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二

38年5月，129师骑兵团驻扎在南宫县城。

刘春雷来到军营门口，站岗的哨兵拦住问：“干什么的？”。小伙子见到当兵的还是有些发怵，吭哧了半天才说了句：“我……我找胡彦明，他是我师兄”。

哨兵也愣了，胡彦明是谁呀？不认识。

正不知该怎么办，从营房里面走出个背盒子炮的八路干部，笑嘻嘻地打招呼：“小兄弟，是来报名参军的吧，欢迎欢迎”。

这干部带着小兄弟去团部办登记，一路上问长问短的：叫啥名字？多大了？家里有些什么人……还找出大红纸、张罗着给捐献战马的家庭写感谢信，周围的人都喊他邓政委。

邓政委？就是那个在布告上签名的骑兵团政委邓永耀？这么大的官还这么和气，刘春雷顿时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可是，接下来遇到的人就没这么客气了。

到了新兵营，耿协福营长正和侯洪臣教官正在屋里下大棋（象棋），看见新兵蛋子进来，上下打量了几眼，喊一声：“来呀！马牵走”，立刻就有人把大红马牵走了，两位领导又接着下棋。

没人发话，刘春雷只好在屋子当间傻站着，等了好一阵才怯怯地问：“那个……枪……我的枪在哪？”

“枪？不急。先训练再说”，营长一抬头看见马刀了，指指桌子：“把军刀留下”。

“不给！我不给”，小伙子急了。这把哥萨克刀可是自己的宝贝，不发枪还想抢马刀，没门。

营长也没想到新兵会有这么大火气，愣了楞，挥挥手让他走了。

第二天，刘春雷就倒霉了。

先是在准备马料时候挨了骂。当时，为了给战马增加营养，要在草料里添加料豆，这料豆是先用盐水煮熟、然后再炒干备用的。刘春雷干这活不在话下，他一边炒豆子、一边抓了一把搁在嘴里闲嚼（估计这是他当厨子时落下的习惯），结果被侯教官看见，训斥一通，说他“跟牲口抢食”。接下来再去刷马，小伙子没留神，让战马把枣树的树皮啃掉了一圈，耿营长知道后又是一顿臭骂。

这下子刘小伙有情绪了，他觉得领导为这么点破事刁难他，摆明了是惦记着自己的那把好刀，于是拎着马刀去找耿营长，见面就说：“这把刀我不要了，请长官以后别再跟我过不去”。

耿协福没吭气，把刀收下了。晚上就召集新兵开会，营长和教官首先检讨了自己的态度，然后就宣讲部队纪律和共产党八路军的群众政策。一条一条说得详细在理，刘春雷心说：这八路军当官的给当兵的道歉，规矩还真是不错啊。

八路军的规矩好，八路军的规矩也大。

当时，骑兵团的兵力只有三个连外加一个营。三个连都是正宗的红军老底子，战马配齐了、战刀却是五花八门；另外的这个营是新兵训练营，只有一百多人、四十多匹马，没枪也没刀。

新兵营和老连队是分开训练的，新兵们很少和老兵打交道。这里面有个原因是说话听不懂。

一二九师骑兵团的老底子是陕北人（甘陕红二十六军骑兵二连），后来并入了湖北人（鄂豫皖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改编成八路军后又补充进了四川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所以，来到冀南的时候，队伍里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河南、安徽……什么方言都有，就是没有讲河北话的，别说当地老百姓听不明白，就连老红军自己都犯晕。

新兵营的战士大多来自河北，年龄、经历相似，又是同乡，彼此间很快就混熟了。只是，大家都是新来的、都不懂八路的规矩，犯错误的时候也就没人能够提个醒。

新兵训练辛苦，部队的伙食又跟不上，到了晚上总觉得肚子饿。杜金波（44年牺牲）和崔秉志（42年牺牲）的家在县城，杜家是卖烧鸡的、崔家卖酱驴肉卷饼，大伙就掩护他俩溜出军营去找好吃的，可是，这俩小子回来的时候没把吃食带足，给了这个不给那个，结果就挑起了人民内部矛盾。别人吃得香，胡彦明（43年牺牲）看着眼谗心里窝火，数落了几句，两边就打了起来。既然是打群架，当师弟的当然要帮着师兄，于是事情闹大了，大家都被关禁闭。据战友们揭发：斗殴中，刘春雷曾经叫嚣“老子的马刀不在手上，不然非砍了你们！”，为这句话，多关一天。

刚从禁闭室里出来，又惹祸了。

当骑兵的当然就要练马刀，但新兵练刀不能骑马也不能使真刀，否则挥起刀来，朝前撩了马耳朵、朝后劈了马屁股，弄不好还能把自己的脚剁下来。所以一般是先拿一条长板凳，前端竖捆着扫帚，大家举着木棍左右比划，什么时候狂挥乱舞都不会打到板凳扫帚了，什么时候才能上马。

