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惠特克钱伯斯小传 （一） -- Drac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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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克钱伯斯小传（十，四）

杜鲁门政府启动忠诚审查的部分动机是抢先一步，避免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攻击。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美苏关系越来越紧张，忠诚审查更象是火上浇油，让美国民众的反共热情越来越热。1946年底的中期选举，共和党自1932年以来第一次控制了国会，HUAC对共产党活动的调查也再次成为国会的焦点。1947年HUAC的主席是John Parnell Thomas。Thomas 10几年前就攻击罗斯福新政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颠覆。他的矛头尤其是对准Federal Theatre Project，认为联邦政府雇用失业艺术家的结果是大量对新政和共产主义的鼓吹宣传。委员会其他8个人的政治观点也都很保守，象密西西比的John Rankin是个反犹主义者，而佐治亚州的John Wood则是3K党的支持者。钱伯斯包括后来的历史学家对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能力评价普遍不高。但是委员会中的一名新成员，却这个舞台上脱颖而出，在接下来的希斯事件中成为政坛耀眼的明星，这就是新当选的33岁的众议员，理查尼克松。

尼克松1913年1月9日出生在南加利福尼亚。家里比较贫寒，从15岁起，每天早上4点钟就要起床，开着卡车，为家里的杂货店到洛杉矶的批发市场购买蔬菜水果，洗干净后摆在货架上才能去上学。高中毕业时，尼克松的学习成绩很好，获得了哈佛大学免学费的奖学金，但因为家里负担不起东海岸的生活费，只好在当地的Whittier College上大学。尼克松后来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对东海岸常青藤大学毕业的精英（比如希斯）的敌意和蔑视，有人猜测可能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二战结束，尼克松从海军退役后，决定进入政治，参选加利福尼亚第12选区的众议员。他的对手是已经在任10年的Horace Jeremiah Voorhis。Voorhis出身富贵，也鲁大学毕业，被认为是众议院最诚实，最勤奋工作的议员，甚至有传言说他就是电影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的原型。但是尼克松敏锐的察觉到美国政治风向的变化，抓住了Voorhis的唯一弱点：他曾经加入过美国社会党。整个大选，尼克松的攻击集中在Voorhis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软弱上，结果出人意料获得胜利。进入众议院后，尼克松知道反共会成为接下来国内政治的核心议题，在他的坚持要求下，成为了HUAC的成员。

HUAC在希斯事件前最有名的活动是对共产党在好莱坞渗透活动的调查。大萧条之后，美国的知识分子文艺界大幅度向左转，象今天的保守派一样，这时的共和党也经常抱怨媒体的自由派倾向。而共和党在多年之后，终于取得了政府一个部门的控制，而媒体又是Thomas特别关心的领域，因此也就成了HUAC调查的核心。好莱坞的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或共产主义同情者的比例确实比较高，这时的演员工会主席里根估计是10%，但是这时的好莱坞还是studio system，片子的最终决定权来自制片公司的老板，因此说好莱坞出品的电影充满了共产主义宣传确实是有些荒谬，而且即使电影里有一些共产主义的宣传我觉得也应该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在听取了友好证人（包括Ayn Rand, Gary Cooper 和里根）的证词后，HUAC传唤了11个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不友好证人（unfriendly witnesses）。这11个人后来都被证明是共产党员，除Bertolt Brecht在压力下同意作证外，其他10个人援引第一宪法修正案言论、结社自由的条款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包括自己是否是共产党员。这10个人被称为Hollywood Ten。后来最高法院判决，被国会传唤的人不能援引第一宪法修正案拒绝作证，（但可以援引第5宪法修正案（against self-incrimniation）拒绝作证）。因此他们拒绝回答问题本身可以说是犯了藐视国会的罪，而且这10个人如果在听证会只是保持沉默可能也会没事，但是他们选择了同质询的议员针锋相对，指控他们使用的是希特勒式的伎俩。结果整个众议院以346比17通过决议，认为他们犯了藐视国会罪，1948年审判被判有罪，入狱6个月或1年。我下面贴了一些听证会的对答，我觉得判他们藐视国会，倒也不冤，不过1年太重了一些。这10个人成了最早的黑名单上的成员，即使出狱后在好莱坞也找不到工作，主要原因是保守组织象American Legion向制片公司施加压力，如果雇佣这些人的话，就会抵制这些电影。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黑名单越来越长，有300多人因为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或同情共产主义上了这个名单，最有名的名字包括演员卓别林，Joseph Cotton, Judy Holliday, 小说家Dashiell Hammett, Arthur Miller，作曲家Leonard Bernstein等。黑名单的影响得到1957年才结束。我个人的看法这个黑名单可以被看作是多数的暴政，确实是对言论自由的严重侵犯。这和50年代初一些大学解雇同情共产主义教授的做法是麦卡锡主义时期的最大恶果。

