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的青铜时代 -- 姗姗来迟

的确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就出土过炼铜炉,练的是红铜.也出土过一些青铜器而且技艺已经有所发展.所以正如我图中所示龙山文化末期已经可以算是青铜时代的初期了.

的断代问题确实争论较多.但是争论无非是全属于夏还是一部分是夏一部分是商.我比较倾向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为均夏文化,,还有龙山文化晚期属初夏,二里头文化的一期属早夏.

二里头文化晚期和商文化是有些相似之处,但是区别大于相似.

就算退一步讲二里头文化的消亡与夏王朝的亡并不是同步的,第四期有可能是

夏王朝灭亡之后的夏人的文化,但仍属于夏文化范畴.

古代中国的车辆和机械

――从汉字溯探古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之一）

林川

摘要：

本文从汉字的“车”部入手，分析自《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所收录的“车”部汉字，并结合《考工记》、《天工开物》等古代工程技艺书籍讨论了中国古代以车辆为代表的机械制造和机械使用情况。指出“辇”和“轿”这类与车辆和出行有关的机械，使古代中国的机械发展走向了歧途。

关键词：车，车部汉字，轿

生产作业的机械化,用机器的工作代替人的体力劳动和手工操作，这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力的一大进步。然而在古代和近代的中国，却没有出现形成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社会条件，无论是物质技术方面的条件，或是社会意识方面的条件，还是生产关系的条件。本文试图从记录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汉字符号入手，从工程技术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寻古代和近代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形态，着重探讨近代中国未能出现机械化生产的社会环境的诸方面原因，并就教于方家。

一、 车――古代机械制造能力的集中代表

无论是古代的制车业或是当今的汽车制造、铁路车辆制造，都是该时代一个国家机械制造能力的反映和集中代表。车的发明和使用，既可以代替人走路，也可以代替人力运输物资，应用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车要能持续行驶，要能负重，必须做得精确而坚固。可以说，车是古代使用最广泛的、技术含量很高的一种机械。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车的传说和文献记载，历史上的第一部汉字字典《说文解字》就专门有一个“??”部，在??部关于“??”字的注释指出：“舆轮之总名，夏后时奚仲所造，象形，凡车之属皆从车。”近代出土的甲骨文里也有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车”字[1]（见附图）。这是殷商时代关于车的正式文字记载。铸造于西周早期的青铜礼器大盂鼎的铭文有“冕衣市舄车马”句[2],其车字的金文字形比较全面地表现了当时车的各个主要组成部分。并且，《大盂鼎铭》车字字形所表现的当时车的形制也为商周时代车马遗址的出土所证实。

中国有着悠久的制车和用车的历史，在汉字体系里也就积累了大量有关“车”的单字，这些字按照汉字字形的部首分类法，集合成为一个“车部”的汉字子集。考察从东汉《说文解字》到清《康熙字典》里车部的汉字子集内容变化，可以了解中国古代关于车的一些历史现象。《说文?车部》共记载了车字部首的字102（另重文8，共110字）。这102字按照字义可以分为几大类：①描述不同车型的字：轺，说文释“小车也”；??，卧车也；??，轻车也；??、蔺，兵车；尥，淮阳名车穹隆尥；廾，兵高车加巢以望敌也；??，丧车也；等等。②指代车辆各部位的名字：轮，有辐曰轮，无辐曰辁；辐，轮尢也；辕，葶也；毂，辐所凑也；等等。③车的结构细节特征字：辊，毂齐等貌；??，长毂之??也，以朱约之；④车具：拊，车衡载辔者；??，骖马内辔系轼前者；⑤使用车所派生出的字：菀，一种祭祀路神的仪式“出将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军，圜围也，四千人为军；转，运也；轹，车辙也；萑，车戾也；蓊，引车也；载，乘也；辖，车声也；轰，群车声；斩，车裂也（刑罚）。以上所举诸车部字说明，在《说文》成书的东汉之前，中国古代已有了发达的制车技术，有了不同的车种施用于不同的场合，有了制车、用车，记录和描述车的术语和相应的书写符号。《康熙字典》里共辑录了带有“??”旁符号的汉字363个[未计不带??的异体字，如“搛”（改“一”为“九”）同“轨”字，未计前者]。从《说文》到《康熙字典》所增收的车部字按其字义，也可分为几类，举例如下：①车的品种名称：轿、小车也；萼,卧车；??、??，丧车； “抛”（去“扌”加“??”）（作者注，囿于计算机CJK中日韩统一汉字库20902字的限制，许多库外字的字形无法在计算机上表示，本文作者也不可能花费许多时间在文章里用造字软件逐一拼造CJK字库之外的罕用字，兹采用变通的方式来表示这些仅为举例而采用一次的罕用字），飞石车；另有一些历代字典注释简略而笼统的车名用字（如??，《玉篇》仅释“车也”，据《汉语大字典》），这类连字典也说不清楚的字，实际上已失去了生命力，仅存形以充数或备考而已。②车的结构和部位字：葸，车下横木；??，车竿；??，车厢；甍，车轮的外周；③车具、车饰：??，郑玄《周礼》注曰：辕端压牛领曰??；④车的静、动态貌：“松”去木加“??”，车行；“驼”去“马”加“??”，车疾驰；⑤制车工艺：“沁”去“氵”加“??”，车堇心制轴者；“装”去“衣”加“??”，修车也。⑥车迹：弈??，车迹；⑦车声；蒹??、尴；⑧由“车”转义的字：萘、葜；⑨大量的异体字。

