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帖可能变空内容，邪门暂不知所以然
- 『稷下学宫』新认证方式，24年网站打算和努力目标
主题：士族之先 -- 林风清逸
家园 士族之先 读三国的时候有两个四世三公的家族，分别是袁绍家族和杨修家族。三公是东汉官僚最高官职（实权当然略逊于秉政的大将军），袁家四代居此，三国演义时代甚至有一代两个人做三公。袁氏一族号称“门生故吏遍天下”，实际上已经是门阀了，只不过没有明确说罢了。
杨修家族也是四代都做三公，杨修的父亲杨彪就是三公之一的太尉。
袁杨两家，能够立朝为三公四代，所凭借的是“家学”。他们每一家都掌握了对一部儒家经典的解释权（袁氏家族是《孟氏易》，杨氏家族是《欧阳尚书》）。东汉以儒学为国家政治学说，谁掌握了儒学解释权，谁就掌握了政治话语权。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亲自进行儒学讲授，汉明帝刘庄以法令为基准，汉章帝刘炟下令编制了《白虎通义》作为儒学经典的基本共识。但是东汉除了开国的两个皇帝之外，全部短命（原因不详），很快就丧失了政治话语权。最终是儒家学阀掌握了政治话语权，形成了垄断官僚系统的优势。于是，在我们熟知的“军阀”之外，东汉时代形成了很奇特的“学阀”。这种学阀和垄断学术界并在学术界活动的现代学阀还是不同的。虽然是“学阀”，实际上是“政阀”，他们是以学术垄断政治的门阀。
这样对顶级官职的垄断，其实可以说早就是门阀士族了，只不过在东汉时期，东汉皇帝一直企图对他们进行政治打击，所以他们还没有敢于光明正大的喊出士族的名号来。汉桓帝实行党禁，通过党锢，明令禁止一批士人从政。汉桓帝去世时，窦武和陈蕃企图解除党禁，入主汉廷的新任皇帝汉灵帝立即发动政变，击败了他们，继续实行党禁。
汉灵帝不满足于仅仅实行党禁，同时他还于熹平年间下令，将儒家经典刻成石碑，立于太学之外。此举在历史上一直被简单视为学术行为，实际上，明了东汉初年历史我们就知道，汉灵帝此举是在挖学阀的根。这就好像美国政府强行公布了微软和谷歌的全部专利和软件源码，挂在网上让大家免费下载，就算美国政府说这是为了人类科技的进步事业，称赞微软和谷歌的道德高尚，你说他们就算捏着鼻子干了，心里恨不恨呢？
同时汉灵帝还设立了独立于太学之外的鸿都门学，以文艺书画为教授内容（据说是文艺书画），不教儒学，学生大量被任命为州郡长官和朝廷要员。对照“门生故吏遍天下”，就知道这对“学阀”们造成了多大的冲击。
于是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黄巾大起义一爆发，马上就有人建议取消党禁，汉灵帝被迫下令取消党禁。党禁解除之后几个月，黄巾大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真是立竿见影。我们知道，黄巾在汉献帝时期一直很活跃，怎么汉灵帝就镇压下去了呢？因为随后不久汉灵帝就开始开除那些因为镇压黄巾而出仕的官员（史书上一直说是打压功臣，但是联系到镇压黄巾时被迫开放党禁的举动就知道，此举实际上是在重新执行党禁）。汉灵帝一重开党禁，黄巾马上就死灰复燃。你说巧不巧？我觉得一点也不巧。
袁氏一族的元老，后来被董卓杀了（袁绍起兵反董，董卓就杀了他全家）。杨氏一族的嫡子，后来被曹操杀了（就是号称因为小聪明而被杀的杨修。杨修之死肯定不是因为他抖机灵）。董卓是个军阀，曾经镇压黄巾，还祸乱天下，是个坏人；曹操也是个军阀，出身是汉朝皇帝重用的宦官一族，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这也许又是巧合吧。
通宝推：qianji,易水,桥上,- 复 士族之先
家园 所以同舟家园这种必须往死里镇压 借助朝廷的错误拉自己的队伍，明显是为了搞叛乱。
敢说低端人口好话的公知如高晓松，不枪毙是不行的。
家园 哈哈哈，你又错了。果然人在国外不接地气 同舟家园是一帮子红二代，红三代搞的左派团体，妥妥的朝廷心腹，保皇党
家园 我有时候很羡慕别人非黑即白的贴个标签就完事了，轻松 墨子说，如果天底下种粮食的人少了，那么剩下的人就要更努力的去种粮食，这才是义。
很多事情都是几个不同类型的问题交错在一起，让人难以理清头绪。
比如说，组织问题，比如技术问题，比如战略问题，比如战术问题，比如意识形态问题，比如短期利益问题，细化一点，可以有组织结构问题、组织人事问题……