1947年6月，司法部在纽约召集大陪审团指控美国共产党是一个阴谋集团，蓄意推翻美国政府。其中的证据包括30年代间谍组织在华盛顿的活动。由于钱伯斯在1945，1946年多次和FBI的谈话中对这个话题都语焉不详，司法部没有让他在大陪审团作证。1948年7月20日，大陪审团正式通过了对美共的指控。第二天，New York World Telegram爆出新闻，关于美共和苏联间谍活动的最重要的信息来自一个前共产党员，Elizabeth Bentley, 是个年轻貌美的金发女郎。我上面贴了Bentley的照片，觉得这个描述虽然对报纸销量有帮助，却很有些夸张。这很快就成了爆炸性的新闻，各大报纸的记者蜂拥到Bentley的住处，希望对她进行采访。共和党议员得到这个消息后当然不会放过，国会两院立刻召开听证会，7月28日Bentley在HUAC作证。在她5个小时的证词里，Bentley提到她在二战时是华盛顿间谍组织的交通员，间谍组织的成员遍布各个政府部门。她给出32个联邦政府中高层官员的名单，最重要的名字包括财政部副部长，Harry Dexter White和罗斯福的总统特别经济助理Lauchlin Currie，不过没有希斯。这次听证会立刻在美国引起巨大轰动。

两天之后，New York Sun发表文章，报道有一个报刊编辑是华盛顿间谍组织的最早成员，但是后来脱离了共产党，他可以证实Bentley的证词。报纸并没有给出这个编辑的名字。据John Chamberlain回忆说，当时他正在钱伯斯的办公室里，读完这篇文章后，钱伯斯的脸立刻就变成了绿色。8月1日，HUAC的首席调查员Robert Stripling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Bentley的证词很快就会被证实，HUAC已经向钱伯斯发出了传票。时代的国会记者Frank McNaughton马上给在纽约的钱伯斯打电话告诉他美国法警（federal marshal）马上就会到他那儿去。这是在钱伯斯的意料之中，对他来说，接下来在国会的作证充满了阴影。

惠特克钱伯斯小传（十，三）

美国二战后反共情绪日益高涨，反共的言论和政策获得社会各阶层以及两党的一致支持。就普通民众来说，我前面提到，其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情绪本来就有肥沃的土壤。而美国是个宗教情绪非常浓厚的国家，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无神论，对宗教的强烈攻击乃至铲除，尤其是对天主教徒以及evangelical的新教教派来说，大大增加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憎恶。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大量东欧移民涌入美国，而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征服和强力控制，特别增加了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对其的反感。最重要的是，二战中，美国人摆脱了大萧条时代的阴影，对自己和子女的未来抱有很强的信心，退伍的士兵纷纷选择上大学，移到郊区有更大的自己的房子，一些消费品象电视，冰箱等也在这一时期普及，而美国人的生育率在这个时期也特别的高。他们从内心相信希望相信美国是一个自由的，流动的，凭着个人努力就能够成功，美国梦能够实现的社会。共产主义宣扬废除私有财产，建立由国家严密控制的社会，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对自己的自由，而且是对自己和孩子经济上的未来和希望的严重威胁。而二战也加强了美国人的尚武精神。appeaser，也就是说象二战前对希特勒那样的姑息成了绝对的反义词，普通美国人一致支持对共产主义采取坚定态度，不能手软。

就民主党和自由派来说，尽管其一部分激进左翼对共产主义思想有着相当的同情，但是1946年之后，自由派的主流包括工会也加入了攻击反对共产主义和美国共产党的队伍。这些人并不太担心美国共产党对私有财产的威胁，但是他们中很多人在工人运动和30年代的反法西斯运动中同美国共产党合作过，对美共完全受苏联指挥，从苏联利益出发，以及其专制，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作风极其反感。Irving Howe，美国很有名的社会民主党人，曾经解释说：美共不动脑筋的对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全面支持，使左派运动的文化空气变得污浊，把极权主义的手段带到了工会中，帮助消灭了任何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激进主义在美国再次崛起的可能。

