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惠特克钱伯斯小传 （一） -- Dracula

希斯 (Alger Hiss) 间谍伪证案是冷战初期美国政治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案情本身一波三折，扑朔迷离，可以同最好的法庭剧小说相比。这个案件对美国的政治影响深刻，美国民众的反共热情由此被推到高潮，尼克松一跃成为政坛耀眼的明星，不久就成为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伙伴，39岁就当选为副总统。而且这一案件过去60年一直是美国保守派，自由派争论的焦点，一直到现在自由派里还有人试图洗脱希斯间谍的罪名。我最近刚读了这一案件的另一主角惠特克钱伯斯的一本传记，觉得他从共产党员到间谍到时代杂志的主编到反共斗士的一生很有意思。因此就写一篇读书笔记，同大家分享。

惠特克钱伯斯 (Whittaker Chambers) 1901年4月1日出生在纽约。他的父亲Jay Chambers 是个画家，这时为纽约世界报画插图。他的外祖父Charles Whittaker是苏格兰移民，当过Milwaukee一所中学的校长，后来投资印刷厂失败，家庭破产，钱伯斯的母亲Laha也就没有进入她梦寐以求的东海岸的顶尖大学学习，而是成为演员四处巡回演出，后来遇到Jay Chambers，1900年结婚，一家人住在Lynbrook，属于中产阶级的街区。钱伯斯的家庭出身在文化上算是中产阶级，但是在经济上相对来说却比较贫穷。1908年钱伯斯的父母分居，他的父亲从家里搬到Brooklyn的一所单身公寓，多年之后钱伯斯才得知父亲是同性恋。他父亲每个星期给家里8美元，刚刚能够保证钱伯斯母子的温饱。钱伯斯的母亲Laha为了补贴家用，在园子里养鸡，种蔬菜，烤蛋糕卖给邻居。为了取暖，Laha和钱伯斯到纽约各处的建筑工地找寻废弃的木头，或者到铁道线收集没有烧的煤块。钱伯斯回忆，当深更半夜，家里的老房子吱扭扭响 ，Laha怀疑是小偷时，她会轻轻叫醒儿子，然后从橱里取出一把大斧子，准备反击。钱伯斯父母婚姻破裂，以及他们一家的贫穷很快就成为邻居风言风语引论的对象。Laha很害怕一家人滑出中产阶级，即使挨家挨户向邻居卖鸡蛋蛋糕，她也总是穿着她最好的衣裳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Laha把她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通过多方的努力，她把儿子送到附近最好的中学，South Side High School。钱伯斯性格内向，喜欢独处，和同学交往不多，加上家里没钱买新衣服，他只是穿他父亲剩下的不合体的旧衣裳，而且不经常理发，洗澡，在同学里得到了怪异的名声。钱伯斯非常的聪明，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John Kenneth Galbraith 称他是One of the most avidly intellectual men of the century。但是他在中学的成绩却不是太好，只是英语和外语是优异，其余的科目都是平平。他的外祖父留下了大量的图书，包括George Eliot, Thackeray等人的小说，以及汉密尔顿，林肯等人的传记，他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其中对他影响尤其深的是雨果的悲惨世界。他的邻居Dorothea Ellen来自德国，教他德语，同他一起阅读歌德。他流利的德语对他后来加入共产党，并且被选为进行间谍工作有一定关系。

1919年4月1 日，钱伯斯 18岁，到了可以入伍的年龄。但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象大多数的男孩一样，他这时对战争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热情，对失去经历战争的机会非常遗憾，一直到1924年，一战还是他创作小说和诗歌的最重要的主题。他对战局发展的新闻非常关心，但是一战中最重要的事件十月革命这时却对他没有产生特别的印象。象同时期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钱伯斯这时对布尔什维克非常没有好感，认为他们是"undifferentiated savagery"。

1919年6月，钱伯斯高中毕业，他的母亲希望他进入一所大学名校学习，但是他父亲却主张找一份工作。钱伯斯这时对学校教育有点厌恶，就听从了父亲的建议。但是一战后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加上3百多万年轻人退伍，进入劳动力，导致失业率非常高，工作很难找。钱伯斯就和他的朋友，Anthony Muller商量，决定到外面闯一下世界，准备向南一直到墨西哥。7月份，他们俩偷跑出家，坐火车一直到巴尔的摩，这时钱伯斯的口袋里只剩下10美元，刚好能够找个便宜旅馆住下。到星期一早上，钱伯斯和Muller两个人到建筑工地找工作。钱伯斯之前没有干过很多体力活，手上没有茧子，加上他毕业时的礼服，非常整齐，没被录用，让他非常沮丧。旁边的人看他可怜，将他拉到一边，让他摘下领带，脱掉西装，把头发弄乱。第二次再试，终于被录用。这个工程是修建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铁路。钱伯斯分配到的工作是用锤子和凿子将已有的铁轨卸下来。钱伯斯没什么技术，到了下午他的手上就长满了水泡。到了晚上，在工地上吃饭时，他的工友帮他将手上抹上碘水消毒。

钱伯斯出来的目的是为了看世界。在这里他接触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他的工友来自世界各地，有俄罗斯人，波兰人，比利时人，还有很多来自拉丁美洲。钱伯斯有语言天才，很快他就能和所有的人进行交谈，了解他们的故事。每到星期六晚上，他就和他一个委内瑞拉的工友沿着华盛顿的Pennsylvania Avenue散步，争论国联的利弊。这时他写信给家里报平安。Laha也同意了他的计划。他也就一直呆在华盛顿，一直到9月工作结束。

钱伯斯和Muller这几个月很少消费，几乎把所有的工资都攒了起来，这时就买了火车票，一直到达新奥尔良。下车之后到码头找工作。由于他们没有经验和技术，工作很不好找。而且他们不熟悉南方种族隔离的制度，一次钱伯斯看到一艘运香蕉的船卸货，就进去帮忙，希望赚几块钱，船主是个白人，这时却将他支开，说这是黑鬼(nigger)的工作。接下来好多天，他们试了几百个地方，都没找到工作。

钱伯斯所呆的旅馆是在新奥尔良最破旧的地区。旅馆的对面是所妓院。在这里钱伯斯接触到了底层社会各种各样的人，就象是雨果的悲惨世界里描述的那样。钱伯斯后来的回忆，一天他的一个邻居是个寡妇，请他喝咖啡，无意中他翻到了莎士比亚的Anthony and Cleopatra，被其语言所震撼，

Let Rome in Tiber melt, and the wide arch

Of the ranged empire fall! Here is my space.

Kingdoms are clay, our dungy earth alike

Feeds beast as man

2个月之后，钱伯斯的储蓄花完了，还没有找到工作，他就发电报给家里，收到家里的汇款后，将一部分给了Muller (Muller决定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自己坐火车回到了纽约。这4个月，钱伯斯尝受了饥苦，成为了底层社会的一员，看到了它的方方面面，对他后来人生的轨迹有很大的影响。

写这篇文章我主要依据的书是"Whittaker Chambers, a Biography" by Sam Tanenhaus。以及钱伯斯的自传Witness。 Sam Tanenhaus本人是自由派，但是他的这本书我觉得却很公正。尤其是后半部分法庭cross examination，比John Grisham, Scott Turow的小说还要来的出色。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读一下。

惠特克钱伯斯小传 (二)

1920年，在他父亲所在的广告公司工作了几个月后，钱伯斯申请哥伦比亚大学被录取。为了省钱，钱伯斯不住在学校宿舍，而是每天带着午饭，作公交车到学校上课。这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群星灿烂，象杜威，Franz Boas都是他们领域的泰斗极 人物。对钱伯斯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英语老师，诗人Mark Van Doren (Allen Ginsberg，Jack Kerouac后来都是他的学生)。钱伯斯觉得诗歌是一个人最高的追求，开始写诗，让他的老师指正，Van Doren读过后非常震撼，觉得钱伯斯非常有文学天才，对他大加鼓励。钱伯斯开始在哥伦比亚的文学校刊上发表诗歌，小说。他的同学认为钱伯斯是他们之中最有文学天赋的，将来可能会成为大诗人或大小说家。在哥伦比亚，钱伯斯第一次结识了犹太人人朋友，受他们的影响，他接触到了东欧，俄国的文学。他还认真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但他的政治观点这时还很传统，1920年他还积极参加支持Calvin Coolidge成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四处义务发传单。

钱伯斯在哥伦比亚大学第二年底，他被同学选为文学校刊The Morningside的主编。受T.S. Eliot荒原的影响，他主政后出的第一期刊物，一反以往刊物抒情的风格，被称之为粗俗派(profanist)。尤其是A Play for Puppets那一篇，两个人物以女性的乳房为主题，插浑打科，引起了一片反对之声，哥伦比亚大量的老师学生组织抗议，要求钱伯斯辞职。钱伯斯没有料想到反应如此激烈，1923年一月他辞去了主编的职务，随后他就从哥伦比亚退学。

这时俄国内战刚刚结束，在战争的巨大破坏后，俄国人面临大饥荒。钱伯斯的老师Van Doren建议他代表美国的慈善机构到俄国帮助，但是他到费城的面试却没有成功。这时钱伯斯的外祖母和Laha的姑母Dora Chambers搬到他家里来居住，吵闹的非常厉害。钱伯斯在家里呆不住，同几个同学商议，决定到欧洲去看看。出人意外的是他的父亲同意他的计划，替他买了船票。1923年6月他们出发。钱伯斯在欧洲主要是呆在德国，这时是德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超级通货膨胀摧毁了德国经济，1923年底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政变失败后进了监狱。但柏林相对说还比较平静，在那里钱伯斯第一次看到共产党发传单。一天早上，他在睡梦中被惊醒，街上大批的共产党员游行，高唱国际歌，这首歌的歌词他后来也会熟记在心。

9月份，钱伯斯回到了美国，在同学的帮助下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每月工资67.5美元。工作不太繁重，钱伯斯就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上。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钱伯斯同好几个已婚女性发生性关系，很可能还有一个私生子。现在看来，这很可能是由于这时钱伯斯发现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男性对自己有很强的吸引力。他试图通过自己同异性的性关系来驱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关于钱伯斯的同性恋倾向我现在就不多写了，后来希斯间谍案的时候还会提到。

1924年12月，钱伯斯在在纽约的一个二手书店买到了一本小册子，收录的是列宁1918年4月的一篇演说，书名叫The Soviets at Work，这本小册子让钱伯斯成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演说里提到的共产主义理论对钱伯斯来说并不陌生，真正吸引钱伯斯的是列宁并不是一个空想的理论家，而是实干家。他推翻了一个政府，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权。而且这还只是开始，接下来就会是全球革命，建立起一个伟大的社会。后来钱伯斯在自传中回忆起这本书对他的震撼时写到: This was not theory or statistics, this was the thing itself.

