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致命的王位——聊聊秦汉之际的王 -- 江南水

项羽骑兵奇袭彭城，可以说是当时轻骑兵运用的典范。

以前世界军事上曾有过介绍。

争权天下

韩信说汉王曰：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史记 高祖本纪》

刘邦集团，一开始只是在以丰沛为中心的区域内活动，除了反秦，很难说他们还有其它的政治目标。在当时，像刘邦集团这种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武装集团，还有很多，比较有名的就有彭越集团、王陵集团。就是项氏集团，一开始也是孤魂野鬼般的在会稽郡盘踞了三四个月，而不知该如何迈出下一步。如果不是召平假传陈胜的命令，真不知道项梁会以啥名义率八千子弟渡江而西。（广陵人召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 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直到项羽在巨鹿击败王离军团后，刘邦集团才找到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明确政治目标：践行所谓的“怀王之约”，争做关中王。

这个“怀王之约”啊，刚出台的时候，根本没人会相信他真的能变成现实。证据就是，王陵集团当时就在武关附近的南阳郡活动，他们就没有去打关中的主意嘛。关中地区是秦人的老根据地，为了经营这一地区，数代秦人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就是到了秦末，关中依旧称得上是固若金汤。后来，刘邦集团虽在荥阳——成皋一线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关中始终没有遭受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就是一个明证。

就当时的局势来说，秦帝国的灭亡，确实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如果胡亥、赵高应对得当，守住秦王国的故土，还是有很大可能的（后世的东晋、南宋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虽然他们活得比较憋屈）。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没法子，作为先行者的秦帝国，无论是治理天下还是偏安自保，都没有现成的经验、教训供他借鉴（汲取），关键时刻，举止失当、进退失据也就在所难免了。正因为有了秦帝国留下的一系列经验、教训，后世才有章可循、有鉴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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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的说，刘邦集团能够顺利入驻关中，赵高这个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刘邦集团的自身努力。也可以说，偶然性远大于必然性，用太史公的话说就是：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中彩票虽然不完全是劳动所得，但也是合法收入不是。进入关中后，刘邦集团立刻把“怀王之约”奉为圭臬（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并且很认真的开始着手进行王国建设。

汉元年（前206年）11月，刘邦向所有秦人发布了入关以来的第一个公报：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约法三章”。

如李斐所言，从执行角度来说，这个“约法三章”几乎一点儿可执行性都没有（李斐曰：“伤人有曲直，盗臧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不过，从政治角度来说，“约法三章”就很是高明了，他向秦人表明：刘邦集团的未来施政措施，会比嬴氏的要柔和、宽厚得多。

刘邦这个人有一个很突出的优点，那就是，从来不干口惠而实不至的事儿。他同时向关中的各级地方官吏宣布：各位的职位、待遇保持不变，一律跟从前一样（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前面说过，这些人大都来自中产以上的家庭，刘邦的这个决定，一下子就安抚住了当地的社会中坚势力。

老革命萧何同志，还把秦帝国保存的所有官方档案全部搬走（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为将来治理关中，收集了最原始、最可靠的各种资料。（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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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刘邦集团上下满腔热情的为建设刘邦特色的新关中做准备的时候，项羽闯进了函谷关。率军在河北战场全歼秦军主力后，项羽的声威已经凌驾于天下所有人之上。在项羽的强势主导下，天下被分成了19份，刘邦由候补关中王变成了汉王。刘邦集团的成员，也被驱赶到离关东老家更加遥远的汉中。

得知这个消息后，刘邦集团所有成员的满腔热情，立刻化作了满腔的悲愤，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声音在呐喊：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

刘邦集团的上层人士都清醒的意识到，只有彻底干掉项羽，做新一任的老大，才能圆了大伙儿“打回老家去”的梦（信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项羽先做了初一，用暴力取得了天下的主动权，那就不能怪刘邦做十五，再用暴力把他干掉。

汉元年（前206年）四月，刘邦集团进驻关中后，就开始为还定三秦做准备。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军队的制度化、正规化建设。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刚刚就职的大将军韩信（韩信申军法）。

自沛县起兵以来，刘邦集团的总兵力，大多时候都在一万人上下晃荡。管理这个规模的队伍，靠领头人的个人魅力就行了。这些人参与作战的时候，每一个兵都能看见将，将也能看见每一个兵，没必要建立指挥体系，用手势和嗓子就够了。

