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与班主任有关的一些记忆碎片(四) -- 风尘仆仆

四.地理老师

回到城里的第二天，家母就开始四处寻访，打探消息。很快我就面临着两种选择（很幸运，两所中学都同意接收我）：一是到距离我家最近的中学再读一遍初中一年级，因为该校的初二开设的外语课一律英语，我若插班，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补习英语以赶上学习进度；二是每天来回步行一小时二十分钟到另一所中学读初二（那里初二学生大概有一半是学俄语）。大概家母认为我已经很辛苦，应该轻松一年，以便适应环境。再则，假如我真的去读初二，那我将比我的二姐还要高一个年级（谁知道俺二姐是不是早就悄悄的在家母面前进了许多谗言），似乎不利于“安定团结”。最终家母作出了一个事后看起来不怎么伟大的决定：重读初一！理由很是冠冕堂皇：什么在村里上的初一学习基础不太牢固啊什么和同学年龄差距过大不利于心理健康成长啊什么路远不够安全啊等等。我倒是不太在意什么初一初二的，您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于是我那艘“流窜求学之旅”的破船又一次停靠在陌生的码头。

开学了，我捧着校“革委会”主任的“手谕”前往初一5班报到。这学校太大了！光是初中一年级就有15个班，每班45——50人。我第一次进校门就不太喜欢这所学校：混乱、嘈杂、很多学生不像学生，到像是老帮主撂挑子不干拍屁股走人而新帮主还未选举产生时的丐帮子弟（当然是净衣派的）。很快的，一位身材很高，文雅娴静、嗓音清脆、大约四十六七岁的女老师接待了我，她姓严，除了是我们的班主任，同时还是地理课任课教师。

说起地理课，严老师真的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让学生们此世今生都不会忘记她的老师。单说画图，一支粉笔在黑板上迅速的绕上一圈再添加若干曲线，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域划分图就完成了。您就受累和课本上的地图进行一下对照吧！当场就把四十多名孩子全都“毙”了！而且，她的课永远不会枯燥，与其说是在上课，不如说是她带着你在空中惬意的翱翔，让你俯瞰着大地给你讲述着让你辨认着记忆着那些行政区域各省首府江河湖海高山大川以及各地物产风土人情奇风异俗等等。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还有收集地图的小嗜好（这不，前两个月我的一位小同事为了巴结他那即将出差的丈人老头，不由分说，悍然夺走了我的厦门和长沙的市区图）。我现在的一些年轻的同事们有时会感到奇怪：一张不知是那个鸟城市的地图您居然能瞅上半天———您又不打算去哪儿玩，看得那么仔细干嘛呀———是不是您无聊得发慌，要不我请您去歌厅吧？！让我深感痛惜的是我辛辛苦苦搜集到的十几本地图册（其中不乏精品，从那时起我知道了什么叫内容丰富印刷精美）于二十年前搬家时不幸遗失。唉！算了，身外之物。

其他功课和原来的区中学差不多，除了地理，又多了一门“农业基础知识”。真有趣！“上峰”真是心疼俺们，未雨绸缪，为五年后把我们送去插队这么早就开始呕心沥血了，而我那些山里的同学们本就是农家子弟，教育界的各级“上峰”们大概认为没有必要浪费钱财为他们开设这门课了。不过，就算是让这些城里孩子把那本“农业基础知识”看透了，记熟了，掰碎了吃下肚去，他们也不会真正懂得那田里究竟是靠的什么才长出了白面和大米。而山里的那些同学们从脱掉开裆裤开始，就必须从事农业劳动了。他们至今可能也不懂什么“农业八字宪法”，什么“墒情”，什么“分蘖”之类的东东，但他们几乎个个是务农好手。

严老师的历史情况我们不太清楚，只是知道“文革”中受到过一点冲击，但问题不大。因为有问题的教师在当时的环境下还没有资格从事教学。那不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诸葛老师每天还在扫院子，到拉圾，每星期交一次检查材料时不时的还要受一些坏孩子的欺负且徒唤奈何（堂堂北大的高材生六零年带着右派帽子被分配到我们学校，“文革”刚一开始就被“专政”了）。如此看来，严老师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两个月后在她的家里让我们大吃了一惊。

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位很好客的班主任。她很愿意学生们到她的家里做客，尤其是那些功课较好的弟子。我们在她家里经常可以蹭到一些零食，某一天我和几位同学在她家里分享了一包“萨琪玛”后，开始翻看那些各式各样的地图册和老师自制的剪报。不经意间，我们在一本书中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竟然是一位身着美式军服的青年女军官！众弟子大惊失色!老师的胆儿也忒肥了，竟敢保存这种照片？一望便知，这位女军官肯定就是年轻时的严老师。照片上头戴船型帽的国军女军官实在太漂亮了！什么叫飒爽英姿？什么叫戎装红颜？什么叫妩媚与威武并存？在这张照片上全都有了答案。让那些只出现在电影当中的所有的国军女性尤其是让大家神魂颠倒的女特务们在这张照片的辉映下，统统黯然失色且自惭形秽。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从高年级同学那里陆陆续续的的了解了一些关于俺们班主任曾经是“蒋匪军”的来历。原来，严老师不等大学毕业就投笔从戎，参加了国军。那部分的？不知道！青年军？军统？….；做什么工作？不知道！医护？电台？情报？……。这谜一般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只言片语让我们在好长一段时间内苦思冥想。不知道有多少离奇的、梦幻般的猜想出现在我们的小脑瓜里而且挥之不去。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国共双方进行决战的某个时段，我们未来的班主任追随长官战场起义弃暗投明。据说那是一场很著名的起义行动，好像发生在四八年。

