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一统的语言与麻烦 -- 江上苇

自周初分封始，最早的姬姓诸侯，在语言文字上是比较一致的。但随着春秋以来的礼崩乐坏，弑君灭国，继起的大都是些“蛮夷”之邦，就“五霸”来看，齐宋楚晋秦，只有晋国是戎狄化了的姬氏，齐国是东夷化了的西戎，秦是西戎化了的东夷，宋是殷商之遗民，楚根本就是蛮夷，即便算上吴、越，也仍然不脱“蛮夷”二字。数百年的分裂，以及“蛮夷”国家的崛起，使原本接近的华夏各国语言文化分歧加剧甚至自成系统。

关于当时语言乱七八糟的状况，历史文献是有记载的。《战国策*秦策》曰：“郑人谓玉未理者曰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曰朴”，就是近音异义，周人问郑人要不要买新鲜的老鼠肉，郑人以为问他要不要买璞玉——郑、周同出姬姓，近在咫尺，而语有异同，其余诸候，可想而知。所以，《礼记*曲礼下》说得更干脆：“五方之民，言语异声。”

汉人扬雄的《方言》上把华夏帝国的语言区分为以下几大区域：秦晋、陇冀、梁益为一区，周郑韩、赵魏、宋卫为一区，齐鲁、东齐、青徐为一区，燕代、晋北、燕北为一区，陈楚江淮之间为一区，南楚为一区，吴越为一区。这虽然是西汉中前期的划分，但也基本符春秋合战国时期的情况——瞧瞧，活在那个时代，这得学多少门外语才够用？

那时候的外交活动,可以用“雅言”来交流，但是仅限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君子”们。有时候用语言不能说清楚的，干脆就唱《诗经》——其实起初只是“诗”，要等孔子总结了之后才叫做《诗经》——也就是早期的歌唱版普通话。

春秋时代的谋臣智者们折冲樽俎，笼络与国，往往都通过唱“诗”的方式，是谓“礼”，如果听不懂，不但要被人耻笑，还要误大事儿，所以叫作“不学诗，无以言”。

比如说鲁昭公三年，《左传》记载郑国的子产陪同郑伯去见楚王，主人让乐工唱“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诗经*小雅*吉日》），表示自己逐鹿中原的远大志向，顺便通报明天的日程安排。子产回到宾馆就准备打猎用具，第二天楚王果然就请郑君一块打猎。因为《吉日》篇是描写周宣王田猎的。如果不懂《诗》，被人骂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齐国的庆封在鲁国国宴上失仪，叔孙穆子就用《相鼠》骂他“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可这家伙文化太低，愣是听不懂。

个别笨蛋自己挨骂是小事儿，还有些家伙因为赋诗不当，竟然引起国际纠纷。公元前557年，齐国大夫高厚就因为赋诗不合“恩好之义类”，惹恼了晋国君臣，差点引起一场战争。

至于文章里动辄引“诗”来增强说服力，就更是常事了，孔孟都这样干过，孟子甚至还要篡改“诗”意来符合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所谓“雄辩”——孟子没被归入公孙龙、惠施诡辩派一流，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会两句“诗”也是派得上用场的。比如你是个靓女，对面有一小伙看上你了，他不会像现在那么直白，捧一束玫瑰花上来求爱，如果他受过点教育而且有涵养，他会在对面唱一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什么的，如果他黄色下流，他会唱什么“东方未明，颠倒衣裳”。而靓女如果要挑逗他，也可以唱“将仲子兮，无逾我园”，如果被抛弃了，可以唱“氓之嗤嗤，抱布贸丝”什么的。古人说郑、卫之风“淫”，从《诗经》中看，这两国风气确实要开放些。所以那时候一到春夏之交，中原沃野幽谷桃林到处是淫靡之歌声，因为太过悠扬，有时候会招来狼。可是别坏笑，咱们的老祖宗们就是这么来的。

总之，你不方便或者不大会用语言词汇去表达的，可以用唱歌的方式去表达——现在好些质朴的民族还在用这一招。成吉思汗也曾把自己的命令编成歌谣，让使者去唱给远方的王子大臣们听，据说这样好学易记——起码比背单词容易接受。