战士们都明白这门技术关系重大，练得十分认真。可是，人人都想多练习，到哪里找那么多长板凳去？

刘春雷四下张望、计上心来，“噌”的一下跃上老乡家的院墙，这地方好！高大宽敞，而且骑着墙头比坐在矮板凳上潇洒多了。伙伴们纷纷效仿、爬上院墙“嘿嘿——哈哈”地左刺右砍。

正玩得高兴，房东老头出来了：“你们干啥呢？骑兵不骑马，骑我家墙头？”

“大叔，稀罕吧，我们这是在练刀法！”

“倒霉孩子，这哪是练刀，你们这是拆墙吧……”

话没说完，“轰隆”一声，院墙真的垮了。营长气急败坏地跑来赔礼道歉，灰头土脸的刘春雷只好又回到禁闭室里去。

当骑兵，光练刀可不行。新兵训练的第一课是照顾战马，要学会刷马、给马洗脸、检查口腔、绑护腿，还要学习喂马。营长和教官守着大家铡马草，要求细碎均匀、“草不过寸”，草料里一丁点的杂物都要清理出来。把马匹伺候好了就交给班长，调教新马是老兵的事。

在骑兵的眼里，老百姓的马养得再好也只是牲口，要使它养成守“纪律”的习惯。马槽以外的东西不许吃，还要改掉乱啃东西、踢厩、咬人的毛病，让战马习惯套笼头、上嚼子、挂装具。

驾过车拉过犁的马都带着毛病，先得“骝”、“压”、“吊”。老兵们每天骑着马慢走，把马匹弓起马背的习惯压下去，再上鞍子练跑。等马一歇下来，赶紧把马缰绳拴在高处、让马头抬起来。除了喂料饮马的时候，战马连睡觉都必须是抬着头的，这样的马反应快、爆发力也强。比方说：爱低头的马不敏感也不容易兴奋，而且奔跑起来经常“走边”（跑着跑着就偏向某一侧了），一旦把马脑袋吊起来，它就不低头了；还有，遇到惊吓就向后退是马匹的本能，现在把马头固定住，它一退，缰绳就拉住嚼子，痛啊。以后再遇到情况，它要么纹丝不动，要么后腿撑住、前蹄抬起，这就象战马的模样了。

老兵训练战马，新兵就踩高跷。高跷是自制的，一米五高，把它弄熟了，骑马没问题。

踩高跷这玩意好象和天性有关系，有的人可以边走边吹牛、有的人就得始终盯着脚下。一次，几个战士一起走，侯教官在后面喊一声，刘春雷立刻就转过身来，可旁边的那位却摔了一跟头。新兵营里有些人就因此被转到步兵部队去了，按说他们原本也是会骑马的，可领导说不行，这样的兵骑在马上，人家一碰就掉下来，再练也是白搭。

新兵在分配战马之前，先学习乘骑、卧倒射击、马后上鞍（这“马后上鞍”就和跳木马的动作差不多）。等有了自己的战马，再学马上射击、马上劈刀、马上投弹（向后投）以及乘马越障、马上救护等等，这些技术是在战斗中逐渐掌握的，有许多战士还没等技术学全就牺牲了。

38年5月，正在训练的骑兵们突然听到一个噩耗：“六离会”杀了我们的干部战士，抢走了八路军的电台！

事情是这样的：

共产党来到南宫县以后，原“维持会长”李耀庭就联合“六离会”各大头目，公然提出“只救民不救国”的口号、反对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禁止六离会门徒参加抗日组织，还扬言要“打进南宫城，赶走八路军”。当时，八路军的政策是“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因此处处忍让、竭力避免和当地武装组织发生冲突，这就使得会道门教徒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5月11日，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和通信参谋黄立祥（又名黄萍， 64年少将，曾任沈阳通信兵学院院长）从南宫到山东去。津浦支队是新组建的队伍，当时在鲁西北一带活动，王育民这次是到东进纵队总部（在南宫县城）领取电台设备的，随行的只有技术人员，骑兵团于是派出了一个排沿途护送。

电台设备装在箱子里、外面还搭着毛毯，看上去有点象是什么财宝。一行人马走到小屯村、张马村附近，被六离会的人拦住了。王政委命令战士们不得动武、自己上去说道理，结果七说八说，从四面八方跑来的教徒越来越多，把四十二个八路军团团围住，这时候有战士提出突围，可王育民政委又担心误伤了群众、始终没同意。结果，六离会的“师父”宋殿元、高大奎突然吆喝一声，数百名暴徒们蜂拥而上，当场打死王育民和二十四位战士，黄立祥等人被俘，电台设备也被抢走了。