这一年我的生活既轻松又无聊。所谓轻松是因为我又开始了一年的“复习”，根本不必下功夫念书；无聊是因为我还是无法适应城里的环境和周边的人。在这里，“政治气氛”浓厚到应该挂橙色预警信号了。同学之间动不动就会有人以一等公民的身份傲慢无礼居高临下的问道：“你家什么成分？”或“他爸爸什么出身？”等等（那时候我天天都恐惧的等待着别人向我提出此类问题）。比“麻子时代”好不了多少。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类似粪坑般恶心的环境，而大家都是坑里的蛆虫蠕蠕而动挤来挤去。对于近半数的同学我不得不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一般不去参加班里的由班干部们组织的集体性的课余活动（那些“班干部”中有两位与“麻子亲信”基本上就是伯仲之间），除了和几位比较厚道的同学在校内打打乒乓球，大部分课余时间就是回家看闲书。由于我对 “班集体”的漠不关心以及对神圣的“集体主义精神”的蔑视，导致了一件让我十分不爽的事情发生：老师家访。

要说家访本身，应该是一件好事。但在那个时候，家访表面上看起来是十分的冠冕堂皇，而实际上大都是老师家长联手在精神上摧残孩子。我这么说也许朋友们不会同意，大概还会列举出许多自己的或别人的老师进行家访后获得了多么了不起的良好效果等等。好的，我不反对您的看法，而且我也完全赞成在很多情况下应该让家长与班主任多多的进行交流。比方说，张三同学忽然开始吸毒了；李四同学每隔一周都要去偷看女厕所；王五同学被证实不幸怀孕；陈六同学正在为流氓团伙收保护费；吴七同学在公共汽车上掏人家钱包被警察逮个正着…..等等,这是没错的.我所厌恶的是没事找事庸人自扰型的家访。您瞧，只要他们双方一见面，马上就会以高度的默契围绕着一个在他们看来及其严重的问题迅速组建一个临时特别行动小组向无辜的你施加着那种让你哭笑不得的压力。先说家长，大多数家长实际上并不太了解自己的孩子，中国的家长们特别习惯于从一开始就让孩子按照父母那不着边际的理想（实际上是幻想）被动的生活（少数睿智的家长要好一些），孩子究竟在想些什么似乎不太重要。他们早就忘记自己小时候的感受，把他们当年曾奋起反抗过的枷锁拾回来套在你身上。再说老师，大多数班主任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措施依我看很像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部门对下级企业的管理方法。这些班主任们(往往出于好心)经常依靠所谓的“班干部”获取其他学生课堂内外的信息（多数是变了味的信息，已经被权力欲望小有所成的“干部”们加工过了。更恶劣的是，告密———这种令人不耻的恶习往往因此被成功的培养出来），凭借这些“信息”实施自己的教育措施，对多数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更有趣的是班主任依靠班干部“管理”其他的同学（你凭什么比我就高了一级？遮莫客官你也挣老师这份工资？），小小年纪就官派十足的指手画脚，装腔作势。老师您是打算害他吧？如果是，那我倒可以理解您了。同样都是学生，居然有“地位”高低之分，您不觉得可笑吗？当然我说的是那个年代的情况。

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这样的感受：你内心的一切总是被别人不停的曲解，曲解你的动机你的目的你的思想你的愿望等等。假如他们双方高度一致，得！您要受到加倍的曲解；他们意见相左呢，您也好不到哪儿去，您可能要受到多向的曲解。我深深的感激父母和老师（不包括麻子）为我付出的艰辛以至血泪，我也深信他们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对孩子深切的关怀。可是这世界上好心办坏事还不够多吗？

严老师的家访很不顺利，总是扑空。因为家母已经去了“革命大渠”，难得回城里。最后终于在暑假快要结束时，她们才成功的进行了这次姗姗来迟的 “历史性的会晤”。听着她们的谈话，要是不提及我的名字，我真的会以为她们说的都是别人的事情，和我毫不相干。刚开始家母还为我辩护几句，后来半信半疑，再后来她看着严老师那诚恳的态度和感受着她那发自内心的焦虑，慢慢的动摇了。您说这还有咱的活路吗？从此我愈发的变本加厉，严老师的家访取得了正好相反的效果。她其实也挺沮丧的。

既然脱离了“集体”，我自然要建造一个小天地来打发很富裕的时间。从山里回来之前，我曾在同学们的家里发现了许多线装本的古典小说。看起来那里的“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开展得很不像样子。其它的我没太在意，只对其中的《三国演义》情有独钟。于是我开始使用各种手段（有正大光明的，也有卑鄙无耻的）趸书，试图为自己攒上一整套《三国演义》。“少房东”最大方，把他家仅有的几本《三国演义》无任何附加条件的全送给了我。都是带批注的（一本5回），好象是毛批版的，从桃园结义一直到赤壁之战。“米丘林”家里书很多，可这家伙小气得紧，本来答应多送我几本的，后来却反悔了，只给了我一本：从孔明初渡泸水一直到马岱斩杀魏延（这个版本很奇怪，字体极小，密密麻麻的难以辨认。几十回的章节却只有薄薄的一本）。张新社自从赢了俺的铅笔刀后，似乎总想给我一些补偿，比较痛快的帮我找了一些：忘了是第几回（反正是马谡要死还没死那关口）一直到结尾。这样，我就有了一套不大齐全的古典名著了。可惜，从赤壁到孔明南征之间有老大一部分空缺，而从孔明伐魏到他老人家星陨五丈原这部分却又重复，美中不足！好在有书可看，而且是看不全懂又想全看懂的书，好极了！这回俺有事情可做了。每天看，反复看。能请教到高手最好，实在不行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先读过去再说。总之得让老罗同学按我的意思去叙述那个有趣的年代和有趣的故事。

