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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讨论】我们应当怎样纪念李文亮医生 -- 任爱杰
家园 不要陷入“今不如古”的思维怪圈 批判当下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容易陷入“今不如古”的思维怪圈。本次疫情也一样。因为本次武汉和湖北的官僚拖延了20天，全社会就开始痛骂官僚因循守旧，拙于任事，勇于甩锅。以至于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官僚的这种风气是今天才产生的，尤其是在某人反腐败、加强对官僚监督之后才产生的。用这种思路做宣传的人，要么就是在为党内派别斗争服务，要么就是已经上当受骗了。
我前几天就说过，不说大清，本朝以前就没有官僚打压异见，推诿卸责，缺乏主动性的恶性事件吗？先帝在位的时候非典各地不约而同地捂盖子长达四个月之久，西藏、新疆连续暴乱，无辜百姓死伤无数，内里的盖子到现在都没揭开。这难道能是先帝所任官员勇于任事的表现吗？至于再往前，恶例就更多了。只说先帝，就是针对九龙治水年代体制内某些拒绝受监督，拒绝建立法治社会，妄图利用群众对基层缺乏民主的不满抵制上级巡视，扩大官僚团体自由裁量权的坏分子。这些人的做法，和文革时期扛着红旗反红旗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一样的。
本次疫情其实应对措施都远比往年要有力，无论是纵比（2003年SARS或者1967年脑膜炎），还是横比（美帝H1N1）。感染人数和经济影响虽然超越非典，这是因为这次病毒本来传染性就高。如果按照2003年非典时期拖延四个月的水平，这次的病毒早就打爆全国的医院了。更何况，武汉官僚的拖延，正是由于他们遵守了2004年依据非典经验制定的卫生防疫法依法上报，等待上级批复，在此期间没有权力公布信息。武汉警察处罚李文亮等八位医生，依据的是2005年的治安处罚法。有人说官员不应该“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是不是说官员就应该无视既存法律，随意行使权力呢？如果这样做，那只能说中国离法治社会越来越远了。
群众如今对疫情的不满，有自身生活受影响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提高，思想自由，舆论活跃，此外对政府能力要求提高。维稳时代拟定的法律已经不能适应于新形势。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任何过去的年代都不能比拟的。朝廷只要顺势而为，对热点问题给予开诚布公的交代，该道歉的要道歉，该平反的要平反。事后还要修订落伍的法律。只要这样做了，国家的治理能力自然会提升一个台阶。而如果按某些人说的，停止监督，允许地方官员“积极主动”地无视法律，那才是倒行逆施的取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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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这里说的是主要是官员的主观能动性 而不是今不如古。
就拿你举的例子来说--
更何况，武汉官僚的拖延，正是由于他们遵守了2004年依据非典经验制定的卫生防疫法依法上报，等待上级批复，在此期间没有权力公布信息。武汉警察处罚李文亮等八位医生，依据的是2005年的治安处罚法。有人说官员不应该“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是不是说官员就应该无视既存法律，随意行使权力呢？如果这样做，那只能说中国离法治社会越来越远了。的确，武汉官僚们上报后在没有批复的情况下可能无权公布信息。但不公布信息并不等于什么都不做，坐等疫病爆发。如果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官员，那么即使事先没有预案，先检查一下本市的医疗设备情况，看看医疗器材，床位等等是不是够用。召集各医院领导做出准备。提前调度防护服、呼吸机等等总没问题吧？
但是武汉和湖北官僚们干了什么呢？答案是什么都没准备。不但没准备，还大开两会，大开万家宴等等群众集会。诚然，领导们可以推说他们被专家们误导了，毕竟专家当时说“未见明显人传人”。
但真是如此？还是因为怕担责任？毕竟如果发动医疗系统做准备，万一上头不批，或者疫病不来，那么岂不是至少要落个“糜费公款”的罪名？而如果疫病不来，自己又做了决定，那么岂不是成了笑柄。以后上司会不会认为自己神经过敏，没有才干？仕途岂不是一片黑暗？如果进一步影响到两会，影响了春节的欢乐团结喜庆的气氛，这官恐怕就当到头了。
反过来，如果把专家的“未见明显人传人”解释为不会人传人，那么就什么都不用干，皆大欢喜。即使后来真的疫病发生了，自己没有直接责任。自己都是听专家的。专家治国嘛。
不论非典也好，这次也好，官僚们的心态其实和嘉庆年间的同行们一样 -- 希图侥幸！
但希图侥幸者往往得不到好运。不论是嘉庆、非典还是新冠，历史再三证明了墨菲定律。于是黑天鹅们铺天盖地而来。官员们手足无措，以致大局崩坏，悔不当初。