列宁对钱伯斯的吸引还在于对资产阶级的彻底鄙视，在列宁激烈甚至粗暴的语言("Let the poodles of bourgeois society scream and bark")里黑白分明，贪婪腐朽的资产阶级会被彻底消灭掉，资本主义的无秩序会被共产主义的铁腕所取代。在一战的血腥屠杀给整个西方社会和文化带来极大的震撼和混乱，在钱伯斯看来，只有列宁知道如何能够在废墟上建立起全新的社会。

在几十个灯下钻研列宁主义后，钱伯斯找到了他的朋友Sender Garlin，表示希望加入共产党。几个星期后，纽约的共产党负责人Sam Krieger邀请钱伯斯参加在曼哈顿西区的大约有四五十人的共产党集会。这样钱伯斯就成了美国共产党的一员。

钱伯斯入党后开始在美国共产党党报工人日报(Daily Worker)，以及其他共产主义杂志大量发稿。不久由于他的外语能力，钱伯斯成为了工人日报的国际新闻记者。工人日报当时的读者群很小，每期大约印2万份，经费也很少，钱伯斯的工作就是从主流媒体上找到新闻，然后把故事嵌入共产主义理论的框架，加一些分析。

钱伯斯在工人日报的位置让他对这时苏共 的权力斗争有充分的了解。1924年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对苏共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927年斯大林获得了全面胜利，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苏联也就从一党专政演变为斯大林一人专政。相对应的美国共产党托洛茨基的支持者，James Cannon和Max Shachtman也很快就被开除出党。斯大林那派的人接着撬开了James Cannon在曼哈顿住宅的门，将Cannon同托洛茨基的通信偷出来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来证明托洛茨基在阴谋策划反对苏联的反革命行动。

钱伯斯本人在公开场合对这些决议没有提出抗议，但是在私下可能对托洛茨基一派表示过同情。Max Shachtman知道后找到钱伯斯，希望他能翻译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6次全会上对自己指控的批驳，在托派杂志上发表。当时美国托派只有这么一份讲话的原稿，对托派来说非常珍贵。钱伯斯答应翻译，收下稿子后，Max Shachtman他们就再没收到回音。最后一遍遍 催促后钱伯斯才告诉他们他已经把稿子交给美共的中央委员会了。这件事直到20年后James Cannon提起来还愤怒不已。

1929年斯大林对过去一同对付托洛茨基的盟友布哈林开火，布哈林被开除出政治局，同时被解除了真理报的主编职务(1938年被处决)。同托洛茨基不同，布哈林在美国共产党里有广泛的支持，包括美共的总书记Jay Lovestone。斯大林把Lovestone及其部下召到莫斯科，当面训斥，"你以为你是谁啊，托洛茨基反对我，他现在在哪儿呢，布哈林反对我，他现在又在哪呢，你们回到美国，除了你们的妻子以外，不会有人跟你们的"，接着还加了一句，"我们的墓地里有的是地方"。John Lovestone在莫斯科被监禁一段时间后，他和他那一派全都被开除出美国共产党。

由于Lovestone在美共声望很高，这次清洗对美共的打击很大，1928年美国共产党共有2万4千名党员，到了1930年，尽管有6000名新党员加入，美国共产党的人数却跌落到7500人。工人日报的编辑社也是一片凄凉，钱伯斯的同事John Sherman得知自己被开除的那天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另一个同事，Harrison George告诉钱伯斯他听说斯大林很快就要除掉报社的总编辑Robert Minor。钱伯斯接着把这个消息告诉了Minor，然后提到他自己也不想干了。Minor不但不感激，反而质问钱伯斯消息的来源，然后把钱伯斯报告给了美共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席Charles Dirba。Dirba随之让钱伯斯到纪委回答质询。钱伯斯对此置之不理，很快就从工人日报辞职。

惠特克钱伯斯小传 (三)

钱伯斯 退出了工人日报，但他在资产阶级文学圈的知名度这时却在不断上升。1928年冬天，Kip Fadiman雇他翻译奥地利小说家Felix Salten的儿童文学名著Bambi，酬劳是500美元。这本书出版后，大受欢迎，钱伯斯的翻译也得到了很多好评。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接着翻译了从儿童文学到严肃小说的十几本书。1932年，出版公司A.C. Boni 同钱伯斯接触，希望他翻译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的最后一卷，钱伯斯拒绝了每千词5美元的惯例价格，要求7.5美元。但是当出版社同意后，他却没了音信，几个月之后才告知出版社他不能接受这份工作。

这时的钱伯斯脱离了美国共产党的组织，虽然他觉得自己是比斯大林拥护者更好的共产主义者，但是内心却很有几分失落，希望能够重新回到党的组织。他知道自己的特长就是文学天才，因此这时就集中精力，创作了表现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4篇共产主义短篇小说，在共产党的文艺杂志New Masses发表。这些小说立刻就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很高的评价，即使多年之后，发生了钱伯斯脱党，希斯案这些事件后，美国的左翼文艺界象小说家Albert Halper和批评家Granville Hicks还是认为钱伯斯的小说属于美国共产主义文艺运动的最高成就之一。

随着读者对这些小说的热烈反应雪片式 的到达New Masses，钱伯斯也重新共产党的组织的重视，成为New Masses和其它几本左翼杂志的编辑，还是共产国际组织的工人电影联合会的委员。这时随着大萧条带来危机的持续深化，美国的文艺界大幅度向左转，钱伯斯也就成了纽约文艺界的明星。1932春天，钱伯斯成为New Masses的主编，工资每周15美元。这时美国许多最好的作家在New Masses投稿，象普利策奖得主Katherine Anne Porter，John Dos Passos，Langston Hughes等，因此尽管收入不高，钱伯斯觉得这是很高的荣誉。在担当New Masses主编期间，钱伯斯紧跟斯大林主义的路线，对于思想上偏离党的正统思想的稿件拒绝发表。

1932年，在钱伯斯编辑了三期 New Masses后，接到命令到前任美共总书记Max Bedacht那儿报告。Max Bedacht告诉钱伯斯，党决定安排他从事特殊工作。在这之前，钱伯斯并不知道美共下属有间谍组织，更不知道Max Bedacht是OGPU(克格勃前身)在美国的总负责人。美共看重钱伯斯，让他从事间谍活动的决定，看上去有点怪，因为他已经在文学界有了相当的名气，突然消失，容易让人生疑。但他的优势在于这时的美国共产党成员大多数是来自欧洲的移民，而钱伯斯是WASP，常青藤大学教育出来的，更容易渗透进美国的政府组织。而且这时德语仍然是共产国际的国际语言，钱伯斯出色的德语能力让他更容易同共产国际派来的联络员交流。钱伯斯向Max Bedacht提出需要时间考虑是否加入间谍工作。回家后同妻子Esther商量，Esther觉得风险太大，让他拒绝掉。但是当钱伯斯同Max Bedacht再次见面时，Bedacht告诉他他已经知道的太多，选择只能是要么同意，要么退党。钱伯斯选择接受安排，从事地下工作，随后就辞去了New Masses主编的工作，进入地下，地下组织给他的工资是每月100美元，到1937年时，他的工资涨到每月165美元，另外每月可以报销200美元开支。钱伯斯还熟悉了地下工作规定，比如接头时不要直达，而是要做地铁或公共车，转好几个弯路，防止跟踪。但钱伯斯很快就发现这些规定没什么必要，美国30年代反间谍的工作几乎不存在，同钱伯斯工作过的一个苏联间谍后来回忆说，那时即使胸前挂着个牌子说我是间谍，也很可能不会被逮捕。

钱伯斯开始的直接上级领导是从苏联派来的Aleksandr Ulanovsky。钱伯斯很喜欢Ulanovsky，在他的自传里称Ulanovsky是认识的俄国人中他唯一亲密的朋友。Ulanovsky这时36岁，是来自克里米亚的犹太人。之前在中国工作，是鲍罗廷的副手，1930年上海中共党中央被破获后，逃离中国，这时同他28岁的妻子Nadya一起，分配到美国工作。Ulanovsky夫妇最初对被分配到美国不太高兴，觉得是降职，因为这时共产主义革命的重心是在中欧，东欧以及亚洲。而且他们由于苏联的宣传，认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野蛮的荒原，象Upton Sinclair小说屠场描述的那样。但是来到美国他们才发现即使在大萧条期间，美国社会在物质上也是极大的丰富，渐渐的爱上了在美国的生活。这时美国的共产党员包括钱伯斯对苏联存在着浪漫主义的想像，在同Ulanovsky夫妇的交流中有时就会出现一些尴尬的场面。一次，Nadya和钱伯斯一起坐长途公交车，路过一个小城市，Nadya说: 美国人真幸福啊，他们住的地方多美啊。即使这样一个小城市，也象纽约一样有自己的摩天大楼。据Nadya回忆，这时钱伯斯马上粗暴的打断她，说"在这样一个地方居住是很可怕的，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个性"。可能Nadya的话钩起了钱伯斯 对自己在Lynbrook童年的回忆，因此反应才这么强烈。

当来自欧洲的客船停靠纽约后，Ulanovsky的手下，一个叫做Henry的情报员就会同钱伯斯接触，交给他一封信，然后钱伯斯再转交给Ulanovsky。这封信表面上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对魏玛德国政治情况的普通报道，但是信纸上包含着用隐形墨水写的第二封信。将这张纸浸到药水中后，俄国字母就会显现出来，是来自Ulanovsky在GRU上级的指示。Ulanovsky阅读之后会把信烧掉。

Ulanovsky这个组主要的任务是从事同共产国际的通讯，但有时也会进行一些军事和工业间谍活动。Moishe Stern曾经吹嘘他从美国陆军那儿搞到过一辆坦克。他把坦克全都拆成零件后，邮寄运到莫斯科。钱伯斯的工作没这么刺激，他的工作包括收集美国专利局的出版物以及技术小册子，邮寄到莫斯科。苏联方面觉得这些技术信息很宝贵。还有好几次，他被派到New Haven，拍摄美国最新潜艇的图纸，但是由于他被派去接触的那个人向FBI坦白，没能成功。还有一次，钱伯斯试图说服Picatinny Arsenal的一个职员将一些文件偷出来，但也没有成功。

1933年Ulanovsky在美军的内线Robert Osman被捕，加上一些其他的行动包括制造美元伪钞遭到失败，Ulanovsky夫妇被召回。他们夫妇这时已经爱上了美国，并不愿离开，而且他们的女儿也出生在美国。在给他们送别的时候，钱伯斯交给他们一封信，希望苏联能够把翻译出版自己小说的版税付给他。Ulanovsky离开美国后被安排到丹麦工作，1935年被捕，入狱2年，夫妇俩随后回到了苏联。1948年Nadya Ulanovsky被捕，罪名是同她有接触的一个美国记者的小说里，以她为原型的一个人物对苏联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Nadya被判劳改营15年。他的丈夫写信给斯大林提出抗议，随后被判10年。1956年赫鲁晓夫执政时他们才被释放。

惠特克钱伯斯小传 (四)

美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成功的间谍Harold Ware 1889年出生于Woodstown, New Jersey。他的母亲Ella Reeve Bloor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美国工人运动中，是美国社会党最早成员之一，也是美国共产党的建立者之一。Harold Ware于宾州州立大学毕业，专业是农业。1921年为了研究美国农业工人的生活状况，加入了美国的流动农业工人大军，6个月的时间，沿着小麦收割的路线，一个农场接着一个农场，从美国南部到中西部再到西北部，和这些农业流动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吃住。这次经历确立了他在共产主义运动里农业专家的地位。1922年，俄国发生大饥荒，好多美国人捐款，还有一些人象钱伯斯那样考虑到俄国参加救助。Ware更进一步，他筹到7万5千美元款子，买了9台拖拉机，带着20车美国最新的农业用具，加上加拿大的黑麦种子，从美国的North Dakota开到俄国，在那儿建立模范农场。苏联政府对Ware的行动很欢迎，列宁在真理报发文，称他的行动是特殊的壮举。但是他所建立农场所属的苏联农民对他的做法却不太以为然，但是Ware不气馁，坚持教会了这些农民农业机械的使用方法以及美国最新的农业技术。

1931年Harold Ware离开苏联，来到华盛顿。20年代时他一直是美国农业部的顾问，因此有很多关系。他建立了一个研究机构Farm Research Inc，出版了一份月刊Facts for Farmers。这份月刊有大量的农业经济数据，在美国左翼农业政策研究圈子里有很高的声望。农业是罗斯福新政的重点，司法部下属的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 (AAA), 也就成为罗斯福新政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吸引一大批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一般都是从美国名校毕业，专业是法律或经济学。政治观点上属于自由派，相信政府的作用，认为政府总的来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些年轻人中包括Abe Fortas(后来的最高法院法官)，Thurman Arnold, Telford Taylor(纽伦堡审判的美方的总检查官), 他们后来都有很辉煌的事业，也包括John Abt, Lee Pressman, Nathan Witt 以及Alger Hiss这些同样是很有才华的年轻人。AAA成为了Harold Ware发展共产党员的富饶的土壤，到1934年在华盛顿发展了7个共产党小组，大约有70多人。由于共和党这时已经开始攻击罗斯福新政是伪装下的社会主义，这些小组成员对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都是严格保密，因为一旦泄露的话，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尤其是Ware的核心小组成员，Ware期待他们会有很好的政治前途，因此保密纪律也最严格，他们在公开场合不能和左翼激进团体接触，不能在报摊上买New Masses，不过在小组内部可以传阅工人日报，组织学习共产主义理论。而且他们同其他小组的成员完全隔离，防止暴露身份。