跟项羽争权天下，那将是数万人、十万人数量级的军事斗争。管理这么大规模的队伍，显然不能再单单依靠领导的个人魅力，必须借助于制度的力量。如此规模的队伍投入战斗，光靠手势和嗓子来指挥也是万万不行的，必须建立完善的指挥体系；各个部队之间的进退配合，也必须做到有章有法，不能你早了我晚了。

刘邦在彭城吃了大亏，一个原因就是，队伍的制度化、正规化还不够完善。垓下之战的时候，汉军的表现就好多了，完全做到了进退有序。在冷兵器时代，受技术手段的限制，能如臂使指的指挥数十万人的队伍，是相当不容易的。韩信自诩“臣多多而益善耳。”，似乎不是吹牛。

韩信在汉军制度化、正规化建设方面费的心血，虽然在史书上只留下了“申军法”三个字，但是，我认为他的这个贡献，其重要性不亚于那篇洋洋洒洒的《汉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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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一）

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 ————《史记 高祖本纪》

秦汉之际，各股势力的利益诉求之复杂多样，堪称历史之最：嬴氏，想圆始皇帝的“传之万世”梦；陈胜，想做另一个秦始皇；六国遗族，想恢复祖业；平民英豪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鼓舞下，想裂土称王。

嬴氏是其它所有人的敌人，就不多说了；陈胜想做另一个秦始皇，六国遗族固然不买他的账，就是同样是平民出身的老朋友，也不停的拆他的台；依“怀王之约”，六国遗族摘走灭秦的桃子，提着脑袋干了三年革命的平民英豪，也不答应。

就这么着，这些不同的利益诉求，既互相合作又互相冲突，形成了一个剧烈激荡的历史漩涡。如太史公所言：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事实上，在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这种“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的激变，也不多见。

此次激变的后果是，平民阶层从上到下接管了天下，诞生于西周初年的古典贵族阶层，则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说起来，秦汉之际的六国遗族，真是一个尴尬的存在。首举义旗的陈胜，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陈胜遇害后，基于反秦斗争的现实需要，平民英豪才把他们当做牌位供着（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灭秦后，项羽主持分割天下的时候，把他们赶到了老少边穷地区，尽量的边缘化他们（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王恶地）。垓下一战后，以刘邦为代表的纯平民英豪，则把他们扔进了历史垃圾堆。也就是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始于陈胜，成于刘邦，中间略有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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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五年（前202年）正月，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等人，联名劝刘邦接受“皇帝”尊号（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这些人中，只有韩王韩信是六国遗族，其它人的出身，都不怎么高贵，英布（刑徒）、彭越（水盗）的出身，还相当上不了台面。

除了楚王韩信，其它人在反秦灭项的斗争过程中，都组建了自己的队伍，打出了自己的地盘，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他们是刘邦的盟友，而不是下属。这些同盟者劝刘邦称帝的理由很实在：既然刘邦准许他们裂土称王（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那么刘邦的名分就应该高于“王”（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当时，现成的高于“王”的名分只有两个：一个是“皇帝”，一个是“霸王”。刚刚为西楚霸王举办了葬礼的刘邦，显然不会喜欢“霸王”这个称号，那么就只好选择“皇帝”这个称号喽。走了一遍“劝进——辞让——再劝进——同意”的过场后，二月甲午，刘邦正式登基称帝。

这些异姓王只是奉刘邦为共主，在他们眼里，刘邦这个“皇帝”和项羽那个“霸王”，除了称号不同，其它方面没有实质的区别。在封国内，异姓王们拥有无限的权利（权力），他们独自处置封国内的一切事务（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在封国内设置的官职就是楚制，而不是汉制），无需向刘邦请示汇报，他们甚至还拥有独立的军权（高帝自往击，至邯郸，征兵梁王。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这么说吧，要不是忌惮刘邦的威慑力（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馀不足畏也。），这些异姓王就是战国时各个诸侯王的翻版。

浴血奋战了七八年后，这些平民英豪，终于实现了裂土称王的梦想，并且还能惠及子孙后代，他们很是满意（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眼瞅着关东半壁的异姓王们各行其是，刘邦却很不满意。据《二年律令》的有关内容，汉朝廷防范这些诸侯王的措施，力度不比防范匈奴小多少。无论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还是刘邦本人的主观意愿，都要求他重新沿着当年秦始皇的道路，东出函谷关，剪除异姓王，完成真正的天下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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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五年七月，燕王臧荼起兵攻占代地（今张家口一带）（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刘邦亲自率军出征，俘虏了臧荼（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征之。九月，虏荼。）。在楚汉相争时期，臧荼曾经派温疥率军加入刘邦集团，以表明自己是站在刘邦一边（以燕将军汉王四年从破曹咎军），除此之外，他就没有过深的介入到刘、项之间的争斗。同期的英布、彭越，可是亲自率军跟项羽死磕的。天下刚定，臧荼却突然跳出来挑战刘邦的权威，真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在当时，这种正式起兵造反的勾当，一旦失败，领头人面临的结局就是“夷三族”。奇怪的是，刘邦并没有为难臧荼的家人，只是让他们在长安附近做庶人。刘邦这个鬼使神差的决定，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历史。汉武帝刘彻就是臧荼的孙女臧兒的外孙，身上有1/16的臧荼的血统。