吴国的延陵季子，也就是著名的闲人季札，他很闲，闲得连吴王都不想做，因为他的偷懒，结果成就了专诸的鱼肠剑，还搭上好多条人命——当然这是后话。这位四爷年轻的时候出游中原诸国，中原人欺负他是蛮夷，唱“诗”给他听，没想到这家伙土不拉叽的，居然外语很好，听华夏之声颇有心得，还不时摇头晃脑发表两句中肯的评论，让中援诸侯为之绝倒——乖乖龙的东，这年头，连苏州人都懂普通话了。

所谓“雅言”，即“风”“雅”之言，也就是“诗”言——当然不是“诗一般的语言”——“诗”所使用的就是周初封国的语言，基本上也就是当时的普通话文学的汇总。因此，“诗”不但是文学作品，更是活生生的语言教材，教授的就是“雅言”。孔老二要授徒三千，就要有教材，所以才会去收集整理前代之风、雅、颂三百，是谓《诗经》，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语文课本，“风”就是白话文，“雅”就是文言文，“颂”就是老三篇。推而广之，“六经”都可以找到现代科目对应，“诗”是语文，“书”是马哲毛概的合集，“礼”是法基加社建，“乐”是音乐（那时候属于必修，等同于修身课），“易”是高数，“春秋”是中国革命史。孔老二一个人教这么多门课，主编了这么多门教材，文理兼修，内圣外王，确实了不得，起码现今就没有哪个大学教授能一个人包干的，所以后来的人高山仰止，称之为“大成至圣先师孔文宣王”，说什么“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话来恭维他。

但是“诗”的内容毕竟有限，大家有时候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篇章，只好断章取义，各取所需，齐国的卢蒲癸就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这就常常造成误会，甚至有些狡猾的家伙会根据自身利益所在故意去曲解，搞得唱“诗”的人一脸尴尬。

在上古语言极度匮乏的特定条件下，“诗”作为一种简单的，易于被广泛认知的文学体裁，成为了不同种族、不同语系国家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不同部族之间交往的日益繁多，共同语言的不断发展，“诗”也随着春秋末年的礼崩乐坏，逐渐失去了作为“普通话”的地位，而变成了一种纯文学语言。

那个时候的说客辩士纵横家们，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得掌握多少门外语啊？《战国策》说苏秦说秦王不成，估计就是秦语口语不过关，在秦国的招聘面试中被刷掉了，只好回家揣摩“太公阴符”，期年乃成，大概就是花了一年时间背纪阿姨词汇表去了。因为苏秦同志发奋努力，在后来赵国的招聘考试中成绩优秀，一直混到挂六国相印的地步。成功后，这小子看腰下黄金印大如斗，感慨地说：“要是老子当年有个北京户口（错了，是洛阳附郭田二顷），才不背那鬼单词儿呢……那，那是人做的活儿吗？”直到今天，大学里还有不少家伙头悬梁锥刺股地背ABC及各种番邦鸟语，就是受了苏秦的毒害，而且家里还没有北京户口的那种。以前的先生们骂苏张之辈徒逞口舌之利，并无别的能耐，相信今天大学里的兄弟们拼了老命考托福雅思纪阿姨的时候，一定会鄙视这些见人挑担肩不累的家伙的。

说到这里，俺们不得不表扬一下：嬴政是个好同志，他为中国人民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嬴政同志早年在赵国生活和学习，少年时代因为父母工作关系移民西方，通晓秦、赵两国语言，同时也深深地知道“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学好的,非下苦功夫不可”。至于嬴政同志早年有没有补考过哪门语言，这个俺们无从深考，同学们见仁见智可也。这位未来的秦始皇，从亲身经历清楚地看到了语言文字不统一的严重性：比如说他爸（名义上的那个）和他妈因在感情交流上的不方便而导致种种家庭纠纷——异人被扔到赵国去的时候，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可想而知口语上提高的难度要大一些；再比如说他自己从赵国回到秦国后那种重新学习第二门语言的艰辛。他从中举一反三地认识到统一后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所以，毅然决然地下令统一语言文字。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错了，是为了让下一代可以名正言顺地当懒虫——当嬴政同志担任秦始皇的要职后，他统一了六国，结束了列国争雄的战国时代，更妙的是，他居然统一了文字！这样，理论上讲，当时的人们就只用学习一种文字，一种语言。想想看，如果整个欧洲只用一种文字，一种语言，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儿！