这时Harold Ware的领导是在纽约的Josef Peters。Josef Peters是匈牙利人，在一战中得过好几枚战斗勋章，1918年加入共产党，1924年被派到美国，1933年成为美国共产党地下间谍组织的总负责人。Peters给Ware的组织安排了两项任务，第一是间谍工作，他们要将政府文件复制下来，转到纽约的总部，最终转到苏联。第二个更重要的任务争取在政府中升到更高，更重要的职位，影响美国国家政策的制定。Peters的梦想就是有一天，Ware核心小组的成员能够占据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这些重要部门的高级职位。

1934年夏天在曼哈顿，Peters介绍钱伯斯认识了Harold Ware，钱伯斯的主要工作也就成为负责Ware和Peters通信的联络员。7月初，他搬到华盛顿，暂时住在Harold Ware妹妹家里。随后Ware把他介绍给了核心小组的成员，钱伯斯使用的是化名卡尔(Karl)。开始钱伯斯的工作是收集党费，每人每月3到4美元(小组成员的工资大致是每年3，4千美元)，随着他对成员的了解加深，开始从事更重要的工作。

钱伯斯负责的这个小组共有八个人，接下来我把他们的简历简单列一下

Alger Hiss: 希斯案的主角，1904年出生，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罗斯福的好友后来的最高法院法官Felix Frankfurter的得意门生。在担任最高法院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的clerk后，进入波士顿最有声望的法律公司Choate, Hall & Stewart。1933年加入司法部，在AAA工作。1936年，转入国务院，担任副国务卿Francis B. Sayre(威尔逊的女婿)的助理，随后职位逐渐上升，1944年开始负责联合国的筹建，级别相当于副国务卿，1945年参加了雅尔塔会议，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时担任临时秘书长。1946年从国务院辞职(原因后面再谈)，担任智囊机构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president，他的任命是基金会的主席，后来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决定的。他再往后的情况后面详细谈。

John Abt: 1904年出生，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毕业。1933年至1935年在AAA工作。随后在WPC(Works Project Administration)和SEC任职。1937年担任美国参议院民权委员会法律总顾问。1937年至1938年任司法部部长特别助理。1938年-1948年，担任美国纺织工人总工会的法律总顾问。1948年总统大选，担任前任副总统Henry Wallace的进步党的法律总顾问。1963年Lee Harvey Oswald刺杀肯尼迪被捕后，曾要求John Abt担任他的律师。不过接下来他很快就被Jack Ruby所枪杀，John Abt替他辩护的情况没能实现。

Donald Hiss: 1906年出生，Alger Hiss的弟弟。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同样担任过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的clerk。1933年到1938年在PWA (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国土资源部和劳动部担任法律顾问。1938年Donald Hiss进入国务院，1944年任当时的副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 的总助理。1945年从国务院辞职，进入华盛顿的法律公司Covington, Burling, Rublee, Acheson and Shorb (艾奇逊是公司的主要合伙人之一)。1947年成为公司的partner。1976年退休。

Charles Kramer: 1907年出生，纽约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1933年加入AAA，1935年负责建立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在任上提拔林登约翰逊为得克萨斯分部总管，成为约翰逊在政治上迅速崛起的重要跳板。1937年至 1942年任参议院民权委员会高级调查员，以及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调查员。1942年任财政部下属的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的首席经济学家。随后担任参议院多个委员会的经济学顾问。1948年由于被怀疑为共产党间谍辞职，随后在进步党工作。

Victor Perlo: 1912年出生，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硕士毕业。1933年担任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的统计分析员。1935年转到Federal Home Loan Bank Board负责房屋贷款的统计分析。1939年进入商业部担任高级经济学家。二战美国参战后担任WPB(War Production Board)下属统计分局飞机制造分项的主管。1945年进入财政部，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筹建。1947年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党员而辞职。

Lee Pressman: 1906年出生，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1933年进入AAA担任法律顾问。1935年离开政府，担任工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和Steel Workers Organizing Committee的法律顾问。1948年因为被揭发是共产党间谍被解雇。

Nathan Witt: 1903年出生，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1932年进入AAA，1935年任NLRB(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的助理法律总顾问。1937年任NLRB的secretary(NLRB公务员的最高职位)。由于他的共产主义观点，引起很大争议，1940年辞职。随后成立自己的律师公司，主要是在劳资纠纷中代表工会。

Henry Collins: 他的简历我没能查到，只知道1905年出生，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他是Ware小组的treasurer，在钱伯斯来之前负责收党费。

Ware小组还有两个人，同钱伯斯没有直接接触。

Harry Dexter White: 1892年出生，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1934年进入财政部，1941年任财政部部长Henry Morgenthau的特别助理，负责处理国际经济事务，随后被升为财政部副部长。White最重要的成就是1944年作为美国代表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主导是White和英国代表凯恩斯。由于美国压倒性的经济优势，最终的谈判结果基本上来自White的方案，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以美元为主导，将美元同黄金挂钩的国际金融体制，1971年随美元同黄金脱钩而结束。但是当时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到现在仍然是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46年，White代表美国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1948年司法部部长Tom Clark召集大陪审团，调查关于White是苏联间谍的指控。1948年8月13日，White在HUAC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作证，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随后不久心脏病发作，8月16日死去。关于他是苏联间谍的案件也随之终结，没有象希斯案对美国政治，文化发生那样大的影响。90年代冷战结束后，俄国解密的档案以及VERONA证明White确实是苏联间谍。

Nathaniel Weyl: 1910年出生，父亲Walter Weyl是The New Republic的创建者和主编，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后在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习。1933年进入AAA，同年加入共产党。1939年退出共产党，同时转到联邦储备委员会拉丁美洲研究组工作。1952年希斯案结束两年后在参议院作证，证明希斯确实是间谍。他向参议院提供的Ware小组的名单除了Donald Hiss外，同钱伯斯提供的名单相同。

从这些人的简历可以看出，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常青藤，尤其是哈佛大学毕业，同1925年钱伯斯入党开会时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英语口音有天壤之别。钱伯斯被选来做这个组的联络员，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自己在常青藤的背景以及在文学界，知识界的声望，可以得到他们这些人的尊敬。导致这些人转向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大萧条，让他们觉得资本主义没有希望，是死路一条。但同时，他们并不是特别狂热的革命者，对自己在罗斯福新政的事业和升迁非常重视。而Peters和Ware也更重视他们这些人长期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因此正是合适。同时他们在公共场合需要伪装，不能透露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也需要相当的自制力。

在担任华盛顿Ware小组的联络员的同时，钱伯斯在纽约的新的上级也被共产国际派了过来，名字叫Bill，是个爱沙尼亚人。他的任务是在英国建立间谍组织。准备工作之一是要伪造大量的美国护照。美国护照受到青睐是由于美国有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这样共产国际的间谍即使英语说的很差，也不会引起怀疑。伪造的方法是J. Peters安排了好几个人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翻阅美国各地的报纸，查询婴儿死亡的讣告，发现同间谍出生年月相近的就记录下来，接下来用这个名字向所在地的公共记录部门发信，要求一份出生证明的文件，然后用这份出生证明申请护照。这个方法看起来简单但非常好用，地下组织可以1个月搞到100份美国护照。

钱伯斯还涉及到了苏联在日本的间谍活动。从1933年开始，苏联开始向日本派遣间谍，其中最有名的是Richard Sorge，他的伪装是纳粹德国的记者，可以说是20世纪最成功的间谍之一。苏联这时计划在日本建立平行的组织，这样可以和Sorge提供的情报相核对。在纽约John Sherman被选为进行这个行动。钱伯斯的任务是为他提供伪装，是个新闻机构，American Feature Writers Syndicate。钱伯斯帮助提交了公司注册的文件，并且联系到了New York Post同意发表Sherman (现在的化名是Charles Chase)的新闻稿。

1935年Bill 准备派钱伯斯到英国。J. Peters给他搞了本护照，名字是David Breen。钱伯斯流着小胡子，同他的文学经纪人Maxim Lieber(也是共产党间谍)一起到英国领事馆证明Breen是Lieber在英国的代表。由于这很可能是个长期行动，钱伯斯要求妻子Esther和刚出生的女儿Ellen一起前往。Esther的护照相对容易，只要发动Peters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研究队伍找到和她年龄相近的女性很快就搞到了，名字是Edna Rogers。Ellen要困难一些，因为她的护照上必须列出是David Breen和Edna Rogers的孩子。但是这也难不住Peters，他在新泽西，大西洋城市政府有内线，就安排这个人在市政府的出生记录上加上Ursula Breen的名字，以及合适的出生信息。

正当钱伯斯一家准备向伦敦出发时，传来了Harold Ware车祸身亡的消息。钱伯斯到英国的任务被中止。华盛顿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他。

惠特克钱伯斯小传（五）

1935年8月13日，Harold Ware在宾夕法尼亚的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同一辆运煤的卡车相撞，第二天死在医院里，不满46岁。Ware小组陷入混乱，一切活动都暂时停止。J. Peters 来到华盛顿，重新组织Ware小组，钱伯斯到英国的任务被中止，他的主要职责变为负责Ware小组的联络和情报传递。

这个时候，随着纳粹在德国上台，欧洲的形势变得紧张起来，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部署也严重威胁着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尤其是1936年11月，德国，日本，意大利同盟，签署反共产国际的条约后，苏联对德国和远东的情报特别的需要。钱伯斯在国务院的内线这时候就给他提供了大量的电报，备忘录以及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其中许多来自美国驻外的使馆和情报组织。钱伯斯同他的内线的接头一般是在公共场合，比如咖啡店，公园等。钱伯斯收到文件后很多时候需要复制，然后再约定见面将原件还给内线。那时复印机还没有发明，最快的复制方法就是摄影。钱伯斯需要开车从华盛顿赶到巴尔的摩，到美共党员提供的一所公寓里，拍照，清洗胶片。交还原件后再开车到纽约把胶片交给他的上线，由他们再转到苏联。由于文件的数量越来越大，忙不过来，钱伯斯就申请配备了一个专业的摄影师，自己只负责传送文件和胶片。后来又增加了第二个摄影师。

这时钱伯斯联络的下线除了Ware小组外还包括财政部的一些官员以及国家标准局的一名化学家，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外贸协议局的经济学家Julian Wadleigh。Wadleigh 1904年出生，牛津大学毕业，回到美国后在农业部担任经济学家，30年代中期加入美国共产党。据Wadleigh的回忆，第一次同卡尔（钱伯斯的化名）见面的时候，觉得他其貌不扬，又矮又胖，但是却显得很有威严。Wadleigh很快就对钱伯斯产生了好感，两个人每个星期都在华盛顿见面。一次在吃饭时，聊起了中国的政治现状，钱伯斯对中国政治了解之深入让Wadleigh感到惊讶，觉得钱伯斯肯定在中国呆过很长时间。

1936年夏天，钱伯斯的上线Bill突然消失，后来钱伯斯才知道他被召回了莫斯科，不久就遭到处决，成了大清洗的牺牲品。钱伯斯新的上线叫Boris Bykov，是GRU的间谍，在欧洲有15年的地下工作经验。Bykov有40多岁，和钱伯斯身高差不多，几乎不会说英语，而且德语的口音也不太好懂。钱伯斯对Bykov很不喜欢，觉得他既胆小，还经常情绪波动很大。他对钱伯斯似乎也不太信任，经常对他的政治思想和以前的地下工作经历进行盘问。