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相互争霸,征战杀伐不已。其时以车战为主要的作战方式，因而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就看拥有多少战车。一些诸侯国自诩为“千乘之国”、“万乘之国”，就是以战车的多少来炫耀武力。兵车数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军事力量的代表（进而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代表，这类似于二十世纪前、中叶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首先看其钢铁年产量），春秋战国时代的各国都很重视车的制造。成书于春秋战国年代的《考工记》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制造加工工艺技术汇编的专著。现在所流传的《考工记》的版本里共有7100余字，其中记述制车的字数就达1650字（从“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至“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这1650字占全书字数的23%强，并且编排的位置也在全书工艺技术各论的第一位，足见书的编著者对于制车技术的重视。综观《考工记》关于制车的1650字记述，可以得见春秋战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制车技术已相当发达。这表现在：①制车的工艺技术已实现了专门化，工序分别、职责明确。有专门制作车轮和车伞盖的“轮人”，专门制作车厢的“舆人”和专门制作车轴、车辕的“葶人”。并且出现了制车技艺高超、制品精良好用耐用的工匠，“谓之国工”。②对于车的关键零部件，从材料的选用（树种，木材的纹理走向，有无节疤，树木生长时的阴阳面），木材的改性（用火烤木材的背阴面）到不同材料的配合加工（轮毂敷胶，裹革，缠筋）都很讲究。优质材料的选用，是制造性能优良、坚固耐用的车的先决条件。③对车的整体结构设计（各组成部分尺寸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和零件施工设计（如，对于车轮“六分其轮崇，以其一为之牙围，三分其牙围而漆其二”）都给予了定量的规定。而这些尺寸数量的基础，又是以人体尺寸和车辆的功能作为设计的依据――“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轮，菰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轸与匏焉四尺也。人长八尺，登下以为节。”定量化的设计和加工制造，保证了车的专业化生产，便于流水作业和成批加工。④对于所加工制造的各重要零部件（如车轮、车盖、车辕），都提出了质量检验的项目（如车轮的圆度，轮圈与毂的同心度，轮圈的平面度以及辐条的平直度，辐条在圆周上分布的均匀度等），也提出了质量检验的方法：用规矩来看轮是否圆正平整；用悬绳来看上下辐条是否对直；轮浮水面观测浮沉深浅是否均等；用对黍米的容量来检查两只轮毂容纳车轴的孔腔大小是否等积。⑤《考工记》的编著者还探讨和记录了车在使役状态下的力学原理，如轮子的受力状况，车轮大小与牵引力的关系，直车辕和曲车辕平地行驶或上下坡时的不同牵引力以及对行车平稳性的影响。总之，由于国防的需要，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车辆制造技术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制车，再加上车辆的外围技术，如车具、马具制造，使得车辆制造技术成了古代中国机械制造水平的集中表现，是古代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考工记》云：“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