直到我大学毕业以后住在单身宿舍时，一位中文系毕业的室友帮我纠正了许多我胡乱理解《三国演义》的笑话般的错误。

1978年，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临行前去拜望严老师。师生欢聚，自是十分的愉快。快要告别时，严老师忽然拿出一张照片不由分说硬塞到我的书包里：“这是我的学生，算是你的师妹，非常好的女孩。你把照片拿回去，让你母亲看看（干啥呀？打算包办婚姻呀还是咋地？），你也该谈恋爱了。”回家见到家母后我呈上了“师妹”的玉照，老人家仔细看了半天，然后对我说：“你们老师也够糊涂，这上面有两个女孩，她为你介绍的是哪一个？要是左边这个还可以，右边这个我看就算了。” 我哪儿知道是哪位呀！反正没戏，因为我还不打算谈恋爱。

后来我托姐姐把照片还给了老师。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严老师为我介绍的究竟是左边那位还是右边那位还是打算让我把两位一道娶回家。

实在对不起，我的朋友刚刚打来电话，认为我把时间搞错了，就是最后的那部分，去老师家里拜别应该是在1980年暑假结束前（当时有他在场，直到今天他还在用这件事取笑我）。真是抱歉！

五.为期两年的郁闷万分

要上初二了，我们许多初一的同学已经离校，据说他们大都通过各种关系进了工厂。真的是令人非常羡慕！十五六岁的孩子已经可以按月领工资了（他们将在两年或三年之后由学徒工变为二级工，每人每个月可以有30多元的收入！天文数字啊！）。于是，我们这一届开始进行“改编”。我们班大约分来了十几个新人，很巧，这是一拨儿颇有体育天份的同学，而且人品都不错。我们换了一间较大的教室，以便装下这五十多名正在快速发育的少年男女。我在这间教室一直读到了初中毕业。

在初一就教我们俄语的李老师将是我们的新班主任，严老师将继续教新生。两位老师在工作交接过程中分别发表了一些让大家很愉快的言论，然后友好的相互致意告别。从此，我们开始了一种郁闷、压抑的生活。

其实新来的班主任是个很好的人：为人正直，朴素，俄语教得很好。只不过他太缺乏幽默感，太絮叨，太死板，太不懂得…….总之他太不适合做班主任。接手我们班的第一天下午自习课结束后，我们连厕所都没来得及去，立刻就是一个“全体留堂”。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新来的班主任不停地阐述着他对我们所抱的希望以及诸多清规戒律。此时大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本来么，第一天上任，多讲讲也是人之常情。虽然过一会大家将踏着月光回家，但还是很有耐心的听他在台上用枯燥的、空洞的语言高谈阔论。

但是到了第二天，还是下午自习课结束，还是没来得及上厕所。李老师又来了，据说头一天还有一些事情没说清楚，要利用课余再发挥一下……@#￥￥……%……&。结果可想而知，大家还是踏着月光回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这开学的第一周从周一至周六，只有一天我们是踏着阳光回家的。那一天是因为他被人叫去听更罗嗦，更喜欢月光的领导来“阐述”更多的“希望”和更严密的清规戒律，实在抽不出时间“应酬”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情况稍有好转，但是直到初中毕业，每星期至少有两个下午，我们都必须坐在那里，听着那些我们差不多已经倒背如流的训诫。必须经常的与月亮亲密接触（即便不接触，那也是因为季节变化昼长夜短造成的，并非老师开恩）。

平心而论，李老师的俄语教学水平比起当年我在山区时的那些老师们要高出几个档次。语法不必说了，单说发音，实在无可挑剔！李老师和严老师差不多，都是“文革”初期有点不爽，随后又被“解放”的。据说他是河北人，小时候在哈尔滨长大，年轻时曾在一个什么什么“株式会社”做过小职员。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会被“红卫兵”们调查了很久。最终确定，李老师除了在东北为了谋生跑去给日本人打了几天工以外，根本没有什么其他污点：“他肯定没有为关东军带过路去抓抗联官兵；肯定没有为日本人提供过有关中方的任何军事情报；肯定没有领着“太君”去找“花姑娘”…..。”———为我们介绍这些情况的那位同学以极快的语速像练习绕口令一般随口“喷”了十几个“肯定没有”。还有人说他是跟着“老毛子”学的俄语，不过大家并不相信这一点。但是在20多年后，“老毛子猜想”竟然得到了证明。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一位女牌友“携”丈夫来我家做客，他的丈夫———某大学俄语讲师，得知我小时候学过一点俄语，执意要我说几句，我只好臊眉搭眼的把几句常用的问候语“崩” 了出来，谁料他马上就说：“你的老师一定是跟“白俄”学的俄语，语音特征非常的明显！”