兵法有云--“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接到警报，不做准备，自然要一败涂地。现在的官员们真的是承平日久，脑子里早就没有了这根弦。而更重要的，是到底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还是自己升官发财放在首位？这决定了面对警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反之，看湖北周边诸省，一闻警讯，如临大敌，早早就做出了防疫隔离的措施。这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所以，这次总结经验教训，一定要把官员们利益和警讯挂钩才行。接到警讯，上报是基本的。在等待批复期间，立刻为最坏情况做准备也是应当的。没有做到的官员应当追究一定的责任。这样至少可以树立一个范本。至少官员们如果不能时时刻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那么至少让他们知道，因循疲顽是要受到惩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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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接到灾害警报不需要预备？ 按照这个逻辑，每天要检查的事太多了。火灾要不要检查，万一今晚烧起来了呢？ 地震要不要防范，万一今晚震了呢？ 水灾、台风、防爆防化？那每天就光检查了，别的什么也不用干，没时间也没精力了。另外，你知道基层工作人员最讨厌什么？ 应付上级检查。
中央提出了 “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认为就是要减小你说的 “主观能动性” 的权重。发挥主观能动性固然好，但是制度化、流程化更加好，至少符合 “现代化” 的目标。
从效果上看，大数据技术对于社会管理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而大数据技术是高度自动化的，这里面没有也不需要 “官僚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有限的精力用到别的地方去更好。
我的老天，按您的说法，接到火灾警报就什么事都不用干？话说您如果接到火灾警报，是立刻抄起灭火器去扑灭火灾呢？还是把头一蒙做鸵鸟状，寄希望于火灾不发生？否则就是应付上级检查？
你说的没事担心这个，抱怨那个是在没有接到警报之前。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接到了警报，甚至不止一次。官僚们还是麻木不仁，不做准备，这就是失职了。造成这种失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主观能动性。
家园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是后者 引用：话说您如果接到火灾警报，是立刻抄起灭火器去扑灭火灾呢？ 还是把头一蒙做鸵鸟状，寄希望于火灾不发生？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是后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火灾警报，是虚警，我正好有过这方面的工作经验（火灾大楼疏散），警铃大作，大楼里所有人都是一脸无所谓，五分钟后官方通报，无事。
绝大多数大楼，是三十年也没有一次火灾的，每年一次疏散演习，大家也是嘻嘻哈哈，根本不当回事。一虚警就疏散，这不是主观能动性，而是瞎折腾。
家园 官僚们正是有你这种心态的人 你的神回复，这里立此为照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是后者 潜望镜引用：话说您如果接到火灾警报，是立刻抄起灭火器去扑灭火灾呢？ 还是把头一蒙做鸵鸟状，寄希望于火灾不发生？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是后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火灾警报，是虚警，我正好有过这方面的工作经验（火灾大楼疏散），警铃大作，大楼里所有人都是一脸无所谓，五分钟后官方通报，无事。
绝大多数大楼，是三十年也没有一次火灾的，每年一次疏散演习，大家也是嘻嘻哈哈，根本不当回事。一虚警就疏散，这不是主观能动性，而是瞎折腾。
官僚们希图侥幸，就是你这种根本不把警报当回事，认为是瞎折腾的心态。例如武汉并不是对冠状病毒爆发没有预案，实际上就在爆发前不久的9月18日（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武汉海关还举行了演习。其中就包括“新型冠状病毒临床诊断病例”的应对（武汉海关举办军运会倒计时30天暨口岸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
其中说到
机场海关又接到航空公司报告“入境航空器上1名旅客身体不适，呼吸窘迫，生命体征不稳定”，机场海关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开展病例转运和航空器卫生处理，并对密切接触者和一般接触者开展排查与监测。两个小时后，武汉市急救中心反馈，转运病例已临床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临床诊断病例……结果呢，真的狼来了的时候，尽管下面一再上报，武汉和湖北当局却纹丝不动，坐以待毙。可见对某些像你这样的人来说，演习不过是演戏，大家也是嘻嘻哈哈，根本不当回事。所以根本没有重视，到真的有事，则手足无措，呆若木鸡。