美国共产党40年代中期在美国工会运动还有一定的影响，在好多工会中担任一些领导职务。冷战开始后，他们同工会主流的关系已经很紧张，1948年总统大选美共选择支持Henry Wallace的第三党而不是民主党的杜鲁门，他们对马歇尔计划的坚决反对态度，终于导致双方的决裂不可避免。1948年大选前后，美国最重要的工会联盟CIO-AFL开始全面清理其中的共产党分子，在其中担任高级职务的共产党成员一律被开除，其中包括我前面提到的Ware小组的成员Lee Pressman。一些工会中的前共产党员象美国运输工人工会的Mike Quill公开和美共划清界限，同时解雇其下属中的共产党员。1950年，CIO更进一步，将共产党仍然掌握的一些小的工会从其开除。到50年代中期，美共在美国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几乎完全消失。

对于右翼的保守派和共和党来说，他们从来就是反共的主力军。右翼的组织象American Legion，Chamber of Commerce不仅是制造舆论，而且对一些私人企业施加压力，比如好莱坞的制片厂不敢雇佣黑名单上的人。共和党特别强调甚至夸大美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将共产主义和罗斯福以及新政联系在一起。1946年中期选举，攻击其对手是共产主义附庸成了共和党的主要竞选策略。尼克松，麦卡锡都是用这个策略在大选中获胜，进入国会。

共和党包括后来麦卡锡对共产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攻击还带有一定的反精英主义色彩。尽管有不少夸张和漫画色彩，美国的自由派一直到今天给人的印象就是出身于东海岸的精英，常青藤毕业，衣食无忧，由此对自己特权式的生活感到内疚，投入政治来改善劳动大众的生活。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出身可以说是在美国血最蓝的贵族，他的亲信，新政的主要规划者基本上也都是来自东海岸的WASP精英阶层。就是共产主义和其它激进主义 的支持者相当一部分也是出自这个阶层以及大学里人文学科的教授。他们尽管以改善劳动大众生活为目标，但是内心里对劳动大众（被称为redneck）和他们的文化却很有些鄙视（我从网上读到的中国现在的左派似乎也有这个特点）。这样二战之后，催着经济的繁荣，中产阶级的加强和信心增强，对这种精英主义也就特别的反感。这种甚至可以说是阶级斗争式的言论在麦卡锡成名的Wheeling演说中就很明显，里面提到美国政策的无能和面临的巨大威胁并不是由于敌人派兵登陆，而是自由派精英的背叛，

The reason why we find ourselves in a position of impotency is not because our only powerful potential enemy has sent men to invade our shores…but rather because of the traitorous actions of those who have been treated so well by this nation. It has not been the less fortunate, or members of minority groups who have been traitorous to this nation…but rather those who had all the benefits that the wealthiest nation on earth has had to offer…the finest homes, the finest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finest jobs in government we can give.

这种对自由派精英主义的怀疑和厌恶一直延续到现在。

1947年初，美国同苏联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杜鲁门主义也就是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已经形成。而国内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呼声不断加强，共和党攻击民主党政府对共产党软弱的言论越来越厉害，尤其是强调联邦政府雇员中的共产党，以暗示甚至明示新政同共产主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象前一节提到的一系列的间谍事件以及FBI的警告也终于说服杜鲁门美国共产党对联邦政府的渗透是对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杜鲁门政府开始了对联邦政府雇员的忠诚审查。

1939年以前美国政府对其雇员没有任何安全审查，只是需要宣誓支持和维护宪法，政府总是假定美国公民都是忠于政府和国家的。1939年，国会通过Hatch Act，禁止联邦雇员成为鼓吹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或党的成员。这个法律主要是针对美国纳粹党和美国共产党的。美国参战后，终于有了有限的忠诚审查，如果政府公务员的忠实存在“reasonable doubt”，他们就可以被解雇。但是罗斯福政府对审查并没有很积极的进行，实行的对象也主要是纳粹党。而共产党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象希斯，1939年罗斯福已经得到钱伯斯的信息和指控，却他在这段时间却步步高升。

1947年3月25日，杜鲁门签发第9835号命令，对联邦政府雇员进行全面安全审查。每个现有雇员或每个申请者都必须接受安全检查，不管其工作是否与国家安全和机密有关。如果存在“reasonable belief”雇员不忠于政府的话，必须解雇。审查机构也就是Loyalty Review Board所依据的材料来自FBI和其它执法机构、情报机构积累的记录和文件。如果loyalty board对某人的忠实有一定怀疑的话，FBI对该人会进行全面调查。从1947年到1953年，超过470万人遭到调查，其中4万人被认为有疑问，经FBI全面调查后，大约8000人被正式指控，然后loyalty board再次复查，超过90%的被认为证据不足，达不到“reasonable belief”，大约500名联邦政府雇员被解雇。被解雇的人可以进行上诉，有三分之一的上诉成功。这样因为安全审查丢了工作的大约有350人，不到联邦政府雇员的万分之一。（另有2200人得到要接受忠诚审查的消息后，选择主动辞职。）