1937年初，钱伯斯在纽约遇到了以前在工人日报的同事John Sherman。Sherman刚从莫斯科回来，显得非常紧张不安，很快就向钱伯斯把苦水倒了出来。原来Sherman到苏联后，由于以前属于布哈林一派，尽管没进监狱，但是吃住的待遇很差，而且象贱民（untouchable）一样，没人敢跟他们这些美国来的以前的布哈林派说话。这时大清洗已经在苏联大规模展开，Sherman对每天心惊胆战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提出要回到美国，在同NKVD（OGPU的改组，同样是克格勃的前身）交谈后被批准离开苏联，派他到英国工作。但Sherman实在不愿留在共产党里，这时就希望钱伯斯帮他离开地下组织。钱伯斯同意后就找到Bykov，提出了Sherman的请求。Bykov虽然很生气，但是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一个星期后，他让钱伯斯转告Sherman，说他辞职的请求已经得到批准，但是需要Sherman同NKVD的代表见一下面。Sherman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慌了神，他确信同NKVD见面就意味着要被处决，马上就跑到了加利福尼亚，还带走了本来让他在英国工作的5000美元经费。

Bykov并没有因为Sherman的事情对钱伯斯进行责备，相反由于钱伯斯在华盛顿工作的成绩增加了不少对他的尊敬。为了增大成果，他向钱伯斯提出给他的下线提供现金的奖励。钱伯斯马上反对，这些人做间谍工作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信仰，现金的奖励反而会让他们觉得是侮辱。Bykov改为花600美元买了4条比较高级的地毯，作为礼物送给了4个钱伯斯的下线：Abraham George Silverman, Alger Hiss, Julian Wadleigh 和Harry Dexter White。接下来钱伯斯把他们四个召集到纽约同Bykov见面，Bykov向他们指出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亚洲疯狂扩张，其他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英美法）则袖手旁观，只有苏联勇敢的和法西斯主义对抗，才是人类未来的希望。Bykov的讲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4个人当场都表示接下来要特别努力，帮助苏联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

钱伯斯在传递情报的同时，有时候也读一下自己经手的文件。发现这些文件其实价值并不大，没什么特别的军事机密，这一方面是由于钱伯斯下线的地位还不是很高，没有能力接触到最重要的机密，不过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观。Bykov对此不太满意，1937年底，他让钱伯斯安排自己和Wadleigh见面。Wadleigh还带着些书生气，他交给钱伯斯的最早的文件里包括自己花了很大精力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Bykov细心的给他解释，党不需要他对世界经济的分析，需要的而是机密的情报。后来Wadleigh在对国会和FBI作证时提到听到这番话他感到有些失望。Bykov还向他提出Wadleigh应该多考虑一些升职的问题，更高的职位意味着能接触到更机密的文件。但是Wadleigh尽管是个很好的经济学家，人际关系这方面却比较差。平时不修边幅，也不懂small talk，他对国务院上层的社会精英也挺鄙视。但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Wadleigh同意有所改变，结交好同国务院上层的关系。

1937年底，在华盛顿美国联邦政府的间谍网络之外，Bykov还建立起了一个工业间谍的组织，其中包括Morris Asimow，是US Steel的一名金属学家。他通过钱伯斯传递了他自己参与发明的一种钢材合金的公式。还有Franklin Victor Reno，是美国陆军弹道研究实验室的一名统计学家，他向钱伯斯提供了美国最新机枪及大炮一些数据。

尽管从事的是间谍工作，钱伯斯和他的下线对他们的安全却并不怎么担心。30年代时，罗斯福政府对政府安全的工作非常的疏松，尽管联邦政府里有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一些政府官员是共产党员是公开的秘密，但是罗斯福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个人觉得这是由于自由派对政府力量的信任同共产主义的思想有着天生的接近，因此他们对共产主义虽然不完全同意但还是有一定的好感。我读的这本钱伯斯传记作者Sam Tanenhaus则认为主要问题在于罗斯福新政政府扩张太快，对公务员安全审查没能跟得上。这个问题在冷战开始后也成为保守派共和党同自由派对罗斯福新政遗产激烈争论的核心之一。保守派指责共产党的渗透是罗斯福新政国家权力恶性急速扩张的必然结果，而自由派则反驳说，正是罗斯福新政对资本主义的改革才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崩溃，使美国免于陷入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噩运。

尽管他在华盛顿的间谍活动蒸蒸日上，情报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钱伯斯对共产主义，对苏联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1937年到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和大审判达到了顶峰。一个又一个老的布尔什维克被拽到法庭上，公开承认反党，反共产主义的活动，其中包括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这些以前苏共的领导人。现在的估计，大清洗共处决了超过2百万人。钱伯斯在Lovestone被清洗时差点被开除出党，他还同一些托派保持着关系，加上身边Bill和John Sherman的例子，钱伯斯对自己的安全也有了很大的忧虑。

还有就是西班牙。30年代中期，西班牙内战是全世界左派关注的焦点。当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武装弗朗哥的时候，苏联政府作为唯一对西班牙共和政府提供军事和物资援助的大国，极大提高了其在左派知识分子中的形象，苏联似乎也成为能够对抗法西斯主义扩张的唯一有效的力量。但是苏联的大清洗这时也蔓延到了西班牙，受苏联控制的西班牙共和政府这时对其内部以及国际纵队的托派分子进行清洗，大批被处决或暗杀。在国际纵队战斗的英国作家George Orwell，也是在西班牙目睹了对托派分子的审判和处决后，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坚定反对者。

而这时Bykov得知钱伯斯从未去过苏联后，多次要求他到莫斯科去报到学习。在钱伯斯反复拒绝后，1937年底，又要求钱伯斯参加Mar Cantabrico行动。当时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货船Mar Cantabrico停靠在纽约，载着价值2百万美元的武器。Bykov要求钱伯斯加入Mar Cantabrico的船员，保证武器运到共和政府手上。钱伯斯没有受过任何军事或航海的训练，他到船上能发挥什么作用不得而知。钱伯斯意识到这一行动极其危险，直接拒绝了Bykov的要求。1938年3月Mar Cantabrico出航，弗朗哥派通过在美国的间谍获得其行程及通讯方法，无线电频率等全部情报。Mar Cantabrico靠近西班牙后就被弗朗哥的军队截获，船上的船员全部被处决。钱伯斯得知消息后怀疑Bykov想用这个方法干掉自己。

惠特克钱伯斯小传（六）

1937年夏天，钱伯斯已经开始考虑脱离地下组织，脱离共产党。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脱党对他本人以及他的家人都可能意味着很大的人身危险。

Ignace Reiss 1899年出生，1920年加入GRU（军机情报处）工作，在欧洲从事间谍活动，1927年获得红旗勋章，1932年担任NKVD在瑞士间谍工作的总负责。从1936年开始，他在欧洲从事间谍工作的同事或朋友陆续返回莫斯科，不久就都被处决或失踪。1937年7月，Reiss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公开信，谴责大清洗的暴行，指责斯大林是革命的叛徒。他还随信退还了他的红旗勋章，因为同屠杀工人代表的刽子手佩戴同一勋章，对他是一种侮辱。之后Reiss和他的妻子和儿子在瑞士的一个小村子里躲藏起来。9月4日，他的尸体在洛桑附近的公路边被发现，身上有15处机枪弹孔。为了这次暗杀任务，NKVD共花费了30万法郎。

11月NKVD在Hague的负责人Walter Krivisky，来到巴黎，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谴责斯大林并宣布脱党。Krivisky是Reiss的好友，Reiss向苏共发表公开信前和他讨论过很长时间，Reiss脱党后，NKVD命令他暗杀Reiss，遭到他的拒绝。Krivisky脱党后，NKVD派多批人对他进行追杀，1938年底，通过美国驻法大使William Bullitt的帮助，来到美国，出版了一本揭露斯大林统治的书In Stalin's Secret Service。1941年2月10日，死于华盛顿的旅馆里。官方调查结论是自杀，但很多人认为他是被苏联特工暗杀。

其他这一时期公开脱离共产党的还有，Fyodor Raskolnikov，1921年至1923年任苏联驻阿富汗大使，1938年拒绝被召回国，1939年出版了Open Letter to Stalin。不久坠窗身亡，历史学家怀疑是被暗杀。Alexander Barmine ，在苏联驻希腊大使馆担任情报工作，从1936年开始，他在雅典外交和情报部门的上级一个接一个被召回苏联，不久都被逮捕枪决。1937年在NKVD多次督促他回苏联后，从雅典跑到巴黎，出版了Memoirs of a Soviet Diplomat。1940年来到美国，后来加入美国陆军，战后一度在美国之音工作。

同样是这一时期，1938年2月，托洛茨基的长子Lev Sedov阑尾炎发作，被伪装为他的朋友的NKVD特工Mark Zborowski安排进同苏联情报组织有关系的巴黎的一家私人诊所，阑尾切除手术后出现并发症，不久死亡。现在的一般看法他也是被暗杀。（托洛茨基本人1940年在墨西哥被苏联特工暗杀，托洛茨基的次子Sergei Sedov1937年死于苏联的大清洗）

钱伯斯的重要性比不上这几个欧洲的情报人员，但他是苏联在美国间谍组织的重要一环，据他后来估计他知道75个美共在华盛顿的地下党成员，他们中许多比如Ware小组的成员这时在罗斯福新政里已经升到了比较高的位置，他的脱党将使这些人都面临被暴露的危险。而且钱伯斯脱党的话，他的家人同样会面临很大的危险。对Reiss凶杀案的调查发现来自苏联特工的一盒包含剧毒番木鳖碱巧克力，很可能目标是Reiss的儿子。

如果钱伯斯想脱党，又想保证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的话，一个办法是寻求美国政府的保护。这个方法的问题是钱伯斯是美国公民，一直从事的是针对美国政府的间谍活动，钱伯斯担心坦白后自己面临的会是被逮捕和起诉的命运，而这时美国间谍罪最高可以判20年。另外，向美国政府坦白，就要全部交待出他的内线。这些人很多是钱伯斯的朋友，钱伯斯对他们还是很有感情，有些还是他吸收进地下组织，把他们交待出来，钱伯斯觉得良心上不安。钱伯斯并不想当英雄或殉难者，他只是想脱离地下工作，能够过上普通人的正常生活。

排出掉这些，钱伯斯唯一的选择就是暗地里秘密准备，在脱党时能让情报组织有所顾忌，不敢向他和他的家人报复。首先他需要一份公开的工作，他从进行地下工作后就销声匿迹，哪天失踪了的话，连个注意到的人都没有，于是他利用他的关系在WPA（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找了份工作，在National Research Project那担任汇报编辑，负责汇编美国全国的铁路资料，工资1个月160美元。1937年10月，他将他4岁的女儿Ellen在巴尔的摩挺有名的一家幼儿园入学，他的妻子Esther也在这所幼儿园兼职，教授绘画和雕塑。

1937年11月，钱伯斯向Bykov随便提到他的那辆二手车福特，在华盛顿到纽约的奔波中已经快散架了。Bykov同意帮他想办法，不久给了他2000美元。几天后Esther花了500美元买了一辆新车，用她自己的名字注册，这样如果需要的话，钱伯斯一家有了可以长途跋涉的交通工具。12月，钱伯斯在巴尔的摩海边租了一间新的公寓，从房间的窗户上，马路两边的动静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钱伯斯和全家搬进去后，却没有将新的地址告知地下组织的任何人。这时，大清洗的黑手已经蔓延到了美国，钱伯斯必须加紧他的准备工作。

惠特克钱伯斯小传（六）

Arnold Ikal，1906在拉脱维亚出生，1927年进入苏联军事情报组织工作。苏联红军的第四处的主管，Jan Berzin也是拉脱维亚人，对Ikal特别照顾。1928年开始，Ikal在德国工作，由于他的不小心，暴露了一个同事，原本应该受到严重的处分，但是受Berzin保护，1932年5月，被派到美国工作。