比如说东汉末年的事情，就有很多很多事情交织在一起。
比如你现在说的这个时政问题，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放到这里来讨论，但是其实也是很多问题交织在一起。
先简化一下。简化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因为突发事件，引起政治问责，进而引起政治重视，于是进入到了紧急处置状态。在紧急处置过程中，处理方法明显仓促，值得商榷。
这是从执政方法的角度上对这个问题的描述，可以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也不带攻击性的政治立场。是个没有细节的描述方式。
那么具体来说，这里出现了几个细节性问题呢？一是事件引起了政府的关注，说明政府至少还知道行动起来，和前一阵子英国置若罔闻的态度就不同了。英国那个事也不知道过去了没有，人都是健忘的，好像都忘了。二是处置方法并未考虑底层民众的利益，特别是没有考虑到底层民众资源匮乏应变能力差的问题，继续将农村当泄洪区，而农村实际上经过多年的改革越来越去社会主义化，再当泄洪区已经不行了。三是经此一事，证明当年已经处置过一次的京城蚁族问题如今依然存在，表明此类问题不是短期突击和强行压制可以解决的，必须突破旧的工作方法，用现在流行的贯彻落实十九大的话来讲，就是要创新方式了。
至于说阶级问题，喊了这么久的阶级，现在终于有人知道什么是阶级了。那就正儿八经地考虑阶级问题。国际歌唱得好，没有神仙皇帝，也不靠救世主，所以不要平时总是看不起左派，说左派都是瞎操心，结果一出了事就把左派拽出来说，看看，你们操心有什么用。好像当初不让左派操心的是别人似的。
墨子说，如果天底下种粮食的人少了，那么剩下的人就要更努力的去种粮食，这才是义。
通宝推：审度,普鲁托,
- 复 士族之先
家园 黄巾起义，历时很短，规模也不大，并没有 “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虽然是书上的套话，但是陈胜吴广、黄巢、李闯、太平天国这些，确实是打击了统治基础的，起码也搞得统治阶级焦头烂额。
黄巾起义，战斗力好像并不强大，除了攻击没有防备的城镇之外，军事上似乎没什么胜利。而且很多都给各路军阀招安了。
家园 陈胜起兵到被杀不过6个月，张角起兵到病逝也是6个月 都是首义者的指挥体系很快土崩瓦解，被各路诸侯摘了桃子。
（注意，汉末农民起义几十年不息，声势一直很浩大，只是不再叫黄巾军，而是叫白波军、黑山贼。当时还有边章、韩遂等凉州叛军影响极大。）
区别在于：
秦末群雄反秦，大目标和陈胜一致。特别是陈胜起兵，打着项燕的旗号，楚国贵族后裔可以继承其政治遗产。汉末群雄逐鹿，都是利用汉室或者士族的权威，虽然军阀大量收编利用黄巾军的力量，养寇自重，立场上还是要视其为反贼。其实只是宣传上的差别，并不是说项羽、田儋等人就真是打击地主阶级的农民起义军了。（其实秦末统治阶级是不是“地主阶级”，也是需要检讨的。）
东汉末年的民间宗教并不发达（当时道教未建立、佛教还不普及），太平道、五斗米道徒具组织制度、医术和一些迷信手段，但并无意识形态化的信仰基础，就算说有信仰，那也是信“大贤良师”、“张天师”等活生生的宗教领袖。不但上层士人未接受，就是张氏三兄弟死后，起义军也不再打着太平道的旗号了，实际上只是一度接受宗教领袖领导的农民起义而已。
于吉、左慈、帛和等人在民间继续当大师、传教，五斗米道的张鲁则依靠军阀建设政教合一的政权，到了东晋以后，才逐渐形成现在道教的雏形，仍是处于神化首要分子、发展控制成员的初级阶段，将教主执而杀之，余众就一哄而散了。后来道教逐渐改革，正规化，但主要追求个人的长生，外加一些符箓方术方便百姓，也是没有什么政治颠覆性的了。
有颠覆性的民间宗教，还是得到佛教在中国普及后，吸收西方的弥赛亚思想和乌托邦思想，产生的弥陀崇拜、弥勒崇拜，经过明教、白莲教、罗教等逐渐完善信仰体系，才有了如元末红巾军、清代的洪门天地会等宗教叛军和民间团体，义和团运动也有受到它们的影响。这种思想杀不死，因而延续到今天。若不是建国后清除一贯道，这类民间宗教在大陆仍会有惊人影响力。
同时，伊斯兰教的传入，也在中国产生了一场又一场宗教大动乱，代表的就是同治回乱，新教杀老教、回民（信伊斯兰教的汉人）杀汉民，是排他性的宗教带来战争。