秦始皇对我国青少年儿童的教育非常关心，特地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好些儿童启蒙教材（赵高作《爰历》,胡毋敬作《博学》, 李斯作《仓颉》），为了不误人子弟，先给他自己的儿子们用了——其中有位专家非常著名，叫做赵高，后来创造了“指鹿为马”的成语，还顺便教授了一位高徒，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位皇帝嬴胡亥。

嬴政同志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在短短的十五年里，秦帝国基本统一了文字体系，这一体系被沿用了两千多年。但在语言上他没能完成统一——这实在不好怪他，普通话也推行大半个世纪了，可如今咱们开个部门小会还南腔北调的呢！

嬴政同志在秦始皇的重要位置上为人民大众做了许多好事——想想看，我们大家不用像藏族、维族、蒙古族同学那样多学好几门语言——可是在他老人家为人民鞠躬尽瘁之后，却被骂了足足有两千多年。泉下有知，始皇帝一定不高兴。

如果始皇帝能够再选择一次，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不会再去背黑锅，而是纵容大家讲各地土话，用鸟爪文字，让大家一辈子有学不完的外语。有朋自远方来，结果是鸡同鸭讲，一定会开心得不得了。

那些创建统一帝国的智者们，清楚地看到了语言文字的分歧，将严重地阻碍这个国家各地区之间的交流，阻碍中央与地方的交流，从而造成分歧，甚至于导致分裂。始皇帝统一文字，对华夏帝国保持长久的统一意义深远。

我们今天知道，秦帝国是很暴力的，为了尽快完成统一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国家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但在意识形态上还远远谈不到统一——始皇帝搞了个“焚书坑儒”活动。骂归骂，平心而论，“焚书坑儒”还是蛮进步的。通过“焚书坑儒”活动，秦帝国基本上统一了文字，规范了思想，中国的统一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了。秦始皇虽然努力，还有些书没有焚完。一两百年后这些书陆陆续续地被挖出来，惹出了大麻烦。

比如说最著名的“孔壁藏书”，就引起了大吵架，吵了两千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话说是西汉某位亲王，叫做鲁恭王的（因为语言流变了，有些资料又把他叫做“鲁共王”，鲁是这位亲王的封地，这个“恭”或者“共”是他死后的谥号），为了修后花园，把孔子家的院墙扒坏了，发现大堆的竹简，其中就有孔老二搞民办大学时编的教材《尚书》、《礼记》、《论语》等，是秦始皇没有烧掉的，这一系列珍贵文献的出土，引起了当时许多学者的关注。

但是问题就出来了，咱们就《尚书》讲一讲吧。

早在汉文帝时，政府痛改前非，废除“挟书令”，“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积极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皇帝打听到山东有个九十多岁的老头伏生还能背《尚书》，就派出晁错去收集整理。伏老头说的是秦版山东普通话，晁错说的是汉版长安普通话，两个人猫狗相对而无语，难以沟通。好在伏老头的女儿伏娥大婶大概参加过国标普通话补习班，多少懂点，就居中翻译，晁错笔录。

比如伏老头说：“If you can’t follow the oath ,I’ll kill you.”伏小姐翻译：“要是你们不信守誓言，俺就宰了你们。”晁错先生摇摇头，觉得不雅，就在记录本上修订为“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因为历代的语言文字在这中间翻来覆去地被倒腾，所以《尚书》是出了名的佶屈聱牙，治《尚书》有心得的老夫子们的经验就是：只挑你读得懂的地方读！

晁错从伏老头那里淘到了二十多篇《尚书》——有说是二十八篇的，有说是二十九篇的——因为都是用当时通行的简体汉字抄写的（当时的简体字，就是“隶书”了），所以叫做“今文尚书”。国家为了表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给研究《尚书》有心得的学者官做。

鲁恭王破孔府壁得到的书，因为是用先秦蝌蚪文字书写的，所以相对“今文”，被称为“古文尚书”。“古文”本子出来之后，严重冲击了“今文”派当官发财之路——“今文”派是曲学阿世的大骗子，“古文”派则是质朴泥经的书呆子，双方在见解上有很大差异——所以今古两派大打其架，个别不法分子甚至于向西汉国家教委教材编写小组的同志行贿，以求把自家的本子定为官方版本。