这种心态还是越少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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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这几年中央巡视组及各省巡视组 在巡视中排在前面的相当重要内容，这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就是在中美PK的大背景下，确保自身不乱。
从治国角度讲，历朝历代，瘟疫如同洪水、地震、干旱、蝗灾等一样，均为最高级别的灾害，因此也是为官为政者的头等大事，是风险防范的首要。
蒋某作为一方大员，在疫情已经出现苗头的时候，与中央精神对着干，也缺乏一般为官者的基本素质，对重大形势丧失判断力，被几个专家一忽悠就忽悠瘸了，所作所为充其量只能算一介循规蹈矩的小吏水平。
所以总结教训，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反思。
第一，新时代党国大员要员的能力水平问题。如果能力水平都如蒋某，或者说一个救火队长水平的人都找不出来，需要习总两个亲自，那么现在堂上的衮衮诸公又是怎么选拔上来的，靠亲疏有别？靠听话？靠两袖清风不犯错误？固然这些因素很重要，但对于群众而言，能打的可能更重要。
第二，专家治国的问题。高福院士已经很久未在官媒上露面了，作为国家疾控中心主任，应该算御用的最高级别专家了，很显然由于建言有误现在被打入冷宫，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专家治国失败？恐怕也不能这么说，不是还有钟南山、李淑娟这样的专家力挽狂澜吗？
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专家？或者说哪儿的专家靠谱。
一直有个模糊的感觉，觉得中国现在最生猛的科研，不在专门搞科研的科研院所，而在企业。道理大概这样，科研院所作为事业单位，与企业相比，第一没什么钱，第二没什么竞争，所以科研院所差不多是养老养名望，由于有官方背景，往往名气很大，但实力水平一般。
如果决策找这样的专家，失败的可能性要大的多，问题是官方决策，从程序上讲，找官方科研机构又是必须的，否则养这些人干嘛？
从趋势上，产研发一体是保障专家水平的必然，但一个行业，产研发一体的单位有好多家，行业决策时七嘴八舌的又听谁？但不管怎么说，不能在这些产研发一体的单位之上，再成立一个官方机构来统一意见。从这次疫情来看，疾控中心在拿出提出决策意见之前，没有和钟南山、李淑娟、军队的陈薇院士这些产研发一体的大拿们共享沟通，从而导致国家决策失败。
这次疫情后来搞的国家专家组，以后可能要变成类似委员会的常设机构，来替代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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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一句话，要让在炮声里成长的人来当将军 过去我们体制一个极大的问题是官员逆淘汰，留下的一般都是会当官、擅卡位、有背景的，唯独不是能打的，所以一碰上真打，就只能内斗内行、外战外行了；那些有战斗力的一般都把心思放在工作和解决问题上，不会卡位、也不大会紧跟领导，所以在现在这个干部筛选体系里，比较吃亏、被边缘化。
今上提出的“各级党委要在这场严峻斗争的实践中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英勇奋斗、扎实工作，经受住考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有点改变用人标准的意思，如果选干部能跟着这个‘能打仗’的标准走，干部队伍自然会越来越强。
通宝推：独草,家园 不是很同意，你这个 “能打” 的标准有点虚 引用：留下的一般都是会当官、擅卡位、有背景的，唯独不是能打的
先不说 “有背景”，有背景的人在任何体制下都受助力。
会当官、擅卡位，第一这个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反复实践中出来的，第二我理解 “会当官” 就是智商高情商高，反应快分析能力强，能够跟人（客户、同事、上下级）搞好关系，这种人才在任何体制下都是受欢迎的。
“擅卡位” 也就是说人家 “应试” 能力强，那么你改变选拔标准，人家也可以快速适应新的标准，这些都摆明了是人才。
你所谓 “能打” 是什么标准？ 比方说武汉疫情，那是突发事件，新情况新问题，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好，“正确” 的做法就是走流程，服从上级机关指导。这里面没有多少 “能打” 的空间。
我们以前确实提拔了 “能打” 的干部，比如战争年代的林粟，前三十年的张春桥王洪文（人家是从上海各路造反派中锤炼出来），还有春夏之交后提拔的江李（在上海和天津保持了稳定）。然而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人家表现好，提拔人家没问题，但是在事前，很难有标准和体系判断是否 “能打”。
赵括纸上谈兵，是个饭桶，霍去病远征大漠，天纵英才。但是赵括是死于流矢，而且也把秦国逼到十五岁以上皆入伍的地步。如果赵括运气好一点，把四十万大军带了出来，那历史有可能完全改写，秦国被憋死。如果霍去病运气不好，第一次出兵就中流矢而死，那么谁是饭桶？ 这里面偶然因素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