在这次“小屯、张马事件”中，只有七个骑兵侥幸突围、跑回县城报信。战友们得知这一消息，气愤万分，都憋着劲想报仇。

徐向前副师长当时就在南宫县城，他对事件的处理意见是“一分军事、九分政治”，以东进纵队的名义给六离会写信，提出：释放我被俘人员（黄立祥是电台队长，万一被弄到鬼子那里去可就不得了）、包赔我军损失、交出肇事凶手。

要求洽谈的信函送出去好几天，没人理睬。徐师长急了，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派部队追回电台、解救被俘战士，还向罪魁祸首发出最后通牒。这下子，六离会的高大奎说话了：要共产党赔偿他的名誉（因为八路军骂他是土匪），否则，血战到底——这家伙，活得不耐烦了。

5月16日一大早，陈再道司令带领骑兵团移营开进，路过一个叫孙庄的地方，这个村子北边的道路不大好走，马匹都堵上了，部队也停顿下来。陈再道发现附近村里烟雾缭绕、锣鼓喧天的，就派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侦察员王新增回来报告说“六离会的好几百人，正在拜祖师爷呢”。陈司令一听，怒了，命令骑兵团摆开队形，先在村外朝天放了几枪，然后大喊大叫地冲进村里。

刘春雷这时候没马也没枪，还是个空手兵。等他进了孙庄，“六离会”的门徒早跑光了，村子里空荡荡的，香案翻倒在地，神旗、头巾丢得到处都是，院子里有几辆自行车，车架上还绑着梭镖大刀什么的。

老兵们搜查房屋，营长叫新兵清理院子，刘春雷偷懒不干活，弄了架自行车骑着兜圈子，这玩意他早几年就学会了、玩得溜熟。当了半个月的八路，没捞到战马骑，骑自行车也勉强能算是个“骑兵”吧。

他在村口骑车，伙伴们围着看。正玩得开心，迎面来了一群人，领头的是个挂望远镜的瘦高个，看见这帮骑兵小伙子在土坡上耍车技，也勒住马呵呵地笑。新兵蛋子们知道是领导来了，赶紧纷纷溜掉，过了一会有人告诉他们：那位瘦高个的领导是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徐向前。

徐向前是从县城赶过来的。他让骑兵部队退到孙庄的后面，把七六九团（缺一营）布置在村口，刘春雷他们这些没马没枪的空手兵就和师长一起守在村子里。徐师长知道新兵们大都是本地人，就询问说：“你们家里有人参加六离会么？”

有点头的，也有摇头的。

徐师长又说：“六离会中的坏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受骗上当的群众。要揭露敌人的阴谋，瓦解敌人……”。

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尘土飞扬、人声鼎沸，一个个红点连成一片地越来越近。那是一万多“六离会”门徒，头扎红巾、身穿红肚兜，手拿梭镖大刀，又吼又叫、又蹦又跳。

老红军悄悄问新兵：“那些人都在嚷些啥？”

新兵里有懂行的：“法师念的是‘周公祖，风火神，紧护身，无影踪’，门徒喊的是‘发光、明光、神灵光’”。

红军听说以后都哈哈大笑。

老兵们笑，新兵却有点儿笑不起来。崔秉志一个劲地念叨：“赶紧去找些黑狗血来吧，要破了他们的法术才好办”。

刘春雷没说话，可心里也直打鼓。他亲眼见过“六离会”的法术，子弹打到肚兜上就变成了沙土，真是“化弹为泥”，天知道八路军的机枪对付他们管不管用。

守在村前的七六九团指战员不停地向“六离会”门徒喊话劝说，即使他们靠近了也只是放空枪。可是，这样的鸣枪示警，反而使会徒们更以为是喝了符念了咒，可以刀枪不入，他们大叫着冲上来，疯狂地挑死了几个八路军战士。

徐向前师长火了，下令开打。

立刻，房顶上的机枪响了。狂徒们发现神符不管用、八路军的子弹也能打死人，刚才那股杀气腾腾的嚣张气焰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发光明光神灵光”也不会喊了，“光……光光……”地乱叫着四下溃逃。骑兵们在陈再道司令的指挥下，从侧翼冲过去，砍了守护神坛的神汉、法师，缴了会旗和法器——红僧衣、铜头箍，还有海螺号角和一个拴着铜片的大铁圈。

杀了领头的，徐师长就命令吹号收兵，不追了。

过了两天，八路军召开大会，宣布取缔“六离会”，并且公审枪毙了李耀庭、宋殿元和高大奎。政治部的刘志坚副主任也指导干部战士们开展政治攻势，贴布告发传单，动员受骗群众退出道会组织。

当时，南宫县“六离会”的成员有十多万，八路军总共只杀了一百多个就消灭了这个反动团体。徐向前副师长说得好：“对付六离会，非打不可，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但是打又不能太狠，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大串，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不利于发展抗日力量”。