今古两家一直闹到“五胡乱华”。倒霉的今文本子被战火烧光了，只留下古文本子。战火接着燃烧，又把古文本子烧得七零八落，古文本子的地位又被伪古文本子取而代之，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伪古文版的《尚书》，不少学者至今还在为今文、古文、伪古文的是非恩怨吵架。

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统一语言文字和思想是多么的重要，又是多么的不容易！秦始皇少烧了几卷书，后人可以多吵两千年的架。没有语言文字的统一，思想就难以统一；没有思想的统一，国家的统一就缺乏理论基础。“焚书坑儒”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彰显了。

但是秦帝国很短命，十五年就完蛋了，接下来是汉朝。汉朝的开国皇帝是来自楚魏之间的老流氓刘邦。刘邦祖上也阔过，从晋国跑到秦国，又从秦国跑到魏国，在秦帝国的最后几年中，又从魏阵营叛逃到楚阵营，彻底完成“楚虽有才，实为晋用”的逆向转变。谈这些个，不算八卦，因为我们要想知道西汉的普通话说什么，就必须研究刘邦和他的那一帮大臣们的口语，考察户口就非常重要了。

刘邦出生在魏国地面上，但却喜欢楚歌楚语。刘邦的大臣们，也多是这样一拨人，楚不楚，魏不魏的，杂有蛮夷华夏之风。他们的口音，也是夹七杂八的。说一口椒盐普通话，虽不算是罪过，但严重的问题就在于——这帮人后来开创了西汉，更进而成为了汉民族的起点，他们说的话也就成为了最早的“汉语”。这就是俺们“汉语”的由来！历史，在一本正经的背后，有时也是很调皮的。

第一种被称之为“汉语”的语言，她爸爸是脱胎于“雅言”的魏语，她妈妈却是不正宗的楚语，汉代文学作品，受到“雅言”和“骚体”的双重影响。所以汉初的文学作品，常常有楚人常用的“兮”字。如：“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古老的“兮”也成了汉语常见的语气词，近现代还有用的——比如说民国军阀，被称作“狗肉将军”的张宗昌的名句“大炮开兮轰他娘”。

汉朝干了许多重要的事情，深化了统一大业。秦始皇虽然统一了文字，但还没来得及统一语法句型文章格式什么的。这可不是小事。

高考作文，如果不规定基本的文体格式，是要出大问题的。你是写文言文还是白话文？绝句还是长短句？汉初的人写文章，不像明清民国的人那样麻烦，要考虑“之乎者也”有没有用错。他们和我们今天差不多，口语和书面语是基本一致的。在汉代，由“楚辞”发展来的“汉赋”一统抒情散文的天下，而实用文体则继承了秦文简洁明了的衣钵。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汉语”，其实是秦赋其形，楚赋其灵。用的是秦人定下来的“汉字”，说的却是“沛县方言”，写的是“骚体”和秦文。

大一统时代的语言与文字，虽然一直趋向于统一，但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文字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体系，其变化主要源于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眼界的拓展，较之语言的变化要来得慢一些。比如说，让你用刀子在竹简上刻连笔，当然是种折磨，可是当你手里有了毛笔，那就不再是问题了，而且还显得简便。所以当毛笔被初步接受后，比篆书简便易写的隶书就出现了，而帝国的大一统，正好使得这一创造被广泛地传播和接受。而进一步，当人们能够熟练使用毛笔之后，其中的懒虫或是艺术家们会继续动脑子去简化或是美化书写，这样就出现了楷书与行书，但是还有些懒虫嫌它们麻烦，于是更简便的草书也登堂入室。一次技术上的大进步，将导致一系列相关的发展与进步，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性前迈进一大步——但这可不意味着，所有的传统都会被推翻。

在刻简时代，顺着竹片或是木片的纹理刻字，当然比逆着刻要省力，于是大家都接受了竖刻，文字竖排便成了规范——这看起来非常自然也符合科学。可等到毛笔出现，人们还是坚持竖写（无论是在竹简上还是织物上），而且还是从左向右写，这就缺乏十足的理由了，这不但费力和缺乏效率（要把手腕和肘关节悬空），而且容易把右手的袖口弄脏。等到纸张发明，在书写上竖排右起的合理性已经完全丧失了，由上至下，从左向右的横排书写已经完全体现出了优势，可是华夏帝国的文化人对此嗤之以鼻，死活不肯接受——他们顽固地坚持传统，只肯在写对联横批的时候才破例。显而易见，在花费相同的时间和体力条件下，这种书写排版的方式所传递的信息量要小于其对手，但传统的惯性使得这些聪明人就是不愿意改变习惯——这就是帝国在前进道路上所付出的沉没成本之一了。

