。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基督教教派的价值差异如此之大，也使得美国各种政治力量都可以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借助某种特殊的教义解说，参与到美国政治辩论中。于是也就扩大了基督教的覆盖人群，造成了基督教在美国意识形态上近乎垄断的地位。这种垄断对于断绝外国政治影响美国民意，扩展美国在全球的势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篇幅所限，留待下篇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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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两千年的历史里，教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经济特征关系密切。就拿人口饱和程度来说：中世纪欧洲人口相对拥挤，修道院里就接收了很多神甫、修女、修道士，理论上也不允许他们繁衍后代；而向外殖民的时期，传道士则可以结婚，甚至“传道士”这个词本身就被用来命名了一种交配体位；在美国人口匮乏的时期，甚至还有提倡“一夫多妻”的教派出现。美国二百年的基督教会史，同样是与美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保持了同步。开拓殖民地时期的教会，不但比欧洲的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要少许多，甚至牧师本人还要从是农业生产工作，相对减轻教徒们的经济负担。那时的乡村牧师，就如同古时中国乡村里唯一识字的秀才一样，在文化水平较低的村民中身兼数职，德高望重。但是随着美国本土开拓活动的结束和平民教育的普及，教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模式就很难维持了。

现如今，美国牧师越来越重视正规学院的受教育经历，以及文凭等规范化的认证。神学院的教育一方面提高传教者的文化水平，一方面可以开拓人脉，也为大教派选拔人才提供一个场所。试想有两个相似的教会：一个组织者只有高中文化，经验学识有限，靠一己之力摸索教会经营之道；另一个组织者有神学硕士学位，懂希伯来语等外语，受过专业的辩论培训，听说过很多教会组织的经验教训，清楚自己的发展定位，还与全国性的教派有密切联系——很显然后者在竞争中更容易吸引教徒的青睐，面对威胁风险时更从容，也更可能得到外部支援。

如此一来，进入神学院受教育就成了一种有形的行业壁垒。尤其是高等教育申请都要求推荐信，学生入学之前就已经被卷入教派博弈之中。

在一两百多年前，美国牧师很可能要参与教堂设计施工，甚至亲手锯木头铺地板，这在今天的美国都是很难想象的。学院里的专业教育使得牧师人才变得专业化，也就是专注于争取和安抚教众的技能——因为只有这个才是一个教会的核心竞争力——现实中的工作也让牧师们没有时间精力再去打点教堂的每一个角落。于是教会业务的外围，例如法律、会计、土木、通信、广告、网站设计等活动则统统被转包到相应的专业人士手里。尤其是规模不大的新教教派，很可能会今天从穆斯林程序员那里买一套软件，明天又向犹太教工匠定一批工艺装饰品，完全是市场化的运作。

只要教会能够从教徒手中收取“募捐”，购买外部服务并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假设一个教会有牧师一名，助手２名，教徒80名，每个教徒“奉献”自己收入的5％，则教会毛收入等于4名教徒的收入；如果能达到“什一奉献”（教徒捐出收入10％），教会收入则达到8名教徒收入。实际上除去教堂的地租、保险、水电、交通、通信、各种采购以及神职人员的养老保险，牧师们仍然有客观的可支配收入供自己的家庭使用。

据资料统计，目前美国专业牧师的净收入在2.5~6.7万美元之间（工资水平与工作经验有较大关系），而且稳定性高。如果业务水平高，地段好，年薪10万以上也不成问题。（天主教这一类型的教会，基层神职人员名义上则没有工资。）

经济上的收入，对于保障美国宗教行业吸引、培养人才有重要意义，但是长期的牧师专业化训练使牧师的人格发生某种定型，出现“一旦当过牧师，一辈子都是牧师”（Once a priest, always a priest）的现象。由于转行难，牧师被动失业后仍然倾向在宗教界再就业，进而引发恶性竞争等问题，也使得美国去宗教化速度极为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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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教徒

前面说到教会从新生到衰败的几个阶段，如果把一个教会看作有着生命周期的商业单位，那么全美国的众多教会就构成了经营范围相近的行业，也使这些教会都具备了一些类似于“商业竞争”的特征。这种竞争的特点之一就是宗教服务的消费者——教徒们——能够自由流动。

牧师/神父和其他神职人员的流动性是很低的，而教会里的教众／教民的流动则相对容易。他们可能在信教与不信教之间转换，在或者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及其他宗教之间转换，当然最常见的还是在不同的教会/教派之间转换。

英语里有一个词：church-hopper（“在教会之间跳来跳去的人”），说的就是经常改变所属教会的教徒，或者同时在几个教会之间摇摆的教徒。

神学角度说，教会是沟通上帝和教众的桥梁，教徒是羔羊，牧师要“牧养”羔羊；从经济角度看，作为顾客的教众才是教会的“上帝”，或者说教徒是神职人员的“衣食父母”——因为教徒的“奉献”（约１０％的税后收入），是教会的资金来源。但是法律又不允许教会限制教众的人身自由，教会里的神职人员就不得不重视教徒的满意度，避免人员流失，还要惦记着从别的教会拉人。低效率的教会很容易就会在这种竞争中被淘汰。