平乡县有个叫潘玉玺的乡绅，成立了个“红枪会”，自任坛主，也是搞烧香拜佛的那一套。他手下有一伙人，把持着几十个村庄，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队根本就进不去。共产党多次派民运干部去做宣传，这小子却回答“我们是看家护院的，不问政治”。

陈再道司令生气了，派骑兵团开到村里，团部就设在潘玉玺家，里里外外放三四道岗，他家大院也成了马棚子。“红枪会”的人出去烧香拜佛，八路军并不阻拦，不过要派骑兵去看热闹，八路军骑着马围着神坛绕圈子，还时不时拔出马刀摆个造型什么的，把人家的大法师吓得直打颤。

这么一来，老百姓看见潘玉玺连自家大院都看护不住，渐渐地就不信他那一套了。骗术破产、家产也快被骑兵团吃光了，潘坛主只好宣布解散自己的组织，保证拥护抗日民主政府，不再私派粮款……他手下的那几杆洋枪土炮，也顺手让八路军收编给了县大队。

38年6月，也就是刘春雷参军后的第二个月，骑兵团开始给新兵配发战马和武器，头一批十个人，胡彦明是其中之一。他自己是属龙的，给战马取名叫“火龙”，还在枪托上刻了个龙头——号称“三龙聚首”。那步枪是阎锡山造的，只有六七成新，但胡彦明却把它当宝贝一样，恨不能睡觉的时候也抱着，刘春雷是他师弟，想摸一下也不行，搞得大家都骂他小气。

到了月底，第二批名单宣布了，头一个就是刘春雷！他简直乐疯了。跑到供给处去领装备，马鞍具是新的，战马是一匹枣红色四岁牝马，虽然是母的、不怎么高大，但看上去很精神，就叫她“狂风”吧！

下午，骑兵团政委邓永耀来给新兵发枪。这些枪是骑兵二连从威县缴获回来的，邓政委拿起一枝崭新的汉阳造递给刘春雷，笑嘻嘻地说：“大刘同志，好好干！”。耿协福营长也把那把哥萨克战刀拿出来：“大刘，军刀还给你，好好干！”

大刘！还从来没有人这么称呼过刘春雷呢。他激动得头顶直冒热气，心里说：好好干，我一定跟着八路干出模样来！

扛枪挎刀骑大马，大刘这回威风了。

想当年，骑兵战士刘春雷，头戴“四片瓦”、身着灰军装、腰挂俄国刀、手横汉阳造，跨下一匹枣红马、臂上佩着“八路”章，二十郎当的小伙，一米七八的个头，那真是要多帅有多帅。

这时候，还有谁敢说他是新兵蛋子？

终于坐上沙发乐

邪教害人。

三

在南宫县，新兵营的战士都领到了步枪，配发战马的三十多人编为“乘骑分队”，其他的则属于“徒步大队”。

发枪的第二天，有个骑兵自杀了。

自杀的战士姓宋，家住乡下。那天他父亲生病，母亲连夜赶了几十里路来县城抓药，到了药铺才知道钱没带够，于是就找儿子想办法。可是，当八路的又能有几个军饷？小宋没能借到药费、班长又不许他出兵营，老母亲只得流着眼泪回去了。小伙子心眼窄，吃晚饭的时候就躲在房间里给了自己一枪。

其实，新兵中有不少人的家境都不错，比如杜金波，家里见天送烧鸡来、吃得满嘴流油；其他人也经常收到各类包裹，刘春雷的堂姐住在县城，一个月来探望了两次，每回都给他零花钱。关键是大家当时还缺乏真正的战友情谊，只觉得彼此的关系还没好到能借钱的份上，所以都挺抠门的。

38年，八路军士兵每个月的零用钱是法币一元，骑兵多一倍，两元钱，相当于银圆二角。可当时一双布鞋就要卖六角钱、一条毛巾也要二角五分，虽然大家扛枪打仗不是为了饷钱，可是这薪水也确实太少了点，刘春雷私底下对师兄嘀咕：“我在饭馆当学徒，一年还能挣十多个大洋呢，这穷八路真够寒碜的”，他当时也就是随口那么一说，没想到胡彦明记在心里了。

胡彦明是一班的，刘春雷和杜金波、崔秉志、王立贵（42年牺牲）都在二班，另外还有个三班。“乘骑分队”实际上是一个排，排长是李树茂（48年牺牲），每个班除了新兵，还有几个老红军。

开大会的时候，总听见领导讲“二万五千里长征”，新兵们很受感动，回到队里就向老红军请教长征的事，没想到班长排长都摇头，说他们没爬过雪山也没走过草地。

原来，虽然团长王振祥（55年少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和政委邓永耀是从红四方面军来的，但骑兵团里的基层骨干却大多是刘志丹红十五军团的兵，乘骑分队的排长李树茂是延安人，三个班长辛明旺（42年牺牲）、郝传喜（42年牺牲）和苏昌太（42年牺牲）都是陕西礼泉人，确实没参加过长征。