班主任如此乏味，以致我实在想不起什么有趣的事情拿出来请大家品味。初二初三的两年中与他有关的只有两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

1. 交换小说

新来的同学中间有几位喜欢读书，很快我们就建立了与书有关的友好的“相互供求关系”。如果稍加注意，经常会看到我们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躲在角落里进行着十分可疑的聚会（很像卖粉儿的和买粉儿的在做交易）。如果走近些，大概还能听到一些讨价还价的声音：“那本《踏平东海千顷浪》该还我了吧？”；“不行，我三姐还没看完呢”；“那不行，人家催我还呢”；“不就是你们邻居吗？你告诉他，他正看着的《形形色色的案件》就是我三姐从她们同学那儿借的，让我三姐看个半截半就还回去，他好意思吗？”。再比如：“你那本《古城春色》我想多借一天。”；“凭什么呀？说好的两天还书！”；“实在没办法，我二哥看上瘾了，我要现在还你，他肯定得揍我！”；“那我拿什么跟人家交待呀？”；“要不你先拿我这本《海底两万里》给他看，只能看一天啊！不过你得把你现在手上这本《真正的人》让我看一天！”；“不行！《真正的人》我今天就得还给我弟弟他们同学！”；“就一天，我求求你了！”；“好吧，这次便宜你，明天你一定得拿回来！….我说这《海底两万里》好看吗？”；“比《真正的人》好看多了！”；“扯淡！你还没看《真正的人》呢，你怎么就知道谁比那谁好看呢？；“你他妈的不也没看《海底两万里》呢吗？你怎么知道那谁不比谁好看呢？！”……等等。很有点“子非鱼”、“子非我”的味道。

但是，李老师很不情愿让大家看小说，尤其反对把书带进学校。如果被他发现，一般情况下书会被没收。虽然过几天他会还给你，也不会有什么惩罚。可是，由于你不能及时把书输送到“下家”，而连锁式的影响了一大批书友的阅读，那么你的信誉将会一落千丈。再要想获取“业内”的“VIP分数”恐怕要等很长时间。我的一位同学就曾有这样的遭遇，在那段被大家遗弃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都像祥林嫂一样，不停地展示着自己那块精神上的疮疤。后来我们原谅了他，再后来大家又“收拾”了他一顿，因为他不小心说漏了嘴，暴露了自己当时那险恶的用心：装疯卖傻，故意做作，换取同情。为了“地下图书会”别毁在我手里，或者说别让我毁在李老师手里，我总是小心翼翼，周密策划：小说是不能放在书包里的，经常会遇到“查抄”行动。我的办法就是用别针和胶布在外套里面临时加装两个暗袋用来传递着绝密的情报（夏天就比较危险），一般情况下，李老师是不会“搜身”的。即便如此，我仍有几次在他跟前“遇险”，纯粹是因为运气好才化险为夷。

两年来为了借书、换书我们不知赔了多少笑脸，听了多少讽刺挖苦，遭了多少白眼，但仍是痴心不改。一听见谁谁谁的书很好看，您瞧吧，旁边肯定会有几位同学面带谄媚的笑容，点头哈腰的给那书的主人大献殷勤，就跟鬼子队长身边的翻译官没什么两样。当然，做“生意”嘛，总要有点本钱，不能空手套白狼，那会被人看不起的。比方说，我前面提到过的我那十几本六零年前后的《解放军画报》早就被我装订得齐齐整整，然后用上好的“牛皮纸”（其实就是水泥袋）包上封皮（啊哈！现在我真想再看看那些画报）。得！就等着鱼上钩了！几年当中，这些画报自始至终都是“地下交易”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强大资本。

2.游泳

初中二年级，我对体育运动已经开始着魔。虽然我没有机会加入任何校级体育队伍，但仍然一个人很认真的自我训练。夏季就单练游泳，其他季节打乒乓球。

每年的夏季，下午第一节课的时间被调整到三点，于是中午就是最好的游泳机会了。游泳池很远，零花钱又少得可怜（每当夏天到来，家母总要为我发放“游泳救济基金”那是平日里攒下的一小瓶钢蹦），通常我们都是走着去，乘公交车回（太累了）。假如还是心疼那5分车钱，那就只好走着回来（5分钱就变成冰棍犒劳自己了）。

在我生活的那个小城市，附近水资源奇缺，可就是奇了总怪了！这个地方总出水上好手！也出过世界冠军。而且随便哪个企业，一定会有几个相当出色的业余健将。当他们在泳池中一显身手时，大家就像见了大明星一样关注着他们。。而我总是注意观察他们的动作，不断的模仿。然后在回家的路上（嘴里吸吮着冰棍），跑到新华书店的体育类柜台前，那里长时间以来，总悬挂着各种泳姿的图解。我可以在这里一面看，一面在心里纠正着自己的动作，乐此不疲。终于，上初三那年夏季的某一天，我正在泳池中得意洋洋的炫耀着我的蝶泳，突然被一位陌生男子拎出了水面，经过简单的交谈，我居然被招入了市少年游泳队———那男子就是少年队的教练，曾经拿到过全国游泳锦标赛的二百米蝶泳冠军。哦哦！又扯远了！