在《考工记》里另有一节关于“车人”的记述，字数在307，这一节关于“车人制耒”、“车人制车”的文字放在了卷下，这些制车又制耒的“车人”，看来可能是民间工匠，至少不是专职制造战车的工匠，所造的大车、柏车、牝服（《说文》认为是车厢）、羊车，都不是直接用于厮杀拼斗的马拉战车，而是载重运输的牛车。对于牛车（《考工记》原书作“大车”）的制造工艺，《考工记》的记述比对马车的简略得多。而且从《考工记》对直辕车上下坡的受力分析来看，大车直辕较低，上坡困难，而且上坡时车的重心后倾，容易翻车。下坡时要用人拉住车尾，防止挽具勒赶牛的后腿。但是，由于直辕车的木料易得，加工也比曲辕方便，又是牛拉慢行，即使如《考工记》在二千多年前就指出了直辕牛车的缺点，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笔者在西安市近郊的农村公社生产队还看到正在服役的直辕牛车。

和先秦时代重视车战并且重视战车制造的社会现象相对应，在《说文》里关于车种类的14个汉字，有5个是兵车的名字：蔺、??、廾、奘、瞳（去“目”加“??”旁）。根据后人对《说文》的注释，古代的兵车还有“轺”（《晋书?舆服志》），葳、尥（《六韬》），也就是说，《说文》14个车品种名字里，有8个字表示了兵车。由于秦汉以后车战被马战所代替，加上另一些社会因素，车辆的制造在汉代以后的国家里所占据的社会地位已不如《考工记》时代。《康熙字典》里“??”部字的增加，有相当一部分是异体字。此外，对于车品种，对于车结构，车部位的不同称呼的字的增加，反映了汉语地域方言名称的不断书面化，也说明了历代造新字和传播新字的文人学者们接触的是具体的车辆实物，往往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学识积累来造新字表达自己对车的认识。而对于车辆的生产过程和制造技术，考察和记录却不多。复杂的制车技术在从《说文》到《康熙字典》的历程里仅积累下了“纂（去‘糸’加‘??’）”，制车轴也；“奘（去‘大’加‘??’）”，修??也；“沁（去‘氵’加‘??’）”，车堇心制轴者；“?冢ㄈァ?力’加‘??’）”，车??规也；极少几个涉及到制车工艺的字。更由于古代中国有关工艺制造方面的著作，成书和流传都不多，读者面也狭窄，这些极少的制车工艺的字在社会上属于罕见的生僻字仅收于大型字典。因其历来罕用，今天也无缘进入计算机的CJK中日韩统一汉字字库。另一方面，字典所收对于车的静态、动态的描述字，对于车声的形容字却为数不少，可以说，这是从文学的角度对“车”部汉字的发展。

1673年，明代宋应星出版了与《考工记》齐名的另一部科技专著《天工开物》。该书专列了一章记述制车造船技术“舟车第九”，但在制车技术的介绍方面，比《考工记》简略得多。

车是一种典型的机械，无论在什么历史时代都是一种在当时技术含量很高的机械。在古代的中国，车有过辉煌的历史，代表了古代中国高度发达的机械制造技术。

二.辇和轿――中国机械化历程的歧途

马车无论在古代的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一种高效快捷的运输机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了一系列统一全国典制的政令，其中就有“车同轨”一项，足见古代车马运输在军事上和国计民生里的重要地位以及政府对交通的重视。然而由于古代只有硬质车轮，没有今天这种充气轮胎，车的震动颠簸对于乘车人而言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因此，“轼”这一置于车厢前部供人扶握的横木，就成为中国古代载人车辆所必须的构件。

在古代中国的各级统治者既要安车代步而又要免受颠簸之苦的追求下（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追求），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辇”、“轿”这样一类代步的工具。然而，辇和轿的发展，却使中国的车辆机械走入了歧途。

《说文???部》有辇字，释作“蓊??也，从??，从‘夫夫’，在??前引之”，在《说文》成书之时，这是一种人力拉的小车。在《说文》里还没有“奚”字，《康熙字典》释为：“《玉篇》小车也，《韵会》竹舆也，《前汉?严助传》舆奚而逾岭，……”。由古代的字典注释可知，辇和奚最初都是人力的小车，由于车小，即使在马车不能行驶的狭窄小路，人力作行车的动力和控制器的辇和轿却可以行走。在皇帝的内宫，人力车比畜力车的控制更方便省心。由人力车的“辇”再延续（行文实在不好用“发展”两字）成为取消了轮子由人抬着帝王后妃走的“步辇”，这在技术发展史上是一个倒退。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彩图第49页为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风画。其中有汉成帝乘坐步辇的尊容，这是笔者见闻范围内关于皇室用步辇的最早的形象性历史资料。该画对“汉成帝欲与班婕妤同辇”这一宫廷传闻作了生动的表现。这幅史料画的珍贵之处还在于画出了由四个差役肩扛着步辇行走，反映了汉代统治者追求人力代步的历史。类似的史料画流传至今的还有唐?阎立本的《步辇图》，由二个宫女用挎在肩上的带子承担步辇，抬着唐太宗走，皇帝则盘腿稳坐辇上；皇帝即使是乘坐在由御马拉行在御道上驰骋的御车，大概不会有如此悠游的坐姿。