收拾了臧荼后，刘邦并没有在臧荼的地盘上设置郡县，而是封卢绾为新的燕王。灭一个异姓王，又立一个异姓王，刘邦的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也让人猜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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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搞定一次显性反叛，汉六年（前201年）十月，内线就传来消息：楚王韩信正在谋划反叛。

与天下同利

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史记 高祖本纪》

丰沛集团的人，虽然很抱团，但是并不排外，他们所制定的奖惩制度，对所有入伙的人一视同仁。睢阳布贩子灌婴，就是在这个奖惩制度的保障下，一步步走上人生的巅峰。

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十月，灌婴才投身到刘邦集团。当月，他就挣得了一个“七大夫”的爵位。与此同时，老革命樊哙的爵位，才刚刚晋升为比“七大夫”高两级的“五大夫”。到了三月，灌婴的爵位竟然火箭般蹿升到了“执帛”。也是在这个三月，另一个老革命曹参的爵位，才由“执帛”晋升为“执珪”。由“七大夫”晋升到“执帛”，灌婴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而曹参则用了十个月。当然，刘邦集团早期的战斗规模太小，影响了曹参、樊哙等人的晋升速度。

再来看看另一位丰沛人陈仓的人生经历，他的起点与灌婴的一样，都是“中涓”，并且在起兵之初，就跟着刘邦混，也算是老革命了。但是，直到刘邦去世后，陈仓才被封为纪信侯，在功臣榜上排名第80，食邑也仅有区区的700户（灌婴排名第9，食邑5000户）（纪信侯陈仓：以中涓从起丰，以骑将入汉，以将军击籍，后攻卢绾，侯，七百户。……，十二年六月壬辰，匡侯陈仓元年。）。可以合理的推测，在灌婴迅速蹿升的时刻，陈仓因为没有出彩的表现，而还在原地踏步。我都怀疑，陈仓那个纪信侯的爵位和功臣排名，一大半得益于他那老革命的资历，而不完全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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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工资、奖金及时兑现，刘邦集团的这种工作氛围，引无数英雄为之折腰。秦二世三年二月，刘邦率军西征路过陈留，此刻他手中的人马不足万人（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就在这个时候，郦商带着自己的4000人马及时入伙，并心甘情愿的服从刘邦的指挥，非常有力的加强了刘邦集团的实力（商以将卒四千人属沛公於岐。）。后来，郦商能够在功臣排行榜上名列第6（top5中，有四个来自丰沛集团。宣平侯张敖是吕后的女婿，算半个丰沛人），固然是因为他战功卓著，此次雪中送炭之举，应该也为他加成不少。

除了郦商，在反秦阶段的不同时期，张良、陈豨、靳强等人，也都带着自己的队伍，加入到刘邦集团。他们的选择，既帮助刘邦集团逐渐壮大起来，也让他们自己借助这个平台一步步走向成功，双赢。

刘邦集团就像是一个开放的舞台，人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要努力谁都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副作用就是，一大批没有底线的趋利之徒，也争先恐后的投奔到刘邦集团，以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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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工作风气，使得刘邦集团的内部充满了惨烈的竞争气氛，能在这里出人头地的，绝对都不是一般人，而且一个个都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筹（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后来，刘邦自诩善于用人，那是因为，废物早就被奖惩制度无情的淘汰出局了，需要他做的，不过是优中选优而已。面对一堆精品，老刘没有挑花眼，而是选出“汉初三杰”那样的极品，的确归功于他那无与伦比的眼光。

反观项氏集团，家族色彩太过浓厚。家族成员靠着血缘和姻亲关系，早已经占据了集团内部的各个重要岗位，堵塞了外人的上升通道，让人一抬眼就能看到天花板，冷了不少人的心（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

大名鼎鼎的韩信、陈平就不说了，单表一表没有知名度的陈武。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四月，陈武奉项梁的命令，帮助刘邦夺回丰邑，随后又跟着刘邦进关中。项羽分封后，陈武回归项氏集团，但是，在刘邦还定三秦后，他又重回刘邦集团。汉初论功行赏时，陈武被封为棘蒲侯，功臣榜上名列第13（棘蒲侯陈武：以将军前元年率将二千五百人起薛，别救东阿，至霸上，二岁十月入汉，击齐历下军田既，功侯。）。