由于美国教会对于教徒如此依赖，而教徒又有流动的自由，所以美国教会大多数时间都扮演一个保守的角色——教会要想不损失收入，就不能损失教徒，也就没有理由推动大量教众去做危险的事情。如果有教会从事“煽动”行为，要么只不过是在大多数教会情绪不稳定时的策略（比如2010年911时打算烧《古兰经》的那个牧师），要么不久就会被认定成“邪教”。

教徒的收入和教会收入的关系密切还带来另一个现象，就是教会对于自己成员失业的问题比较上心，牧师作为社会交流的一个信息枢纽，经常可以运用人际网络关系帮助联络就业。对于成员家庭生活里的困难，教会也会调动资源内予以物质和精神协助（主要是发动募捐和互助）。

当然，如果有任何外部力量要压缩一个教会的教众规模，也会面临教会的殊死反抗，而且这些教会大都强烈反对“去宗教化”的社会倾向——由于美国现存的这些教会都是在严酷的业务竞争中生存下来的，所以它们的“反对”既有力量又不失技巧。

邪教

有些人不能分清宗教、邪教和迷信这三个概念。以成员的流动性作为标准，这三者还是有区别的。

大多数邪教都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教会组织通过强迫手段来禁止教徒的离开（当然这只是邪教的“充分非必要条件”）。这种行为打破了宗教行业的基本游戏规则，也容易使“教主”不用考虑教徒的利益而随意驱使，制造极端的社会行为。这种绑定教徒的教会，几乎在所有国家都被认为是侵犯人身自由的邪教。

在历史和现实中，有一些宗教在某些国家里出现“政教合一”的特征，比如中世纪的天主教，使得教徒没有太多选择的自由。但是庞大的宗教组织仍然可以靠内部的官僚机构，实现自上而下的“选择”，保持生命力，所以不应与邪教混为一谈。

迷信往往是指个体或者群体的非理性行为，根本谈不上组织。宗教不同于迷信之处在于：宗教的社会单位——教会——是有组织的经营单位，经营行为多理性。

邪教和迷信都很难长久存在，其原因不止是法律等社会力量的干涉，还在于它们拒绝在宗教组织的社会竞争之中提高效率，或者根本没有可以参与竞争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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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闻上看，在2010年911时打算烧《古兰经》的那个牧师最终也没有成功，似乎一场闹剧就算过去了。但是这个事情反映了美国教会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

在纽约那所清真寺的建设争议中，很多美国人（基督徒）是非常不满的，facebook上颇有不少发泄的的声音。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愤怒如果处理不当，结果很可能是全美国范围里的“排伊斯兰”，以及全伊斯兰世界的“反美”。

作为“圣经带”（bible belt）的美国南部，这种情绪自然更为明显。那个要烧《古兰经》经的牧师敢于以自己所在教会的名义来号召行动，显然是全教会的教众支持的结果。

这个牧师在教徒情绪不稳定时，扮演一个“情绪不稳定的领袖”，把教众的对抗情绪转换成对宗教领袖的认可和追随——实际上由于美国主流媒体的协助，他得到了全美国范围内很多人的认可。

这种对领袖的追随情绪，也就使避免矛盾爆发成为了可能。原因之一是当宗教领袖做出其个人的决定时，能够对追随者的个人决定产生极大的影响。原因之二是他配合了主流媒体即将发动的宣传“决战”——

如果没有这个牧师的烧书计划，大量基督教人士的愤慨得不到发泄，个体极端行为和群体事件就很难避免——美国民间的小型飞行器说不定又要制造什么新闻，媒体只能事后评论，力量还很分散。而这个牧师高调的政治计划，在实施之前让社会的目光集中在一点，方便主流媒体宣传力量的集中。在主流媒体热议这一疯狂计划的诸多弊端时，潜移默化的向美国人普及了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通过对一件极端活动的批判，化解了许多潜在的不那么极端的抗议事件。

最终这个牧师又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放弃烧《古兰经》的计划，既没有造成美国的实际损失，又教育了大众要多看电视多读报——是美国国内宣传战的精彩一笔。

• 【原创】游子哼(外八)911烧古兰经事件

最近google推出了美国之内免费打电话的服务，引起反响。以中国人的思维，多半心里要好奇：他们究竟是图个什么呢？

google是个商业机构，它的盈利方式和基督教关系似乎不大，但是这种免费服务在中国是很容易被当成诈骗的，所以说两国文化也确实存在不同。而中国人这种“功利性”的思维方式导致美国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出现一些水土不服。

基督教所谓的“爱”，基本属于一种无条件的，奉献式的情感，甚至连仇人也要去爱。所以慈善行为往往没有明显的功利借口。

但是中国文化相对不容易相信“无缘无故的爱”。中国人的慈善行为，有时候以“为自己积德”为借口，有时候以对“同乡”或者“都是中国人”来作为情感的纽带。在中国，如果有人不要求回报的给另一个人提供某种好处，一般都会受到怀疑，这叫“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从反方向来说，中国的传统道德往往也以“损阴德”“遭报应”来对不良的行为进行规范。而现代基督教新教里对地狱、炼狱的描述已经大量削弱，有些教派甚至不承认地狱存在了。

现代基督教理论中强调“无条件的爱”，以及削弱负面内容的行为，其实和google开免费电话一样——既来自社会中存在的竞争力量，也是社会较为富足、人际压力降低的表现。由于中国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种“爱”就显得和中国的现实有些格格不入。而在美国占主流的基督教义在中国面对水土不服，也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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