Ikal到美国的主要任务是获取美国护照。这时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情报组织大量被破获，对美国护照需求量特别高。Ikal到达纽约后同J. Peters谈得很投机。前面提到Peters已经有一支很有效的获取美国护照的队伍，这时就同Ikal达成协议，由Peters提供护照，Ikal向莫斯科虚报开支，多领下来的钱两个人分成。

美国东北部移民工人归化为美国公民也是获得美国护照的一个好的途径。这些移民工人的组织由Max Bedacht控制，不让Ikal插手，J Peters 就让钱伯斯帮助疏通疏通。这是钱伯斯和Richard（Ikal的化名）第一次见面，同其他苏联间谍特别谨慎不同，Ikal选择的见面地点是游客聚集的洛克菲勒中心边上的Morningside Park，把通常的安全措施都抛到了一边。曼哈顿中心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夹着公文包，在Fifth Avenue溜溜达达，浏览橱窗里的风景。Bykov知道他的习惯后特别生气，对着他大发雷霆。

Ical虽然是犯了错误被贬到美国，但是日子却过得很自在，主要工作由Peters来做，得的钱却很不少。在1933年他在共产党组织的社交活动上认识了25岁刚离婚不久的Ruth Braman，Ruth是在共产党组织Unemployment Council作秘书。两个人很快就有了好感，几个月后，Ikal告诉了Ruth自己地下党的真实身份，Ruth加入了纽约公共图书馆获取护照的队伍，1934年底，Ikal成为美国公民，用的名字是Arnold Adolph Rubens， 来年5月，两人结婚。

这时Ical的生意是蒸蒸日上，每个月从各个渠道能搞到100份护照。他和Ruth在长岛的Jamaica Bay有了第二套夏天度假的房子，有了佣人，有两辆车，一艘摩托艇，他还加入了一家网球俱乐部。1936年春天夫妻两人还去了一趟莫斯科，他的上级对他出色的工作给与了大力的赞扬。他回到纽约后是春风得意。

1937年7月，Jan Berzin从西班牙被调回莫斯科，8月份，Ikal也收到了让他到苏联汇报工作的命令。感觉到可能有危险，就想办法拖延，但1个月后收到他收到了Berzin的来信，告诉他一切都好，让他快来苏联。Ikal也就放了心，但事实上Berzin这时已经被控制起来，1938年5月正式被逮捕，7月29日被处决。

10月16日，Ikal和Ruth从纽约出发，坐船驶往莫斯科。他们随身携带着两份护照，一份是Arnold Rubens夫妻，一份是Donald Robinson夫妻。出发前J. Peters劝说Ikal在形势不明朗前，将妻子和孩子留在美国，Ikal最后同意将他的女儿留在她在费城的外祖父母那儿，但是他希望Ruth的美国公民身份能够保护自己。11月5日，夫妻两人到达莫斯科，住在National Hotel，不过并没有在隔壁的美国大使馆注册。不久，Ikal突然生病，被紧急送往了医院。1个星期过去之后，Ruth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旅馆的服务人员不告诉她医院的名字和地址，只是说他得的是肺病，不能有任何探视。异常焦虑的Ruth "Robinson"，找到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美国驻苏联临时大使Loy Henderson派人到National Hotel寻查失踪的美国公民Donald Robinson的去向，旅馆经理的回答是他什么也不知道，包括Robinson现在是否真在医院里。第二天，当Henderson派的人再次来到旅馆时，Robinson夫人也不知去向，旅馆工作人员只知道她带着她的随身物品上了一辆轿车。Henderson向苏联外交部询问，也没有结果。最终在美国外交压力下，苏联政府承认Robinson夫妇两人都被关押在莫斯科的监狱里。这时Robinson夫妇的命运的新闻已经上了美国报纸的头版，苏联的外交部长Maxim Litvinov辩解说这夫妻两人并不是多么清白，他们是托派分子，到苏联是来搞破坏的。

但对美国政府来说，即使他们确实是托派分子，他们也还是美国公民，按照1933年美苏建交条约，美国公民在苏联不能没有事实证据就随便被逮捕，在逮捕审判的法律过程中，美国公民有权要求律师来代表或帮助。最终1938年2月20日，苏联方面允许Henderson在Butyrka 监狱同Ruth见面。Ruth脸色比较苍白，但穿的比较还整洁，Ruth没有对监狱条件作任何抱怨，也没有向美国大使馆要求任何帮助，包括法律建议。

随着美方的调查，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了事实的真相：Robinson夫妇的两套名字，伪造的护照，以及纽约那支伪造护照的队伍。他们也了解到Donald Robinson并不是美国公民，而是苏联间谍，但他的妻子Ruth确实是美国公民。1939年4月，在美方的坚持要求下，苏联终于同意开始了对Ruth Rubens的审判。整个审判持续了45分钟，6月9日，Ruth以伪造文件，非法进入苏联罪，被判刑18个月。由于她在监狱里已经待了18个月，宣判的第二天就被释放。6月19日，Ruth来到美国大使馆，表示并不想回到美国。部分原因是这时美国司法部在纽约调查伪造护照的这个团伙，部分原因是她想留在苏联帮助她丈夫出狱，10月10日，她成为苏联公民，搬到了基辅，她此后的下落我们不得而知。Ikal则在12月承认参与了Jan Berzin的拉脱维亚法西斯组织，被判10年，1942年死于劳改营。

通过国务院内线提供的文件，钱伯斯对Rubens Robinson案件的动向了解的非常清楚。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这是Ruth在1938年6月6日给NKVD的主管Nikolai Yezhov写的一份信。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7/nov/09/news/mn-51913

June 6, 1938

Dear Comrade Yezhov,

I regret very much that I must trouble you, for I realize how very busy you must be. However, I am faced with problems which force me to ask your help. I beg your indulgence.

As you may know, I am the American wife of Arnold Ikal, and not guilty of any crime, but merely the victim of circumstances. My family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my daughter. I left them rather abruptly and with no provisions for the future. Both my parents suffer from ill health. My daughter is only 8 years old. I last saw them on Oct. 10. They have heard that I am in prison but they do not know why. I know that they are all very much worried. I am very anxious indee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to let them know that I am well.

The investigator has been most kind and tried very hard to make things as pleasant as possible for me and I therefore feel deeply indebted to him and the organization he represents. I have been shown such remarkable human understanding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I really feel proud to be a member of the human race. One does not meet such comradely love in the United States. I therefore hesitate to complain, in view of my overwhelming gratitude for all the kindness, generosity and thoughtfulness I have experienced here.

I last conversed with the investigator March 16, almost three months ago. I am alone (which by the way I prefer), I have no books nor any other occupation. My occupation is thinking very unhappy thoughts. . . . Would you please try to arrange a meeting between the Investigator and me, and I am very anxious to know if I may communicate with my folks. . . .

There is another problem which I must come to you with. It is about conditions here on my floor with my attendants. They have some peculiar notion about me. I think they believe that I am guilty of some dastardly crime and bourgeois. I know their attitude and behavior is not due to any lack of courtesy or respect on my part. They play tricks, bark at me, sneer and jeer, which I would overlook, but they go further. They actually tamper with my food, ignore my requests and do so many, many mean little spiteful things. . . .

Can I ask you how long I have to stay here? I didn't press this matter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because I only wanted to help, being in such an unhappy situation. Yet I still very much want to be free, as I am sure you understand. Not long ago the investigator promised to bring my daughter to me, and also some of my furniture. Do you know if that is still a promise? The furniture of course is not that important. It would be of course a piece of New York and would remind me of my mother and the rest and would keep me from missing home, but I understand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to do. Most important is that I see my daughter. . . .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I don't want to run away, besides that, I don't speak Russian. I would have nowhere to go, I have no friends here. Besides that, I am watched all the time. I would be very grateful to be able to open the window more often.

I want to thank you again for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for me. When I felt my world fall out from under me, there were friends who gave me their help, which saved me from falling into despair and gave me the strength to face the future. It will always be in my memory, and will never disappear.

Sincerely yours,

Ruth Ikal

（Ruth不知道，她写这封信的时候Yezhov已经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NKVD实际上已经由贝利亚负责，1938年11月Yezhov被正式撤职，1940年2月4日被处决）

惠特克钱伯斯小传（六续）

在Rubens-Robinson 案件的同时，1937年12月，Juliet Stuart Poyntz突然失踪。Poyntz不仅是美国共产党中的老资格，而且公共知名度比较高。她1886年出生，Barnard College，牛津和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在大学里就从事争取妇女选举权等激进活动，1909年加入社会党，注意力转向工人运动。1919年加入刚成立不久的美国共产党。是Worker’s University的第一任校长，1926年作为Workers Party的候选人参选纽约州的Comptroller和Attorney General。钱伯斯入党，第一次参加活动就和她见过面。

1934年Poyntz开始销声匿迹，转为从事地下工作，Elizabeth Bentley就是由她吸收进间谍组织的（Bentley后来也是做交通联络员，她认识的地下共产党员比钱伯斯还要多。对于她后来我还会详细提到）。1937年6月3日，Poyntz离开Women’s Club后失踪，几天后她的律师Elias Lieberman向警方报案，警方来到她的住所后，发现一切都摆放得很平整，衣服，个人物品都在，护照在抽屉里，她的银行账户也没有动过。接下来的调查也没有发现任何她去向的任何线索。她的命运今天也还是个谜。

在共产党内部对Poyntz的去向也是议论纷纷，钱伯斯在自传中提到他听到的很多猜测，Poyntz是被苏联派来的暗杀小组绑架和暗杀的，原因是Poyntz由于大清洗的血腥，想公开退党，揭露斯大林的暴行，并且J. Peters对这次行动提供了很多帮助。后来Elizabeth Bentley 脱党，将她的所知向FBI全部坦白的时候，也提到苏联特工Jacob Colos和Anotoli Gromov在30年代末和1945年对她提到Poyntz是革命的叛徒，遭到了处决。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作为他身边同事Juliet Stuart Poyntz的神秘失踪大大加重了钱伯斯的不安。

同样也是在这段时间，钱伯斯的另一个朋友Dr. Philip Rosenbliett也遭到了被清洗的命运。Rosenbliett1888年出生于俄国，很小的时候随家庭移民到美国，后来成为牙医。1925年加入苏联情报组织，还去过几次苏联。1937年，被派回美国购买机枪的设备。他找到钱伯斯帮忙找一个懂专利法律的人。几天后，钱伯斯把他介绍给了Ware小组，现在已经离开罗斯福政府的Lee Pressman。没有料到，当Bykov知道后，非常生气，让钱伯斯不要再和Rosenbliett接触。原来Rosenbliett这时已经上了被清洗的名单，钱伯斯还发现NKVD专门派了一个人跟踪Rosenbliett。Rosenbliett的罪行是在莫斯科时，他是元帅Mikhail Tukhachevsky的牙医。Turhachevsky是俄国内战和随后的波苏战争的英雄，随着斯大林对权力巩固，军内高层全部遭到清洗，Turhachevsky于1937年6月11日被处决。另外Rosenbliett的妻子是美国托派领袖James P. Cannon的妹妹。前面提到的被关在莫斯科监狱里的Arnald Ical后来也供出Rosenbliett是他们法西斯团伙的成员，每月支取250美元。Rosenbliett此时好像也知道回莫斯科后等待自己的命运，在离开美国前，还特意去了一次女儿的墓地。他在1938年1月回到苏联后立刻被捕，1939年9月被判刑8年，1949再次被流放，他此后的命运我们不得而知。

