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重温明末甲申山海关之战 -- 温相

自成手下大将多数是陕西籍，乡土观念很重，在自成的军中一直流传着十个幽燕之地不能更换一个长安的说法。这种很有代表性的东西一旦流传开来对于自成部队在北京的所作所为不能一点触动都没有，而北京的士绅阶层在得知这种说法和做法以后再来看自成的追赃助饷的政策那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当时，西安早就不能和北京的战略位置相提并论了，然而自成之所以选中西安建都除了以上固有观念之外，还有对于满清的考虑以及对吴三桂的安排所致。

顾诚在《南明史》中推测自成可能对于吴三桂的安排类似于马科、黎玉田那些人，我以为不然。自成对于全国胜利之后的规划唯独很少提及或者基本不提满洲的归属问题，可见自成对于满清很有可能是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想法，这一方面基于他不了解满清，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自己的实力出发，不想过早的和满清冲突。所以，吴三桂这个棋子的作用就在这里的。吴三桂是辽人，以辽人守辽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此，我以为自成调吴三桂入京除了安抚以外就是给予足够的地盘，让他来镇守北直隶。这也就解释了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中的一个疑团，那就是自成何以不在北直隶留下自己的大将和亲军。自成获得北京原本就没有计划常驻，势必要借重一些他认为可以信托的人来驻扎，吴三桂是自成考虑的首要人选之一。

唐通去和吴三桂解说自成的意图以后，吴三桂很快出发，要不是北京传来的消息吴三桂进入北京投降大顺军是很自然的了。唐通许给吴三桂的条件中有一条是封侯，我们知道自成成事以后封了大量的爵位，首等就是侯爵，大顺政权嫡系人马中的侯爵有记载的包括刘宗敏、田见秀、张鼐、李过、谷英、袁宗第、刘芳亮这几位，也有记载说自成的两位叔叔也封为侯爵，但是，他们并不是军功而来，以高一功在自成政权中的实际地位也还只封为临朐男。由此可见，自成对吴三桂的价码是给的挺高的，而吴三桂这种人如果不啖以重利，他也是不会就范的。

从后来吴三桂的行事轨迹来看，吴三桂这种人是地道的军阀主义者，此公如果不让他做皇帝，他是不会有什么十分的反抗的，但是，不让他留镇一处、永保封疆，那就不行。三藩之乱的症结也在于此。而吴三桂此前在历次进攻满清的战役中蓄意保存实力也是有力的说明，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当崇祯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让他放弃宁远倍道兼程的救援北京时吴三桂缓慢的速度哪里还有一点纯臣的味道？比较当年袁崇焕勤王的力度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问题在于吴三桂已经看的比较清楚了，明朝肯定是要完了，而且短期之内就是完在李自成手中，所以，大明朝给他这个送命的平西伯怎么能和他以后与新朝的合作相提并论呢？虽说这时候他还没有拿定注意什么时候开始和大顺军合作。

然而，当自成的招抚计划快要成功的时候，追赃和陈圆圆事件却让这件事功败垂成。吴三桂尽管很想给自己和自己手下的五万军队找一个新的主子做依托，但是，这个主子是不是他以后半生的依靠，能不能对他的利益给予充分保障，这是吴三桂更加计较的地方，农民军在他们这些旧日王朝的军阀看来还不能完全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时候突然来了这两件事更证实假如吴三桂投奔过去，一旦对方翻脸，那么原在北京投降大顺的那些官员的被杀就是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吴三桂才决定反过头来重新进占山海关，赶走唐通，进而向满清送去橄榄枝。

比较自成在招抚吴三桂问题上的失误，满清在这方面则十分务实，顾诚在他的《南明史》中也给予充分的肯定，说明满清当政者诸如多尔衮等人政治眼光是十分可以的。吴三桂甫一归来，马上封为平西王，以前像孔有德等人穷途末路皇太极仍旧封给王爵，令他们自成一军，满清能够得到天下，统一战线的工作做的是比较到位的。还有后来被李定国打的大败的孙可望，一旦投降封为义王，爵禄在多罗郡王之上。（以阿济格之于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关系和他本人的军功，首封也不过多罗郡王）我们可以这么说，满清在夺取天下的时候不放弃任何有利于这一计划的任何争取，相形之下，自成做的远远不够。另外有一点始终是一个谜，那就是多尔衮在和吴三桂的条件中可能许给吴三桂以后可以独霸一方的某种暗示，以后吴三桂起兵造反时就专门提到这点，而清方对此则含糊其词。如果这件事确有事实的话，就会从另一个侧面证实满清比李自成进一步的落实了对吴三桂的攻心之术，搔到了吴三桂的痒处。从而使得吴三桂死心塌地的卖命以从。

一六四四年的中国，政局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吴三桂这个原本并不是十分举足轻重的棋子居然在短短的时间内改变了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和以后部分政治格局的划分不能不说是必然性之外的偶然性。而甲申之际的机遇之神也不是没有赋予自成及其大顺政权很好的条件，可惜他们未能珍惜未能把握，以致于失足成恨。教训自然是沉痛的。