刘春雷他们班上只有刘金魁（42年牺牲）曾经走过草地，可是，他那时候还不是红军。

刘金魁是四川人，三十多岁，外号“川老汉”。红四方面军长征时，队伍中跟随着许多干部家属，需要扛物资抬担架，这“川老汉”就是苏维埃政府雇来当挑夫的，酬劳是每天一块大洋。别的民夫走上百多里地就闹着要回家，可刘金魁贪财，愣是从四川到甘肃跟了四十多天，最后光洋得了不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红军也不可能再派人送挑夫过草地回四川呀，就劝他留下当兵算了，于是他就参了军，再后来就入了党。政委说：“你把生命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了，还成天揣着那些大洋干什么”，只好又把私房钱上交了。所以，问起这长征的事，刘金魁也是稀哩糊涂——他当时成天挑着担子跟妇女儿童在一起，除了算日子就是数洋钱，别的统统不知道。

派到乘骑分队的老红军都是共产党员，大刘对他们的最初印象是——喜欢开会，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把大家召集起来、宣传组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重要意义。可是讲来讲去都是“革命觉悟”、“勇敢献身”之类的大道理，刘春雷就不耐烦了，每次开会都打瞌睡。

大刘的政治觉悟一般，可他师兄却学得很不错。胡彦明每次开会都做笔记、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大刘喊“师兄”他都不肯答应了，说是要称呼“同志”。人家老红军是苦出身，胡彦明也跟着诉苦，说他以前受到东家的剥削呀欺负呀什么的。刘春雷很不以为然：“当伙计的替老板干活，天经地义。再说，‘估衣铺’ 买战马送你参军，够仁义了，何必在外人面前讲东家坏话”，于是就和师兄闹了些小矛盾。

三连一排长韩永正（42年牺牲）却挺喜欢新兵大刘。原因是有一次玩“抢毛巾”游戏（就是两伙人骑着马、来回拽一个大麻袋，既能比赛力量也能比较身体协调能力），大刘把韩排长拽下马来了，一下子轰动了新兵营。

韩永正人称 “韩猛子”，虽然是老红军，却比刘春雷还要小一岁。他是陕西米脂人，父亲是刀客、35年被地主杀害了，15岁的小伙子就揣着一把关山刀投了刘志丹。36年山城堡战役，韩猛子单人独斗白军一个排，成为红军战斗英雄；37年北马村战斗，又是他第一个冲进村、刀劈七个日本兵，成为八路军甲级功臣。最神奇的是，打了那么多硬仗，他却从来没有受过伤。

新兵们都见识过韩永正的刀法——路旁立着十棵高粱，他策马挥刀、左右开弓，从顶梢砍到底端，刀刀都劈在梗结上——那准头、那功夫，真是没说的。

“韩猛子”性情生冷、倔傲不服输，说话干脆直接，“宁给个好心，不给个好脸”，叫人又敬又怕。可那天他被大刘拽下马，别人都以为战斗英雄的脸面怕是要挂不住了，他却若无其事地玩得挺开心，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刘春雷心里清楚：新兵中能把韩永正拽下马的人其实不止自己一个，不过是只有他才敢真的这么干。这韩猛子喜欢和直性子的人打交道。

当时，新兵的主要任务是熟悉自己的战马，别人遛马的时候找班长帮忙，刘春雷就去找韩永正。韩猛子的花斑马名字也叫“猛子”、也立过大功，和主人一样勇敢、听见枪响就兴奋。打仗时，首长喊一声“猛子，上！”，人和马一起来精神。

俩人一起训练战马，可是不行，韩永正的“猛子”暴躁、大刘的“狂风”又太温顺，新战马总是被老战马踢咬。搞了几天大家都没耐心了，韩猛子也觉得练不出来，还挖苦说：“什么‘狂风’？听见炮仗响就打哆嗦，可天亮时候听到公鸡打鸣却跟着瞎叫唤，干脆改名叫‘公鸡’算了”。其他战友也跟着起哄，结果是“狂风”的本事没练成，反而得了个“公鸡”的怪名号。

乘骑队战马的名字五花八门，最多的当然是白云、火龙、闪电、豹子之类，但也有独特的：崔秉志的战马又高又胖、走起路来四平八稳慢慢悠悠，叫做“大掌柜”；王立贵的马驹喜欢闻墨香，遇见标语布告就凑上去东嗅西嗅，好象很有学问的模样，因而取名“小秀才”。