1938年初，钱伯斯开始了脱党的最后准备。1月，由于National Research Project经费削减，钱伯斯丢掉了他在WPA的工作。由于从事地下工作后，钱伯斯的收入全部来自地下党，他现在必须找到新的收入来源。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翻译的老本行，自己既熟悉，如果需要四处躲避的话，也不太影响工作。他在文学圈里的联系现在已经剩得不多，终于通过他的老朋友，Meyer Schapiro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找到一份活，翻译红十字会的建立者Jean Henri Dunant的一本德语传记。试稿出版社很满意，商定报酬是500美元，预付250美元。

钱伯斯觉得Mount Royal Terrace那处房子还是不安全，在巴尔的摩接近农村的地方Old Court Road又转租了一处公寓，是一间大屋子，在小山顶上，各个方向的情况都可以收到眼底，房屋主人还养了一支警犬。接下来他雇了一个木匠，把这间屋子彻底封死，只留了一个开口，通道一个小阁楼上，他的孩子可以爬上去睡觉。

4月1日，Esther将车彻底检修了一遍，4月2日，她写信通知幼儿园，女儿Ellen暂时要离开那儿，但是希望秋天的时候能够继续入读。钱伯斯终于开始了脱离共产党和地下组织。随后的几天，全家人秘密的搬到了Old Court Road，Esther和孩子先走，钱伯斯雇了两个黑人，搬运行李和家具。4月11日，Esther到那家幼儿园，同学校谈论女儿未来的安排，钱伯斯则回到Mount Royal Terrace，取到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寄来的250美元的支票。4月15日，钱伯斯在华盛顿收到了最后一批政府文件，和往常一样，在摄影，归还原件之后，将文件交到了纽约，但是留下了一小部分文件和胶卷。这部分文件和胶卷后来是希斯案的焦点，我以后还会提到。

接下来，钱伯斯并没有按约定和Bykov见面，而是和Esther与孩子，开着那辆新买的车一直向南，从Petersburg, Virginia经过Sumter, South Carolina和Jacksonville, Florida，3天后来到佛罗里达的Daytona Beach，在沙滩边上租了两间平房，钱伯斯交了1个月的房租。安置好家人后，钱伯斯开始翻译书稿。每天晚上，在Esther和孩子入睡后，是钱伯斯工作最有成果的时间。不远处传来海浪冲击沙滩的声音，而屋里除了一台打字机，书稿和德语字典外，钱伯斯手边还有一把手枪。这时Bykov，以及莫斯科已经得知钱伯斯脱党的消息,并且已经开始有所行动。

惠特克钱伯斯小传（七）

Bykov很快就意识到了钱伯斯的失踪。他在和J Peters商量过后，派钱伯斯的文学经纪人Max Lieber到巴尔的摩去调查，Lieber回来汇报说，钱伯斯家空无一人，家具已经被全部清空。他又派人四处打听钱伯斯的下落，但是都没有结果。在他将钱伯斯脱党的消息汇报给莫斯科后，受到了严厉申斥。J. Peters马上就从华盛顿间谍活动主管的位置上被罢免，而Bykov也在1939年被调回莫斯科，在红军担任情报工作的教官。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他的前任Ulanovsky夫妇，据Ulanovsky的回忆，Bykov显得很颓废，风采全无，Bykov说他整天生活在被清洗的恐惧中。不过这时大清洗已经到了尾声，Bykov得以幸免。我查到的，苏德战争爆发后，他从事训练红军间谍的工作。

而钱伯斯一家在佛罗里达躲了一个月后，积蓄已经省得不多，5月22日，在把翻译稿寄出去后，一家人收拾好东西，离开Daytona，返回巴尔的摩。在离巴尔的摩不远的地方，钱伯斯买了一把双管猎枪和子弹，全家来到Old Court Road那所封得严严实实的房子。回到巴尔的摩看上去是个挺奇怪的决定，但钱伯斯在他的自传里解释说，他估计这时Bykov已经把巴尔的摩找了个遍，注意力集中在别的地方，这里反而是比较安全的。以后的几个月，钱伯斯一家都过着高度紧张的生活，钱伯斯白天睡觉，晚上握着猎枪，随时警惕周围的动静。

接下来钱伯斯需要做的是给地下党和间谍以警告，让他们知道对他暗杀会导致严重后果。在脱党前准备的几个月，钱伯斯已经暗中截流下了一批文件，这时他把它们从保险柜里取出来，交给了Esther的表哥Nathan Levine。Levine 是个律师，这时住在纽约的Brooklyn。钱伯斯对他说，如果自己死了的话，就把这个包裹交给Esther。Levine问如果Esther也遭到横祸了呢？“那时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办了。”钱伯斯回答说。言下之意，那时就把它交给美国政府。

同时，钱伯斯写了一篇65页的长文“The Faking of Americans”，文里详细描述了那支伪造美国护照队伍的活动，以及Rubens-Robinson 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钱伯斯并没有使用主要人物J Peters, Max Bedacht的真名，使用的是他们的化名，J Peters是Sandor，Max Bedacht是Barber（Bedacht当过理发师）。在文末，钱伯斯加了一句，如果他有所不测的话，更多的更有破坏力的文章就会被发表，而且会使用真名。然后他给Bykov写了一封信，找到和他以前一起工作的摄影师，Felix Inslerman，让他把这封信和那篇文章转交给Bykov。Inslerman知道钱伯斯已经脱党，而他自己也正在考虑脱离地下组织。他在转交钱伯斯的信前，将其复制了一份，15年后，Inslerman将他的复制交给了参议院对共产党间谍活动调查的委员会。信中的一段是“If you really must continue violent projects against me or my family, you are certainly going to have competition. I do not say you will fail, what I believe is that you will involve yourselves in a major disaster the consequences of which you cannot even begin to appraise…. In fact, I should guess t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going to be sitting on some very hot coals in the near future.”就我所读过的，地下组织此后没有对钱伯斯和他的家人采取过任何行动。

信发出后，钱伯斯还不能确定地下组织是否会放过他，一家人还是生活在恐惧中。但是更急切的问题是他的储蓄这时已经快化光了。到佛罗里达一个月的旅行，房租，一家人的生活费，他到纽约又跑了好几趟。而他唯一的收入就是翻译。这时他接手了一本奥地利小说家Gustav Regler描写西班牙内战的小说，稿费是500美元，预支250美元。钱伯斯进度挺慢，尤其是小说还没完全定稿，Regler不停修改，钱伯斯就得推倒重来。他还写了几篇短篇小说，但是没有任何刊物接受。钱伯斯和Esther一天三顿都是早餐麦片充饥，省下钱保证两个孩子的营养。钱伯斯还成了巴尔的摩当铺的常客，而且由于没钱买汽油，没法送孩子上学，女儿Ellen离开了幼儿园。这时，钱伯斯的朋友雪中送炭，给了他不少帮助，象Schapiro，Robert Cantwell，Solow尽管自己也挺穷，还是借给了他200美元。Esther的幼时好友Grace Lumpkin提空了她不多的全部储蓄，钱伯斯的母亲Laha也提供了几次帮助。但是钱伯斯的经济情况却越来越差，他也变得越来越desperate。据Julian Wadleigh回忆，一天他在国务院的办公室突然接到钱伯斯的电话，坚持要和他马上见面。Wadleigh的第一反应就是钱伯斯肯定是精神不正常，他们以前的见面接头从来都是在离国务院很远的地方。Wadleigh很快从办公室赶出来，发现钱伯斯就在离白宫只有40米的Executive Office Building等着。“你想让我饿死吗？”钱伯斯本来很低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尖。由于这个地方不便详谈，Wadleigh让钱伯斯在Jackson Park等他，但他这时内心有些怀疑这是FBI反间谍部门的一个圈套，在他发现只有钱伯斯一个人等他时，长出了一口气。钱伯斯单刀直入，向Wadleigh要10美元，Wadleigh翻了一下口袋，只找到一张20美元的钞票，给了钱伯斯。两人分手后，Wadleigh又感到一些害怕，钱伯斯不要以后每个星期就来一趟，这他可受不了。

1939年初是钱伯斯人生的最低谷，他在经济上接近破产，几个文学计划都遭到失败，他整天在外面跑，很少与妻子和孩子见面，而且他还不能确信NKVD已经放过了他。但是不管怎么说，寒冷的冬天已经结束，1939年3月，钱伯斯和Esther在家里的院子里种了几棵果树。不久终于传来了好消息，时代周刊的记者Robert Cantwell对即将到来战争的一系列分析文章获得了很大的好评，被调到国际新闻部，而对在书刊评论部空下的位子，他向时代周刊的老板Henry R. Luce大力推荐其好朋友钱伯斯。

惠特克钱伯斯小传（八）

1923年，两个25岁的年轻记者Briton Hadden和Henry Luce创立了美国第一本新闻周刊杂志：Time，很快就获得了巨大成功，1929年Hadden因病去世的时候，已经成为百万富翁。到1939年，时代周刊的发行量已经超过4百万，是英语世界最有影响的新闻刊物之一，而41岁的Henry R. Luce也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大亨，可以和他相比的只有William Randolph Hearst。

时代周刊位于洛克菲勒中心。1939年4月6日，钱伯斯来到副总编辑Thomas Stanley Matthews的办公室面试，Robert Cantwell之前已经讲了好多钱伯斯的赞美之词，还找出了钱伯斯在New Masses发表的短篇小说，Matthews对钱伯斯的文笔也很赞赏，他的评语是”shot through with the murky flashes of rather sinister brilliance”。见面时，发现钱伯斯本人其貌不扬，又矮又胖，话也不多，聆听时带着些冷嘲式的微笑。Matthews当场决定试用钱伯斯，主要工作是评论新书，工资很高，是每周100美元。钱伯斯在自传里称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份真正的工作。

钱伯斯接到的第一本书是James Joyce最新也是他最后一本小说：600多页的Finnegans Wake。这本书即使今天也普遍被认为是英语小说中最难读懂的一本，对于刚进杂志社的钱伯斯来说，这份工作很不好做，他需要设法把这本小说变得让时代的大众读者群能够理解。钱伯斯的文学创作和大量翻译的经历让他能够成功的迎接这个挑战。他的评论5月1日交稿，5月8日作为封面文章在时代周刊发表，收到了非常好的反响，尽管时代周刊的文章都不署名，但是他的同事很快就都注意到了书籍评论部的这个新人。

（我抄几段钱伯斯书评的结尾队乔伊斯的描写，让大家欣赏一下钱伯斯的文笔，

The novelist is slight, frail but impressive. He stands five feet ten or eleven, but looks as if a strong wind might blow him down… he writes sprawling in bed or on a couch but he does not like it known. He is very formal in public, in restaurants prefers straight-back chairs in which he sits bolt right.

He dresses with conservative elegance, never goes out without a walking stick, which he manipulates expertly, accenting the delicacy of his beringed hands…

Joyce’s curious glasses give him a somewhat Martian appearance. The left lens is so thick it is almost a hemisphere, and to focus it is necessary for him to throw back his head slightly when looking at people.