考虑到30，40年代共产党对联邦政府的渗透和间谍活动，杜鲁门政府忠诚审查明显是必要的。但是自由派历来却对其很痛恨。尤其是麦卡锡主义尽管是以麦卡锡命名，受到其直接攻击而有什么悲惨遭遇的却没有，比如麦卡锡攻击最厉害的Owen Lattimore，还是好好的在Johns Hopkins当教授，很难说遭到了什么特别迫害，而因为麦卡锡丢了国务院工作的John Service（因为其在Amerasia事件的卷入，见上），不久就成了一家制造公司Saco International的总经理。因此麦卡锡主义时代的辛酸故事一般是来自忠诚审查和下一节要讲的好莱坞的黑名单。

后来对杜鲁门政府忠诚审查批评，主要有这么几点：

1. 忠诚审查以言论和加入的党派为标准，违反了第一宪法修正案对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保护。今天对于绝大多数的联邦政府的位置，如果以将党派作为标准，只招用民主党或共和党人的话同样会被认为是非法（不过这在100多年以前的美国很常见）。但是我觉得美国共产党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们不仅信仰暴力推翻政府，而且40年代的共产党一切以苏联的意旨行事，他们对苏联的忠实程度要远高于美国。我觉得作为共产党员这一点本身就是足够的reasonable belief其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冷战结束之后，我觉得这个理由弱了许多）。后来美国法院对因党派或言论而丢工作的案例，1998年联邦上诉法院判决监狱因为看守是3K党而将其解职合法。但是1987年，最高法院判决得克萨斯的一个警察因为被人听到说“If they go for him (Reagan), I hope they get him”（指暗杀总统里根）而被解雇，违反第一宪法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2. 忠诚审查涉及的人太多，大多数被审查对象的工作同国家安全无关。比如我读到一个故事，一个黑人邮递员30年代加入共产党，不过后来没怎么参加活动，在忠诚审查中丢了工作，找不到别的工作，而且被邻居朋友等认为是共产党间谍，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好长时间之后才在一个朋友的帮忙下在一个左翼杂志担任投递，觉得是挺辛酸（不过他最后上诉成功，回到了原来的工作）。一个邮递员就是共产党员也对国家安全造不成什么威胁。杜鲁门政府将忠诚审查涉及的面这么广，我觉得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中下层公务员里如果还是留有很多共产党员的话，势必要遭到共和党的严厉攻击。不过考虑到最终不过就是350个人丢了工作，而现在的估计苏联间谍有500-1000人，从这个数字很难说忠诚审查有多么过火，我觉得被解雇的大多数是国家安全隐患这一点来说并不冤枉。况且这350个人不过就是丢了在联邦政府的工作，也没进监狱，从对国家安全的可能威胁来说，我觉得杜鲁门政府政策的平衡稍有点过分，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还是适当的。

3. 安全审查过程中，FBI的收集的材料好多就是流言，比如一个联邦雇员的FBI文件里记录着他的邻居提到听别人说他反对资本主义。FBI本身对收集的大多数材料也觉得可靠性不高，但为了不漏掉什么，都包括了进去。而且FBI和loyalty board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对揭发人的身份保密，这样被调查的人不能同揭发人当面对质，有效的为自己辩护。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被告人有权confront ones accuser。批评忠诚审查的人认为它违反第六宪法修正案的精神。但是忠诚审查不是刑事审判，被告的人最终也不过就是丢工作，而不是进监狱，因此从法律上来讲不受第六宪法修正案的约束。而且，最终也不过就是350人丢工作，被冤枉的比例我觉得也不高。

总的来说，我的看法是杜鲁门政府的忠诚审查政策还是非常必要的。有些地方可能稍有些过火，但是考虑到只有350个人丢工作，总体来说，在国家安全和雇员权利之间的平衡我觉得还是适当的。自由派历史学家里比较温和的，在九十年代档案解密，Verona项目被公布后，对其态度也由严厉谴责转为支持。另外在写这一章以前，我在网上搜了一些中文的关于麦卡锡主义的介绍，好多将其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相比，颇有点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意思。按里面的叙述，忠诚审查是美国法西斯主义重要的罪行之一。但是实际上因为忠诚审查丢了工作的人很少，大多数我觉得也不冤枉，而且也不过就是丢工作，在私人企业还可以再找，没进监狱，更没有肉体消灭。我觉得它和文化大革命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比性。