不管战马的名字多么怪，当骑兵还是很神气的。

当时有个说法：“上马团、下马连”，意思是骑兵坐着高头大马，相当于享受团级干部待遇；下马以后拎着军刀，又象是旧军队里的连长。大刘他们早上出城训练、傍晚列队回营，总是有许多小孩子们一边追着一边唱：

吹军号，骑大马；大马高，挎洋刀；洋刀长，使短枪；短枪响，打东洋；东洋鬼，最缺德，我把鬼子赶下河……

老百姓围着瞧热闹，战士们也因此有了虚荣心——再累再饿，军服一定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每当进城镇、过村庄路口，小伙子总要赶紧检查一下马镫亮不亮，鞋子脏了没有，然后扎好绑腿、整理军刀、系紧腰带，挺直身体昂起头，再把脸绷得紧紧的……你想啊，骑兵高坐在马上，人家大姑娘就站在路边，眼光正好从马镫子往上瞄，所以必须从鞋底到下巴颏都经得起审视才行——这时候，谁都愿意把自己的形象表现到最高水平。

当骑兵神气，想当骑兵的年轻人也不少。新兵营门口经常围着报名的人群，记得有次来了个小伙，左手牵着匹骡子，右手拎着关老爷的大刀，死活就要当骑兵，把大家逗得直乐。可是，骑兵团对扩充兵源很慎重，主要原因是战马的花费大，咱穷八路养不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38年7月，129师骑兵团离开南宫县，王振祥团长带领骑兵一连护送陈再道司令去太行山，政委邓永耀和副团长梁俊亭带着二、三连和新兵营到肥乡县、成安县发动群众。

离开东纵总部单独行动，刘春雷才认识到骑兵部队筹措粮草的困难——战马的日常食量为粗粮八斤、草料十二斤。再加上人的消耗和烧饭的柴草，全团每天除了需要征集三千斤粮草、还要派一半人手到野外割青。四百匹军马在村子里驻扎三天，那地方就粗粮光、谷草光、饮水光，被老百姓戏称为“骑兵团的三光”。

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刚开辟不久，地方政府的后勤供应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骑兵走一村吃一地，事先没有计划事后也没有补偿，群众负担很重，部队领导也很头疼。

7月中旬的一天，有人报告说公路上过去了50辆鬼子汽车，好象是从邯郸到大名去拉物资的。邓政委一听“物资”、“汽车”，立刻来兴趣了。

邯郸是日军在平汉线上的重要战略据点，邯郸、大名之间的公路是敌人运送军用物资的主要交通线，以往也有日军车辆往来于各据点之间，但50辆汽车组成的庞大车队确实少见。邓永耀马上派人了解情况，摸清鬼子车队的行动目的。

下午，侯洪臣（他调到团部当作战参谋了）和侦察员王新增回来报告：敌人汽车48辆、兵力100人左右（每辆车有一个押运），是去大名拉粮食的，按以往规律，车队将在第三天上午返回邯郸。邓政委喜出望外，决定抓住这个送上门的战机，在交通线上设伏，打击日军嚣张气焰、解决物资供应困难。

伏击的地点选定在成安县以东的漳河店村。邯大公路在这里呈东西走向，村东路北，有一大片茂密的高粱地可以隐蔽我设伏部队和战马，并且，“青纱帐”紧挨着公路，是实施近战、出其不意展开突击的良好地形。

刘春雷他们这一百来个新兵全都没有打过仗，邓永耀政委和耿协福营长反复叮嘱大家：近距离作战，关键在于事先隐蔽好，以迅猛的火力突然杀伤行进中的敌人。首长们还说：这次的战术是“舍头打尾”，确定尾部的20辆车为伏击的目标。一旦达到目的就迅速撤离战斗，防止敌人增援部队纠缠。

7月21日拂晓，骑兵二、三连利用青纱帐的掩护进入了伏击阵地，新兵“徒步大队”在漳河店村放暗哨、控制战场周围环境，任何人许进不许出。而刘春雷他们“乘骑分队”的任务则是 “守马桩”——骑兵下马徒步作战，马匹必须集中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叫做“马桩”；还必须根据战场情况，派出部分兵力看管、保护战马，这就叫“守马桩”。这一天的“马桩”在高粱地深处，距离伏击阵地只有四五十米远。

上午八点左右，日军车队排成一条长蛇从东向西开来，逐渐接近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听见由远而近的马达轰鸣、看见车队扬起的尘土，守马桩的新兵们十分紧张。“一听见汽车的声音就有些慌了，只觉得车子不是在路上开、而是要开到高粱地里来”。

战马是通人性的，士兵的异常情绪立刻影响到了马匹，马群也开始骚动起来。

“一个人要拽几匹马，根本平息不住。马匹一个劲地动弹，青纱帐哗哗啦啦直晃荡……”。新兵们控制战马的经验本来就不足，慌乱之下，高粱地里的动静越来越大，终于让公路上的鬼子发现了。顿时，日军汽车喇叭齐鸣，加大油门往前冲，最前面的几辆车子迅速地冲进了漳河店村口。