二：大顺军、清军和吴三桂三方军事力量对比

李自成究竟率领多少军队前去山海关和吴三桂展开较量呢？考诸史料我们暂时看到这样几种版本：

1.《清世祖实录》中说李自成是率领大军二十万东行。

2.《明史》采用实录的说法，也取二十万的说法。

3.顺治朝《东华录》不采用以上说法，只说自成统兵十余万。

4.《明史纪事本末》和《遇变纪略》只说自成率兵几万，其中《明史纪事本末》卷78说自成率兵万东行。

5.《四王合传》（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吴三桂）中介绍自成率兵六万东行。

6.《明季北略》中说李自成率领大军四十万。

7.《东明闻见录》中说李自成率兵六万，号称二十万。

8.《辛已丛编?吴三桂纪略》也说自成统军六万东行。

以上是古人的考证，今人中明末史学者顾诚根据山海关人佘一元的山海关人佘一元《山海石河西义冢记》和清康熙八年的《山海关志》考证李自成率军将近十万，如果加上民工在内则有十几万之众。

我们从自成在西安建都以后领军进攻北京的军队总数以及留守山西一带驻防的总体情况看，自成带往山海关的军队应该在六万到十万之间，不会超过十万军队。更不会有什么四十万之众，这不过是当时满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夸大其词罢了，等到清末的时候，连官方自己也修改了口气。

下面再看满清方面的军事部署，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满清官修史料很少正面交待出兵人数，而军事编制上连《清史稿》上也承认经常具有时代的痕迹，也就说编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背景加以损益。所以，想要确切的知道清军在入关的具体兵丁其实是办不到的，也只能笼统的接近事实而已。

1.满清最具有政治权威的皇帝的亲笔之作《大义觉迷录》卷一载清世宗《上谕》说：“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这里说清军进入山海关战场之时是十万之多。

2.朝鲜方面的当时记载只说：“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而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七）具体兵丁也没有说。

而后代学者多数根据朝鲜方面的这个记载来判断清军的总人数应该在十万上下，因为按照满汉蒙八旗在籍的军人总数十二万六千余人的基础上断定如果是三分之二的话，那就是八万以上，明末史专家孙文良考证努尔哈赤率军攻打宁远时带有大军十三万，号称二十万，以后有些人质疑这组数字，然而始终没有具体的列举出来努尔哈赤究竟率领多少人马进攻宁远，迄今为止没有足够的东西驳倒孙文良所引证的史料。如果从孙文良的这个数字判断的话，当时清军整体军队应该在十五万以上，那么按照三分之二的说法应该在十万以上。

我们透过《清世祖实录》和《清史稿》等正面介绍清军入关历史的资料看，清军这一次入关是抱着志在必得的决心的，而且，清军尽管对农民军进行过一定程度的考察，但是，对于农民军的战斗力还是从来没有亲身尝试过，所以，决不可能掉以轻心，也因此调动倾国之兵来争是在情理之中的。特别是在山海关之战、怀庆之战以后，多尔衮仍旧改变阿济格单独追击李自成的决定，除了阿济格所部八万人以外，增调多铎本来南下的劲旅合并一起追击李自成，足以说明清军对镇压农民军的严肃态度。潼关之战打响以后，清军正面进攻始终在人数上不处于弱势，其时顺清双方已经交过手，清军仍旧给予高度的重视。即便是阿济格统军西上时，仍有八万之众，抽调山西一带精兵悍将。（根据根据顺治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清宣大总督吴孳昌启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另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也有介绍）而且动用了先进的火器红衣大炮，可见，在山海关之战开启之初，多尔衮是不可能也不敢轻视农民军的，这点从他使用吴三桂打前阵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吴三桂方面的明边军力量历来争议比较少，一致的看法是在四万到五万之间，其他人丁八万左右。辽东军阀历来有贪报、隐瞒的恶习，所以，吴三桂一部的军马并没有原来他自己吹嘘的那么之多，但是，吴三桂一部因为在历次战争中善于保存实力，所以，比较明军其他部队战斗力还是不容忽视的。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自成统军东行其实是冒着绝大的风险的，然而这一点自成内部的高级将领们甚至包括自成自己都浑然不觉，刘宗敏公开说：“不足当京师一角，用脚尖踢倒耳”（《谀闻续笔》卷一）他们没有把清军的人马计算在内，更没有想到精锐的满蒙八旗主力会和吴三桂联合起来，自成的军队在单独吴三桂上虽说略有多余，却是余者有限，而对付清军不仅战略上未予充分重视，就是人数上也不占任何优势。

（未完待续）

李自成之亡，亡于轻敌．亡于大意．

开战前宋献策曾经说：双方闯攻山海则闯败，满攻北京则满败。不知温相对这个看法有什么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