班主任极其反对大家中午去泡游泳池，因为只要中午你游上两个小时，下午的课你基本上就不要再惦记了，用不了几分钟，你就开始眯着眼睛前后打晃最终昏睡过去然后再被老师的粉笔头砸醒过来。坚持一会还是顶不住，于是周而复始的重复着打晃———睡过去———被砸醒———再打晃的颇具喜剧色彩的过程。后来，李老师开始在上课前进行检查：用手指甲轻轻的刮一下你的手臂，假如出现一条明显的白色痕迹：那您就可以回家了！当然家里为了您的被迫旷课如何惩罚您完全取决于您父母的性格。

总之，一个很好的人也是很好的教师，始终没能获得学生们的尊敬和好感，也算是不大不小的悲剧。我们班上几乎没有人能与他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当然，有几个马屁精还是一副媚态的始终如一的在他身边转来转去，不过他们内心深处对李老师的评价恐怕比我们还要不堪。

六.对抗

上高中了，第一天就发现班主任不同凡响：身高马大，声若洪钟。对待学生的态度十分粗暴。过了几天，据与该老师同院而居的高年级学生介绍，我们得知他经常用武力解决一些问题，也许他真的有打人的嗜好，反正在家经常打老婆和孩子。“胡老师在学校打打学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必太在意”，这位师兄一面给自行车打气，一面漫不经心的说道。

高大威猛的班主任胡老师只教一门课：政治。在那个年代，能教政治的老师自然是比较牛叉的，何况据说他当年还在某著名“造反团”里供过职，自有一股睥睨纵横的气势。虽胸无点墨，却丝毫不妨碍他滔滔不绝的说教。而且不管讲错了什么，从不带脸红的，但假如有谁胆敢在台下窃笑，那多半是快要领教这位老师的一身横练功夫了。包括我在内，我们班上几个身材矮小，胆子更小的同学总是战战兢兢的，时常幻想着某一天惹翻了他而遭到痛打的情形（真是贱骨头受虐狂！）。

自打这位胡老师在我们这里扬威立腕之后，本班学生多数已是“茫茫若丧家之犬”。但老胡同志的各类绰号竟也渐渐的多了起来（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如：

“胡司令”（那时候《沙家浜》还在每天的唱）；

“胡骆驼”（喻其身高力大）；

“胡大马棒”（这是形容他一贯十足的匪气和对待学生像冬天般的冷酷无情，送他这个绰号的同学肯定熟读《林海雪原》）；

“胡不归”（为他取了这个很雅的绰号的同学语文功底十分了得，大概对陶渊明老先生也颇为崇拜。可惜因发音不准，以讹传讹最后竟衍变成了“胡乌龟”，真是糟践了我那位同学的才华，唉！）；

还有.........等等，我记不太清楚了。

高中一年级的第一学期也没出什么情况，大家相安无事的度过了暑假。但到了第二学期，“胡司令”的脾气开始见长。训诫学生的语言渐渐地粗鲁起来，类似体罚的行为越来越多。他的政治课上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看看别的班籍，人家的班主任个个都是有魅力、有学识的优秀教师。再看看我们的！….“弃暗投明”？肯定没门儿！一是校方领导们不赞成这样做，二来您想啊！胡司令那么好面子，怎么能允许学生“跳槽”呢？这也太丢人了不是？我们只能羡慕的看着那些“兄弟班”的同学们和他们自己的班主任水乳交融的度过每一天。比方说，七班的赵老师，一到课余时间，就带着本班的同学们练排球，一招一式的很是正规，最后，他们的班队居然将校队“收拾”得一塌糊涂；九班的郑老师，多么枯燥的课程到了他哪儿，都能让大家听相声似的津津有味，再顽劣的学生，在他的课上也能充分地享受到“思考的乐趣”。再者说，郑老师眉清目朗一表人才，怎么说呢？就是小一号的赵丹吧（不过俺说的是许云峰，不是《马路天使》）！更让大家（特别是女同学）崇拜的五体投地。人家六班的齐老师，能和同学们换小说看！还经常给大家介绍传统京剧。真不可思议！我曾亲耳听到（隔着窗户）齐老师在教室里为他们班全体同学试唱：“….却原来是司———啊马发———来的兵…..”。乖乖！居然敢在那个年代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堂而皇之的请到课堂上来，这齐老师的胆略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每一天的对比，都让大家愈发的愤懑。慢慢的，对抗情绪逐渐滋生了出来：你胡老师的脾气可以“涨停板”，那大家（其实只是一部分有胆识的好汉们）的脾气也完全可以从“熊市”向“牛市”过渡！终于，冲突开始升级了。

某一天的政治课，胡老师正在义愤填膺唾沫四溅的声讨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等人的罪行（说老实话，他讲的那些内容还不如《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给我们的信息量大）。这时，刘建光同学在迟到二十分钟之后赶到了学校，在门外喊了一声“报告”就推门而入，迅速的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气喘吁吁的开始擦汗。这位刘同学是本校足球队的左边前卫，视野开阔脚法一流，猛一看黑黑瘦瘦的不怎么起眼，可是一身的精肉十分结实。刘同学的脾气略显暴躁，但绝不欺侮弱小同学。他的攻击目标全部是同级别的甚至更强大的对手。每当我看到华容道上关羽义释曹操所得到的那句来自对手的“欺强而不凌弱”的评价时，总会想起刘同学。大概是因为还没得到允许就大摇大摆走进教室，胡老师不高兴了，命令刘同学“滚出去”，刘建光愣在那里好一会，不知该如何是好，但绝没有“滚”的意思。“胡司令”看他胆敢“违抗军令”，顿时勃然大怒，走到建光同学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就往外扯。可是他这回真的是小看了对手。