接下来再说文言与白话。所谓文言，就是指书面语言，而白话，则是指口头语言。秦汉之交的文言和白话，其区别还是不甚明显的。但再往后走，到东汉魏晋之间，日常用语和书面文字就开始出现分歧。东汉的郑玄就已经认为春秋战国的书籍有些读不懂了，而再往后，到刘宋的《世说新语》，作为当时口语的记录，和同时的文赋比起来，差距就已经相当明显了。

文言和白话的分离，有点像龟兔赛跑。口语和生活的发展是同步的，而文学语言的发展需要有相当长时间的积累，离起跑点越远，两者的差距就越大，最终达到两者无法相互联系的地步。从这点上看，文言是乌龟，白话却是兔子，而且是不会打盹的兔子，所以乌龟总是落后。在今天，一个有点文言文常识的人，就可以轻易读懂两千年前的《谏逐客书》；但即便是对古代语音有相当了解的专家，也难以用两千年前的古音把这篇文章读出来。从汉语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次语音的大变革与词汇的大发展，总是出现在蛮族入侵或是民族大融合之后。这些入侵或是融合，加速了帝国社会中日常用语的发展，但对书面语言的推动却极其有限——那些连文字都欠缺的蛮族文化，还不足以影响华夏世界对《史记》之类经典的效法。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在经历了几次大的蛮族入侵之后，传统的入声韵便已在元朝版的北方拼音方案《中原音韵》中消失，但元朝人写出的文章，仍然和前代相仿佛。一直要等到帝国时代结束之后，在另一个新时代里，才会有聪明人站出来，推动白话文的写作，从此口语与文学才又一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其中的好处，相信大家都已经深有体会了。

然而再一次的文白归一，对于帝国时代的人们来说还遥远得很，于是那些书生们就免不了要头疼了，他们面对着一堆难题。

首先，如果他们要写文章去表述自己的思想，传统就会要求他们一定要使用“古时候”的语言，而不是用当下的白话去描述事实，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没文化，所有的同僚都会瞧不起他。于是，他就必须刻苦钻研古人的语言和思想，而不是去钻研如何说好自己的语言和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这样苦读出来的书呆子，常常便和现实社会中的生活产生了隔阂，当他们在台上之乎者也地讲大道理时，台下的听众们往往都在睡大觉。于是这个帝国从文化形态上被分裂了：上层的精英们使用着一种化石般的语言去统治国家，而下层的老百姓则是用另一种鲜活得多的语言去过日子。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也越来越难以相互理解，他们不再能够像起初那样亲密无间了。皇帝和他的助手们常常会发现，即便是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他也很难通过劝说而获得子民的认真支持，于是他只好采取暴力威胁。而习惯了在鞭子下出工不出力的老百姓，对国家事务也越来越没有责任感——反正他们既看不懂公示牌上的布告，也听不懂书呆子们的演讲。他们很无奈地总结出自己的国家哲学：谁当皇帝，就给谁纳粮呗！当没有鞭子或是鞭子的力度比较小时，他们就倾向于磨洋工。而当这些老百姓中的某个人，因为偶然的机遇坐上皇帝的宝座后，他就会习惯性地觉得使用鞭子是理所当然，甚至更进一步，把鞭子换成刀子。一种权宜之计，一旦被人们习惯，就成为了难以被改动的传统。而后人们一旦忘怀了那些很可能是出于高尚目的的初衷，他们往往还会把权宜之计变得更加俗不可耐。

而且，即便是精通化石语言的精英们仍然会有烦恼。他们常常吃不准到底该用哪个时代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该简洁朴实好呢，还是雍容华丽好？不同的朝代有过不同的文风，深厚的积累不但给后代的书呆子们提供了学习资料，也提供了无尽的烦恼，让他们眼花缭乱之余，却不知道到底学谁好。他们拼命地效仿那些伟大的前辈，可是时代的差异注定了他们达不到那样的高度。于是，唐诗之后不再有唐诗，而宋词之后也不再有宋词，明清人虽然努力地效仿，但他们做得最好的还得算是时调和小说。