）

钱伯斯在书评部的同事，一个年轻人Sam Wells提议两个人一起出去吃顿午饭，顺便闲聊一下，遭到了钱伯斯的当场拒绝，Wells并不气馁，连着好几天做出同样的提议，钱伯斯终于答应。但是离时代周刊很近的几家餐馆他不选，而是带着Wells兜起了圈子，坐了两站地铁，在百货公司Macy站下车，这正是Macy的购物高峰时间，两个人在拥挤的人群中，从Sixth Avenue的门进去，从Seventh Avenue的门出来，然后又类似的转了好几个圈，终于来到了帝国大厦的连锁餐馆Longchamps，吃饭的时候，不管Wells问什么问题，钱伯斯都是一言不发。几天之后，在感到可以信任Wells以后，钱伯斯才向他解释，自己一开始以为Wells的提议是NKVD的陷阱。然后钱伯斯解开自己的上衣，让他看到皮带上别着的手枪。Wells是个牧师的儿子，钱伯斯的故事和经历对他来说就像是天方夜谭，但是此后两人成为很好的朋友。

1939年夏天钱伯斯结识了Issac Don Levine。Levine是个记者，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这时正在采访刚到美国不久的Walter Krivisky，同他合作，在Saturday Evening Post发表了一系列揭露苏联和斯大林的文章。在Levine的撮合下，这两个脱党的前情报人员终于见了面。Krivisky个子不高，头发梳得很齐整，但是脸上皱纹很多，远比他40岁的年龄显得苍老。他已经逃脱了NKVD特工的多次暗杀。这年7月，苏联政府已经向美国政府要求Krivisky的引渡。此时他和妻子儿子住在纽约附近的乡村。

Krivisky公开脱党后一直处在尖锐的内心斗争当中，一方面他仍然信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但苏联这时的残酷血腥现实又不能不让他对这个理想产生极大的疑问。两人见面他对钱伯斯的第一个问题是“苏联政府是个法西斯政府吗？”，钱伯斯的回答“是，苏联政府是法西斯政府。”那么苏联是在什么时候背叛了革命的理想，这个转折点是在哪呢？Krivisky的答案是Kronshtadt水兵起义。1921年，布尔什维克已经在俄国内战中逐渐获得优势，但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强力推行激起了各阶层的强烈不满，2月28日，此前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在Kronshtadt同白军作战的水兵集会，向苏维埃政府提出15点要求，包括重新选举苏维埃，保障言论、集会自由等，苏维埃政府认为这是反革命叛乱，3月7日派兵镇压，大约有1000名水兵在战斗中丧生，另外1000人进了劳改营，其余的大多数人逃到了芬兰，而列宁等也意识到了战时共产主义的不得人心，不久转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对Krivisky来说，Kronshtadt标志着俄国革命转变为集权统治，表明列宁和托洛茨基手上也是沾满鲜血的。而对钱伯斯来说，同Krivisky的交谈，帮助他逐渐完成了从怀疑否定斯大林、苏联，到否定乃至仇视整体共产主义思想的转变。

钱伯斯和Krivisky非常投缘，谈了整个通宵，接下来几个星期又多次见面。Krivisky的看法是钱伯斯应该将府他所知道的苏联在美国间谍活动告知美国政府。Krivisky本人和罗斯福政府的官员私下会面多次，但是他对他们也并不信任，怀疑他说的一切，48小时之内就会被转给莫斯科。Krivisky还在众议院的HUAC（House Sub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公开作证，但他对这些众议员的智商评价不高。“他们似乎就是想让他证实克林姆林宫指挥共产国际，而斯大林指挥克林姆林宫”。钱伯斯对自己应该怎么做仍然是犹豫不决。

惠特克钱伯斯小传（八续）

国际形势的变化迫使钱伯斯必须作出抉择。1939年8月24日，苏联和德国政府宣布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未来10年内，双方不会加入直接或间接针对对方的任何联盟。就现实政治来说，这意味着，苏联不会干预接下来的希特勒对波兰的军事行动。在公布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外双方还签有密约，双方划定了对波兰的瓜分线，同时德国认可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吞并以及接下来对芬兰的战争。在经贸上，苏联向德国大量提供能源、矿石等原材料，大大帮助了德国全面战争的发动。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左翼内部造成了极大的震惊。从希特勒上台以后，斯大林就是法西斯主义尤其是纳粹德国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未来威胁的最大鼓吹者，而他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对法西斯主义力量的政策，也大大提高了苏联及共产主义在左翼里的号召力。没有想到，现在苏联却成了纳粹德国的盟友。美国共产党的政策也随之180度大转弯，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美国共产党一开始发表声明谴责，支持波兰军队的抵抗，但是9月11日收到莫斯科严厉的指示，变为了谴责波兰政府，美共的领导层内部也发生分裂。9月17日，苏联出兵，迅速按同希特勒画好的界限占领波兰东部。美国共产党的宣传由反对法西斯主义变为要求和平，反对美国参战，而且美共停止了一切对希特勒的攻击，停止了对抵制纳粹德国商品的抵制，将矛头改为指向张伯伦和达拉第，认为是他们挑起了战争。10月，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苏芬战争爆发，美共声明认为苏联行动是自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对美共在美国左翼势力的影响打击非常大，大量的统一战线组织垮台，Hollywood Anti-Nazi League改名为Hollywood Committee For Democratic Action以后，美共以外的左翼分子基本上全部退出。美共党员数量也大幅度降低，华盛顿州的美共党员数量下降为之前的一半。这个时期退党的党员很多对美共政策的转变极其愤怒，冷战爆发，麦卡锡主义时期，他们中很多人主动出来作证揭发美国共产党。美共在美国的形象和影响在苏德战争爆发，美国参战后才有所恢复。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钱伯斯来说并不是太大的惊讶。1938年Walter Krivisky就在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发文，做出预言。但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结盟，仍然是压在钱伯斯心中一块巨石。条约签订2天后，Issac Don Levine来到钱伯斯在时代周刊的办公室，向他传递了Krivisky的担忧，苏德结盟很可能意味着苏联会和德国分享政治军事情报，包括钱伯斯帮助建立的华盛顿间谍组织的成果。钱伯斯同意这个可能性很大，Levine接下来建议钱伯斯应该同美国政府官员见面，对他们作出警告。钱伯斯听了以后，默不作声，过了一会才说“如果你是我的话，有妻子，有两个孩子，还没有任何储蓄，你会愿意面对15年，20年的刑期吗？”Levine想了一会，说他认识很多人，包括负责安排罗斯福会客日程的秘书Marvin McIntyre，他可能能安排钱伯斯同总统见面，并且被赦免，钱伯斯同意了这个计划。

Levine找到了McIntyre，大概讲述了钱伯斯作为共产党间谍，脱党，现在希望向政府坦白的经历，但是没有讲出钱伯斯的名字。McIntyre对钱伯斯的故事很感兴趣，但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欧洲战争马上就要爆发，罗斯福极其繁忙，没有可能会见钱伯斯，McIntyre提出他可以见副国务卿Adolf A. Berle, Jr。Berle是罗斯福的亲信，在国务院负责拉丁美洲以及情报工作。Levine来到白宫隔壁的国务院，Berle邀请Levine和这个陌生人9月2日到他家做客，同时口头保证这个陌生人不会被起诉，但是没有书面正式赦免钱伯斯。当Levine把结果告诉钱伯斯时，钱伯斯尽管更希望同罗斯福见面，对这个安排还是比较高兴。他对Berle有相当了解，知道他在1932年大选前就属于罗斯福智囊班子，同罗斯福很接近，而且他是有名的反共产主义者。但是对没有获得正式赦免还是有些担忧。

9月2日，在德国对波兰出兵的第二天，钱伯斯和Levine来到华盛顿Berle 18英亩的豪宅。和Berle寒暄之后，见到他的夫人Beatrice。Beatrice Berle的父亲是巨富，她继承的巨额遗产帮助Berle可以专心从事政治。晚饭和咖啡后，她离开了客厅，让Berle可以和他的客人详谈。

先开口的是Levine，他提到钱伯斯过去是共产党间谍，现在脱党，有重要信息透露。Berle显得有些紧张，表示美国可能在48小时内参战，政府必须清除掉暗藏的间谍分子。接下来轮到钱伯斯，尽管喝了几口酒，他还是有些吞吞吐吐，只是泛泛的说了一下共产主义间谍活动对美国的危害。Berle看出钱伯斯很紧张，他以前是个律师，向证人盘问的技巧很高，在他的诱导下，钱伯斯终于补充了共产党间谍活动的细节。而且给出了18个华盛顿间谍的名字，有的象John Abt，Nat Witt， Berle不是太惊讶，他本来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是有的像Alger Hiss，Donald Hiss，Laurence Duggan，Noel Field和Lauchlin Currie这些名字则让Berle震惊。希斯兄弟我前面已经简单提到，Noel Field以前在国务院现在在国联工作，Laurence Duggan在国务院负责拉丁美洲的事物，是Berle的直接下属，而Lauchlin Currie此时则是罗斯福在经济方面的特别助理。这几个人Berle都很熟悉，同他的私人关系都很好，他们的忠实从来没有人质疑。钱伯斯还提到财政部的间谍，1937年将美国最新的两艘主力舰，和轰炸机的图纸传给了苏联。但是由于没有获得正式赦免，钱伯斯对自己在间谍组织的活动语焉不详，尤其是他没有提到自己存在Nathan Levine那儿的保命的文件。Berle一边听，一边认真地做着笔记。

3个人谈了2个多小时，到了半夜12点，钱伯斯和Levine起身告辞。Berle对他们说不要期待太早的得到答复。由于这个问题极其重要，披露出来会有爆炸性的反应，他们不要同其他人谈论这一问题。客人走后，Berle写了一篇4页的这次谈话的总结，题目是“UndergroundEspionage Agent”,同时在他的日记里也作了记录。Berle的看法是钱伯斯提供信息的大部分并不可信，他不怀疑苏联在华盛顿有间谍活动，但是像希斯兄弟这几个名字，他觉得是钱伯斯道听途说来的谣言，没有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些指控。Berle见过几个前共产党员，都是喜欢将共产党的能量过分夸大。几天后，他向总统汇报了同钱伯斯的见面，罗斯福同意Berle的判断，没有派FBI对这件事详细调查，也没有正式给与钱伯斯赦免。但是Berle将谈话的总结在自己的文件档案里保存起来。后来希斯伪证罪审判，Berle本人的证词，总结和日记成为指控希斯是苏联间谍证据的一部分。1940年3月，Berle向FBI提到了钱伯斯关于苏联间谍网的一些指控，FBI派了个人同钱伯斯谈了一次话，但是接下来没有再采取任何行动。而希斯的仕途也没有受到钱伯斯指控的任何影响，步步高升，二战结束时，成为国务院第3号人物。

我个人对罗斯福和Adolf Berle对钱伯斯提供信息的反应一直不太理解。大量共产党间谍在新政位居要职，还可以说是政府职能和人员迅速膨胀导致的疏忽，但是这么严重的指控不派FBI详细调查，我觉得罗斯福是疏于职守。保守派共和党对罗斯福新政亲共的指控并不是毫无根据。就后来的希斯事件来说，Berle的证词和文件表明，即使钱伯斯对希斯是间谍的指控是诬告，这个诬告也不是始于1948年，不是出于尼克松的指使，不是产生于冷战开始后，反共情绪高涨，共和民主两党激烈斗争的那个大环境。而1939年时的钱伯斯为什么要诬告希斯，一直是希斯的辩护者难以回答的问题。

惠特克钱伯斯小传（九）

Henry Luce 1898年出生于山东登州（今天的蓬莱），父母是在中国的传教士，1907年至1913年他在烟台的芝罘学校读书。Luce 对中国的感情很深，对周围中国人的贫穷有很深的同情，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很高的希望。1912年，辛亥革命后不久，Luce在给他在美国朋友的信里，欢迎他到中国，欢迎他来到“a great land, peopled by a great nation, endowed by a great past, overshadowed by a great future”。但是Luce对中国的看法是出自传教士的眼光，他所爱的那个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他头脑中幻想出的形象。1916年Luce获得奖学金，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在耶鲁他结识了Briton Hadden，1923年两人创立了时代周刊。1929年，Hadden去世后，Luce独自在时代掌舵，并且在1930年创立了Fortune，1934年创立了Life, 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新闻大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Luce成为美国China Lobby中最重要的一员，时代多次发表文章，强烈要求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经济援助，甚至直接参战。蒋介石曾经称Henry Luce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而Luce对改信基督教的蒋介石也特别崇拜，1941年发文称蒋介石是过去250年中国最伟大的领袖，1943年宋美龄访美，筹集到大量的募捐，而且大大提高了美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抗战军队的好感。Luce不仅承担了宋美龄所有的费用，而且他所控制的刊物为宋美龄访美特别造势，为访问的成功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抗战结束，中国内战爆发后，Luce仍然是蒋介石政府在美国最重要的鼓吹者。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之后，Luce成为China Lobby的最重要的一员。China Lobby的中坚力量是当年到中国传教士所代表的evangelical 基督徒，一直到70年代初，China Lobby的力量都成功的阻止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回到1940年和钱伯斯。Henry Luce喜欢每过一段时间就亲自编辑一期自己控制的刊物。这年2月，他读到了钱伯斯所写的电影《愤怒的葡萄》的评论。钱伯斯对左翼文学界特别推崇的描写劳动人民的Steinbeck原作小说非常反感，称它为“夸张，宣传，虚假的悲伤”，但是他对John Ford导演的电影却评价很高，是“grand simple saga of an authentic US farming family who lose their land. They wander, they suffer, but they endure. They are never quite defeated, and their survival is itself a triumph.”