在那座城市，中国式摔跤这项运动出奇的普及且高手如云，只要有比赛，管你是全运会还是全国锦标赛，总有几位冠军出身于斯地。咱不说专业的，就在居民区里，你到处可以看到民间高手或准高手们在那里义务授徒。年龄还很小的孩子们就身穿“褡裢”，有板有眼的跟着师傅学艺。在我们班二十七八名男生里面，经常练习“撂跤”的至少有三分之一。就连我这样一向远离“暴力”的“顺民”，经过常年的耳濡目染，久而久之居然也学会了一招半式———在参加工作后不久，当着同事们的面，把一条欺负得我没儿地躲没儿地藏的号称练过八年“撂跤”的体重90公斤的莽汉重重的扔到了水泥地上，从此太平———又扯远了，接着讲刘同学….。

刘同学的功夫也有几年了，加上身体素质上佳，自然不把“司令”那几下子放在眼里。但毕竟“师道尊严”让他在开始的时候有些胆怯，只是本能的进行着挣扎。班主任看到学生居然“拒捕”，更是怒不可遏，抬腿就踢了建光同学一脚。这下好戏开场了！谁也没看清过程，只是看到突然间胡老师那伟岸的身躯忽的一下从刘同学的右肩上方飞了出去，很“脆”的摔在过道中间的空地上（这大概就是高英培高老板所说的“背口袋”吧？）！不巧的是，“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的高难动作结束地点居然积着一大滩水（谁这么不长眼？肯定是“顾调度”的卫生值日，仗着他是全班唯一的南方人，每次打扫卫生后，都把教室弄得跟澡堂子似的）！这精彩的一幕看得大家是惊心动魄：对于我们来说，那是比看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还要过瘾还要刺激，可对于“胡司令”可就真的是“操了总蛋”了（抱歉啊！讲粗话了）。没办法，“司令”只能先去“更衣”（他那条裤子上沾满了泥水，尤其是臀部），再图复仇大计。

在刘建光同学“首举义兵”初战告捷之后，又有几位同学陆续揭竿而起，义无反顾的投身于“抗暴”大潮之中。在本学期的课堂上，我有幸亲眼目睹了一共五次类似的“撂跤”表演。胡老师的战绩是三负两平。不过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那所谓“两平”其实是对手在关键时刻有意放水。唉！宋江和鲁智深的差距毕竟还是蛮大的。

事情还不算完，坐我身后的“猴蹬”同学（这小子猴精猴精的———学校里似乎就不存在他不知道的秘密，他最终未能当上间谍，真是我军情报部门的一大损失———为他送上这个绰号的人就是那位贼喜欢《林海雪原》的同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神秘的告诉我一些关于我们的班主任与学生“切磋”武功的新闻。猴蹬同学灵牙俐齿，语言生动，观察能力极强。“师生过招”的起因、地点、过程、双方的出招招式、进攻的角度及方位、有效击打的次数、最终的结果等等在他的嘴里讲出来，就连单田芳老师估计也要自愧弗如。据“猴蹬”同学讲，我未能看到的那几次胡老师给人家“喂招”的喜剧，大多发生在临近傍晚的操场上，此时的学生肯定不会像在课堂上那样手下留情，结果———胡老师均遭败绩！

不过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胡老师虽说是屡战屡败，却是愈挫愈奋！从来都是毫无惧色的发起挑战然后直至失败。大家都说他是“倒驴不倒架”。我猜他内心深处实在是渴望用一次胜利来证明“胡大马棒”的匪号绝非浪得虚名。从此以后，我们这些羸弱的懦弱的胆小怕事的没什么担当的学生就算是解放了：胡老师的注意力早已远离我们而去（真是爷们儿！纯爷们儿！专找强人比划！）。

在我上高二的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如果做一个统计：一年当中发生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最多的年份。那一年肯定高居榜首！随着这些事件的不断发生，大家好像很快的成熟起来：没人再和“司令”叫板了；课间的嬉笑打闹越来越少，代之而来的是要好同学躲在一边的窃窃私语；课也上不下去了；校园里开始有点无法无天。“猴蹬”频繁而热情的让我们分享着他的“情报”：六班的某某同学因为四月初的某一天居然在天安门广场排徊过而被“局子”带去讯问了一番；七班的某某同学和高一的某某在玉米地里“野合”，被农民伯伯当场生擒；九班的某某同学做了人工流产后已经痊愈，但正在考虑退学云云；五班的某某同学已经进了少管所，因为他竟然溜进某工厂一口气盗出了几百公斤黄铜………等等。此时的我们距离“插队”也越来越近，人心惶惶。

我也变了，开始自暴自弃，玩世不恭。许多课程自动的予以放弃———只要我认为老师授课水平不够高。面对所有的考试，我答卷的认真程度完全取决于老师们的教学水平。有一句俗话叫“看人下菜碟”，我则是“视教师水平而答卷”。说来好笑，这时的老师们像是急于获得贷款的创业者，而我则是财大气粗的银行家，我的答卷就像发放贷款的支票———金额的大小要看借贷方的信誉及投资方向。这样的说法对于老师们太过不敬，应该打自己的耳光。但的确符合我当时的那种感觉。我愿意在这里诚恳的向那些教过我的老师们道歉，请求他们原谅我。