惠特克钱伯斯 小传 （十，二）

第一次红色恐慌过去以后，反共反激进主义不再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主要议题。尽管二十、三十年代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普通美国人还是以压倒多数认为共产党是一群危险邪恶的人，但是他们并不觉得共产党包括苏联对他们本身的生活有什么威胁。当时对反共比较起劲的就是联邦调查局（FBI）局长J. Edgar Hoover，但是Hoover强调共产主义分子威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国会增加拨款。到30年代中期以后，罗斯福政府的司法部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本土的右翼法西斯组织，FBI的资源都用在这上面。30年代，美国共产党大量渗透进美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现在的估计在联邦政府的间谍有500 – 1000人，FBI都没有什么察觉。

1938年美国众议院成立了HUAC（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目的是用来调查揭露美国的联邦政府雇员以及普通公民对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等颠覆政府思想的宣传和活动。非美活动委员会也承认美国公民有信仰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自由，因此不能使用警察监狱这些国家暴力机关，它的办法是用听证会来公开这些组织的活动，比如1939年HUAC公布了美共的下属组织American League for Peace and Democracy的邮寄名单（并不是成员名单），其中有463个联邦政府雇员，期待着公共舆论能够让名单上的人在社会上无法立足。HUAC的主要成员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南方的保守派。这些议员的内心确实是相信共产主义是洪水猛兽，但是他们的真正目标却并不只是共产主义，而是罗斯福新政。就如同今天的Tea Party攻击Obama的医疗改革是共产主义一样，30、40年代共和党对罗斯福新政的攻击就是它其实是伪装下的共产主义，通过揭发联邦政府里有大量共产党员，他们希望做实罗斯福新政和共产主义在选民心目中的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自由派后来甚至到今天对麦卡锡主义包括HUAC的活动那么敌视的主要原因。而希斯事件能在美国掀起那么大波澜，左派右派以此划线，在事件当中，以及审判后的几十年中，面对那么多证据，自由派还是不知疲倦的为希斯辩护，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1945年初，即使在二战结束之前，美苏关系已经开始恶化。FBI将注意力由法西斯主义转为共产主义，重新打开了尘封了好几年的 文件。二战开始后，苏联在美国的间谍活动达到顶峰，今天的估计国务院，财政部，战争部，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CIA的前身），甚至是FBI的中高级官员里的间谍总数超过100人。到1945年，美国情报部门对此已经有了相当的 察觉。1943年，OSS开始了VENONA计划，截获破译苏联在英、美、澳大利亚的外交情报部门发回苏联的 电报。后来英国的剑桥五人，美国Julius Rosenberg渗透曼哈顿计划原子弹研制的间谍组织都是依靠Venona提供的情报得以破获。为了保密，当时了解Verona计划存在的 人很少，连罗斯福，杜鲁门都没有被告知（尼克松，麦卡锡等也不知情）。同样，Venona的情报不能在法庭上使用。司法部、FBI要想起诉这些人的 话，必须搜集其它的证据，因此麦卡锡主义反共那么轰轰烈烈，真正被起诉进监狱的人却很少。就是被起诉的，象希斯，当时要是不那么自信，把嘴巴关紧的话，也不会有后来的牢狱之灾。

1945年2月，OSS的分析员Kenneth Wells发现左翼杂志Amerasia 1月25那期发表的一篇关于泰国局势的分析，同他1944年所写的一篇机密报告完全相同。Amerasia这本杂志主要是关于远东政治局势，编辑部的主要成员都是共产党员，里面对蒋介石政府攻击的尤其是很厉害。3月11日，OSS派人进入Amerasia编辑部，发现了上百份来自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以及OSS的机密文件，通知FBI。FBI接下来的3个月对编辑部及成员进行监视， 结论是杂志编辑部的 文件很可能来自国务院官员Emanuel Larsen和海军部情报人员Andrew Roth。6月，FBI组织行动，逮捕了6个人包括Amerasia总编辑Phillip Jaffe，和Larsen，Roth，以及国务院官员John Service。在编辑部总共发现了1800多份机密文件，其中包括美军对日本战略轰炸计划的绝密文件。FBI此前3个月的监视发现Jaffe到过苏联驻纽约领事馆，美国共产党总书记Earl Browder的家，以及美共的总部。但是还是没有足够的 证据证明Jaffe把机密文件转交给他们，司法部不能以间谍罪对他们起诉，起诉的罪名是非法拥有和传送政府机密文件。司法部觉得有这么多证据，对法庭上获胜信心很足。但是Larsen的律师发现OSS最初进入编辑部，以及后来FBI进入Larsen家，安装窃听器都没有预先获得法官的许可（warrant），按照美国的法律，不仅监听的 结果，就是后来FBI在编辑部缴获的文件都不能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感觉官司很可能会输，司法部和他们达成plea bargain，Jaffe和Larsen承认有罪，交了2500和500美元罚款，但是没进监狱。其他4个人被无罪释放。