辇和轿在汉字字典里都属于车部，它们确实是从车脱胎而来，但却失掉了车最本质的东西――轮子；它们后来还得到一个别致的名字――肩舆，舆者车厢之谓也，从车，却要压在人的肩上。在古代和近代的中国，辇轿的畸形发展不但使乘坐的统治者免受行车颠簸的累苦，辇轿的形制更作为一种统治权力的象征，当作国家的基本制度载入史籍――官修的正史里几乎都有《舆服志》。这样，辇轿的形制成了既能享乐又能显示皇室和官吏威严，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为了通过对车马的分析来探索古代和近代中国机械化的历程，本文进一步对15-19世纪中国辇轿的畸形发展和与之同时代的欧美国家的车辆发展作一对比。

在著名的《THE ENGLISH DUDEN(大杜登英语图解辞典)》[5]里，分别列出了Horse Carriages(马拉客车)和The Wainwright (Cartwright) (货车及制车人)两个专题，介绍欧美的马车。有关Wainwright 的图示表明，欧美的近代货用马车与我国《考工记》和《天工开物》所记载的车结构几乎一致：硬质木轮wheel，有辋rim有辐spok有毂hub；轮贯穿在轴axel上用辖pin管住；辕main swing-tree与轴连接并与轸perch、splinter组合成承担舆box的骨架，辕前配衡swingletree，衡上再装二支短衡，分别由二马（牛）牵引，这是一辆双马（牛）独辕四轮马（牛）车的分析图解。在货运马车的结构上，车轴和车厢底盘直接紧固连接。但是，在Horse Carriages的图解里，有21种形形色色的载客马车，这21种客车不论形式和结构有多大差异，却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在车厢底盘和车轴之间都由Spring减震弹簧作为承重、缓冲和连接的器械。这样，旅客乘坐客车所受的颠簸劳顿比乘坐货车减轻了许多。商业化的客运，使得载客马车装上了减震弹簧；商业化客运带来的经济利益，使欧美国家发展出了城市公共马车Omnibus、邮车Mailcoach和定期行驶的长途班车。当然，欧美的皇室贵族和官吏也有精美豪华的马车。马作为主要的畜力能源在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国家广泛商业应用，促进了其它畜力机械同车一样发展，为欧美国家的机械化、动力化奠定了基础。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就是德国人本茨将汽油发动机装在马车上研制而成。火车则是铁路马车改用蒸汽机车来牵引。商业化的交通运输促进了车辆和动力机械技术的发展进步；不断发展的车辆和动力机械又在商品经济里得到利益的回报，并促进交通运输的发展和繁荣。动力车辆技术与商业化交通运输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和欧美国家大力发展畜力机械和动力机械，最终导致工业革命的历史时期相当的，在中国是明清两代。这段时间内，中国统治阶级乘坐的辇轿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明史?舆服志》记载，全国的车轿等级从皇帝、后妃、贵族到国家官吏，分成很多品等。皇帝的“大凉步辇”，《舆服志》载“广一丈二尺五寸有奇，……红髹辕六，中二辕长四丈三尺五寸有奇，左右二辕长四丈有奇，外二辕长三丈六尺五寸有奇”，如此庞大奢华的步辇，其重远远超过了皇帝的体重，六辕辇需要24或48人来抬行。至于各级车轿的出行规模，也不相同，鸣锣开道，肃静??避的场面，从影剧艺术里能见到一斑。轿，需要人抬，轿行速度远不及车马速度，为国事之计，明代对乘轿有限制。《志》载“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问。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虽上公，出必乘马。永乐元年，驸马都尉胡观越制乘晋王济?缰燹L棕轿，为给事中周景所劾。有诏宥观赐济?缡椋?切责之。惟文职大臣乘轿，庶官亦乘马。又文臣皆许乘车，大臣得乘安车，后久废不用。”朝廷对官吏的坐轿资格本有严格规定，碰上了羡图安逸享受，阳奉阴违的各级官吏，就成了名存实亡久废不用的一纸空文。“正德四年，礼部侍郎刘机言，《大明集礼》公卿大臣得乘安车，因请定轿扇伞盖品级等差。帝以京城内安车伞盖久不行，却其请，而命轿扇俱如例行。”看来有的官吏是要把轿的等级加以制度化，使乘轿合法化。“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霍韬言：‘礼仪定式，京官三品以上乘轿，迩者文官皆用肩舆，或乘女轿。乞申明礼制，卑臣下有所遵守。’乃定四品下不许乘轿，亦毋得用肩舆。隆庆二年，给事中徐尚书劾应城伯孙文栋等乘轿出入，骄僭无状。帝命夺文栋等俸。乃谕两京武职，非特恩不许乘轿，文官四品以下用帷轿者，禁如例。”有明一代，限制官吏滥乘舆轿然而各级官吏违例破禁的争端一直没有停止过，争执的结果，却是坐轿子的范围愈来愈大。到了清代，舆轿之风甚至泛滥到了地方官衙小吏。小说《大波》生动地描述了小吏们乘坐“三丁拐”（即前面用两人抬以充门面，后面仅一人的三人抬轿）的情况。