许多老师开始对我表示失望：教音乐的白老师（几年前，我们的早已毕业的师兄们送给他一个绰号：白翻译官）见到我就翻白眼；数学老师对我总是一副“怒其不争”的表情；语文老师每次发还作文时，总不忘当众指责我的文笔过于拙劣（这可不能怪我，一天到晚的去写什么“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充分认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等等，每个人都在抄报纸，谁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我还能不“拙劣”么？再说，就算我写的好，您老人家难道还打算把我送到那个化名“梁效”的写作班子去吗？）；历史老师也很不满，但她没说什么，因为我们之间有个秘密。我还在犹豫是否写出来……..还是不写了吧！

当然不是所有的课程统统放弃，比如物理和化学，我就不敢造次。因为化学老师不光教的好（他们夫妇二人是公认的教学圣手），而且是从我大姐二姐一直教到我。他们的女儿（一位乒乓球高手）还是我大姐的闺中密友。物理老师呢，人品极好，极聪明，课讲得好不说，什么绘画、小提琴、电器等等无所不通。加上他的夫人是家母的要好的同事，所以这两门课我还是比较认真的（后来在高考中大占便宜。几位老师，学生在这里深深的鞠躬了！）。

不仅如此，我这时已经开始有了“犯罪倾向”。为了能搜罗到更多的书，我制订了一个绝密的盗书计划。目标是家母当年所在的学校图书馆。第一步当然是踩点儿———通过一位同学（他的父母在“文革”中没出什么事且与图书馆工作人员关系较好）把我领进图书馆，以借杂志（航空知识一类）为名实施侦察。终于被我发现，在书库角落的一个巨大的木箱子里，居然存放着二百余本“封、资、修”的小说（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我瞥了一眼就发现，放在最上面的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与黑》和《跳入水中》）！太诱人了！那么第二步就是配置钥匙：乘人不备，我用一块柔软的肥皂拓成了钥匙模子（并及时的擦干净了人家的钥匙），回家配制了钥匙。第三步自然就是勘察来去路线和备用的逃跑路线以及准备面罩、绳梯、口袋和包着黑布的小手电筒等等。最后就等着“月黑风高”了。我打算利用暑假的某个没有月光的后半夜动手。所以，暑假一到，我天天收听天气预报。等待着那个令人窒息而又兴奋的时刻的到来。

就在我准备实施“盗书”计划时（唯一的理论根据就是孔乙己的“窃书怎能算偷？”那千古不变的真理），可怕的自然灾害降临了———唐山大地震！据后来报道说有二十四万人丧生（我想不止这个数）！我们这里所有的家庭都开始搭建防震棚，一时之间只要是有个空地儿，就一定有那些各式各样的，千奇百怪的窝棚。图书馆周边也不例外———我的转运赃物的“胡志明小路”以及备用的逃跑线路都被这些窝棚所盘踞。没办法，计划暂时取消了。

过了不久，更令人震惊的、一件影响全中国的社会现状以及未来的事情发生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了！这些事情不必多说，大家都知道。而我的盗窃计划则只能处于“未遂”状态了，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段，任何小小的违法都可能收获及其严厉的惩罚。

再后来，那就是一场巨大的、突如其来的、旷日持久的狂喜把我们彻底淹没了！有四个人从不可一世的豪强变成了阶下囚！余生也晚，那时还属少不更事。但是单凭直觉，我就可以想象得到今后的很多变化：母亲就要从山沟里回来和我们团聚了，再也不用忍受那种撕心裂肺的牵挂；先父生前与身后被罗织的种种罪名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洗刷得干干净净！居委会的那帮黑了心的老娘儿们再也不敢随意跑来像训斥牲口那样训斥我们了…….。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大概体会不到我当时的感受———我从生下来到现在，真正意义上的狂喜只有两次，第二次是在知青宿舍的院子门口，接过公社秘书送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不过第一次狂喜较之于第二次要悠长的多，也震憾得多。

中学生活就要结束，距离元旦还有不到20天，在我们从“司令”手中接过毕业证的第二天，我们班有一半以上的人也包括我又接过了印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烫金大字的“光荣证书”。虽然我们是中国最后一批插队知识青年（同时也是最缺乏理想抱负，最缺乏团队精神，最缺乏道德意识的一群———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但程序还是和以前一样一样的：戴着红花，坐着汽车，接受着家乡人民的夹道欢送（当时被我们戏称为“游街”）。然后带着些许郁闷奔向了“广阔天地”。从此，我永远的告别了班主任们对我的关爱、责骂、约束…...等等等等。

与“与班主任有关的一些记忆碎片”发贴过程有关的一些感受碎片

“与班主任有关的一些记忆碎片”终于全部发完。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是处于不停的后悔之中：“某一章节应该这样或那样处理应该会顺畅一些；某些事情很有趣应该出现在文中却又忘记写；适当减少一些人物也许能避免拖沓的弊端….等等”(说不定明天我又会为今天的这篇而后悔，然后再发一个“与“与“与班主任有关的一些记忆碎片”发贴过程有关的一些感受碎片”紧急勘误有关的一些啥啥碎片”的帖子)。但是太晚了，傻姑爷已经被丈母娘看了个底儿掉！