1945年5月，FBI特工两次同钱伯斯见面，同1940年的 那次谈话不同，这次的特工准备很充分，最长的一次谈话持续了8个小时。钱伯斯给出了知道的美国政府里共产党员的名字，但是因为没有正式得到特赦，对非法间谍活动还是语焉不详。

不久，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的情报人员Igor Gouzenko叛逃。Gouzenko是个密码员，一天晚上，他粗心大意，把两页发回莫斯科加密消息的草稿随手丢到废纸篓里。这严重违反情报人员纪律。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的清洁工也属于情报部门。每天都细心检查倾倒的垃圾，结果发现了他扔的这两页草稿。在斯大林时期，他会受到的惩罚至少会是西伯利亚的劳改营，甚至可能是死刑。1945年9月5日，Gouzenko带着满满一公文包的密码本和文件，走出了苏联大使馆大门，来到渥太华警察局。但是当值的警官不相信他的故事。他又来到渥太华时报，但是编辑也不感兴趣，最后当他到加拿大司法部时，由于天已经很晚，没找到人。在胆战心惊得和家人躲了一晚上后，再次来到警察局，终于得到重视。在加拿大和英国情报部门对他进行仔细盘问，认真检查他带出的文件后，美国的FBI也加入了调查。Gouzenko的文件和证词证明苏联在加拿大和美国有一个非常成功的间谍网，获取的情报极其有价值，包括原子弹的研制细节。而且这些间谍活动同加拿大共产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间谍网的领导人包括Fred Rose，加拿大国会议员唯一的共产党员，以及加拿大共产党的领导人Sam Carr。根据Gouzenko的证词和文件共有39人被捕，最终18人被判有罪。Gouzenko的证词里还提到了好几个美国高级官员，但是他只知道他们的职务，不知道名字，这几个人之中就包括希斯。1946年2月，加拿大政府将Gouzenko事件公布，立刻成为加拿大美国报纸的焦点。美国民众突然意识到苏联和美国共产党的间谍活动对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945年10月，在收到了苏联间谍网活动的情报后，美国国务卿James F. Byrnes开始不张声势的清理国务院。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或有亲苏联倾向的官员被免职或降级。调查中发现希斯调阅过没有被授权的机密文件，内容涉及原子能，中国政策和军事情报。这加上钱伯斯在1939年同Adolf Berle的见面中已经提到过希斯的名字，以及Gouzenko的证词，1946年初希斯离开了国务院，来到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主席。但是对希斯的这些指控，除了国务院高层很少有人知道，有些信息直到1993年才解密。不知情的人中包括当时邀请希斯到卡内基基金会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他是共和党在外交领域最重要的人物，后来是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

1945年11月Elizabeth Bentley脱党，向FBI坦白了自己的间谍活动。Elizabeth Bentley 1908年出生，在Vassar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1935年加入美国共产党。1938年转入地下，从事间谍活动。她的直接领导是苏联间谍Jacob Golos。很快两人成为情人。1940年，由于美国加紧了对移民的控制，Golos把在华盛顿传送情报的工作转给了Bentley。她所从事的 大致同钱伯斯同钱伯斯脱党前的工作相同。所接触到的间谍比钱伯斯还多。1943年Golos心脏病发作死去，Bentley开始对间谍活动心灰意冷，不感兴趣。1944底退出了间谍活动。1945年9月，在酒后同苏联间谍Anatoly Gorsky争吵的时候，Bentley称间谍组织就是个黑社会，威胁要向FBI揭发，清醒之后感到非常后怕，当她得知在间谍组织的同事Louis Budenz向FBI 坦白后，11月6日找到了FBI。Bentley的证词比钱伯斯要全面详细的多。她总共提供了150个人的名字，好多人她并没有见过，只是谈话中得知他们为美共和苏联提供机密情报。后来披露出的文件，包括Venona表明她提供的信息准确程度很高。FBI包括胡佛对Bentley的证词非常重视，派了250名特工专项调查。一开始他们希望利用Bentley成为double agent，以获取更多信息，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公众对她并不知情。同时FBI也完成了71页的长篇报告，”Soviet Espinoage in the United States”，严厉警告共产党的间谍活动，杜鲁门政府终于决定采取行动，清理联邦政府的公务员队伍。