直到晚清光绪年间，帝王后妃来往于西郊颐和园与紫禁城之间，乘坐的是由两组各十六人轮换抬着奔跑的御辇。宁要舒服的人跑速度（是跑不是走，而且是一役一备的轮换抬着跑），不要马拉车跑的不舒服速度。但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不得不乘坐着落后的中国旧式骡马木轮车仓惶离京西逃。改革开放的当前，进口高级小汽车大量涌入中国大陆，1990年代前期新闻媒体时有各级党政官员因车违纪而受制裁的报道。199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曾对全国范围内党政官员用车作过专门规定，并作过官员配车的专项检查。然而，1990年代后期起，处罚官员违纪用车的事虽鲜见诸媒体了，但是官员们配备进口高级轿车，相互攀比的情况却更加厉害；甚至一些国家级贫困县，竟有用扶贫款买进口汽车的官员。

中华民族不能再次重演历史上的失误了！

当辇轿肩舆能满足中国古代、近代统治阶级的代步需要和安适追求，舆轿在这种社会主流意识的引导下畸形发展起来；然而，在中国上层社会里，也就失去了改进载人马车、发展载人马车的愿望和需求；更谈不上进而扩大畜力机械的范围，促进机械化。社会的存在决定了社会的意识，而社会的意识也会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或促进或阻碍社会的进步。在追求舆轿享受的社会意识主宰了近代中国的官场，国家和政府根本不可能凭空地产生出发展马车、发展马拉机械的另一种意识。近代中国失去了发展机械化的历史机会，首先在于男耕女织的小家庭生产模式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缺乏商品经济那种对于机械化生产的社会需求，社会上层和民间也无从建立发展机械化生产的社会意识，这就是传统的车、马、轿文化。

三.研究车、轿的余论

本文的主旨在于从车的汉字研究里分析中国的机械化历程，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此，下面几点需要进一步着重讨论。

1、商品生产的规模决定着机械化生产的规模

在《天工开物》的众多插图里，纺织机械和车一样，是一种种类多结构复杂制造加工技术难度较高的机械。书里的纺织机械计有：纺纱车，牵经架，浆丝机，织布机（“腰机”），和提花织机。其中以提花织机为全书里结构最为复杂的机械。在中国古代，纺织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要解决社会的穿衣问题，更要满足统治阶级和国际贸易对丝绸的需求。大规模专业化的丝绸棉麻纺织生产是中国古代和近代纺织机械化程度相对其它行业高一些的客观社会条件。