还有吕马童，追杀项羽至乌江边上的时候，汉军将领中，只有他一个人能认出项羽的形体相貌，因为他是项羽的老朋友。（项王身亦被十馀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

也就是说，霸王接手的那个摊子，先天就没有人才的上升空间，从而造成了人才的大量外流。更操蛋的是，项氏家族的成员中，非但没有出一个韩信那样的人杰，反而一个比一个废柴，典型的“占着茅坑不拉屎”。用人制度上有娘胎里带来的缺陷，家族成员又不给力，霸王也就只好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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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集团的不断壮大，刘邦集团的这种互利共赢的运作模式，覆盖范围也逐渐向外扩散，垓下一战后，最终扩散到了全天下。

汉五年（前202年）二月甲午，刘邦即皇帝位。在这一年的五月，他发布了第一道事关国计民生的诏书。

当时，为了躲避战乱，很多人都逃离了家乡，藏进了山泽之中，做了桃花源中人。在诏书中，刘邦号召大家重返家乡，并恢复他们原有的爵位和田宅，让他们在新时代开始新生活。（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

汉二年（前205年），关中地区发生了大饥荒，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当时，刘邦曾经发布过一道应急诏令，准许百姓卖子为奴（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这么做，既能让父母换点钱用来吃饭，又确保子女不会饿死，算是下策中的中上策。在新发布的诏书中，刘邦免除了这些人的奴婢身份，恢复了他们的庶人身份（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从奴婢变为庶人，不光是人身获得了自由，经济上也得到了实惠。据《二年律令 户律》的有关规定，庶人可以分得100亩耕地，9亩宅地。没有这个经济基础做保障，所谓的“人身自由”，就是瞎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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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的皇位是将士们流血牺牲拼来的，刘邦当然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在这道诏书中，刘邦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保障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

所有的从军将士，无爵位者及爵位还不够“大夫”级别者，除了有罪的，统统赐予“大夫”爵，让他们吃了一次大锅饭。这让我想起了上学的时候，55分以上，统统算及格。已经获得“大夫”以上爵位者（含“大夫”），在原有爵位的基础上，统统升一级（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

以垓下之战为例，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力度很大、范围很广的施惠行为。

由“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推测，参与垓下之战的汉军总兵力，当在50万～60万之间。五月诏书颁布后，这些将士的爵位，最低也是“大夫”。按照《二年律令 户律》的规定，大夫可以分得500亩耕地，45亩宅地。并且，烈士的儿子们，也可以分得父亲该得的那一份。（不幸死者，令其后先择田，乃行其余，它子男欲为户，以为其■予之）

如果坚决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刘邦的指示，那么，汉帝国最少也应当拿出2.5亿～3亿亩的耕地，分发给那些参战的将士。据《汉书 地理志下》，公元2年时，汉帝国的全部耕地为8.28亿亩。考虑到耕地数量的变化，少有剧烈的起伏，再剔除汉武时代新增的耕地，汉初的耕地数量就取8亿亩吧。粗算一下，这些将士所得到的耕地，占汉初全部耕地的31.3%～37.5%。

按一家五口人算，这些参战将士就代表了250～300万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新兴既得利益集团，也是汉初社会能够稳定的基石。

附骥之尾，垂名汉廷

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于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史记 高祖本纪》

像刘邦这样被众人推举为武装集团领袖的人，在《史记》中还有两位：陈婴、彭越。

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史记 项羽本纪》

陈胜、项梁之起，少年或谓越曰：“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来，亦效之。”彭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

居岁馀，泽间少年相聚百馀人，往从彭越，曰：“请仲为长。”越谢曰：“臣不原与诸君。”少年强请，乃许。——《史记 彭越列传》

一个“强”字表明，这两个集团中的其它人，没谁能挑起领导的重担，不得不引进外援。但是，在当时的沛县，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当地的两个豪强王陵、雍齿就是现成的人选，王陵还曾经做过刘邦的大哥（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这俩人还都有强烈的当领导的意愿，也都有做领导的水平。换言之，沛县的反秦武装在选择领袖的时候，刘邦并不是唯一的候选人。

穿越回推举的现场，看看发生了什么：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也就是说，彼时王陵、雍齿并没有与会，而是由当地的公务员把持了领袖的决定权。