而太平天国的情况又有不同，毕竟是强行西来的宗教，缺乏群众基础。而且太平天国被看作异端，和西方的教会彻底闹翻。杨秀清等又搞天父附体，洪秀全大杀诸王，彻底败坏了它的信仰，更多是以一种以客家人为主体，以反清为政治目的的建国运动了。太平天国亡后，人们还怀念石达开，但没有人信仰洪天王及“拜上帝教”了。
家园 没有群众基础的宗教领袖起不了事 不到“反亦死不反亦死”的地步，谁个敢冒全家杀头的风险造反呢，当然会有一些铁杆的宗教死忠分子加一些投机冒险家，但他们毕竟是极少数，成不了事的，只有把广大的出于濒死边缘已经对社会绝望的农民或工人蛊惑进来，给他们一线希望，足以抵消死亡的恐惧，才有声势和才能裹挟更多的人卷进来。
比如发论功，不依靠广大的东北下岗工人，他哪有本事和胆量和政府叫板？
当然国外的利比亚埃及茉莉花革命又有些不同，他们有外国势力的推波助澜以及互联网时代舆论爆炸的新特点。
家园 宗教这东西能拿来破坏但不能拿来建设 驴教就是最好的典型，越是纯而又纯的驴教政权越落后越愚民。
家园 题外话，起义军这个名词用得好乱 当年看《帝国反击战》，把忠于老共和国的义军当农民起义军。结果星战1-6，就是看不懂，而且越看越乱。
直到《侠盗一号》才明白：就是几个心怀鬼胎的参议员结成乱党，和军阀土匪勾结，打着替天行道恢复周制的旗号，行分裂割据之实。
当然，帝国绝不是什么好鸟！
家园 片面强调正义性，有的时候就会很尴尬 事情有正义的性质，就立即全盘归属为起义，大张旗鼓地鼓吹其正义性，护士其局限性，就很难解释其为什么会失败。最后解释局限性的时候就会很累。
实际上是什么就说什么，反而好一些。
东汉这个，阶级压迫是黄巾起义的正义性所在。宗教组织手段是其比较有效的手段。同时宗教手段也是其局限性所在。这就导致黄巾起义有其进步性，也与其局限性。并由于局限性而最终失败，进而转化为三国混战。
其实三国和楚汉相争最大的不同，就是三国的倒退要比楚汉时代更多，并且最终没有正回来。秦末有反对统一的一面，有旧贵族不甘心失败的一面，有社会不适应新时代的一面，有秦始皇急于求成的一面。楚汉之争，本质上是重建分封制时代的行动是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一次大博弈，对战双方最终都是要分封的（据说刘邦一开始是不打算分封的，被韩信逼着分封了，这个是看别人说的）。但是刘邦家族最后经过多年的努力实现了大一统（虽然一直到东汉末年各郡国还有将自己视为一国、仿佛先秦时代的传统）。三国不同。汉末主要问题是抑制兼并、打压豪强、突破儒家政治体系。如果说秦末农民战争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分封制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的问题，那么汉末军阀混战的目标主要是解决新贵族垄断是否应该继续存在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最后的胜利者就是这些新贵族。之后出现的就是魏晋十六国南北朝，日子过得很惨。这一问题其实是通过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初步解决的。历史上，黄巢的口号是“均平”，李自成的口号是“均田免粮”，关键都在均上。这说明已经形成了“均田”的正义性。换句话说，在汉武帝、汉宣帝最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打压兼并之后，实行儒家治理体系的中国就从此进入到水深火热的时代，过了几百年的苦日子，最后还是通过禁止兼并（均田制）拯救了社会。我们知道，后来的宋朝是不抑兼并的，明清土地兼并也很严重。而中国就又衰落了。中国社会的又一次振兴，则是新中国又搞了一次均田……
我们都知道，集中的大工业生产可以提供极大的生产效率。但是我们看历史又会发现，什么时候社会抛弃了大多数普通人，什么时候社会就要完蛋。这是个有趣的矛盾。
谁把社会的尾巴抛弃了谁就死。社会主义真是个不说话但是下手狠的社会制度。“沉默的大多数”并不是真的不可忽视，他们只是放弃了你，随便你去死，所以不和你们计较。
有正义性才是起义，否则就是军阀、土匪。过去对正义性处理得不是很合理，仿佛敌人的敌人都是朋友，搞得很敷衍。
家园 星战没什么农民，走的是原力天赋霸王路线 原力就是天命。谁原力越强，谁就应该掌握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