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是从纺织行业开始的。由改进的飞梭织布促进了手摇式珍妮纺纱机的发明；水力纺纱机和“骡机”的发明，又反过来促进了水力织布机的出现；进一步促成了瓦特蒸气机的发明，并由蒸气机的发明和应用促进了冶金、机械制造以及其它行业的机械化和蒸汽动力化，产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马拉农业机械的大量发明和使用，则伴随着19世纪中期美国对西部的开发，形成大规模的商业化农业企业的过程。虽然美国内战前的南部庄园也是高度商业化的农场，但比起东北部的农场来，它们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较少。南部种植园主依旧利用一群群操着简单锄头和犁的黑奴来经营主要农作物。至于大量非蓄奴的农场主，他们往往种上很少几英亩棉花和烟草，主要是种植玉米和养猪，一般供自己食用，故仍置身于市场经济之外（摘自资料[6],下同）。西部大规模的商业化农业企业为美国东北部工业化地区提供粮食，肉类和其它农畜产品，迫切需要先进的农业机械。1839年发明了小麦收割机，1847年这种收割机在芝加哥大规模生产，1851年在伦敦的水晶宫博览会上，这种收割机获得了奖章。1877年出现了新式冷硬铸铁犁和光面犁壁，1880年采用机械化的麻绳捆绕机来捆扎收割后的麦捆，增进了小麦收割的机械化程度。1900年左右，加利福尼亚一些兴旺的大农场里，巨型蒸汽拖拉机牵引着十六张犁、四个耙和一架播种机，一天作业面积可达五十英亩之多。美国的商业化大农场终于产生了他们的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的动力革命。

本文不厌其烦地引述美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意在和中国对比。这时正是中国清朝咸丰到光绪年间，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年代。如果中国能从彼时发展农业机械，那就抓住了历史赋予每个民族的均等机会。但中国是小农经济，即使满清皇室和一些大地主拥有大量土地，却没有作商业化的经营，而是以小块土地出租的形式让众多的佃户家庭耕种。耕种土地的佃农在缴纳了税赋和地租以后的剩余收成，只能勉强维持自身的消费，根本谈不上商业化的生产。而且牛耕的方式正好也适合这种小块土地的耕种要求，于是在近代的中国，既没有农业机械化的客观社会需求，也没有要求农业机械化的社会意识。即使是洋务运动力图“师夷长技”以富国强兵的官员，也没有意识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在一家一户小块土地经营农业的情况下，甚至连牛耕也有“无所谓”的，请看《天工开物》一段文字：“吴郡力田者以锄带耜，不借牛力。愚见贫农之家，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而勤者半之，既已无牛，则秋获之后田中无复刍牧之患，而菽麦麻蔬诸种纷纷可种。以再获偿半荒之亩，似亦相当也。”[7]p231

九年前本文初稿草成时，曾发问过：今天当我国农村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用土地划分和农业生产方式成为全国性的模式以后，应当进一步考虑，这就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吗？幸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农业利用现代科技实现产业化并跻身国际贸易的进程表明，在经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一段摸索之后，我们正在跳出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和经营单位的小农经济模式，找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商业化的模式，终于抓住了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发展机会。

2、军事上的先进技术应当同时为国计民生服务，才能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

古代中国的战车制作技术相当先进，这是出于军事的需要，国家对此相当重视而致。在皇家工场或各级官办工场里，制车有细致的专业分工，有专职的、技术高超的工匠轮人、掴人、舆人，其中不乏技艺上乘的“国工”。然而民间的牛车制造却无法同军用战车相比。纵观古代和近代中国农业机械发展历程，始终是处于民间自生自灭的状态，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也没有得到皇室和官署先进的制作技术的支持和帮助。甚至一些御用技术，还不准民间采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前期，中国建成了一定规模的较为先进的军事工业体系，为增强中国的国防力量作出了贡献。然而这段时期军工产业部门处于自我封闭，自成一体的状态，没有直接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军工产业也走向了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在现代化建设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回顾我国古代的机械发展史，更感到军工技术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一决策的正确。