惠特克钱伯斯小传（十）

美国历史上，1947年到50年代中叶这段时间一般被称作麦卡锡主义时期。这个时期美国民众的反共情绪特别高涨，反共尤其是清理出政府里的共产主义分子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最重要的议题和共和民主两党争斗的焦点。这个时期以麦卡锡命名，因为他在反共这个问题上喊得最卖力，尽管他成为政坛耀眼的明星是1950年2月Wheeling 演说之后。希斯事件及两次审判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为了后面更好的叙述希斯事件和美国国内政治以及两党斗争的关系，我打算用这一章写一下1946年到1950年这段时间的一系列间谍丑闻，政府国会的回应，以及两党围绕着反共问题的斗争，同时简单的谈一下我对麦卡锡主义的看法。

麦卡锡主义时期经常被称为第二次Red Scare，这是因为1919 – 1920年美国还有过一次对激进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的强烈反应，被称为第一次Red Scare。1917年，美国在一战参战后，国民的爱国情绪特别亢奋，对参战目的，手段的质疑特别不能容忍，威尔逊政府也施行了美国历史上对言论最严厉的管制，在街上发和平主义传单能判10年。而美国人的反德国以至反德国移民的情绪也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状态。Iowa的州长William L. Harding 宣布在公共场合或者在电话上说德语为非法。Wisconsin公开焚烧德语书籍。Boston禁止在公共场合演奏贝多芬的音乐。这种情绪延续到一战后，导致那时的美国人对外来的激进思想特别不能容忍。

1917年3月，俄国爆发革命，沙皇被迫退位。美国人不分党派，对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独裁统治的反应都非常正面，不到一个星期，威尔逊就宣布承认俄国的临时政府。但是美国人对接下来的十月革命的反应则截然相反，十月革命几个星期后，美国报纸上就充斥着对布尔什维克暴行的描述。当然今天我们知道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什么天使，列宁掌权之后不久就解散制宪会议，实行一党专制，对反对派的镇压毫不手软。但是这些描述不仅是夸张，有些根本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比如说布尔什维克发明了一种电动断头台，可以一小时处决5百人。美国人对布尔什维克敌视情绪那么强烈，除了他们号召世界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列宁掌权后，不久就宣布单方面退出战争。这样一来德国可以集中兵力对付西线的美军。好多美国人不能相信普通的俄国人会真的支持列宁全面和平，抛弃盟友的主张。这种对十月革命极度敌视的情绪，在一战后爱国情绪高涨的环境下，演化为对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左派激进思想的极端不容忍。

经济上，一战时美国经济非常繁荣，但是美国参战后，工会和管理层停战，达成协议，工资涨得不多。战后工会要求工资大幅上涨，遭到管理层拒绝，劳资关系非常紧张。1919年1月，3万5千名西雅图码头工人举行大罢工，导致西雅图经济瘫痪，市民陷入恐慌，大量囤积食品，药品等。西雅图市长宣布大罢工是国际阴谋的一部分，在美国挑动革命。

接下来的两个月，美国公众中流传着大量激进势力使用炸弹进行恐怖袭击的流言。4月28日，一枚炸弹在西雅图市长的办公室爆炸，但是没有人受伤。第二天，参议员Thomas Hardwick在亚特兰大的家里接到邮件炸弹，两人受伤。5月1日，纽约邮政局发现34个邮件包裹里有炸弹，收件人包括邮政总监（Postmaster General）Albert Burleson，最高法院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 参议员Lee Overman，司法部部长A. Mitchell Palmer，以及John D. Rockefeller。这一系列炸弹事件激起了民众极度的恐惧和愤怒，司法部收到雪片似的来信要求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根绝这些恐怖行为，许多信件还谴责Palmer本人对这些左派的激进组织过份仁慈。接下的调查发现这些邮件炸弹是来自无政府主义者意大利移民Luigi Galleani的团伙，由于没有证据证明Luigi Galleani本人参与了炸弹阴谋，而且他并不是美国公民，1919年6月美国政府将Luigi Galleani驱逐出境。