“谁写的愤怒的葡萄的电影评论？”Luce 在编辑会议上追问，“这是时代杂志刊登过的最好的电影评论”，很快，钱伯斯成为了时代编辑会议的一员，Luce也经常邀请钱伯斯在休息时间，到他的办公室里喝咖啡，畅谈国际政治。Luce的政治观点包括3个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大企业和共和党，他对罗斯福和罗斯福新政则很敌视，但是时代绝大多数编辑和作者却是自由派，Luce对这些分歧却能够容忍，原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Goddam Republicans can’t write”在钱伯斯，Luce终于找到了一个政治观点和自己志同道合，而文章却写得非常好的一个手下。钱伯斯一生都保留了从布尔什维克那儿带来的对大企业的鄙视，但是随着他的政治立场不断向右转，他对罗斯福新政越来越没有好感。而在这时钱伯斯也再次发现了基督教对他人生的意义，1940年九月他在受洗，1941年底读到17世纪Quakers（教友派）的创立者，George Fox的著作，非常受到感动，不久全家人都加入了Quakers 。到1942年，钱伯斯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关于宗教和政治的哲学，在这套哲学里，是信仰上帝还是信仰人本身力量是现代社会人精神信仰危机的根源，钱伯斯拒绝了现代自由主义人类完全掌控自己命运的思想，在他看来，这种拒绝宗教，尤其是圣经指引的思想是现代极权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源。10年之后，钱伯斯的自传Witness里，这套哲学占了很重要的位置，而这对战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Luce后来称钱伯斯是时代周刊最好的作者，钱伯斯的责任也随之不断加重。钱伯斯最想被调到国际新闻部，但是由于他的政治观点，遭到其他编辑的反对，暂时没有实现。1940年，钱伯斯的工资升为7500美元。1942年，随着Thomas Matthews的升职，钱伯斯成为书评部的总编辑，工资也升为1万美元。到1948年，希斯案爆发前，钱伯斯的收入达到了3万美元。随着收入的增加，钱伯斯一家在马里兰的Pipe Creek购买了一个115英亩的农场，每周的工作日钱伯斯和母亲Laha住在纽约，而周末则回到农场和Esther，孩子团聚，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收入的增加，钱伯斯不断的买地，农场的面积达到了300英亩。

1944年，德国败势已定，战后世界政治局势的发展，苏联战后的意图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时代在欧洲的记者目睹了苏联红军英勇作战和巨大牺牲，很自然对苏联产生好感，发回来的报道对苏联一片颂歌。驻莫斯科记者Richard Lauterbach在苏联官方的资助下，考察了好几个苏联内部城市，他写道，人们在建设一个全新的生机勃勃的世界，在Omsk年轻的工人伴随着俄罗斯和美国的爵士乐，把工厂打扫的一尘不染。当地的共产党官员就像是Jim Farley（罗斯福的亲信，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特别健谈，而且和蔼可亲。驻罗马尼亚的记者的报道则是，对苏联来说，没有任何愿望干预东欧国家的内部政策，驻芬兰的记者则报道苏联所希望的就是一个独立友好的芬兰。

尽管Luce对共产主义很仇视，但是苏德战争爆发，尤其是美国参战，美苏成为盟友后，时代对苏联的报道还是很正面，但是随着战争结束的临近，他对苏联和斯大林的意图的怀疑越来越深，1944年夏，Luce不顾其他人的反对，任命钱伯斯为国际新闻部的主编。

钱伯斯编辑的第一期杂志于1944年8月7日发行，打开这期杂志，马上就可以感受到国际新闻部翻天覆地的变化，封面文章”Mission to Moscow ”由钱伯斯亲自撰写，分析预测波兰的战后命运，钱伯斯的结论是波兰的临时政府其实是苏联指挥下的一个傀儡政权，是为接下来苏联的长久统治的一个过渡，而且这也是其它东欧国家战后所面临的命运。

时代在国外的记者包括钱伯斯在编辑部的手下很快就对国际新闻部的变化发出了强烈的反应，时代发出的文章同记者从当地发回来的报道似乎没有任何关系，既然纽约得编辑总部对他们发回的稿件完全无视的话，还要他们这些记者干什么呢？当钱伯斯被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他有更可靠的消息来源。事实上，钱伯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来源，他所依靠的是作为10几年共产党员对苏联和斯大林意图的直觉。当然后来局势发展表明，他的直觉基本上是正确的。

时代周刊国际新闻部内的争吵，在中国问题上达到了白热化。任美军驻华总司令的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是个中国通，中文非常流利，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很深的了解。但他同蒋介石的关系一开始就不融洽。他住在重庆，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非常了解，而他对延安共产党军的质量和作战能力则评价很高，希望蒋介石停止同共军的军事冲突，集中注意力对付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史迪威同蒋介石的着眼点不同，他所关心的主要是能够在中国组织反攻，支援在太平洋战场的美军。而对蒋介石来说，更重要的是保存扩大实力，限制共军的发展，在抗战胜利后同共产党的争夺中占领有利地位。1944年，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关系破裂到不可弥补的程度。史迪威要求中国战场军队的单独指挥权，取得了罗斯福的同意，由于这时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完全依靠美国政府贷款维持，蒋介石被迫接受，但是要求罗斯福撤换史迪威，10月份史迪威被解职，被召回华盛顿。现代历史学家在蒋介石和史迪威冲突这个问题上对两个人的评价都不怎么样。

这时时代驻重庆的记者是Theodore H. White（白修德）。White 出生于1915年，1939年曾潜伏到日本占领区，向时代发回了日军在山西血腥屠杀平民的目击报道，这时普遍被认为是最好的外国驻华记者。White一开始对蒋介石评价还很高，但是1943年，他躲过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到河南农村，目睹大饥荒造成饥民的惨况，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不作为，对国民党政府很失望。加上回到重庆后在和史迪威接触及影响下，他对蒋介石的看法变得很负面。他是第一个得到史迪威被解职消息的记者，很快就写了一篇报道，详细叙述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冲突，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军队的腐败无能，并且对在延安的共产党政权提出了一定的期望。为了躲过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他的稿子随史迪威的飞机到达华盛顿，转到了时代编辑部。

史迪威被解职立刻作为封面新闻在时代杂志发表。新闻评论的题目是《危机》，由钱伯斯亲自撰写。钱伯斯很早以前就对中国的政治很感兴趣，但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同White完全相反，在他的描述里，蒋介石是个林肯式的人物，尽管在美国盟友的破坏干扰下，仍然努力将一个分裂的国家组织在一起。钱伯斯尤其指责美国政府迫使国民党政府同延安共产党接触合作的政策是最严重的错误，严重低估了共产党势力扩大带来的极大危险。而一旦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她和苏联力量合在一起，会对美国未来的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收到这一期时代杂志后，在重庆的White被惊得目瞪口呆，他立刻发回了45页的文章对钱伯斯进行反驳，其中心的观点是，在中国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美国意义上的民主不感兴趣。而美国的利益在于寻求能够帮助最好的对抗日本的伙伴。两人的争吵最终得由Luce进行仲决。我前面说了，Luce对蒋介石很崇拜，这时很自然站到了钱伯斯一边。1945年White从时代辞职，出版了一本书，Thunder Out of China（中文翻译是惊雷），很快成了畅销书，总共销售了45万册。White也赚了一大笔钱。最终，White和Luce和好，但他和钱伯斯始终是仇敌。

后来钱伯斯和White都认为历史证明了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看法是正确的，对White来说，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最终导致内战失败，对钱伯斯来说，取而代之的共产党政权并不是什么天使，而是极权主义政权。两个人的争论可以被看作后来的“谁丢掉了中国？”问题争论的预演。

1945年1月，感受到驻外记者对钱伯斯的严重不满情绪，Luce向时代驻各国记者主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没有一个记者支持钱伯斯主编的工作，对他工作的形容包括歪曲，夸大事实，极端不公正，甚至有的形容其为恶毒。但是这些记者的不满丝毫没有动摇Luce对钱伯斯的信心。钱伯斯仍然是时代国际新闻部的主编。作为对记者的让步，时代增加了国际新闻的副刊，凡是钱伯斯弃置不用的稿件在副刊上发表。

1945年二月，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雅尔塔会面，商讨战后国际事务，尤其是欧洲战后重建问题。3月1日，病入膏肓的罗斯福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总结三巨头的会谈成果。尤其是对斯大林的合作态度提出赞扬。苏联同意不向战后的德国提出过高的赔偿要求，同意美国的”Declaration on Liberated Europe”，同意在即将成立的联合国苏联只要求增加两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而不是以前要求的每个加盟共和国一票的16票。同时尽管苏联拒绝放弃对占领的东欧各国以及东德的军事控制，斯大林同意在波兰等国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决定它们战后的政府。

罗斯福的演说在美国的公众中收到了很好的反应，很多报纸发表文章，对美苏维持战时的同盟，一同重建战后和平表示信心和希望。但是钱伯斯的看法却截然不同，3月5日，他不顾时代内部的强烈反对，发表了自己的一篇文章，”The Ghosts on the Roof”。整篇文章以寓言的形式写成，题目中的幽灵是末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钱伯斯的叙述里，雅尔塔会议的结果是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向欧洲扩张的梦想的延续。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东欧各国很快就会完全处于苏联铁腕的控制下。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的共产主义力量也会不断加强。而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很大一部分区域，随着苏联加入对日本的战争，中国东北，蒙古，内蒙，朝鲜等都会沦为苏联的势力。在解决掉蒋介石政府后，苏联就会瞄向伊朗和土耳其，进一步控制中东地区。

“The Ghosts on the Roof”发表后立刻激起了强烈的反应，时代驻莫斯科的记者John Hersey费了很大力，约定的对苏联政府要员关于雅尔塔会议的采访马上遭到取消。在美国，时代收到了大量愤怒的读者来信，谴责钱伯斯的文章威胁了战后的和平，而钱伯斯在时代的同事，尽管很多对文章的文笔很欣赏，但是绝大多数的意见认为他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已经让他对国际事务的判断完全失去了理性。而钱伯斯由于过去几年的劳累工作，身体也很不好，对于时代内部对他的指责也觉得心灰意冷，不久就辞去国际新闻部主编的职务，回到书评部担任主编。

但是国际形势的发展很快就验证了钱伯斯的判断。不久罗斯福政府就向斯大林私下抗议苏联没有在波兰履行自由选举的承诺，拒绝西方的观察员入境。4月12日，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任，美国对苏政策开始转向。1946年2月，斯大林发表少有的公开讲话，宣布在五年计划里大量扩张军备，来面对同西方不可避免的军事对抗。这一讲话即使在美国的自由派那里也被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3月，在Fulton, Missouri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同时在莫斯科的George Kennan完成了有名的发给国务院的“long telegram”，同钱伯斯一样，Kennan从俄国历代沙皇对外扩张的角度看待斯大林，认为美国不要期待能同苏联和平共处。而在中国，由马歇尔斡旋的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节节失利。接下来的几年，随着北约华约的建立，冷战的国际秩序已经建立。1948年1月，时代重新刊登了The Ghosts on the Roof，仅仅3年之后，钱伯斯的文章就变成了正统观点，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对苏联和共产主义必须坚定对抗的看法，在保守派和自由派那里都已经被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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