3、不同行业的技术效仿和行业间的技术转移也是一种改革和开放

前面已述及，18-19世纪欧美国家的载客马车采用了减震弹簧作为车厢的悬挂机构，大大地减轻了乘客的颠簸之苦，载客马车的制造技术和商业性的交通邮驿之间形成了相互需求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查阅字典，《说文?竹部》释“簧”字为“笙中簧也，从竹黄声，古者女娲作簧”；《康熙字典》注释与《说文》同，着意在乐器方面。其实，在古代中国，除了把簧当作乐器里振动发声的薄片之外，也有把簧当作弹性元件的意识。《汉语大字典?竹部》关于“簧”字的第四个义项，就引用了《水浒全传》第四十九回句例：“敢是锁簧锈了，因此开不得。”利用金属片的弹性制作锁机，这是古代中国制造和使用弹性元件的实证。此外，古代的弓、弩，也都是利用弹力的机械。在《天工开物》里还有民间弹棉花的插图，那根悬绳挂弓的弹性竹竿的确是一个“弹性悬挂系统”的具体实例。《王桢农书?农器图谱之十八?织街门》[8]p403的一幅织机图里，也是用两根竹竿的弹性来支承打纬的筘和平衡筘的打纬力。但是，古代和近代的中国，没有发生弹性结构向制车领域的技术转移。倒是我们的东邻日本，采用钢板弹簧制作了人力车的弹性支承系统，还输出到中国，中国称之为“东洋车”。

笔者用一节文字专门讨论弹簧和车，丝毫没有以此来苛求我们的先人，充作事后诸葛亮的意思。而是借此反思，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没有建立起不同行业之间自觉的技术效仿和技术转移的社会机制。相反，我们每个一中国人都引为自豪的古代四大发明，都是效仿和吸取了其它行业的先进技术，实现了先进技术的行业之间转移所结出的科技硕果。试看：

火药，是把炼丹家的技术积累引入了军事的武器制造技术里。

造纸术，是把流传到汉代的民间纺织前麻纤维处理技术――在没有种植棉花的秦汉及以远时代，平民和士兵要用麻纤维作衣被面料及内部保暖填料的??袍和被子来御寒――整治茧头麻皮成絮片以作衣被填料所得到纸片状纤维副产品的技术，对其加以借鉴和发展，从治茧麻以求衣转移到治竹子树肤草茎以造纸。

印刷术，在雕版印书之前早就有官私盖印和民间拓碑的文字复制方式，雕版印刷就是从中吸取了营养，把印章扩展为印板，产生了一门崭新的既有“印”又用“刷”的快速、大量复制文字、图画的技术。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也是效仿了陶瓷行业备泥、制坯、烧制的工艺和技术，制出了泥活字，用到了印刷行业。

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机械制造属于手工业性质，古代的手工艺行业都有祖师崇拜的传统，技艺的传授也是以师父带徒弟的方式口授身传，这造成了手工艺行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加上自然经济下缺乏大规模商品消费的社会需求，古代中国缺乏技术转移和技术效仿的社会机制。这使我国古代和近代的农业、手工业长期停滞发展缓慢。车辆制造里的减震承载系统，又恰好是制车轴的“掴人”与制车厢的“舆人”的技术和工序分工的交接处，是一个两不管的边缘部位。而在古代和近代的中国，还没有加强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机制。

一个行业或一门技艺效仿和借用其它行业的技术，这本身就是一种开发和改革。我们中国发展到今天有意识地、自觉地改革和开放，形成了改革开放的社会意识，逐步建立起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社会机制，却是经过了漫长的摸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研究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时，更要用改革开放的观点来剖析我们自己的传统，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结合起来。

汉字是伟大的中华文化的结晶，是祖先留给我们和后代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文化的承传载体。从工程技术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是一种新的尝试，笔者愿作进一步的努力。

2004-11四稿西安

参考文献目录

[1] 吴浩坤、潘悠

中国甲骨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12

[2] 郭沫若

奴隶制时代 人民出版社 1973-05

[3] 闻人军译注

考工记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03

[4] 张传玺

中国古代史纲（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05

[5] The English Duden

A pictorial Dictionary Librairie Marcel Didleer Paris-Bruxelles

[6] 【美】J. 布奴姆等著 杨国标等译

美国的历程 商务印书馆 1988

[7] 潘吉星译注

天工开物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03

[8] 王毓瑚校

王桢农书 农业出版社 1981-11

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据我所知铁兵器得使用确实比较晚,好像到汉武帝时期才开始大规模使用.

但是其实战国时期南方的楚,韩已经开始使用铁制的一些兵器.有人说战国末期铁兵器已经有相当规模.但就我认为恐怕不是这样.从目前出土的秦的兵器来看,都是还青铜的.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一般来说青铜剑极限长度是60cm左右,可是秦的青铜剑可以长打90cm

所以固执的使用青铜兵器和铸造技艺的高超不无关系.不过那是的铁好像是很金贵的,一个铁锄头,农闲不用的时候还要上交保管.呵呵,和牛一样有一拼.这是法家注重农耕的表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