漳河店村里有“徒步大队”的战士，他们的任务是负责警戒、不让老百姓接近战场。由于事前没有打阻击的思想准备，看见日军先头部队冲到跟前，新兵们吓坏了、慌乱地四散跑开。十几个鬼子立刻下车、上房，在屋顶上架起机枪朝高粱地里打，掩护后面的车队通过埋伏圈。

“子弹扫过来，高粱秆子成片地折断。有几匹战马被打中了，有个人被打断了腿，他第一次上战场，还没看清楚敌人就残废了”。

伏击阵地上的八路军看见这情况，知道是暴露了，于是也开打。中间的几部汽车被打瘫在路面上，把日军车队堵住了，后面的鬼子就趴在汽车底下拼命打枪还击。二、三连真不愧是老红军队伍，顽强勇敢，一声令下就全上了公路，二连向东冲向后尾车队，三连向西，往漳河店村子里冲。

这时候，对八路军威胁最大的是村口房顶上的那两挺机枪，邓永耀政委带领三连反复冲锋。他大腿中弹倒在公路上，坚持着不往下撤，硬是指挥战士们把村子里的敌人给赶走了。

高粱地里，刘春雷攥着步枪、牵着四匹战马，既紧张又激动。这时，身旁突然响起了枪声——小鬼子接近“马桩”了！乘骑分队的班排长一边紧急上前迎敌，一边命令新兵们赶紧把战马拉走，转移到安全地方去。

“那时候脑袋是木的，满耳朵都是枪声，也听见排长在喊话，可就是弄不明白他说话的意思，吓懵了”。新兵不挪窝，老兵们只好推着他们走：“别慌别慌，有我们挡着，鬼子过不来，赶快把马牵到后面去”。刘春雷一不留神被高粱杆绊了一跟头，排长把拉他起来，随口骂了句“真笨”，大刘的脸“腾”地红了。

这一跤把刘春雷摔清醒了，李树茂排长的责备更是伤了他的面子、激起了他的斗志。他把马缰绳塞到崔秉志手里，拎着枪就朝前跑，心想：“叫你当排长的看看，咱新兵打仗也不含糊”。

刚才是有一伙日军向我后方迂回、企图侧击我军主力，不料在青纱帐里撞上了“守马桩”的八路军战士，乘骑分队的战斗骨干立即进行还击，敌人摸不清我方情况，打了一下就撤退了。刘春雷追上去放了两枪，看见胡彦明得意洋洋地举着一杆三八大盖，听说他拼刺刀杀死了一个鬼子，心里对师兄佩服极了。

又打了一阵，八路军发现不对劲了。面前的这伙鬼子起码有二百多人，兵力比骑兵团两个主力连的人还要多。如果再打下去，不仅消灭不了日军车队，附近县城的敌人援军也会赶过来，再想脱身就难了。

邓永耀政委果断下令撤出战斗，骑兵们烧毁汽车，趁敌人还不了解我军的虚实，骑上战马，走了。

漳河店伏击战是129师骑兵团战史上光荣的一页，更是刘春雷戎马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据战后统计，骑兵团阵亡战士30多人，毙伤日军130人，击毁日军汽车27辆，战绩震动了成安、肥乡、大名、邯郸各地。人民群众称骑兵团为“神兵天降”，冀南广大地区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在这场战斗中，有个受惊吓神经失常的日本兵在漳河店村里哭哭啼啼、瞎躲乱跑，被我村民打晕后捕获，送到县政府去了，成为当时的一大笑话。

但分析起来，这次战斗也存在遗憾之处：首先是情报不准确，日军实际兵力为汽车兵队加一个步兵中队，比事先估计的一百人增加了两倍多。骑兵团战斗力最强的一连不在现场，缺少歼灭敌人的足够力量；其次，设伏时忽略了村口的制高点，导致日军上房顶后，我方攻击很被动；第三，不宜由新兵单独组建作战单位，而应该把新战士分散到各主力连队中去。

“38年时候的日本兵战术水平确实比较高，但我们八路军敢和他们打，我们的战斗经验是在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积累起来的”。

在漳河店吃了亏的日本鬼子很不服气，他们在邯郸宣称：“中共军在押运部队的反击下主动退出战斗，这说明即使是八路军的主力团，也不足以抵挡日军一个中队的攻击”。消息传到骑兵团，指战员们愤怒了，都想找个机会再教训鬼子一次。

38年8月，为适应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冀南八路军各部进行了整编。耿协福营长奉命组建冀南军区三分区，“徒步大队”也离开骑兵团、改编为三分区独立营（耿协福是冀南三分区的第一任司令员，但后来听说他和上级领导闹意见、脱离部队回家当老百姓去了）。