5月2日，在纽约，波士顿，克利夫兰等大城市发生骚乱，警察以及普通民众同参加五一大游行的激进分子发生严重冲突。在波士顿，一名警察在与游行者冲突中被捅死。在克利夫兰，超过100个人受伤，2人死亡。美国的主要报纸发表评论，认为这只是激进组织的预演，更大的阴谋即将到来。6月2日，Galleani团伙的第二波炸弹在美国8个城市同时爆炸，2人死亡，司法部部长A. Mitchell Palmer的家被炸成了瓦砾。伴随着邮件炸弹的是宣扬无政府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开战的传单。Palmer立刻发表讲话，宣布这一系列炸弹是无政府主义组织恐吓全国的阴谋。不久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组织了一系列听证会，通过决议认为共产主义等激进组织是面对美国的最大威胁。这一系列听证会得到广泛报道。一些民间组织象American Legion（退伍士兵的互助组织），3K党（这时的3K党在南方是主流组织，影响势力非常大），自发行动，骚扰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捣毁激进团体的办公室，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1919年11月11日，在华盛顿州的Centralia，在庆祝1战结束的游行中，American Legion和当地的工人和左翼组织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发生冲突，6人死亡，其中4人是属于American Legion，警察逮捕部分IWW的成员。当天晚上，American Legion的成员冲进了监狱，将IWW的Wesley Everest（许多American Legion的成员指认他打死了Dale Hubbard）拖出来，暴打之后，将其绞死。

1919年秋天，美国发生了3次大罢工。9月9日，波士顿警察大罢工，接下来的两天，波士顿的治安极其混乱，最终在马塞诸赛州军队和一些市民的干预下，才控制住形势，普通市民对参加罢工的警察极其愤怒。9月22日，美国钢铁工人全国大罢工，11月1日，40万人的美国矿产工人全国大罢工，这些都加大了美国人可能发生全国革命的担忧。

在这个形势下，司法部部长Palmer开始采取行动。他在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的前身）下设置了General Intelligence Division（GID），收集激进组织的信息，任命这时只有24岁的J. Edgar Hoover担任GID的主管。1919年11月和1920年1月GID两次采取行动，分别逮捕了650名和4000名激进组织的成员（超过四分之三的被逮捕的人不是美国公民）。后来对这两次行动最大的批评就是，逮捕的依据是其是否属于激进组织，而不是在于本人是否进行了非法活动。被逮捕的如果是美国公民后来基本上都被释放，而不是美国公民的最终有556人被驱逐出境。

美国各州政府也采取行动，1920年1月，纽约州议会以压倒多数将美国社会党的5名州议员除名。（在9月份的选举中，这5个人都重新当选）1919年堪萨斯州通过法律，悬挂红旗作为反抗政府的象征成为非法，最多可判10年。到1920年32个州通过了类似的法律。26个州还通过anti-syndicalist 法律，禁止公开鼓吹暴力推翻政府。总共大约有300人违反这些法律入狱，个别的被判20年刑。按照今天最高法院的标准，这些法律都违反了第一宪法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Palmer和Hoover的两次行动已经给了美国的激进组织很大打击，美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成员数量减少都超过70%，而普通美国人的情绪在最初的亢奋后也逐渐平静下来，发现激进组织其实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可怕。1920年4月29日，Palmer宣布获得情报，激进分子正在预谋在5月1日在美国组织全国革命，各城市的警力严阵以待，结果5月1日到来后，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发生。美国的舆论开始转向，5月下旬，一批著名律师，包括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Felix Frankfurter（后来的最高法院法官）和Roscoe Pound发表声明，谴责司法部的行动违反宪法对民权的保护。到6月底，对非美国公民的驱逐出境也基本停止。主流舆论也基本上都认为政府对激进组织威胁的反应大大过分。Palmer此前被认为是总统大选民主党提名的大热门，但是在7月的民主党大会上，对他的提名没有任何支持。9月16日，华尔街发生大爆炸，38人死亡，143人受伤（这个案子始终没有被破，好多历史学家怀疑是Galleani团伙所为）。但是报纸和民众的反应却很平静，不再有什么要求政府采取特别措施。

第一次Red Scare可以被看作是麦卡锡主义时期的预演和缩略版，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导致民众出现恐慌和不理性，要求政府采取特别措施来保障国家安全，即使以牺牲宪法保障的各项公民权利为代价也不在乎。政府进而对激进组织进行大规模压制，其手段从今天最高法院的标准来看，都违反了第一宪法修正案。但是在最初的歇斯底里后，美国民众发现面临的威胁其实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逐渐平静下来，对不同的，甚至是异端的意见的态度变得更宽容，国家社会的运行也回归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