文学思想与表述方法也成为了帝国的精英们吵架的重要话题，这些书生们形成了许多派别，很少有不党同伐异的。越往帝国的晚期走，派别就越多，每一派别都有自己的师法，千篇一律地把一些鼎鼎大名的历史人物奉作祖师爷。于是这些本该去创造思想的人们，往往就在吵架中碌碌无为，白白地耗尽了自己的岁月。这个帝国的思想越来越少，口水却越来越多。

我们当然不喜欢鞭子，也不喜欢吵架，可谁让这个帝国在漫长的历程中，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辉煌得不容置疑的回忆呢？我们必须承认，深厚的历史积淀是一柄双刃剑。

这个帝国，虽然保持着大一统的倾向，但在历史上，却因为各种不得已的原因，多次分裂或是重组。这些分裂和重组，也给帝国的语言交流带来了麻烦。几乎在每一个时代里，她的疆域上都同时存在着多种各不相同的口语。比如说，在大分裂的两晋南北朝时代，长江流域至少就有吴音和洛下书生咏两种官方语言；而同一时代的黄河流域，胡人们则操着各种蛮族语言，有时候酋长们高兴了，还会提倡大家都来说洛阳话……这种参差不齐的“洋浜泾”汉语，常常让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感到头疼。

这样的苦恼并不仅限于分裂时代，当帝国再一次被统一起来时，比如说在大隋朝或是大唐朝，更大的麻烦就出现了。那时候可不像今天，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呆在自己祖辈居住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听过与自己不同的语言。可是现在天下又一统了，南蛮子们很可能被安排到北方去做县太爷，而北方胡族酋长的后裔也同样有机会去南方当亲民官。如果山西秀荣地方，某个使用着胡族方言的小县城，突然来了一个操着吴音的江南世家子弟当父母官，他们之间能沟通吗？

父母官要向老百姓征收钱粮，可是他写布告吧，全县没几个人看得懂，要把老百姓召集起来开会吧，他又不会说当地的方言……总之，他没法子把自己的想法表述给大家伙听。他既然能够通过国家考试，当然天资聪慧，可是他一般只在这地方呆两三年，犯得着去多学一门外语吗？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大老爷的衙门里通常总有个把能听懂老爷吩咐的胥吏。于是老爷们如释重负，把钱粮刑狱这些俗事交给胥吏们，让他们全权操办。这样的权宜之计，很快就变成了惯例，最后老爷们反倒成了衙门里最无足轻重的人——他们无所事事，只好搂着小蛮腰去吟诗作对，所以大唐朝那些在地方官任上干过的高产诗人们，多半都是些不务正业的主儿。

就这样，那些出生于当地的胥吏们，凭着自己天生的优势，在这场语言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以不流血的方式从朝廷手里夺取了全国各地的衙门，连正堂老爷也要对这些征服者们礼让三分。

帝国的皇帝们用武力夺取了天下，可是各地的胥吏们又用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的小县城从大英雄手里解放出来。他们除了敷衍那些不得不然的朝廷诏旨外，其他情况下他们通常都保持着高度的自治，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往往比大老爷们说的话更管用，而朝廷在绝大多数时候也只能默认他们的无法无天。

中央对地方的管理，逐渐变成了名义上的幌子，而大老爷们也在与胥吏的斗争中开始明白，所谓清正廉明，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由不得他们这些木偶人去操心。大老爷们通常都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至少他们受到这样的教育——但他所委任的胥吏们却不争气得很，什么贪污腐败的事儿都敢于去做。于是世人们将这种状况总结为：“任你官清似水，难逃他胥滑如油。”

在帝国的政治史上，大多数时候，地方上的腐败与低效率，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个技术问题，语言的隔阂，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帝国每一次重组之后，帝王们都会把统一语言看成是头等大事来抓，但落后的技术水平，使得这些努力取得的成果都极其有限。

在那些逝去的岁月里，语言文字的变迁对这个帝国的影响是深刻的。她那些常常是毫无规律的变化，在政治、思想、文学等诸多方面，给这个帝国的前进制造了麻烦。更深入地说，是技术水平的局限，阻碍了帝国的脚步，使她的辉煌打了折扣。

麻烦有权限的筒子帮忙删除之……谢谢！

孔夫子学富五车，秦始皇才高120斤

关于横排竖排，左右或者右左，俺多少有点儿心得。等得空了，也来唱和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