129师骑兵团政委邓永耀升任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团长王振祥改任政委、副团长梁俊亭担任团长、三连指导员黄家景提升为副团长。梁俊亭和黄家景都是骑兵团的老人，听说他俩当上了正副团长，一些来自红十五军团的干部战士很高兴，连着庆贺了好几天，有的人还喝醉了。

原来，在38年2月中旬的时候，骑兵团团长夏云廷（又名夏云飞，骑兵团第二任团长）调到冀西赞皇县担任独立团团长，冀西独立团（后来编入129师新11旅）是个新组建的部队，夏团长大概是对这次调动不满意，就带着几个人跑到武汉去投了国民党（还好他很快就醒悟过来，又回到新四军重新从连长干起， 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虽然刘春雷从没有见过这位老团长，但他知道当时“团长开小差事件”给部下的精神打击是很大的。事隔半年之后，梁团长和黄副团长的这次提升给了大家一种压力解脱的感觉。

也就在这期间，骑兵团组建了第四连。四连成员中除了“乘骑分队”的人，还有从主力连队抽调的部分老红军、从肥乡县大队参军的民兵骨干、以及宋哲元二十九军的旧军队骑兵，连长是李树茂。刘春雷分在一排三班，班长是胡彦明。

整编结束后，冀南军区发起了“漳南战役”，一举歼灭“皇协军”及伪“自卫团”五千余人。9月10日，骑兵团奉命奔袭大寒集，那里是“皇协第二军”军长李台的老家，其实，李军长这时候已经被八路军俘虏了，只是骑兵们还不知道、还在四处追捕这个大汉奸。

大寒集（今河南汤阴大寒泉村）位于安阳以东50公里。骑兵团出动不久，日军的十辆汽车就追了上来，骑兵们穿越青纱帐、淌过小河沟，想方设法甩掉敌人，刚进大寒集，鬼子的车队又追到了村子外边。

侦察员报告说日军大约有二百多人，团长政委火了：“当真以为一个中队就能打我一个团呀，揍他！”

一二连在村口阻击，三连在村里搜捕李台，四连的任务还是“守马桩”。

四百匹战马圈在十多个院子里，刘春雷他们守在大门口。村外的枪炮声十分激烈，王立贵趁送午饭的机会去瞧了一眼，回来说：“村西头的日本汽车被打冒烟了，放心吧，鬼子打不进来”。

正说鬼子打不进来，大街上就听见叽哩哇啦的日本话了。大家丢下饭碗就往屋里跑，大刘躲在门背后，有的人都钻到卧房里面去了。

连长李树茂在大门外喊：“大家快出来，把鬼子打回去”

胡彦明第一个冲到街上打枪：“日本人不多，三班的快出来！”。

于是大刘他们又向外跑。

刚跑出去，王立贵猛地惊叫起来：“鬼子，鬼子！”。刘春雷抬头一看，可不是，一个日本兵正在房顶上一蹦一蹦地往前窜呢，俩人连忙开枪。枪响过后，小鬼子歪了一下、想站住又没站住，“啪哒”一声掉下来，躺在院子里直抽抽。

那鬼子正摔在刘春雷跟前，浑身血淋淋的，瞪着眼睛张着嘴，一个劲地吐泡泡。大刘感觉有些恶心，一股凉气从小肚子直窜上胸口，堵住嗓子眼说不出话来。扭头看看王立贵，发现这小子更没出息，天生的一张黑面孔居然被吓成了白脸，眼睛一眨一眨、嘴巴一抿一抿，都快要哭了。

冲进村子的日军小队被三连和四连歼灭了，自不量力、穷追骑兵的二百多个鬼子兵被打得只剩下六十人，丢下四辆被击毁的汽车，狼狈地逃回了安阳。这一次，他们再也不敢说凭一个中队就能攻击八路军一个主力团了。

战斗结束后，连长李树茂摆弄那具从房顶上掉下来的日军尸体，翻衣服口袋寻找战利品，发现鬼子身上只中了一枪，从左肋打进去、前胸穿出来，就问是谁打的。胡彦明抢着回答：“刘春雷打的”。

大刘愣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谁打中的，班长当时又不在场，凭什么这么肯定呢？正想解释一下，王立贵却也跟着说：“不是我不是我，是大刘打的”。于是，这份功劳就算在了刘春雷头上。

这是刘春雷戎马生涯中消灭的第一个敌人，也是他立下的第一个战功。可是，直到晚年他依然心存疑惑，总觉得自己或许是冒领了战果，有点对不起战友。

俺可要把这个留在龙门！

只是不知道麦帅干不干。。。

只是想问一下，这里面的人物对话是实有其事，还是文学化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