这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的某些经历变成文字并公之于众，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发原创帖子，甚至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动手写较长篇幅的文章。说老实话，真累（因为我太笨，所以就太累！）！要不是我的一位朋友在身后残酷的督战，这篇文字肯定会以一个提纲的形态永远躺在硬盘的某个角落且肢体不全。这位朋友是一位小学校长，一年前我很偶然的造访他的学校，目睹了他和他的男女同事与孩子们之间那种令人感动的交流。感慨之余，我随口给他讲了几个我在小学、初中读书时发生的段子，他建议我把这些经历写下来交给他，他很愿意将两个不同时代的教育状况进行一些比较。当时他正在请我吃一种卤制的特色菜（绝对美味！），一起大口喝着当地出产的冰镇啤酒。在酒精的作用下，我居然糊里糊涂的答应了他（腐败害死人哪，同志们！）。就在那一刻起我变成了杨白劳。

在“讨债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时候，我甚至不敢接听他的电话（阴魂不散死缠滥打是他的看家武功）。当时我手里只有一个几百字的提纲（写完提纲俺就把主要精力放在打球和钓鱼上了），的确无法交差。食言而肥又实在太过丢人。半个月前随着他变化多端令人防不胜防的“逼债”攻势达到顶峰（他家祖上有没有放过高利贷的先辈？回头我得查查），我被迫硬着头皮踏上了布满荆棘的码字之路。花费了整整一个双休日，总算写完了我和翟老师很想说的故事以及我和麻子完全可以不说的故事。可是当我回过头来“拜读”自己的“大作”时，面对着显示器我既沮丧又羞愧：通篇杂乱无章不知所云真的是不忍卒睹。我打算忍痛割爱那本美国《读者文摘》编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录》用以偿还债务———他对这本书觊觎已久———别说是一本书，当时绝望的我把外甥送去抵债的心都有！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他在电话的那一端用债权人最后通牒般的口吻坚定的说：“俺不需要长工（谁说给您当长工了？难道不能当个上门女婿么？！），俺也不要你的外甥，俺就要你写的东西！”。您说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

面对着渐渐逼近的世界末日，我开始暗自盘算：耍赖不写了？那就是个死啊！继续写？生不如死！最后，校长朋友在电话那端一边不怀好意的奸笑，一边为我出了一个主意：想活下去吗？破釜沉舟是最好的办法！把已经写完的那部分先给俺老老实实的发到论坛上（这分明是强迫我在他的“贼船”上忍辱负重找一份打杂的工作苟且偷生。然后靠着强烈的对自由的渴望以及求生本能让我奋然而起，保住这条老命回到过去）！我无奈之余，签下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那么发到哪里好呢？当然是非西西河莫属！我在西西河潜水也有很长时间了，和很多朋友一样，也是因为一路追寻萨苏先生的“蓝天轶事”而掉入河中不能自拔（每次看到某位河友谈起与我差不多的“投河”经历，我都忍不住会想起某年春晚用电影片名作对联的相声中冯巩那低沉、诡异的声音：“熊——迹！”）。可以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中文论坛！这话绝非献媚之言。这里的宽容，文明，高雅，睿智，真诚，理智，幽默、鼓励探讨拒绝谩骂只坑儒不焚书等等等等，都让我有一种与组织失散多年的地下工作者某天醒来突然发现原本单线联系的上级老领导笑眯眯的站在面前的感觉。于是乎我以类似做贼心虚的胆怯加上“风萧……死刑犯一去兮不复还”般的悲壮合二而一的复杂心态，先把翟老师贴到了“文化百家”。

随后我又很耐心的修理了“麻子”，并立即（再晚点儿就没有勇气贴了）续了上去————身后栈道的最后一块木板也拆掉了！从此码字速度真的快了许多。虽说文字还是那么笨拙，语法错误和错白字还是层出不穷，标点符号还是胡乱使用，但已经没有了备受煎熬的感觉（认命了）。山村中学的那部分居然用了不到四天就基本完成了。

无论河友们怎样评价这些枯涩的，混乱的文字，对于我来说，那都像是王老师在发还我的物理试卷之前的讲评。能够在西西河留下“案底”或者叫“前科”，是我的荣幸，那种感觉就和大多数旅游者见到美妙风景后总是迫不及待地要把照相机交给别人请他把自己和那风景一同装入镜头的心情是一样的。

西西河，很像我小时候曾光着小屁股游泳的那条河———清澈而安详。这是我在某一天深夜忽然间产生的一种感觉。

谢谢诸位河友！俺这里鞠躬了！

谢谢铁手大人！很想请您喝杯酒———您辛苦了！

恭喜：你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献给班主任，确切地说，献给风尘仆仆的班主任们，你的，我的，每个人的班主任。

怀念远去的岁月，年少不经事的过去。

谢谢老兄。

这么说起来，要多谢你的那位黄债主了。

我从小也有这个嗜好，老妈就念叨“学林彪索？也喜欢看地图”……从此俺对林副主席总存了点好感

你的文字鲜明活泼，流畅风趣让人读来手不释键（捏住鼠标一直看）。最起码也是西西大河里面一串璀璨滴浪花啊。祝愿老兄就此人品爆发，多多兴风作浪吧。o(∩_∩)o...哈哈