这些公务员都是本地人，这一点，到今天依旧如此。根据当时的公务员遴选制度，这些公务员，还大都是来自比较富裕的家庭（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这项靠家财多寡来遴选公务员（官员）的制度，直到汉景帝时代还在继续实行。（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既然当地的有钱人家，选择了支持刘邦做领袖， 王陵和雍齿也只好吃下这个哑巴亏，捏着鼻子承认了刘邦的领导地位，他们再豪强，也不敢得罪如此众多的有钱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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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做了沛公，是沛县反秦武装的领袖，公务员的代表萧何，身份是“客”（以客初起从），豪强的代表王陵，身份也是“客”（以客从起丰）。可见，刘邦从芒砀山带出的亡命徒、公务员、豪强，当时沛县的这三股势力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刘邦和王陵、萧何等人之间的关系，也只是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而不是人身依附关系。

这种拉郎配式的联合，注定是很难持久的。没过多久，王陵就离开了沛县，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路（以厩将别定东郡、南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

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王陵一直处于单飞状态，虽然在刘邦转战南阳（至丹水，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西陵。）、进军关东（令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南阳，以迎太公、吕后于沛。）、大战彭城时（上东，因从战不利，奉孝惠、鲁元出睢水中，及坚守丰），他也曾帮过刘邦的忙，但是绝不接受刘邦的直接指挥（而陵本无意从高帝），颇有些后世评书中提到的“听调不听宣”的意思。

项羽也曾经争取过王陵这股独立势力，他把王陵的母亲接到自己的军营中，打算通过善待王母来拉拢王陵（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但是，王母并不吃项羽的这一套，她老人家用自己的鲜血，迫使王陵彻底站到刘邦的一方（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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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二年（前208年）12月，负责坚守丰邑的雍齿，本来就不愿意做刘邦的下级，在周巿的威逼利诱下，他带领丰邑民众全体投降周巿。（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

为了夺回丰邑，刘邦前后忙活了三次，最后，在项梁的帮助下，才打跑了雍齿，重新回到老家。其间，刘邦做了三四个月的丧家之犬。

离开沛县后，雍齿在赵国的地盘上，也开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任侯张越：以骑都尉汉五年从起东垣，击燕、代，属雍齿，有功，侯。）。后来，他也带着自己的队伍，重返刘邦阵营。虽然刘邦恨他恨得牙根儿痒痒，但是，雍齿凭着自己掌握的势力，愣是让刘邦虽有杀心但不敢动手。（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

在那个乱世，沛县的三个英豪，在不同的地区，竟然都能取得成功，最后还殊途同归，也算是一奇。

丰邑人民配合雍齿，坚决拒绝刘邦回老家，这一事件，给刘邦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为了让功臣们惴惴不安的心，安定下来，刘邦虽然不甘心，但也不得不给雍齿一个什方侯的待遇（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对丰邑的民众，刘邦可就不打算再原谅了。后来，在沛县唱完《大风歌》后，刘邦免除了沛县人民世世代代的赋税、徭役（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对丰邑却一点儿表示都没有。在沛县民众的再三恳请下，刘邦才不情不愿的给予了丰邑民众同等的待遇。（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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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强势力的离去，对沛县的反秦武装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儿，纯洁了队伍嘛。沛县的反秦武装，从创建那天起，就制定了严格的统计制度和奖惩制度。干了多少活儿，统计得清清楚楚；该得什么酬劳，规定得明明白白（与司马枿战砀东，却敌，斩首十五级，赐爵国大夫。）。这种用数字说话的制度，应该是萧何们直接移植于秦朝的有关规定。

因为有了制度上的保障，还留在这支队伍中的人，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每个人都觉得是在给自己干活，而不是在给别人打工。这种主人翁的意识，使他们对这个集体拥有极强的认同感，通俗说就是“抱团意识”。除了曹无伤，出身丰沛的重要人物，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也没人背叛这个集体。他们紧密团结在刘邦周围，构成了刘邦集团领导层的最上层，史称“丰沛集团”。

《汉书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记载了汉初162位功臣，据李开元先生统计，沛县籍者33人，占了20%。排名前20位的功臣中，沛县籍者10人，占了50%。刘邦做了汉王以后，实行三公九卿的秦制，其间，共有27位三公九卿在史册上留下了名字，其中籍贯可知者17人，这17人当中沛县籍者8人，占了47%（总数的30%）。惠帝高后时期，上述数字分别是：24、16、10、62.5%（总数的42%）。地位最为尊崇的三公之位，则几乎就是沛县籍者的自留地，除了赵尧和陈平，就没有外人染指过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